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贤

　　文学咖啡馆

　　祭马嘶文

　　杨永贤

　　惊悉马嘶逝世的消息，是在他已远去一个多月以后。从去年冬天我就计划等春暖花开了去看看他。我们又有三四年没见面了，但每年都通几次电话。最后一次通话是在去年春夏之间，我问他还写东西吗。他答还写，而他女儿却在一旁大声说：“写啥呀，写不了了。”当时我还想：“他这不好好的吗，怎么说写不了了。”所以，我根本没担心他在近期会有什么危险。

　　自从得到这个噩耗后，我的脑子里便不时出现他那矮胖胖的体型、满脸的憨厚、文人的雅气、学者的气度。说话不急不缓，滔滔不断等等影像。

　　每逢我们俩交谈时，他不如我的语速快，常常是让他插不上嘴，他只好见缝插针，趁机把话茬儿抢了过去。前几年有一次我下午三点去他家送一本新出版的书。坐定后我说：“你注意掐时间，六点我就走，回家吃饭。”他以一笑算作回答。我们俩面对面坐着，很快拉开了话匣子。说了些什么记不清了，但离不开他极爱提及的一些文人逸事和各自写作中的一些书外话。说起写作，我根本没资格与他相提并论，若把他比作作家群里的一棵大树，我充其量是一个小树杈。但他从不轻视我这个小树杈，总是以平等的姿态、热烈的表情，亲切的口吻谈这谈那。当天，我们俩谈着谈着，他忘了掐时间，我抬头看看窗外黑乎乎的，说道：“几点了？”他看了看表说：“九点多了。”我急扯白脸说：“你咋不提醒我呀，超计划三个多小时了。”说完，起身回家。

　　回想起我与这位“两栖文人”的相识，还真有点戏剧性。

　　大概是新世纪的第一年，《唐山文学》发表了一篇我的纪念父亲杨向奎的文章。刊出不久，恰逢马嘶从保定回到女儿家。一日，他去文联，看到了那期《唐山文学》，翻阅了我的文章。他很吃惊，杨永贤竟是杨向奎的女儿（1980年代初他在《冀东文艺》编辑部时，我曾在那个刊物发表过散文，他记下了我的名字），便问在场的人谁认识杨永贤，一位姓刘的女同志说她认识，并依他的要求立刻拨通了我的电话。他邀我见面，我很快去了他家。因为我早就知道他的大名，听说过他曾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材生，见面之前不免有些犯怵。但见了以后，他那朴素的衣着，平实的待人态度，使我很快平静下来。按他所嘱我带去了处女作《女人韵歌》。当他翻看作者简介时，看到我曾在浭阳女中读过书，便问我：“你在浭阳中学读过书？”我答：“我是1946年考入北平志成女中的，二年级转学到浭阳女中。”他说：“那就是1947年了，你记不记得那年冬初季节，有个河北省督学给全体学生讲话？”我摇头。这时，他可能怀疑我在浭阳女中的真实性，便进一步说：“当时他不是以督学身份，是以作家的口吻讲文学创作的。”这下，我记起来了，忙答：“记得，记得。我还看过他写的小说《青青河畔草》，他叫李紫尼。”他听了这几句话后，笑答：“对，对。他还写过一本小说《三月江城》。”接着又问：“你还记得他讲《青青河畔草》的一些细节吗？”我说：“只记得他讲的一段话是：一个寒冷的冬天，老太太搂着小孙子讲故事。室内的火炉正旺，上面的水壶滋滋冒着热气。气氛特别温馨。”他接着说：“你丢了一点，老太太身旁还卧着一只老花猫。”

　　就这样，我们俩像地下工作者接头对暗号似的，确认了初中是同学。后来我说：“李紫尼的讲话，为我奠定了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块基石。”他说：“我也是。一次讲演，影响了两个少年的一生。”

　　同学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为纯洁、朴实、无忌、历久弥新的关系。因之，我们以后的交往就简单而实在多了。他赠我新著，我回馈他拙作。最近，我把他赠我的书全都找了出来，一共十二部，堆起来厚厚的一摞。我望着它默默地想：书还在，写书的人却远去了，不由得热泪横流。

　　马嘶是1953年以第一志愿被北大中文系录取的。当年有“诗的北大”、“散文清华”之说，许多立志文学的高中毕业生，都以考取北大为最高追求。那一年全国共招收大学生五万人，北大中文系只招六十多人。这六十多人来自全国各地，而诺大的河北只有他一个人走进了燕园、走进了这所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有机会聆听“五四”以来著名文人学者的讲授，如王力、吴祖湘、周一良、邓广铭、金克木、张中行、周祖谟、林庚、魏建功、季羡林、何其芳、冯志等等一代名流。他拜见过文学巨匠冰心，并向她请教如何写儿童文学。不用读书，就只能够一睹这些人的不凡风采，听一听他们的南腔北调，就是一种诗韵的浸染、文学的征召。况且，马嘶又是一个聪明睿智、刻苦勤奋的文学青年。

　　当年的马嘶，曾是北大著名社团“诗社”的重要成员和负责人，发表在《北大诗刊》的诗作，得到了师友们的称赞。他的诗文才华崭露头角，为他以后撰著多部文化巨著奠定了基础。

　　我认为，马嘶的才智，不在于他拥有的中文知识和文学藏量，而是他长年累月精准细致地追寻、搜集、梳理和撰写那些极具珍藏价值的、中国国学界名流的生活状况和学术成果。已经先后出版的《燕园师友记》《学人往事》《1937年的中国知时界》《百年冷暖——廿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往事堪回首》等，无一不是如此。就连他为某个人的专著，如《一代宗师魏建功》《林庚评传》也不外呼我之浅见。而他这些独具特色的著作，又都具有浓重的文学色彩。每一篇每一部都如小说般引人入胜。正因为如此，才有许多人称他为“学者型作家”或“作家型学者”，即“两栖文人”。这种称呼对于马嘶，实在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他写的都是别人的往事，因为积淀深厚，所以耳熟能详，如数家珍，不急不缓，娓娓动听。深邃处，难以触底，浅显者，稚童可读。他人性敦厚而笔锋犀利，爱憎分明，褒贬有度。他写的东西，文字严谨，却不乏活泼，这从他著作的篇首语和所题目录中，开卷即可看出。如《负笈燕园》一书签名页的背面就写着：

　　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

　　一段值得回望的人生

　　一段荣辱悲欢的岁月

　　这三句话不仅完整地折射出，他四年求学北大的心路历程，还包含着史诗般的意境。还有《学人往事》一书的目录，他竟采用了古典章回小说目录的题写模式和律诗的对仗规则，让人看了（至少是我）大有别开生面之感。例如：周树人下榻藤花馆，钱玄同编辑《新青年》；红楼二将留学出洋，哈佛三杰欧游回国。

　　由此可以看出，这位“两栖文人”，对汉文字的驾轻就熟和用起来的得心应手。

　　马嘶不该走，他还有很多东西应当成文成书。譬如一条将眠的蚕，尚有许多未尽的丝。但他走了，唐山文坛失去了一颗璀璨的明星，我则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哀哉，痛哉！马嘶，你若天国有知，可曾看到，我曾为你泪湿青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