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泽民

　　我做乡村放映员的那段往事

　　窦泽民

　　四十多个春秋，曾经淌过那段岁月的河流早已干涸，萦绕在我灵魂深处的那段往事，却依然在心底流淌，在梦中吟唱……

　　（一）

　　1975年初夏，一场大雨让小香河两岸变得郁郁葱葱，山花烂漫。

　　这一天，我就读的小香河公社中学毕业班传来一个喜讯，公社广播站和公社放映组要从本届毕业生中挑选一名广播员、一名放映员。基本条件是：家庭出身没问题，形象要好，有写作特长，有一定的文艺天赋。第一步，从三个毕业班一百五十名学生中筛选十名男生十名女生，我幸运地入围了。第二步，再从十组人中精选两男两女，我又过了关。四个同学中我最熟悉的人是高二（二）班的殷杏春。她是她们班的文娱委员，我是高二（一）班的文娱委员。学校开展文体活动我们都是组织者和参与者,我们那时候高中学期是两年。

　　在语文教研室，公社派来面试的两个同志，一个是广播站站长袁贺年，一个是后来成为我师傅的放映组长庄一珍。袁站长40岁左右的年龄，瘦削的身材，秃额角白头茬，戴个近视镜，左眼像是有残疾，总是侧着脸用右眼斜着看人。庄一珍，三十出头的样子，留着那个年月很少有人留的背头，说话字正腔圆，右手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左手夹着支香烟，问话时指指点点。庄一珍几乎不理会我们两位男同学，而是把目光都集中到殷杏春和另外一位女同学身上，上下打量，问这问那，搞得人家挺不自在，给我的感觉他不是来挑放映员而是挑广播员的。袁贺年在一旁老是插不上话去，有些不耐烦地说：“时候不早了，你还是问你该问的人吧。”

　　我趁着空挡灵机一动，眼睛盯着庄一珍说：“庄师傅，你还记得我吗？那一次到我们村放电影，你在我们家里号过饭呢。”他扭过头来，看了看我，很不悦，但又似乎想起了什么：“呃，呃，对，你不是河西头窦会计家的小豆子吗？”

　　我诚惶诚恐地说：“是的，是我！”

　　然后他打量了我几眼，说：“有什么才艺吗？展示一下。”

　　我说：“我会数来宝，行吗？”他“嗯”了一句。

　　于是，我斗胆数了一段当时很风靡的快板书《劫刑车》：

　　“华蓥山，巍峨耸立万丈多，

　　嘉陵江水，滚滚东流象开锅，

　　赤日炎炎如烈火，

　　路上的行人烧心窝。

　　突然间，黑云密布遮天日，

　　哗啦啦，一阵暴雨似个瓢泼。

　　霎时间，雨过天晴消了热，

　　长虹瑞彩照山河。

　　清风徐来吹人爽，

　　哎！有一乘滑杆下了山坡！”

　　也许是他认为这个段子太熟悉，也许是觉得我说的不够好，才数了几句，就被打住了。庄一珍又对我的另一位同学王二贵说：“你也展示一下。”

　　王二贵站得像木头桩子一样僵直，伸着个脖子公鸡似地清唱了一曲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

　　“穿——林——海，

　　跨——雪——原，

　　气冲——霄——霄——”

　　由于过分紧张，霄汉的“汉”被他卡在了喉咙里。

　　然后庄一珍没再说什么。

　　然后他们就走了。

　　三天后，校长杨树仁将我和殷杏春叫到他的办公室，先是用他那双肉乎乎的小眼睛看着我俩笑，好半天才告诉：“你们被公社录用了，学业期满，就去公社广播站和放映组报到。”随后，又嘱咐了一大堆如何如何的话。我当时就跟做梦似的，兴奋得简直要飘了起来。殷杏春脸上也泛起了红霞，一双大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泽。

　　这肯定算得上天大的喜事儿，当时国家还没有恢复高考，高中毕业生除了当兵就是回乡种地两条路可走。而今天这件事对我俩而言就等于没毕业就已经安排工作了，这种美事能让我们全校男女同学羡慕出鼻血来！

　　放学铃响后，我像个打了鸡血的兔子，一溜小跑，赶紧回家向父母去报喜。

　　公社中学设在东香河村的南山坡上，我的家在西香河村，当中隔着一条蜿蜒的小河。这条发源于燕山余脉的季节性河流，两岸一路青山，花果飘香倒映在河水里，小香河的名字也就由此而来。此时，正值雨季，河水涨了许多，河床满了，河上连接东西两个村子的是一座几十米长的漫水石桥。河水缓缓地从桥面上漫过。我站在桥头，高兴的双手合成喇叭，向凫在河里的鸭子“嗷嗷”几嗓子，那些鸭呀鹅呀张开翅膀“嘎嘎”地欢唱了起来。我母亲正在河对岸洗衣服，向我喊道：“臭小子--！你胡闹腾个啥？”

　　“妈--！”我躺着河水就像只腾飞的鸭子水花四溅地向对岸扑楞过去。

　　（二）

　　月亮从东山探出头来，小香河的水静静地流着，河面上漂着碎银般的月光。公社广播站的高音喇叭，播放着中央广播电台报纸和新闻摘要节目，那声音响彻在山村的夜空。父亲背着一捆青草，满头大汗地走进家门。父亲五十大几的人了，花白的头发，瘦瘦的个子，身板硬朗。母亲上前接过他手中的镰刀和头上的草帽，吩咐我把那捆草抱到猪圈里去。

　　父亲是个典型的北方汉子。出身穷苦，得益于读了两年私塾，写一手好毛笔字，算盘打得’噼啪”响，在生产大队当会计，我们这儿七里八村都知道他是个文化人。母亲也是因为娘家穷，很小就嫁到了我们窦家，生了我们兄妹七个，泥里水里的拉持一帮孩子，家里的事情都由她做主。当时的境况是，大哥二哥参军在部队上，三哥在水库上做民工，大姐嫁人了，两个妹妹还小。

　　父亲甩掉衣服走进屋里，见屋顶的灯泡换了个瓦数大的，炕桌上的饭菜多了一盘大葱摊鸡蛋，母亲还特意取出我大哥探家时从山西带回的竹叶青酒。不用说话，一看就知道家里出什么好事了。

　　母亲未开口先“呵呵”地乐了：“他爸，是有大好事，你老儿子没毕业就被公社选上了，放电影！”

　　父亲将我拉到他的身边，夹了一大块鸡蛋放在我的嘴里，这在平时是绝对少有的。他压低声音对我和母亲说：“公社类似这样的用工，我知道些，待遇是工分儿加补贴。村里生产队给你按整劳力每天记工分，公社每月还补助你十五块钱哩。知道不？今后你就是半工半农，你给老子长脸了。”

　　我和殷杏春是一九七五年九月六日同时到公社报到的。

　　那天，我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件军上衣、一个绿挎包、一把军用水壶和一双塑料凉鞋。这些衣物，是在部队的大哥听到了我的消息专门寄给我的。父亲说：“穿上吧，放电影可是要千人瞅万人瞧的，咱们公社二十个村子，让他们看看这是我老窦家的儿子！”

　　大清早，父母将我送到河边，河对面的高坎上就是小香河人民公社所在地。父亲指着河那边对我说：“小子，打今儿起，路怎么走就靠你自己这双脚了。”说到这里，他莫名其妙地叹了口气：“唉！想当年，冀东抗日大暴动，第三路军在遵化举起义旗，我提着家里的铡刀片，跟村里的几个楞头青去投奔第三路军洪麟阁司令，才走到西山口，硬是让你爷爷给堵了回来，你说败兴不败兴。就因为这一步没能迈得出去，我这辈子的命运也只能窝在这小小山沟里喽！”

　　母亲听着这话觉得有点不太对味儿，呛白说：“老头子，你这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在唠叨啥？老儿子这是到人民公社上班，跟你那老八辈子的事儿挨得上嘛！”

