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善军

　　铁

　　耿善军

　　家里曾经有一些铁，不，应该说是铁制的农具，大大小小、长长短短，摆放在门坊过道的墙边。

　　在墙上的石头缝里，楔了几根木撅子，上面除了挂着一长辫大蒜，几串红红的辣椒，还挂着几把镰刀，弯弯的像月芽儿。再加上搂耙，铁锨，竹扫帚，满满地占据了一间不怎么宽敞的过道，拥拥挤挤的就像老老少少的一户人家。

　　初春或者初秋，要收集起来检查一下，找出磨损得秃了苗刃的镢头，退去木把，去乡集上的红炉上重新添钢，溅火锻造。

　　姊妹兄弟排行，大哥是最壮的劳力，承担起家里最沉的力气活。那把板镢头刃长肉厚，理应归大哥使用。姊妹兄弟里，大哥个子最高，在一堆的农具里，大哥用的镢头木把也最长。有一个上手的份量，再加上有一个合适的长度，一把镢头在大哥的手里施展的呼呼生风……

　　红炉是很洋气的称呼，方言里的红炉师傅被称作铁匠。

　　屋漏趁天晴，耪锄磨镰不旷工。

　　在集市的一角，有煤炭的烟味飘过来，这是铁匠师傅早早地点火生炉，叮当当当，生意开张了。

　　大一些的乡集上红炉会有两家，小一点的乡集就只一家。四里八下的庄稼人会早早地送来长长短短用秃了的镢头，那个有点驼背的干瘦老铁匠停了叮叮当当的小锤，用一把长钳子夹着的镢头苗重新插进炭火里；抡大锤的伙计放下大锤，用肩上的毛巾擦一把额上的汗水，在旁边的炭匣子里铲起两铲洒了水的烟煤焙在火炉里，接着拉起了风箱，呼哒呼哒。一股水气和着一股子浓烟升起来，而炭火苗似乎是憋了许久的样子，腾地一下蹿起老高……老铁匠解下腰里的皮围裙，从后腰带上抽下烟锅，摁满土烟末，随手拾起一根树枝，在红炉的火里点着，又把烟锅点上，深深地吸一口，一口浓烟接着呼出，就像那炭火刚起，似乎也是憋了很久的样子。

　　然后，老铁匠朝向旁边看呆了的庄稼汉问：大钢还是小钢？

　　我的村子里也有一户铁匠，一个有着兔子豁唇的铁匠。

　　据说，打铁的都有一双钳子般的手，这是因为握着铁锤千锤百炼的结果，也没人敢欺负打铁的，你要是被他抓住，一把就能把你的骨头攥碎了！

　　趁着农闲，这家铁匠就在村子里的学校院前摆弄开家伙什儿。五、六把长长短短的火钳一溜布开，铁砧子坐在高高的木头墩子上，旁边是盛着溅火的清水扁扁拉拉的铁皮脸盆……学校的位置是在村子的中心，放电影的，耍猴戏的，有时还来一位外乡的货郎，还有剃头的匠子；等剃头匠把一块看不清底色的布块从前面围起你的脖颈，左手便按住你的脑袋，右手在你眼前晃着锋利的剃刀，也问上一句：大？还是小？

　　小时候五分钱剃一个头，不分老少年幼。

　　我是不稀罕了那打铁的叮当声，除了好奇着老铁匠是怎样用豁了的嘴唇怎么才叼的住那杆长烟锅，更关心的是，要钢好的镢头最后的那块月芽儿般被凿下来的封口铁。当然，我只在远远地看，不让他看出来我观察他如何抽烟的心思——恐惧着自己细胳膊细腿，惹恼了经不起他能攥碎骨头的手。

　　眼看着蹦起来小铁块落在了旁边的地上，我和伙伴们一齐去抢，抓在手里，手立刻被烫熟了一溜，疼得好几天睡不好觉。

　　有了抢来的那块铁，把它磨尖了头，除了装在褂子兜里随时掏出来显摆，还可以挖野菜，可以抠墙根缝里的蚂蚁窝，可以在课桌的面上刻上我的名字，还可以在上学路上的一块大石头上刻：谁再罚我站谁是小狗！

　　我看不惯王二蛋老拽班里女同学的辫子，可我打不过他，这回我也一起刻在石头上：王二蛋也是小狗。

　　有一天放学的时候，我打算再去村里铁匠的炉旁，再豁上一次手被烫去抢一块铁来，可是远远地望见，那个豁唇的铁匠被人们架上车子推走了——后来听说，他的一只眼睛被蹦起来的封口铁烫瞎了！

　　我的那块磨尖了头的铁就装在褂子兜里，伸手就能摸着，我打了一个激灵，立刻掏出来，使劲地扔进河里。放学的时候，走过那块大石头旁，找块石片刮去了那上面刻的字。

　　再一次见到村里那个铁匠的时候，他的左眼上蒙了一块椭圆的黑布，一根布条漫过头绑在脑袋后面，就像电影里叫做“独眼龙”的黑社会老大。不知道黑社会老大为何不装一只义眼，他们那么有钱，带着那么粗的金链子，应该不是付不起一只假眼的钱吧？后来才知道那是故意的不装，好显示他的手有多辣、心有多狠。而村子里的老铁匠的确是装不起一只义眼，后来他摘掉了那块黑布，一只眼睛的位置就在那里空空地窝窝着。

　　从此，我再也不忍心去瞅他如何把长烟锅从嘴唇的这边调弄到那边。从此，他不再打铁，剩下的一只眼睛瞄不准要钢的镢头哪边该厚，哪边该薄。

　　再后来的乡集上，也不见了那两家生着红炉的摊子。耕种有了机械，镢头和镰刀已经不再是开山垦荒和收割的主要家把式了。

　　在家的大门过道里，也不见了那一堆铁制的长长短短的“人家”，它们静静地消失在了时光的长河里。

　　我和哥哥，也不再一心想着怎么把地种好，荒了就让它们荒了吧，再怎么精耕细作也赚不了几个钱，于是抓一把土揣进怀里，远远的离开家，外出打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