◎柳迎春

　　再遇巴赫金

　　◎柳迎春

　　文化研究，特指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和后殖民主义理论思潮逐步衰落之后，崛起的一股文化理论思潮和学者们普遍关注的一种跨学科跨文化的学术话语。巴赫金作为当代具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它的文化研究以及关于小说若干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给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的大门。

一、关于语言的背景。

如人所说，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外在形式的主要显现，就是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整体风格。而风格的主要表现手段就是语言。语言是小说的灵魂，人的思想可以借助于语言来表达，小说中尤为如此。我们不能把语言仅仅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文字体系，而“应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它所活动的一切方面，它的一切成素，从声音形象直至为抽象的意义层次都是社会性的。”

　　语言是社会的，巴赫金尤其强调小说的这一点。在他看来，长篇小说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多语系杂语体和多声部的现象。世界上有多个民族，语言自然也有多种，就是在统一的民族内部分解成各种社会方言各种流派的语言，各类集团的表达习惯，各种文体的语言和一时摩登的语言，一日甚至一时的政治语言，这一切的分野，就是小说存在的前提条件。小说家作为一个社会的人，他所要表达的以及表达的工具都无法脱离社会。这样我们就不能把小说堪称是一种单纯的语言，它是融入了杂语的。一个成功的小说家，不仅要熟练地运用当代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要熟练地把前代的、异国的、异域的语言综合起来考虑和使用。在这方面，西方可以以拉伯雷为例，在当代中国则要以王小波为例，如，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有引用英语的，“李靖住在downtown，无双会经常参加party”；有把现在的语言用来描述过去的食物，“把老妓女成为‘老蜜’”；有引用其他学科知识的，哲学上的“罗素比悖论”、数学上的“麦克劳伦级数”；有讽喻性的比喻，用儿童牙膏来形容燕子粪的形态……

二、关于话语内在的对话性

在小说的内部，语言是对话性的，尽管有时也会以冲突的形式出现于读者的面前。长篇小说话语对话性也是巴赫金小说理论的一个重点。对话是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沟通、联系和交流的状态。“在对话中追寻灵魂启示的光辉，从他人的声音里聆听人类救赎的可能性”，这是巴赫金诗学的深层意蕴，也使他在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一方面延续了俄罗斯文化中深邃救援的流亡精神，另一方面汇入了西方一脉以‘他人’为最高关怀、以启示为思想命脉的精神方向。

　　小说中的叙述角度不仅有主人公，而且还有故事的叙述者，另外还有显性的说话人。最后一个经常以第一人称的视点出现。小说的主人公是事件的参与者，它在作品中多数情况下对自己的处境一无所知，完全是跟着作者的思路延续。故事的叙述者，多数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出现，它知道事件的整个过程，也是时间的重要参与者。他们都是作者意识的传达者，服从的目的只有一个——表情达意。“以第一人称的试点叙述故事，可以使作者十分自然地进入主人公的内心深处，并用意识流或者其他方式将他最隐秘的思想公布于众。第三人称是一种更为自然且运用更为广泛的叙述方式，大多说小说家认为这种叙述方式实际上可赋予它们无所不知的特权。”这样，在对话理论的背景下，小说中不再只有作家一个人的声音，而是每一个人物的声音都是参与其中的，形成了一种多声部的小说。巴赫金“复调式的小说”较其他艺术形式具有更多的想象力和迷幻的特色，它让人理解的是永恒。巴赫金重点讲述了拉伯雷小说中的时空体，并对渗透于其中的各种毗邻的关心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如果将这种语言每在对话性发展到极致，就会产生出这样一种结果：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形成一种特殊的时空体。这是随着叙述角度的变化而变化的。这就是思维的革命吧。

三、颇具特色的审丑形象

现代人的生存追求唯美，唯美可以指一种感受能力、一种人生哲学和艺术哲学。而与此相对丑角，绝不仅仅是丑的表现，它更是本质美的一种体现。巴赫金对这一类型向的忠实，给我们敲响了理论研究的一个警钟：文化研究的范围和方式需要改革，需要一次彻底的思维革命；我们必须具有一种深度的精神，有一种内在的灵魂律动。因为这些丑角的身上有一种本真的表现，他们在小说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尘埃落定》中二少爷的那种又傻又聪明的智慧；王小波作品中，“王二”这个不时插进作品中的特殊人物，他的困惑、执着、他的聪明，让接受者在捧腹大笑中流出让人心酸的泪水。

　　巴赫金的小说理论研究在今天仍具有很高的价值，对于他的评价不能仅仅局限于外在的形式，更要的应该注意他的内在的抽象的内容。多角度的叙述，即在狂欢化北京下的叙述似乎更有说服力和发展潜力；对于审丑的重新认识，会促进文化艺术的新的革命。在今天文化价值消解的情况下，文化研究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十二中 10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