　　我明白母亲的意思，父亲的话是有意说给她听的。父亲总认为自己一生不得志，所以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他最担心我母亲拖后腿。记得大哥应征参军的时候，母亲听说那批兵是去大西北，有好几千里远，眼泪“唰唰”的流，说啥也不同意。父亲向她瞪眼睛：“老娘们儿就会哭哭啼啼，老话说什么来着？‘三点水在旁，江、海、湖，三个人出头，大、丈、夫，要当大丈夫，先闯江海湖。’儿子参军，是响应号召保家卫国、好男儿志在四方，你怎么就想不通呢！”

　　父亲是个性格豁达的人，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我们几个儿子的世界观，以至于后来我坚定地少小离家，投笔从戎。当然，这是几年以后的事了。

　　当朝霞铺满公社大院的时候，殷杏春被他父亲用自行车驮着，先我一步进了公社大门。殷杏春的家在南山水库边上的殷家台，距离公社有八里的山路。他父亲殷铁汉我早就见过，是个铁匠，每年冬闲的时候都到我们村上打马掌。今天一见殷杏春的穿着，我想肯定是她家里人给她刻意打扮的。她穿一件白色的确凉半袖衬衫，蓝裤，挂带的黑布鞋，青纯如水。一双扎着头绳的小辫子，一摆一摆的像悬着的两个黑麻花，刘海下的两只大眼睛格外明亮。那白里透红的脸庞，很像电影《海霞》里的女主角。

　　我很礼貌地向她父亲打了招呼。殷杏春的父亲殷铁汉大概五十左右的年纪，戴着一顶用麦秸编的草帽，满脸的汗水，打量了我几眼，目光很生硬，嘴角上挂着一丝憨厚的笑。殷杏春也主动和我搭了句话，她跟她父亲在耳边嘀咕了一句，没听清说的是什么，殷铁汉跨上大水管焊接的车子就离开了。

　　（三）

　　广播站和放映组在公社院子的第一排的平房，两个部门紧挨着，门前都钉着一个写着名字的木牌。殷杏春被广播站长袁贺年和一位女同志很热情地接进门去，那位女同志是现任广播员，今年上级给了一个名额，被保送去地区农校上学，马上就要走了，殷杏春是来替补她的。

　　我敲了敲放映组的门，门打开了，庄一珍师傅一只手拉开了门，一只手正在用毛巾擦脸，好像刚起床的样子。后来我才知道，放映员因为都是夜里工作，上午几点起床在公社是不受约束的。

　　我叫了声“师傅”，庄一珍不冷不热地指了指凳子说：“坐吧。”趁着他端着洗脸盆出去倒水的功夫，我把屋里的环境打量了一番：室内的墙壁上贴的都是电影海报。有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袭白虎团》等；也有正在放映的电影，诸如吴海燕主演的《海霞》、张连文主演的《创业》、王心刚主演的《侦察兵》、达式常主演的《难忘的战斗》等影片。里屋是供放映员睡觉的土炕，外屋摆着一张很大的桌案，案子靠墙那头戳着几件乐器，有笛子、胡琴儿。一边的桌沿卡着倒片机，桌面上有画画的水彩、大大小小的毛笔、笔刷，还有的幻灯片，比较杂乱。在学校，杨树仁校长曾介绍过庄一珍，说他是个才子，能弹会唱，能写会画。现在看来确实是真的。

　　庄一珍和我面对面坐下来，很严肃地对我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咱们放映组的老阎师傅调到县水泥厂工作去了，你来是接替他的位置。但首先要提醒你，你的试用期是一个月，在这一个月不开全工资，仅给五块钱的下乡补助。你是学徒，在没有考取放映资格证前，不能操作放映机和发电机，你的主要任务是映前宣传，把你的文艺写作特长发挥出来。”

　　说到这里，他拿起搪瓷缸自己倒满一杯水，“咕咚咕咚”喝了几大口，又摸了摸衣兜，掏出半盒烟，点上一支，说：“从现在开始，你要挑起去县电影发行站和友邻单位交换影片的任务，还有一些零碎的该干的活儿，都要主动点。你刚进公社大院工作，说话做事要谨慎，隔壁的广播站有女同志，新来的女孩子又是你的同学，不能随便走动，这是规矩，懂不？”

　　我默默地听着，一一答应下来。这时，庄一珍向我摆了一下手势说：“你跟我来。”我随他走出屋子，来到东院墙的一角，这里是一间旧房子改的驴棚，石槽上拴着一头通体毛黑、大耳白唇的毛驴。那毛驴见我俩过来，扬起脖子“吱啊”地叫了起来。庄一珍上前拍了拍驴的脑门儿，冲我说：“给你介绍一下，她也是咱们放映组的主要成员，名儿叫二姑娘”。

　　“二姑娘”？我“噗哧”笑出声来，“怎么给畜牲起了个人名儿？”庄一珍瞥了我一眼，很滑稽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说：“这可是咱们的宝贝，我把这头小母驴当自己的闺女看，还不到三岁呢，可好使唤了，咱们下乡演出的那些家伙式儿都是靠她拉的。”他顺手拿起一把铁挠子，边给驴挠痒痒边对我说：“打今儿起，喂她的任务交给你了，上下午要饮两遍水，槽里不能断了顿儿，有空闲牵着她到河边放放，啃啃青草。记住，每天半夜你要给她添加一遍草料。”二姑娘”好像能听懂人的话似的，张开大嘴高兴地“吱噶吱噶”叫了起来。庄一珍摸了摸驴耳朵，跟我很滑稽的眨了眨眼：“这家伙，就喜欢帅小伙。”庄师傅第一天给我的感觉，与在学校面试那会儿的印象判若两人，弄得我挺不好意思。

　　上午，庄师傅还领着我见了公社书记甄成，妇联主任蒋红书，公社秘书许寅，他们都一一对我作了要求。我的心诚惶诚恐，没想到，当一个小小放映员，还这么复杂。

　　（四）

　　中午饭我本来是想回家去吃的，师傅说：“别回了，今晚公社领导都要下到各个点儿上去传达中央文件，甄成书记要我们放映组随他到他蹲点的山河口村配合宣传，顺便我们在南部库区巡回演出几场，几天后才能回来，需要赶紧准备。我这儿有公社食堂的饭票，跟我买点儿吃吧，等发津贴了，再还我。”

　　食堂设在公社东跨院一间较大的平房内，在里边吃饭的人不少，男男女女正在排队。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机关食堂，感到既新鲜又腼腆。后来我知道在这里就餐的除了公社干部还有所属卫生院信用社、供销社等部门的工作人员。排队的功夫，碰巧殷杏春就在我的前面，当时我们新来乍到，不敢大声说话，尽管是同学，在学校里私下也没说过几回话。我说：“我要跟师傅去南边放几天电影，也可能去你们村子，给家里捎话吗？”她脸一红说：“我们家跟大队部紧挨着，方便的话，告诉我妈一声，就说我挺好的，甭惦记。”不知咋回事儿，我的心觉得美滋滋的。

　　下午两点左右，我随庄一珍赶着“二姑娘”走在河西岸的乡村沙土路上。前几天下了一场不小的雨，小香河的水有些浑浊，汩汩的流淌着细细的浪花。庄稼正在收割，装满苹果的骡马车一辆一辆从山里运往山外。清风徐来，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秋收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出来的时候，师傅扔给了我一副竹板，说；“晚上演出前怎么也要说上一段，初次亮相，给观众们留个好印象。”

　　我背上还背着师傅的一把三弦，一个画夹，不伦不类，紧跟在毛驴车的后头，“颠颠”的像傻小子。

　　到达山河口的时候，甄成书记骑自行车早到了我们前头，在大队部正跟村干部安排什么工作。放映车进了院子，一大群孩子嚷嚷着也跟了进来，甄书记摆了一下手，说：“会就开到这儿，晚上向全体村民传达中央文件，然后看电影。”大队长焦连锁是个独眼龙，走到近前破马张飞地喊道：“庄一珍，你身后这个小～小跟班是谁呀？小伙儿长得不赖嘛！”不用问他俩一定很熟，庄一珍“哈哈”一声说：“怎么着，老独，想招上门女婿吗，我来保媒咋样？”我的脸“唰”的一下，不知红成了什么样子，赶紧扭过头去拢着“二姑娘”，身后一阵大笑。

