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高峰

　　简论封建社会孝道思想批判与继承

　　◎张高峰

　　孝道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准则，既是对亲子、君臣等关系的规范，也体现了人生伦理行为的价值取向。它既是人们最基本的行为规范，也是涉及面极广、功能性极强的道德实践。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精华部分，也有糟粕的一方面。本文从孝道的起源入手，分析各个时间阶段孝道的具体内容，探析宋元明清时期“愚孝”思想产生的原因并对其进行批判，最后分析传统孝道思想对当代的价值，望能对封建传统孝道的研究带来一定的价值。

一、孝道的产生及其发展

在生产力水平相对低下的氏族部落时期，为获得生存，人们除去祈求天地诸神的保佑外，就是仰仗年老的人的生活经验与阅历，于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尊老，敬老的思想，这是“孝”思想产生的社会基础。在我国，宗庙中举行祭祀之礼，据文献记载始于虞舜时期。这种上承祖先、下继子孙的希冀，将生者与逝者结合起来，同样也是“孝”观念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夏商周时期，严格意义上的孝道还没有产生，“孝”主要表现在对祖先的崇拜。西周时期，宗法制度的诞生，同样使得“孝”观念的产生成为必然。春秋时期，“孝”思想在孔子那里发生了质的飞跃。在《论语》《礼记》中，孔子多次提到“孝”，并认为“孝”是有层次之分的，将子女对父母的“孝”分为“养亲”、“敬亲”、“安亲”与“终身孝”四个层次。并且，孔子将面向家庭的“孝”扩大到具有社会意义的“孝悌”与“尊老”上，并最终扩大到从政以忠、为国为民上。汉初期，儒家将“孝”的思想进一步拓展，《孝经》对“孝”的规定更为系统化理论化，并把“孝”抬升到天经地义的高度。汉代虽在初期以黄老思想治国，但高祖、惠帝等都大力弘扬孝道。到了文帝时期，董仲舒借《易传》中天尊地卑、阳尊阴卑的理论，将家庭伦理与国家政治结合在一起，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纲常规范，从而将“孝”纳入到“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纲目中。“孝”已不再是单纯的孔子所提出的亲情范畴，而是成为政治统治工具。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传统的儒、道与外来佛教之间的矛盾与融合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主要特征，儒家独尊的地位得到了明显削弱，但从总体上来看，“以孝治天下”仍是统治者采用的基本策略。隋唐时期，由于统治阶级获得统治地位的手段并不那么“光鲜”，例如隋炀帝弑父，唐帝李世民、李亨皆属于不孝之子。因而在这一时期，统治阶级大都不重孝道。总而言之，隋唐时期的孝道彻底抹去了血缘亲情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得儒家更加明显地向“虚伪性”方向发展。与此同时在民间，孝道的极端化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已经与孔老夫子所提倡的“孝”思想产生偏离，孝道正向着“愚孝”方向畸形发展。

二、“愚孝”思想及其批判

晋之后，儒释道三教之间由斗争逐渐走向融合。自隋唐时期，孝道已经有向“愚孝”方面转化的趋势，此时的孝道正向着“愚孝”方向畸形发展。到了宋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儒学运动—宋明理学应运而生。宋明理学认为自然法则就是“天理”，二程将孝道提升为普世性美德，认为孝道是常理，是天道、天理，不会因为世事的变化而变化。同样，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君臣有君臣之理，父子有父子之理”，认为先有父子之间的“理”，再有父子之间的关系，而父子之间的“理”就是“孝”。宋元明清时期，统治阶级为维护统治，强化鼓吹“君权”、“父权”，强调绝对的服从。因此，加强孝道的教化成为统治者统治的手段之一。在政府的大力倡导和极端教化下，民间上演了许许多多“父要子亡，子不得不忘”的悲惨故事。许多子女割股、挖乳、掏肝，甚至丢掉性命的“愚孝”行为愈演愈烈，完全丧失了人性。在当时，这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思，反而争相模仿。

　　元代，郭居敬辑录的《二十四孝》是传统孝道向“愚孝”方向演进的“经典”之作。《二十四孝》中不乏因孝感动天地，对父母尽孝尽爱的感人事迹，但从总体来看，其宣扬的还是“愚孝”思想。《二十四孝》对历史人物与事迹的过分夸张描写，从表面上看是宣扬孝道，实则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钳制人民大众的思想，保证对上层统治者的绝对忠心，其封建糟粕本质暴露无疑。

　　进入近代社会后，伴随着列强的坚船利炮，资产阶级文化与我国传统思想文化产生碰撞，伴随着近代史上的“西学东渐”浪潮，中国传统孝道思想也开始式微。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对传统伦理道德思想进行了批判，尤其对“三纲五常”进行了激烈的抨击。20世纪初期，民主主义者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更为猛烈的批判，将矛头对准封建家庭伦理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五四运动时期，思想家们提出了“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的口号，他们对封建家庭伦理的批判与论证，都大大超过了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时期。思想家们认为，“孝”的本意是对父母的敬养，而自宋元以后，由于对二十四孝的推崇，使得本来简单的孝行变得复杂起来，从此一般人都不敢再有做孝子的奢望了。鲁迅先生曾说过，自从他知道了“郭巨埋儿”故事后，不但自己不敢再去做孝子，同样也害怕其父去做孝子。如果父亲真的做了孝子，那么首先埋的就是自己。因此，他说：“从此我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妨碍的人”。

三、孝道思想在当代的价值

在当今社会，赡养父母仍是孝的基本内涵，也是履行其他孝行的前提和基础。“事父母，能竭其力，”就是要求子能竭尽全力去满足父母的生活要求，使父母得以饱暖。然而，现代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把赡养父母看作是一种法律责任而不是一种义务，缺少发自内心的尊敬、理解与关爱。就我国目前实际情况来看，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老年人需要的不再是物质上的赡养，而是精神方面的赡养与慰藉。从这个意义来讲，弘扬孝道文化的精华，提倡子女对父母的赡养，对改变目前一些不良现象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从这句话中可以体现出侍养双亲并不仅仅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而是对待双亲的态度：“色难。”“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只有做到敬爱父母，在精神上安慰父母，才是对他们最大的抚慰。当今社会，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与生活压力的加大，子女越来越没有时间和父母生活在一起，而随着父母年龄的加大，交际范围日益窄小，人际互动也越来越少，从而较容易引发情感危机，甚至由此产生心理、身体疾病。因而只有发自内心的敬重双亲，多与父母沟通交流，才能真正将“敬亲”落到实处。

　　“一朝之岔，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就是强调子女不要因为一时的气愤，忘掉了自己，甚至连累了父母，也就是说，子女要让自己远离危险，不要让父母担心，更不要祸及父母。“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父母在世的时候，子女尽量不要外出，即使迫不得已外出，也要有个安定的住所，让父母安心。对父母的孝顺，不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从其生到其死都要孝敬双亲，将孝心贯彻执行于始终。“立世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要求子女在立言、立德、立功上做出贡献，以扬名显亲，光宗耀祖，这是最高的“孝”。在现代社会，子女“扬名于后世”同样会使父母“有面子”，会让父母感受到，自己的辛勤培育终于得到了收获，父母内心得到安慰，并且光耀门庭，认为自己的培育是有意义的，不是徒劳无功的。因而，“终身孝”思想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对子女而言，仍有一定的鞭策激励作用。

　　作者单位：河北经贸大学 050061

　　张高峰（1993-），男族，汉，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应用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