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元

　　散文大观

　　父亲如山

　　杨立元

　　父亲走了！尽管我已经竭尽全力，但还是未能挽留住父亲的生命。父亲的生命力是十分顽强的，他倒在病塌上坚强的活了将近10年，在父亲去世的前一天，父亲的眼睛睁开时还是很有神的。在我和父亲的眼神的对接中我依然触摸到了他的心灵，感受到了他那坚强的意志。尽管前一段日子，母亲数次给我打电话说父亲病危，我也数次火速回到老家，父亲并没有离开我们。父亲是在用他生命仅存的一点能量和意志中的一息韧性在和死神拼争。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我要完成系里早已安排好的到外地学科考察的任务。我匆忙赶回家中，对父亲说：“爸，您要等我回来呀！”父亲用目光对我做了回答。这是我系要上精品课程，我们一行要去沈阳师范大学和长春师范院校去考察，我是推辞不得的。在考察期间，我一直担心父亲的病情，吃睡不安。还好，父亲在等着我，这是用他生命残存的一点精力在等着我。当父亲毕竟是已经熬干了心血的人，终于走了，享年80岁。我伏在父亲的灵床前，嚎啕大哭，不能自持。

　　从火化场回来，我把带有父亲余温骨灰袋紧紧地贴在胸前，再最后一次触摸他的身体，接受他给于我的最后的温情，感受他80年来生命中的坚强、正直和善良。在父亲下葬棺椁上我填完了最后一锹土，看着祖坟中又隆起的一个坟头，我泪流满面。我亲爱一生视为最伟大的父亲就这样走了，我永远在也见不到他了。尽管他病卧炕上近10年，我每个星期都要回家侍奉他，买上他一周内所吃得食品，但还是没有伺候够啊。从坟地回来，送别了亲友。我一身重孝回到家中。我们那里有个乡俗：即儿女从坟地回家后，要在烧香的碗里的沙土中插上一根筷子，在筷子的顶端沾纸钱，谁沾上就说明死者想谁。哥嫂与妹妹们都试过了，都没有沾上，而拿起纸钱往上一沾就粘上了，主持这个仪式的三妗子说，你爸爸想你呀！听罢，我的泪水顺着两腮往下流淌。我的父亲啊，我又何尝不想念您啊！

　　过了3天，料理完父亲丧后的事情。母亲看我疲惫不堪的样子，劝我回唐山好好歇歇。我看日渐衰老的母亲，想想母亲10年来在父亲病后，无微不至地侍候父亲，她是替我们尽孝啊！

　　回到唐山后，我一直想写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但只开了上面一个头，即此文的第一段，便再也写不下去了，每每提笔，便伤痛不已，写不下去。时间过去了10年多，在母亲也去世后，时至今日，我才续写完这篇文章，以悼念我的父亲。

　　那年，埋葬了父亲以后，回到唐山后，我时时思念父亲。有一天，父亲走进了我的梦境：我家的老房有三间，一般我回家都是住在东屋。我正要进东屋，父亲在门口拦住了我，不让我进屋。我眼见的在父亲的身前垒砌起一道青砖带白灰的墙，从父亲的脚下垒起，一会儿便到了胸口。我大声地喊父亲。父亲微笑着对我说，我屋里还缺一个电视。到这里，我便醒了。奇怪的是以前我做梦，从未留下一个完整的梦，醒后便忘记了。没有想到，这个梦里的情景我记得这样清楚。醒后，我把这个梦说个母亲听。母亲说，你爸那里缺一个电视。于是母亲让人扎了一个电视，在父亲的坟上烧了。

　　父亲是我最钦佩和敬仰的人，这种情感绝不仅仅是血缘关系，而是他是我人生的榜样和楷模，他所做的是我看得见、听得见的。可谓耳熏目染，言传身教。

　　父亲于1927年在长春出生。那时爷爷在东北开染坊，干得就是电视剧《大染坊》的那种营生。因为爷爷宽宏大度，扶危济困，在同行中有极好的口碑。于是，我们村里有些人便去投奔他，他一概收留，并周济他们，是他们安身立脚。在我长大记事后，村里一些得过爷爷周济的人常常向我说起爷爷对他们的好处。其中有一个肖姓的人，去长春时穷困潦倒，是爷爷的帮助使得他得活，于是他非要认爷爷做干爹（我们那里叫干老）。这个关系一直保存到现在，有红白喜事时还有来往。但可惜的是，爷爷在他40岁的年纪时因染重病与世长辞，只留下裹着小脚的奶奶、3岁的父亲和10多岁的二姑、1岁多的老姑。那时大姑已经嫁给了一个长春人。无奈，奶奶只得变卖家产，扶棺回到家乡。而大姑没有回来，多年以后，我哥哥与我表兄还想去长春寻找，我父亲叹了口气说，恐怕早已不在了。因为长春的姑父后来染上了抽白面的恶习，家道败落，不知去向了。奶奶母子3人回到家中，但没人照顾。奶奶用从长春带回来的大洋买了几亩薄地，可无力种地，只得托人种地，村里人看孤儿寡母好欺，干活也是敷衍。冬天打水竟用雪来做垄沟，雪一见水便化了，任意漫流，把地浇得像赖疮疤一样，干一块湿一块的。奶奶见罢，嚎啕大哭。但奶奶十分刚强，撵着小脚，自己坚强地带着儿女生活。从长春带来的钱很快便花光了，家境贫困，以致父亲早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在他十三四的时候，便去小镇的车站上去脚行下处干活。这是因为脚行头儿是家族中人，看父亲他们可怜，便让父亲去他那里谋生。父亲年纪小，扛不起大件，只能干点零碎活，给家里挣点小钱，以便生活。有一年天寒地冻，父亲穿得单薄，干完活，出了一身汗，西北风吹在身上像刀割一样，身子都冻了冰，只好躲在厕所里避避风寒，浑身冻得瑟瑟发抖。