　　电影场地设在了一个平坦的打谷场上，等架起银幕，支起放映机，接通电源，天空渐渐黑了下来。大队部的高音喇叭传来响亮的声音：“社员们注意了，今晚给大家放电影，国产故事片《红雨》，晚饭后抓紧到打谷场集合，抓紧到打谷场集合！”

　　这是库区一个最大的庄子，有六百多户人家。大概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在小香河中下游筑了一道大坝，蓄成了一个七、八百亩水面的中小型水库，几个自然村的人上迁到山脚，合并成了一个庄子。约八点左右，社员们男女老少陆陆续续提着板凳黑压压的坐满了一大片。贼亮的电灯泡下，大队长焦连锁瘪着一只眼喊道：“都～别吵吵了，在电影之前，先由公社党委书记～甄成同志传达中央文件，内容非常重要，都～要注意领会！”

　　甄书记并没有多余的话啰嗦，展开一张报纸，对着话筒开始讲。甄书记瘦小的个子，肤色黝黑，一身旧军装，那个时候典型的复转军人的模样。其实我在家里早就听说过，甄成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是远房的姨姐妹，是够得着的亲戚。他到我们公社任职时，我爸妈亲自去请过他，可他担心影响不好，没有到我家吃过饭。有一次，甄成的寡妇老妈和他媳妇闹别扭，日子过不下去了，跑了几十里路到公社找他，甄成知道不好惹，躲到修水库的工地上去了，他老妈只好在我家住了一宿。但我父母也是有志气的人，从那以后没找过他，我到公社上班，和他见面时也没提这些事。

　　甄书记一口气念完后，他话锋一转说：“文件传达结束。乡亲们，下面请庄一珍同志来一段京东大鼓好不好？”“好——！”声音在山谷间回荡。

　　庄师傅不愧久经江湖，从我手中接过三弦，从容不迫，自弹自唱当时最为流行的京东大鼓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朝霞铺满了半边天，

　　大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

　　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啊--啊！

　　那张老汉今年五十多岁呀，

　　身后跟着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灯光下，庄一珍发型倍儿亮，他的长像本身就像个戏子，那琴声，那唱腔，还真有点曲艺表演艺术家的神气。一段下来，全场掌声雷动。接着该轮到我了，我尽管在学校登台表演过节目，但如此大的场面人生还是第一次，手有点犯哆嗦。庄师傅低声说：“别怕，演不砸，有我呢！”

　　我站起身，听得到下面的人嘁嘁喳喳，好像是在议论我哪儿来的。我镇定了一下，向黑压压的人群鞠了一躬，举起手臂，轮起竹板唱道：

　　“小香河水哗啦啦流向东，

　　两岸青山一二三四五六峰，

　　有鞍马峰、磨台峰、黑石峰，

　　最矮的是棋盘峰，

　　最高的是藏谷峰，

　　还有不高不矮的卧牛峰。

　　峰峦叠嶂相簇拥，

　　峰峰都有好风景。

　　山头盖帽有松柏，

　　山腰梯田一层层，

　　山北的鸭梨甜又脆，

　　山南的苹果大又红……

　　我唱西，又唱东，

　　家乡的景色唱不够，

　　歌唱咱社会主义大家庭！”

　　再往下我没词儿了，还是庄师父来的快，对着话筒就说：

　　“鼓干劲，乘东风，

　　正是金秋大忙季，

　　别忘了

　　革命生产两不误，

　　一定要

　　守好咱们一年辛辛苦苦风风雨雨的好收成！好收成！”

　　甄成书记第一个站起来，给我们鼓掌，观众的掌声就更别说了，我的心啊“咚咚”的那个跳啊，激动的无法用语言形容。

　　电影终于开场了，银幕上打出《红雨》字幕，扬声器传出郭兰英演唱的主题曲：

　　“赤脚医生向阳花，

　　贫下中农都爱他，

　　一根银针治百病，

　　一颗红心啊！

　　一颗红心，暖千家暖千家....

　　（五）

　　月牙像在水库里刚洗过澡，清亮亮的挂在山头上，山村大多数人家都该睡着了。甄书记、庄师傅和我一起住在了大队部的土炕上。大队保管员端上来一盆烀熟的红薯，半筛子鸭梨，当作夜宵。

　　晚饭也是在大队部吃的，新鲜的玉米饼子、黍米面的疙瘩汤，炖了一盆王八。那年月的王八还没人当好东西，吃王八有点犯忌讳，捞上来基本都扔掉，库区有的是。我打小不吃腥，看着黑乎乎的那玩意儿，根本伸不下箸去。到这个时候，我早就饿了，一见着食物，立即狼吞虎咽起来。

　　我们三人趴在炕沿上，甄成摘掉帽子，头顶的头发稀稀疏疏，没有几根儿了，脱去衣服，人更显得消瘦，肋骨一根儿一根儿的。庄一珍卷了一支旱烟点着递给他，两个人都吸烟，屋里烟雾弥漫，我躺在师傅这边，听他俩唠嗑。

　　“今晚你们这种宣传方式不错，一定要坚持。”甄成说。

　　“是的，这里观众真热情，我还真有点感动呢！”庄一珍笑着说。

　　“你们要记住，农民享有的也就这么一点乐趣，要保证他们每个月都能看上一场电影，你们的责任可不小咧！”甄成说。

　　第二天上午，师父和我赶着“二姑娘”接着上路，下一站去往殷杏春家住的村子殷家台。绕过了几道山湾，水库边上上出现了一片荷塘，再旁边是一片草滩。庄一珍说：“时候还早，让驴吃会儿草，咱们也歇会儿。”

　　庄一珍取过画夹子，径直找到荷塘边的一块大石头坐下，专心画起了素描。秋高气爽，一眼望去，波光粼粼，几条扁舟载着鱼鹰正在向水库深处划去。距离霜降的时间还远，荷塘里的荷花虽然谢了，但荷叶依然丰盈挺拔，加杂着芦苇在清风中摇动。我给“二姑娘”安排好了吃草的地方，也走了过来，蹲在师父近前看他画画。画笔在庄一珍的手上运用相当自如，“嚓嚓”几笔，一扇硕大的荷叶灵动地飘在水面，荷叶上托着两只很有动感的蛤蟆。庄一珍收住笔，回头很得意地问：“怎么样，好不好？”我脖子往前够了够说：“美术，我不太懂，看着挺好的，不过师傅那么薄的叶子托得动两只蛤蟆吗？”庄一珍不屑一顾的表情，点燃一支烟，煞有介事地说：“白痴了吧，荷叶可是蛤蟆们的舞场呢。读过《荷花淀》吗？”我爽快地回答：“读过呀，还不止一遍呢，可那里也没说蛤蟆呀！”

　　庄一珍接着说：“许多人都知道孙犁的小说《荷花淀》，可你知道他老人家还写过一首脍炙人口的荷叶诗吗？”

　　“荷叶诗？怎么说？”

　　“你给我听好了，人家那诗写得就跟我这幅画似的，是这样说的：

　　'青青荷叶水上漂，

　　公蛤蟆搂住母蛤蟆腰，

　　远看像跳舞，

　　近看是摔跤。'”

　　我举着随身带的水壶往肚子里灌水，抑制不住“噗”的一口喷了出来，正好喷在庄一珍的脸上，把他刚画的那幅荷叶蛤蟆图也给弄湿了。

　　“师傅，你肯定是瞎掰，孙犁那样的大家，能写你这样的歪诗？瞎掰！”

　　其实，我知道他在说笑话，我们这疙瘩的人，喜好三五成群围在一起插科打诨，有很多荤嗑儿，刚才他说的这个段子，我恍惚听说过，并且还有下段，说的是：

　　“一条小船水上划，

　　哥哥将妹妹往下拉，

　　妹妹问哥想干啥？

　　哥哥说，

　　蛤蟆干啥我干啥。”

　　庄一珍捋了一把脸上的口水，抖了抖手中的画稿，差点气歪了鼻子：“你小子，别在这儿瞎掺和，一边放驴去！”

　　赶在中午饭前，我们到了殷家台村，因提前把话传了过来，大队支书王晓东在他家把饭已准备好了。王晓东也是个退伍兵，寸头，高高的个子，黑黑壮壮的，他和他媳妇张日莲都是庄一珍的高中同学，关系应该走得很近。到他家里的时候，张日莲正系着围裙在灶台前做饭，三十岁左右的样子，头发拢在耳后跟，拍子脸，厚嘴唇，很朴实的北方妇女的模样。庄一珍见面就拽住张日莲的手开起了玩笑：“老同学，不知为啥，我一见到你就咋跟王八瞅绿豆似的呢！”张日莲撇了撇嘴说：“你是王八，我可不是绿豆。”

　　“不是绿豆，还能是个啥？”

　　“我是一把剪子，专剪你那个王八脖子！”

　　一通“哈哈”大笑。

　　饭菜端上桌子，满满的一盆粉条炖蘑菇，金黄的小米饭，闻着可真香。王晓东和庄一珍分别倒满一茶碗散白酒。师傅介绍我说：“新来的徒弟小豆子，西香河村窦会计的儿子。”王晓东，问我喝不喝酒，我说不喝，庄一珍拦了一下：“不喝就别让他喝了，还是个童男子儿呢。”

　　看得出，王晓东的家很清静，没见有孩子闹腾。酒过三巡，庄一珍借张日莲去灶上盛汤的功夫，说话又没了把门的：

　　“哎，我说你们家这块地怎么还不见收成？”

　　王晓东不好意思地说：“唉，啥法子都想过了，可就是那肚子不争气。”

　　“这事儿找我呀！”

　　“找你能做啥？”

　　“忘了吧？我叫庄一珍，疑难杂症，一针见效。”

　　“就你？快给我拉倒吧！”

　　“哈哈哈……”

　　午饭后，我和师傅在王晓东家的西屋呼呼地睡了一大觉。醒来后，我想起殷杏春交待给我的事，我跟师傅说，小殷让我去她家捎个话。庄一珍听了很意外的样子：“原来他是这个村子的人啊？”我说是。他穿上鞋，用手指梳了梳背头，说：“走，咱们一起去她家看看。”

　　殷杏春的家跟大队部仅一墙之隔，小院依坡而建，旧式的半草半瓦的房子，好像是不久前翻修过，院子里有几颗至少树龄在十年以上的杏树，树冠繁茂。这一带的香白杏很是有名，个大肉肥，吃一口甜如蜜。春天，杏树开花是最早的，秋天杏树的叶子飘落也是最快的，现在，树下已经有了一层黄叶。

　　我们来到篱笆前，殷杏春的母亲挎着篮子正要出门，她身后的一条小黄狗窜出来“嗷嗷”的向我俩叫，被她呵退了。我上前说明来意，她听说我们是公社来的，高兴的非要拉我和师傅进屋说话。庄一珍也不客气，径直往屋里走，在堂屋的水缸前，他揭开缸盖，一见水缸快见底了，就问：“殷大叔没在家吗？”殷母说：“我家老头子被大队派到水库工地打铁去了。”

　　我和师傅被让进正屋，对着门的墙壁上，贴着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画像，画像的左侧贴着殷杏春在学校的一排三好学生奖状，另一侧是一个镜框，里边镶着一家人的照片，从照片中看她还有一个姐姐。屋里摆着一对赭红色的板柜，上头有一对插着鸡毛掸子的瓷瓶，给人的感觉干干净净的。殷杏春的母亲端上一盘新鲜的煮花生，笑容满面地说：“我家春儿是山沟里的家雀儿，没见过多大的市面，你们可要多多帮她。”

　　细看殷母，不到五十岁的样子，一笑眼角四周都是皱纹，说话时有一颗牙略长，总是习惯性地抿嘴。但眉眼举止和殷杏春十分相像。庄一珍说：“小殷是我亲眼选上的，错不了，你就放心吧。”然后，他冲我低声说：“我们唠会嗑儿，你去给水缸挑水。”我正感到没什么话说，出屋挑起水桶就走，殷母追出来阻拦，我已跑出了门外。

　　师傅回到大队部，在一个旧八仙桌上倒检影片，给放映机做保养。王晓东要我跟他到村子的各个角落转一转。庄师傅嘱咐我：“别白转悠，留神王支书都做了些啥，看有没有可写的，写一段快板留作晚上用。”

　　晚上的电影，场地比山河口狭窄许多，观众到齐了有三百人左右，殷杏春的母亲和王晓东的媳妇张日莲就坐在放映机的近前，是庄师傅特意安排的。庄一珍报幕：“放映之前，请大家欣赏一段数来宝，好不好？”下面回答：“好！”

　　我站起身来，心脏没了昨晚的忐忑，比较有自信了，轮起胳膊打了起来：

　　“毛泽东思想育英雄，

　　祖国处处有雷锋。

　　天南地北暂不表

　　表一表咱们身边的王晓东。”

　　庄一珍接过话筒大声喊：

　　“王晓东！

　　王晓东！

　　王晓东是哪根葱？”

　　下边的观众“哗”的笑了起来。

　　在距离放映机不远地方，王晓东正在维持秩序，脸“唰”的一下红了，连忙向我和师傅打手势，那意思是“别胡说了。”

　　庄一珍根本不理会，声音更大了：

　　“大家看，大家听，

　　那个就是王晓东！

　　脸庞大，像挂钟，

　　眼睛亮，像老鹰，

　　黑不溜秋赛武松！”

　　观众笑成一片，我看见王晓东的媳妇和殷杏春的母亲笑的相互直拍打，不少的人在打口哨。

　　庄一珍看着我说：

　　“我比喻，

　　你形容，

　　快把事迹说来听。”

　　我接着唱道：

　　“王晓东，

　　当过兵，

　　珍宝岛上立过功，

　　回到家乡干革命，

　　学习雷锋传美名。”

　　庄一珍：

　　“说一说，

　　评一评，

　　他是怎么学雷锋？”

　　我唱：

　　“他为伤残军人去挑水，

　　他给孤寡老人去瞧病，

　　他给娃娃们办学校，

　　他给全村人安电灯……”

　　紧接着，我手中的竹板“噼噼啪啪”来一段过门，和师傅齐声唱道：

　　“好同志，王晓东，

　　优秀党员活雷锋，

　　大公无私为百姓，

　　再为人民立新功！

　　再为人民立--新--功！”

　　现场的气氛那掌声不断，“嗷嗷”直叫。

　　（六）

　　一个月的试用期眨眼就过去了，凭我个人的表现，没费什么周折，第二个月我准时拿到了十五元的生活补贴。我趁到县城换取影片的空档跑到北关招待所，咬着牙掏出三块钱，托在那里当话务员的同学董玉仙，给我师傅购买了一条当时市面上买不到的墨菊牌香烟。同时，在县百货公司花一块五毛钱给我父亲买了一瓶叫浭阳春的白酒，花五毛钱给我母亲买了一盒万紫千红牌雪花膏。还花一块钱买了两包糖果，送给隔壁的广播站站长袁贺年以及和我同样被正式录用的广播员殷杏春。

　　殷杏春接过我给她的糖果，也不说一个谢字，只是莞尔地一笑，夹起一块糖塞到了我嘴里。我问：“你咋儿不吃？”她说：“我不吃，看把你能的，刚刚挣到几块钱就胡花。”不经意间我俩的目光一碰，我的脸“嗵”的红了，赶紧离开了她。