　　在父亲16岁那年，便能扛得动大件了。后来父亲竟扛得动800斤，四个大粮食包。后来，我也曾扛过很长时间的脚行，也扛得动两个粮食包。据父亲说，脚行头能够扛得动1000斤，5个粮食包，可以说是神力。现在我们听了觉得实在不可深思，那时确实如此。

　　因为父亲能干，又老实厚道，博得了在唐坊车站当扳道工姥爷的青睐，经在唐坊桥（五道桥）的一个表姑的介绍，母亲便嫁给了我的父亲。婚后，二人相敬如宾。母亲是持家的好手，地里的活，炕上的活计均拿得起放得下，使得父亲能够安心的工作。那时父亲家里穷，母亲婚后不久，在生我那一年，姥爷因脑溢血就去世了，但家里还富裕，姥爷积攒了一些钱。母亲时常从娘家拿些钱补给家里。

　　父亲因工作勤奋，在建国之初，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几乎年年获得北京铁路局或天津铁路分局的奖状。他先是在唐坊车站工作，后又调到唐山车站，在上个世纪年代初，又回到了唐山车站，一直是一个扳道工。当年与他一起当扳道工，一起入党的工友，有的当了官，甚至是天津铁路分局的副局长。只是因为父亲没有文化而没能当官。但父亲的口碑极好，他的工友没有不说他好的。因为父亲工作业绩显著，有一次涨工资，父亲没有要，而有一次，父亲要了半级。记得有一次，父亲向我说起他没能像当年他的工友那样升官而有些愧疚。我对父亲说，不图父亲给我们留下家财和官职，能给我们好的名声就足够了。

　　父亲一直把我引为自豪，也确实我从小到大一直是品学兼优，这完全在于父亲的言传身教。我高中毕业后，一直想上大学，因为没有后门，只能靠自己拼搏。后来父亲听一位经常去车站的公社干部说，公社已决定我作为公社的后备干部重点培养。父亲很是高兴，叮嘱我如果真当了干部，要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我倒是不以为然，因为我对当乡镇干部不感兴趣。到了1975年，我被调到县委组织部当大下工作组组长，父亲把自己上下班骑得自行车给了我，把自己带了多年的手表摘给了我。要知道，这两样东西，是父亲的必用之物。没有了它们，父亲是多么的不方便。1976年地震后，我回到了家。听说父亲在地震的那天夜里正在家里歇班，发生地震后，拔腿便往车站跑。在去车站的路上，因为天黑，与人碰了个满脸穿花，鼻梁骨都撞坏了。父亲整整半个多月没有回家。此时家中有80多岁的姥姥和几个月的侄儿。震后，1个多月后，我带领抗震救灾的民工在唐坊车站上车去滦县与迁安交界处的大山里筛沙子。父亲默默地送我上车，我在大山里一干便是两年。直到我在恢复高考后才离开。父亲对我的爱是无言的，是入心的，是博大的，是无私的。

　　不久，父亲便退休了，为的是让哥哥接班。那时铁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子女可以顶工。于是开始了更为忙碌的地里的农活。母亲是农业户口，分得了几亩地。这都需要父亲去干，我有时也回家帮助父亲干活。父亲日渐衰老，但精神很好。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父母还帮助我照看孩子，以致到现在已经为人母的女儿对爷爷奶奶感情特别深厚。但天有不测风云，因为一次意外的打击，使得父亲不久便一病不起，再没有恢复过来。虽然我尽了力，母亲也照顾得非常精心，但父亲还是一天不如一天。每每看到父亲即将老去，我伤心不已。

　　父亲对自己的孙女十分疼爱，白天干活带到地里，早晚在家里悉心照料，是我和爱人能够安心工作。

　　父亲终于走了，但他的品行善行留给了我们。在清理父亲的遗物时，我把父亲那厚厚一叠荣誉证书保存下来，这是父亲的人生证明和写照啊！虽在现在这个年代，有很多荣誉是异化的，甚至是钱化的，但父亲那个时代确实货真价实的。愿我的一生中不要磨灭父亲的人生光辉，不要损伤父亲的光辉形象，当好他老人家的儿子，不负他一生之名声。

　　父亲去世后，我常常沉浸在对他的回忆中，回想父亲生前的一点一滴。每当我听到刘和刚唱的《父亲》，眼泪便无声地流了下来。这首歌，唱出了我与父亲那生死不能相隔的感情，唱出了我的肺腑心声：“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的甘甜有十分/您只尝了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女/我没有做够/央求您呀下辈子/还做我的父亲”。如果有来生，我还做您的儿子，您还做我的父亲！正是我们父子的生命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