　　这段时间，我每天都揣着一本《电影放映技术》啃读，庄一珍师傅也算无保留地向我传授了他的那点看家本事。入冬的时候，我参加了在清东陵举办的为期半个月的放映员培训班，顺利通过了县文化局组织的放映员资格考试。

　　这是一个多事之秋，进入七六年，春寒料峭，周总理去世了。这些都对当时的电影放映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文革前的许多老电影都被当作毒草禁演，八个样板戏都演烂了，偶尔也推出一部新影片，如《春苗》《决裂》等，都是阶级斗争色彩很浓的片子。当时，我所在的县，是全国农业学大寨的一面红旗，政治氛围可想而知。不过，在我们这个山洼里，甄成书记治下的小香河公社还算是偏安一隅，并没有闹出多大的动静。放映间隙，庄一珍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了一部题为《战天斗地》的幻灯片创作之中，内容主要是写十年来小香河人民公社与天斗与地斗的奋斗历程。第一稿，送给甄书记审阅，被打了回来，甄成拿着稿子亲自到电影组来了一趟，很严肃地对庄一珍说：“不要突出我，要多宣传群众，宣传广大党员干部。”

　　转眼到了花开时节，杏花开了，梨花开了，桃花也开了，小香河两岸的群山打扮的花枝招展，一派迷人的景色。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我牵着“二姑娘”到河滩上吃草。雨季还没有到来，小香河的水最深处也不过膝盖那么深，我远远看见殷杏春蹲在河边洗衣服的背影。我见四下无人，冲他喊了一声，她回过头来，一见是我，“呵呵”地笑了，用手撩了撩发梢，问：“有没有要洗的衣服，拿来我给你洗。”我说：“不用，我家近，拿回去我妈给洗。”她带有嗔怪的口吻说：“我们是同窗，你还跟我见外？”我傻呼呼的不知如何回答是好，捡起一块鹅卵石向河面使劲投去，顿时在她眼前激起一串长长的水漂，我看她一眼，见她笑得那么开心。然后我就走了，走到一棵离她很远的大柳树下，独自一人坐在那里发起呆来。

　　那个时代，我的那个年龄，脑海中对男女之间的事儿还没有什么打算，不会也不懂。在我眼里，殷杏春能唱能跳，单纯爱笑，长的好看，觉得她就像山旮旯里的一只俊鸟，将来一旦有机会，一定会飞向广阔天空的。然而，人生的前路总是不可预知的，冥冥中往往被命运之神所捉弄，古来有之，现在有之，这当然是后话。

　　就在我发呆的功夫，不远处的小树林里，也不知是谁家的一头公驴发出了求偶的信号，将年幼无知的“二姑娘”勾引了过去。当我发觉她没了踪影循声找到她的时候，“二姑娘”已被那个畜生占了便宜，并且意犹未尽，还在那里相互蹭着脖子示爱。我肺都气炸了，“二姑娘”从小接受的都是无产阶级的正统教育，怎能干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来呢？我顺手折了根柳条狠狠地向那头公驴抽去，“二姑娘”居然和那畜生站到了一起，掉过屁股冲我尥蹶子。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连拉带拽，总算把她弄回了公社。当我气呼呼的跟师傅报告了此事时，庄一珍正在屋子里端详自己画的幻灯胶片，听我说完，先是若有所思的表情，然后“哈哈”大笑：“你小子，比驴还蠢，等再长大点你也会明白的，'二姑娘'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我本来还想给她寻摸个好主儿呢，这回好，自己搞上了，将来生头蠢驴可怪不得咱。”

　　（七）

　　那个年代，还没有出现媒体这个字眼儿，农村的文化生活极其单调，广播站和放映组作为基层党的喉舌，所担负的宣传任务是相当繁重的。袁贺年的广播站就仨人，他，广播员殷杏春，还有一名报道员老扈。袁贺年性情温和，对无线电挺在行，每天除了下乡，就是在站上拿着万用表鼓捣二极管。殷杏春身兼广播员和话务员，早午晚广播时间，全公社都能听到她清脆的声音：“小香河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其余时间就是戴着耳机坐在交换机前接收电话。那个老扈是从村里抽调的小队会计，小个子，戴着顶瘪不拉几的帽子，耳朵上长期夹着根儿卷烟，平时很少听他说话。

　　庄一珍与袁贺年岁数上虽然有差别，但却是同时到公社参加工作的，各有所长，从表面上看关系处得还可以。我和殷杏春来到公社工作后，师傅他不允许我随便走动，自己进出广播站却很是随便，只要在单位，有事没事都要过去搭讪，有时还主动帮着殷杏春盯会儿交换机。天长日久，殷杏春与他说话也越来越随便，私下里直接就喊“老庄”。我那时确实“很傻”，对男女之间的事懵懵懂懂，根本就没想过这其中会发生什么。

　　这段时间，庄一珍似乎把全部精力用到《战天斗地》的创作上了，经甄成书记和袁贺年站长同意，幻灯脚本由他和殷杏春进行后期录音合成。从那开始，两个人处的更近呼了，他和殷杏春经常关上门在录音间里排练，一连几天都让我一个人下乡演出。有一次，我听庄一珍情不自禁地拿着稿子大声朗诵：

　　“是谁把天上的银河搬到了人间？

　　是谁的脚步把这山川震撼？

　　是谁让这古老的土地换了新颜？

　　是我们，小香河两岸的人民

　　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战天斗地，向前！向前！”

　　我很好奇地问：“师傅，十几分钟的稿子，用得着费那么大劲反反复复的折腾吗？你要是不行的话我替你配音。”他白瞪了我一眼，说：“你配什么配！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独立放映能力。还有，别以为自己的快板打得不错了，火候差远了，没事别老想些个没用的，好好给我练习，多熟悉些段子。”

　　自从“二姑娘”那次河边“出轨”之后，肚子渐渐的大了起来。由于我对她的“恋情”进行了干涉，到现在跟我还耿耿于怀。过去一见我到近前，就竖起大耳朵“咴咴”的叫两声，用她那肉乎乎的驴唇拱我的掌心。如今摆出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拉长个驴脸连睬都不睬我一眼。我是不跟她一般见识的，每天照样给她饮水、活料，夜里总要给她填把高粱和谷草。我抱着言归于好的诚意地对她说：“二姑娘，就别再耍你那驴脾气了，师傅他老人家现在忒'忙'，就剩咱俩了，还是同心同德吧。”

　　（八）

　　小香河两岸的麦子吐穗了。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下乡到老百姓家里派饭，日子都很艰辛，在一些比较穷困的村庄，根本吃不上一顿细粮，饭桌上更见不到荤腥。只有偶尔下来一部新影片，各村的书记才争相打来电话，“先到我们村来放吧，今晚给你加个菜，葱花摊鸡蛋”。现在回想起那个年月来，农民住的大多数还是茅草房，我家里住的就是青石片当瓦用石头垒砌的房子。年龄偏大的人穿的都是大甩裆裤，夏天能有换季的的衣服，冬天能穿上棉鞋就算很是不错了。村里有缝纫机的家庭也是极少数，衣服都是自家纺车纺的粗布用手缝制的，如果哪个大姑娘小伙子能穿一件的确凉衬衫，那是相当“扎眼”的。

　　但那个年月缺少物质，缺少文化，唯一不缺的就是精神。

　　临近端午节了，这一天，我骑着一辆又蠢又笨的燕山牌自行车，到县城电影发行站取回了一部新发行的影片，我现在依稀还记得影片的名字叫《决裂》，是郭振清、葛存壮主演，反映一个叫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松山分校，培养无产阶级红色接班人的故事。其中有一句著名的台词“马尾巴的功能”。那时候的我，真是不知“愁滋味”，往返一百华里的路程，翻山越岭，空着肚子，半天就能赶回。为什么要赶回来吃饭，就是为了省下五毛钱的出差补助。

　　回到公社的时候，正赶上饭口，我把影片提进了组里，庄一珍接过去，一打量是新拷贝，很满意地看着我汗巴流水的样子，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就在这当口，他老婆谢菊领着六岁的女儿小翠和四岁的儿子小虎进来了。从我到这里工作，还是第一次见她们来公社。

　　庄一珍的家我倒是去过两次，在离公社三里多地儿的小香河边上，都是到他们村放电影的时候去的。别看他在外边给人的感觉挺风光的，其实到家里一看日子过的很紧吧，他老父亲过世了，剩下个病怏怏的老妈，老婆在家拉持两个孩子，还得下地挣工分，又矮又窄的老房子，黑洞洞的，没有一件像样的摆设。

　　庄一珍对家里的事从来不提，他是个城府很深的人，在放映场上他可以豪情万丈，空闲时却经常闷不作声，一个人坐在那里一颗接一颗地抽闷烟，跟他在一起常常有一种压抑感。

　　我从别人嘴里听说过，他们夫妻关系并不和睦，谢菊和庄一珍打小就是一个村子的，从模样上看谢菊有点配不上庄一珍，他俩的婚姻是父母包办的。谢菊的父亲谢万才是个屠夫，干的是杀猪宰羊的营生，家里比别的人家多些“油水”。庄一珍的父亲庄好义是个吹鼓手，会唱皮影戏，而且好喝口，平时怀里总揣着个酒壶，在村里人送绰号“庄一壶”。庄好义跟谢万才是“发小”，俩人光屁股的交情，馋了的时候，总能到谢家蹭点“杂碎”吃。两家儿女都长大了，谢万才看庄一珍长得一表人才，就向庄好义提了亲。庄好义瞟着谢菊，长得要个儿没个儿，要人儿没人儿，脸上还有雀斑，犯了大难，但吃了人家的嘴短，也只好私自把这门亲事应承下来。

　　回到家里，庄好义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这么一讲，庄一珍的母亲一百个不乐意，庄家三代单传，儿子从小长得水光溜滑，谁看见都说：“这孩子将来一定有出息”。庄一珍的爷爷早年教过私塾，给宝贝孙子起了个名字叫“一珍”，盼着他长大光宗耀祖，可谁想到老天爷竟然这么安排呢！庄一珍闻听父亲之言，“噗通”跪在爹面前：“爸，你老人家咋不把她家的杀猪刀拿来呀，干脆宰了我算了。”庄好义在家中说一不二，这次他把儿子揽在怀里，带着央求的口吻说：“儿子，听爸爸的话，常言说的好，家有三件宝：丑妻、薄地、破棉袄。学学诸葛亮吧，诸葛亮的妻子丑，但却成就了他的丰功伟业。”庄一珍毕竟是个孝子，父命难违，不得不从。婚后当年，生了女儿小翠，长相全随了他，这到让他的心里得到了些许安慰。但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却随了谢菊，是个丑孩儿，从上到下咋看咋不顺眼，从此他对谢菊就越发冷淡了起来。

　　（九）

　　谢菊的脸色很难看，像是要打架的样子，庄一珍也绷起了面孔，回头对我说：“你去吃你的饭吧。”

　　我退了出来，悄悄将门带上，听到庄一珍说：“你带着俩孩子大老远跑到这里干嘛？丢不丢人！”

　　“你还责怪我，你心里还有没有这个家？”

　　“我工作忙，难道你不知道吗？”

　　“工作忙就不要家了，都多长时间没回家睡了？家里都断顿儿了，虎儿他奶奶的喘病又犯了！”

　　我听到谢菊“呜呜”的哭了起来，两个孩子也哭了起来。

　　殷杏春从广播站里出来，正要去打饭，听到这边在吵吵，给我递个眼色，意思是问：“出什么事了？”

　　我“虚了”一声：“我师傅家的找上门来了。”

　　殷杏春仿佛明白了什么，一低头就离开了。

　　我也赶紧向食堂跑去，打了一盆菠菜馅的大菜饽饽，端给两个孩子说：“一定是饿坏了吧？快吃！”小翠和小虎真是饿坏了，回头看了爸妈一眼，抓起来就往嘴里填。

　　谢菊还在抹眼泪，庄一珍面无表情地对我说：“孩子他奶奶病了，我现在随她们回家，今晚你自己选个村子放映吧。安排个小一点的村庄，观众少些好应付。”庄一珍又问了一句：“你现在兜里还有钱吗？”我摸了摸总共还有五块钱，全都交给了他。他撂下一句话：“下月发工资还你。”

　　这件事并没有闹大，或许其他人根本就不知道，而我自己也不明白这里边究竟有什么蹊跷。那时，我对庄一珍还是非常敬佩的，他的艺术才华对我影响很大。多少年后我仍然在想，一个人的命运自己怎么就把持不住呢？多么优秀的一个人才啊，公社领导重视他，村子里的干部欢迎他，每到一个处演出，他的大鼓一唱，大姑娘小媳妇都喝彩，享受电影明星般的推崇，要是他个人不出问题，肯定能成为农民表演艺术家。

　　这天下午，我赶着“二姑娘”独自一人来到了小香河上游的一个小村庄上虎峪，并准备在公社北部山区巡演几天。该村的团支部书记是我的高中同学刘幸福，是他帮我把银幕架了起来。几十年过去，回想起来，这部电影的内容早已模糊了，但其中的插曲还能哼唱几句：

　　“满山的青松青又青，

　　满山的翠竹根连根，

　　新型大学办得好，

　　他和咱工农心连心……”

　　十六毫米电影拷贝大致半个小时左右一本，一共四本，等放映结束已是晚上九点半多了。这时候，公社秘书许寅打来了电话：“小豆子，领导有指示，区委王书记正在公社检查工作，还在开会听汇报，散会后组织集体看电影，要你立马上返回公社！”

　　回去？我一听就傻眼了，八里多的山路，这么晚，怎么走哇。但我又怎敢违抗领导的指示呢，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匆忙将放映设备装上车，拍了拍“二姑娘”的屁股，就上路了。

　　夜色深沉，一勾弯月，满天的星斗若明若暗。“二姑娘”嘚嘚地走在山道上，颈下的铜铃叮叮当当，道路两旁是层层叠叠的梯田，早播的玉米长到齐腰高了，麦地里飘来麦花的馨香。大概走了有三里多路，前面是一片密麻麻的坟圈子，有几棵老松树，朦朦胧胧，很远处就听到有夜猫子的叫声。我师父说过，这个地方曾闹过“鬼打墙”。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头发根儿有些发乍，为了给自己壮胆，我打着手电筒，居然高声唱起了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

　　“趁夜晚出奇兵突破防线，

　　猛穿插巧迂回分割围歼，

　　入敌后把它的退路截断，

　　定叫它首尾难顾无法增援。

　　痛歼敌人在今晚，

　　绝不让美李匪帮一人逃窜……”

　　我这一唱，夜猫子不叫了，四周静得吓人，倏忽间，就觉得耳朵根子发冷，仿佛听到身后有“嚓嚓”的声音，我抬手往后边一照，“妈呀！”一个黑乎乎的比狗大的家伙正在悄悄地跟着我。我用手电筒一晃，它“噌”一下窜进了玉米地，看清楚了，长长的尾巴，发出绿光的眼睛，狼！我的汗珠子顿时顺着脊背淌了下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这可如何是好？现在更担心的是“二姑娘”，绝不能让她看见身后有野兽。我父亲告诉过我，驴这种东西生性胆小，一见到狼就腿软迈不动步，她要是停下脚走不动了可咋办？我急中生智，从挎包里取出了竹板，狼一是怕光，二是怕声音，我给它闹出点响动来，现编现说数来宝：

　　“哎--！

　　二姑娘，你听我说，

　　前面就是李家坡。

　　过了坡就是河，

　　哗哗的流水尽管喝！”

　　我稍停顿一下，再一次用手电光向后照去，那家伙，好像沿着地垄沟还在跟着走。于是，我继续喊着说：

　　“哎--！

　　二姑年你不嘎咕，

　　吃苦耐劳咱佩服。

　　今晚陪我走夜路，

　　回家请你吃麦麸！”

　　“二姑娘”打了个喷嚏，摇了摇尾巴，像是在偷着嘲笑我，但根据我的判断，此时她并不知道身后有险情。

　　“哎--！

　　二姑娘，快些走，

　　后边跟着一条狗。

　　狗杂种，你敢上前，

　　我一棒打死解解馋！”

　　竹板声声，在这山区的夜晚，清脆无比，响彻云霄，再回头望时，那头狼果真不见了踪影。

　　我身上的衣服，周身上下像水涝的一样，那的的确确是被狼惊吓出的冷汗。回到公社已近十一点，我的腿简直要瘫了，趴在“二姑娘”的鞍子上，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领导们还都在等着我，我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咽在了肚里，倒片，架机，放映，又是一阵忙活，等第二场放完，那已是凌晨一点多了。这一天，从早晨到深夜，一会儿没得喘息，工作的难度、劳动的强度和所耗费的体能，现在的青年人可能无法想象。

　　（十）

　　转眼到了七月底，一场大地震突如其来，给成千上万的人带来灭顶之灾。我的家乡小香河虽然距离震中有百里之遥，但仍然是房倒屋塌，灾情严重。地震中，公社大院还算幸运，起码没有死人。师傅和我仅受了点轻伤，但我们电影组的重要成员，已经怀胎四月的“二姑娘”却未能幸免于难，由于缰绳拴在房顶横梁的铁环上，没能挣脱掉，整个身体被糊在了坍塌的驴棚里，等我们将她扒出来的时候，已经奄奄一息了。这样的大灾，死人无数，损失一头毛驴或许不值一提，但在我的心里，“二姑娘”就是并肩的战友，是情同手足的伙伴。她的尸体被食堂管理员老万和大师傅老翟抬走了，庄一珍默默的低着头，我的眼泪“哗哗”的流。

　　当天下午，我乘坐一辆手扶拖拉机，赶到在县第八中学新设的急救站提供电源。大地震破坏了全部的电力设施，我和放映组的小型汽油发电机派上了用场。到处都是伤员，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人都鼻青脸肿，遍体鳞伤，哀号声、喊叫声连成一片。这个夜晚，我在雨水中几乎站了一个通宵。凌晨，自己在附近找到一个麦秸垛，把衣服脱下来，使劲拧了拧，裹着湿湿的麦草就睡死了。当我迷迷登登地醒来，拨去头上的麦秸睁开眼睛，纳闷上边怎么多了顶炕席，我揭开一看，“啊！”身旁竟排放着十几条死尸。“妈呀！”我“嗷”的一嗓子，窜起来就跑，迎面撞上了在院里流动的民兵连长老李：“你小子，怎么回事？”我带着哭腔指着身后的草堆说：“死人，死人，吓死我了！”

　　老李看我浑身吓得直哆嗦，一把将我揽在怀里低声说：“别吵吵，你再看看那边－－”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学校里有一片小果园，树下盖着好几领席子。他说：“那些席子下边蒙的都是死人，都是抢救无效夜里死的，尸体还没来得及处理。这场大灾，不知砸死了多少人，老天爷真是造孽呀！”我哭了，我看到他的眼泪也在流……

　　一个多月转眼就过去了，进入九月，重伤员大多转移到了外地，救死扶伤暂告一段落，紧接着又陷入了另一个悲恸的日子。伟大领袖毛主席与世长辞，举国哀悼，小香河公社也搭建了一个大大的灵堂，我随即又被派到现场负责照明工作。各村百姓哭声震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这样的时刻，就如同世界到了末日一般。我坚信，那时父老乡亲们的哀伤，包括我本人的泪水，都是真挚的，发自肺腑的，几十年过去了，至今我仍深信不疑。

　　国葬期间，取消一切娱乐活动，电影也停演了，公社干部都下到各个村庄蹲点，广播站、放映组留下值班的就剩下了殷杏春和庄一珍。

　　就在召开追悼大会的前一天深夜，公社妇联主任蒋红书提前从蹲点的地方赶回了公社，她在大院里转悠了一圈，走到殷杏春的宿舍前，停下了脚步，她隐隐约约听见从里边发出那样的声音，她疑惑了一下：“一个姑娘家家的，怎么会有这般呻吟呢？”宿舍是简易的防震棚，用土坯和苇席临时搭建的，门也不严实，一把扫帚顶着，蒋红书一推就进去了，眼前的情景顿时让她惊呆了，庄一珍和殷杏春正赤条条的裹在一起……

　　公社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介入了此事，三问两问，庄一珍和殷杏春什么都交代了。当两个人耷拉着脑袋被带进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时，甄成书记背对着他们，大口大口的吸烟，他猛地一转身，照着庄一珍就是“啪”的一个大嘴巴，大声骂道：“你混蛋！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们两个丢尽了小香河的脸，这是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做出如此下流之事，就是枪毙你们都不过分！”

　　公社党委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如何处理庄一珍和殷杏春。公安特派员说：“此事发生在悼念伟大领袖期间，已超出了发生不正当两性关系范筹，作为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性质极其恶劣，应按现行反革命罪上报上级公安机关。”

　　一阵“哗然”之后，大家都等着甄成书记的拍板。甄成虽然火冒三丈，但他毕竟要替小香河公社的名誉着想，这种事可大可小，要是报到上级，事儿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他掐灭手中的烟蒂，清了清嗓子说：“目前我们大家都在陷入极度悲痛之中，发生这种事出乎我的意料，我作为一把手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下属管理教育缺失，我要向党委检讨，向毛主席请罪。”

　　甄成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也客观的进行了分析，庄一珍，殷杏春过去的工作表现还是不错的，在本职岗位上有过比较出色的成绩，一时糊涂，酿成大错，令人痛心。这绝不是替他们开脱罪责，我的意思是说，处理同志还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人都不是国家正式职工，更不是党员干部，处理起来比较容易得多。建议对庄一珍给予除名处理，放回所在生产大队劳动改造。殷杏春年龄还小，姑娘家家的，坏了名声，这辈子就完了，通知其家长，悄悄领回去罢了。”

　　甄成的表态分量很重，没有人再上纲上线或提出不同意见。他观察了一下大家的反应，很恳切地说：“拜托大家，此事纯属家丑，没有向下传达的必要，传扬出去不光本人，就连我以及各位的面子都不光彩。”

　　（十一）

　　由于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在外抽调，对庄一珍、殷杏春所发生的事一无所知。当天中午，我被紧急召回公社，刚一进门，就见殷杏春的父亲殷铁汉推着自行车驮着一捆行李往外走，殷杏春低着头“嘤嘤”地哭着跟在后边。我一头雾水，上前问：“小殷，你怎么了？大叔，你们这是要干啥去？”殷铁汉脸色铁青铁青的，就跟要打人的样子，气鼓鼓地“哼”了一声，殷杏春头连抬都没抬一下就走出了大院。望着她的远去的背影，我如坠云雾，满眼迷茫。

　　我急忙向电影组跑去，走到广播站门口，袁贺年站长、报道员老扈在门口呆呆地站着，我迫不及待地问：“袁站长，出什么事了？”袁贺年和老扈几乎是同时“唉”了一声，转身关上了门。我推开电影组的门，见秘书许寅拿着个账本正在清点物品，庄一珍坐在里屋的炕沿上，那个脸色就像死人一样，煞白煞白的，被褥已用绳子打成了一个卷，满地都是吸剩下的烟头。我几乎是哭着说：“师傅，这是怎么了？为什么这样子啊！”许寅说：“你小孩子家的就别问那么仔细了，以后会明白的。”然后又大声对庄一珍说：“你们师徒俩抓紧交接，到这个时候就想开些吧！”说完就出去了。

　　庄一珍一把抓住我的手，眼泪“唰”一下流了出来，哽咽着说：“师傅犯错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不配做你的师傅，以后就别叫我师傅了。我对不起殷杏春，毁了她一生，我真的是混蛋，你骂我吧，我真该死！”

　　我仿佛听明白了，一定是出了大事，一定是师傅把殷杏春怎么着了。我突然感到天旋地转，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目光看待眼前这个人，痛恨他？殷杏春是我的同学，是和我同时被选到公社工作的，虽然谈不上与她有过密的感情，但至少是有好感，有一丝懵懵懂懂的东西。她还是个黄毛丫头，不谙世事，庄一珍你与她差着辈分，怎能对她做那种事呢！我可怜他？在一起工作生活三百多个日日夜夜了，他是那么的才华横溢，那样的高傲自负，他教我学了很多东西，我是那样的敬重他。一个让人喜爱的最出色的乡村放映员，怎么突然就变得道德败坏了呢？我想不明白，说心里话也舍不得他走，他走了，今后的工作我该怎么办？我痛哭失声，狠狠地拉开门，“咣当”一声跑了出去。

　　我一溜烟跑到小香河边上，天色阴沉，水声呜咽，这是人们哀悼伟大领袖的内心写照，当时我就是如此。情绪糟糕透了，心情复杂极了。这么多日子我始终被压抑的氛围包裹着，大地震血雨腥风，让那么多人死去了，可怜的“二姑娘”也去了，仅剩下一张驴皮，还让唱皮影的买走了。

　　我想到了殷杏春，多么纯真的一个姑娘，豆蔻年华，天资聪慧，一双大眼睛好像会说话似的，我赶着毛驴车走到大山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从高音喇叭里听到她那银铃般的声音：“小香河人民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现在开始广播……”听着那样清脆，让人那样舒服。有时我一连几天在乡下演出，就会给她打一个电话，让她转给在我们村当会计的父亲，告诉他说我挺好的，不用家人惦记，每次她答应的都挺痛快，都能及时把话转到。偶尔我也会接到她的一个电话：“小豆子，都几天了，咋还不回来呀？快回来吧，该给大院放一场小电影啊！”

　　可有一次，夜晚放完了电影，我和师傅在村支部都准备脱衣睡觉了，电话铃声突然响了起来，我跑过去接，被庄一珍一把拦住了：“别动！是叫我的。”他拿起了电话，煞有介事地“嗯，嗯”了两声，放下电话对我说：“家里有事，叫我回去，你自己睡吧。”

　　我不知怎么个情况，就说：“师傅，这么晚了，还是我陪你一起回吧。”他说：“不用，明天你自己在这里再单独放一场。”

　　我搞不清楚他深更半夜的赶回去干嘛，也不知他是回了自己的家还是回了公社机关，但从那以后，殷杏春就再也没给我打过电话。到这会儿我才醒过闷儿来，也许那时她俩就“有事了”。怪就怪那扯淡的《战天斗地》，要不是用这个幻灯片当幌子，殷杏春绝不会和庄一珍搅活在一起。

　　我大脑里混乱成了一锅粥，我从河岸上径直趟进了河里。河水没膝，凉酥酥的，几只鸭子扑棱棱的飞跑了。小香河，岁月的河流，它养育了两岸的村庄，我喝着它的水长大，我熟悉这里的每一泓泉水，每一汩细流，以及岸上的炊烟、山林、畜群，还有，那稔熟的乡音……我向河对岸望去，空无一人，此时假如我的母亲站在那里，我会一头扎进她的怀抱大哭一场。

　　（十二）

　　很快，“四人帮”被粉碎了，历史即将走进新的时代。在这大转折关头，我一个小小的乡村放映员，感受最深的是，所有的影片都停映了，老片、新片从新审查，这个时候我无事可干。

　　广播站、电影组都补充了新人，由我代理电影组长，新来的同志比我还年长两岁，但却成了我的徒弟。甄成书记找我做了一次长谈，谈话是那样的语重心长。过去，他虽然跟我还沾点亲戚，但几乎没有跟我多说过一句话，而对庄一珍总是和蔼亲切，一有空闲就叫去聊天，让人好生羡慕。这次是他要走了，到一个新的地方工作，他讲了许多，讲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和党的培养，他讲到庄一珍的教训，带着痛惜、自责，评价中肯而客观。他讲了小香河的昨天、今天，对党和国家的未来充满着信心。我仰望着他，插不上话去，只是默默地倾听，我感到他像个思想者指引着我的方向。

　　之前，从我个人角度对他并没有多少好感，总觉着他有架子不好接触，和我家虽然有亲戚关系，却没有过什么走动。但在百姓当中他确实是个好官，他家中经济条件不好，婆媳之间常闹纠纷，他很少顾及，几乎把全部心思都用在了改变小香河的穷困面貌上。在基本建设的农田里，他和社员一起挥锹轮镐，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他和民工一起拉车挑担，裤脚常带着泥水，衣帽上总是浸着汗渍。他很注重个人的名声，特别是男女之间的影响，到广播站作广播讲话，讲完就走，从不停留半分，女同志进他办公室请示工作，他一定是敞着门说话。他对我说：“一个人不管你是伟大还是渺小，也不管你是优秀还是平庸，必须记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离开了集体的力量都将一事无成。”这句话我牢牢记在了心里，让我受益终身。

　　甄成书记走了，他单薄的身体推着一辆旧得不能再旧的钻石牌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卷打着补丁的行囊，公社的全体干部职工簇拥着把他送过了小香河，有些女同志哭出了声，我的眼睛也模糊了视线，那的确是一种真诚的留恋。

　　殷杏春被开回去后，不久她父母就带着一家人就迁走了，听说是落户到了远方的大姨家，从此再无音讯。临近元旦的时候，袁贺年站长从乡下回来，找到我说：“听说了吗？你师傅病了，病得很重，大口大口的吐血，你快去看看他吧。”

　　我去了，见到他时说话都断断续续了，才三个月多一点的时间，人瘦得不成了样子，脸色就跟烧纸一样的颜色。他老妈靠在炕脚的被垛上，“我的天呀！我的命啊！”一声声呼唤，谢菊守在一旁，眼泪吧嗒吧嗒地掉，两个孩子吓得“哇哇”直嚎。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僵硬冰凉。这双弹起三弦能让万人着迷的双手，这双拿起画笔能让龙飞凤舞的双手，此时已失去了力量和温度。我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在心里在搅动，这是一个悲情的岁月，这是一个扭曲的人生……

　　我师傅庄一珍死了，在一个雪花纷飞的下午，他被下葬在小香河边的大柳树下。村子里曾经和他父亲庄好义一起办过婚丧嫁娶的几个吹鼓手自发的前来送葬。根据他生前的遗愿，将他那把心爱的三弦和骨灰一起安放在了墓穴。谢菊搀扶着他的儿子小虎往墓中填了第一锹土。我心中默念着：“师傅，你走吧，带着你的琴弦去天堂弹奏吧，到那里你还会找到知音的。”

　　哀乐低回，纸钱裹着雪花，扑簌簌飘落在小香河的冰水中，静静地融化，远去，远去……

　　结束语

　　时光荏苒，不可倒流，但时光是有印记的，每一段时光都有其特定的历史符号，它镌刻在记忆里，出现在睡梦中。四十年过去了，当年的懵懂少年早已青春不再，亦如那段岁月的河流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当我打开尘封已久的密盒，突然发现，它依然鲜活，依然值得回味。我带着初心、蘸着真情将它捧给读者，告慰我的故乡、以及那方水土曾经关爱我的人们。

　　窦泽民，男，1960年11月生，河北遵化人。1975年参加电影放映工作，1979年参军，1997年转业进入国家电网系统工作。自1981年开始文学创作，1993年加入河北省作家协会，1998年加入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先后在《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人民武警报》《河北日报》《中国电力报》《华北电力报》及军内外刊物等发表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及大量新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