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守印

　　特别推荐

　　历尽千山满眼春
——人生之旅的片断回望与思考

　　齐守印

　　2017年1月，卸去最后一份全日制工作，结束了40多年漂泊在外的生活，由繁华的京城回到自己的故土。环望漫山遍野的茫茫白雪，看着洒河上缥缈蒸腾的微微水汽，听着烟花爆竹的阵阵炸响和街上人群里的欢声笑语，不禁勾起我对过往旅途的绵绵思绪……

一、温馨自然的青少年时代

我出生在HB省燕山深处毗邻遵化、兴隆、宽城三县的一个小山村。村庄虽然不大，但可谓风景秀丽：四面青山环抱，三面绿水常流——洒河由村西到村北再到村东三面靠山环绕而过，站在家宅客厅透过后窗北望，蜿蜒在北山之上已然残破的明长城即可映入眼帘，走到正房月台南望，则是一座状若笔架、雄伟挺拔、颇有气势的碧色山峰。我从小就生活成长在这个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山村里。但这个村子解放前是个佃户村，我家是个半自耕农，祖祖辈辈没有上学读书的条件。不过，由于爷爷和父亲在种田务农的同时，还利用农闲时节编织筐篓一类农具赚点零用钱，比起单纯种田的农户来生活境况要好一些，所以，土改时家庭出身被定为下中农。

　　新中国成立后第三年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我，在童年时代不仅没有像父辈一样忍饥挨饿、御寒无衣，而且有幸能够在适龄之时就开始上学读书。甚至早在学龄之前，就曾跟妈妈一起到村里的小学上夜校，在熠熠生辉的汽灯下咿咿呀呀地唱读书上陌生的文字。不过，像那个年龄的多数孩童一样，对于所唱读的字句，既不知其然，也不知所以然。从上学开始，由于父母的谆谆教诲，加之并无先天缺陷的智力禀赋，我从小学到初中都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的，一直担任学习委员。前几天去看望启蒙阶段老师、现年已届88岁的韦志远老先生时，他还记忆犹新地提到此事。与此同时，由于家教纯正朴实，本人自小正直向上，当时学校所教黄继光、罗盛教等英雄事迹的影响，则使我朦朦胧胧地生成了见义勇为的情结。小学期间，两次面对年龄长我一岁的同学在洒河的深坑里玩水挨淹的情景，都曾毫不犹豫地跳入水中施救，并获得成功。在整个中小学时期，几乎每年都是班里的三好学生，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青睐，并在初二上学期的时候奉老师之命在年级介绍学习经验，还被学校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以此身份有幸能够乘卡车到县城参观学习丰福生、黄祖示的事迹展览。1966年上半年，刚够年龄，我就被吸收加入共青团。

　　当然，就物质生活条件而言，像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家只是初得温饱，买油打醋的钱主要来自养猪喂鸡的微薄收入。在三年大跃进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物质生活则在并不宽裕的基础上走上下坡路。吃的经常是红薯和能够从碗里可以看见月亮倒影的玉米稀饭，有时，在春季则要靠采摘榆树叶、杨树叶和其他野菜充饥。至于穿的，勉强能够做到一件衣服“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就已经很不错了。文化生活方面，除了每年冬天村里请人说说京东大鼓、演一场皮影戏之外，就是时而夜晚去邻居家听老年人讲讲鬼神的故事，吓得一路回家毛骨悚然。但因为那时刚刚从解放前困苦难堪的日子过来不久，加之村里人都很质朴厚道，大家和睦相处、互相帮助，平添了一些精神方面的幸福感，并不觉得困苦不堪。至于花钱，则一直是紧之又紧，顶级劳动力挣一天工分，到秋后决算时不过分得三几毛钱，勉强满足最低生活日用商品购买之用已属不错。我家像多数普通家庭一样，孩子自主花钱堪比登天之难，除了上学的书费、学费以及上初中时的伙食费由爷爷奶奶一分不多地统一支付以外，不要说买课外书的钱无由张口，逢年过节亲戚、长辈给几毛压岁钱也都要交给母亲补贴家用。以至于那时最令人高兴和激动的梦，就是意外捡到了可以自主支配的几分硬币。记得在读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把利用午休时间刨药材、捉蝎子的成果卖掉，得到平生第一笔以分角为单位的血汗钱，内心高兴极了，想买几块馋了已久的水果糖，但想到妈妈用根针线都要向奶奶申请领取，还是忍了又忍自己吃糖的愿望，给妈妈买了经常为此受憋的针线和顶针。大约是1961年暑假期间，有一天我跑到离家10公里的洒河桥镇去看在手工业合作社当工人的爸爸，乘爸爸上班的时间遛到街上新华书店里想买一本渴求已久的连环画，可一见到标价两毛多钱就傻眼了，因为兜里攒了多时的卖药材钱现在还不够两毛，只好把视线转移到红色横标题为《矛盾论》《实践论》、黑色行草所写作者名字为“毛泽东”的这两本上，问了价钱只需要5分，于是下个决心买回了家。可是，到家打开读了第一句：“矛盾的法则是辩证法最根本的法则……”。面对天书一样的文字，我又一次别样地“傻眼”了。好吧，先存起来，长大了再读吧！天晓得，这是不是后来我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信奉者和研究者的先兆？

二、初陷苦闷尔后柳暗花明

正在我憧憬着一步步进入大学殿堂、遨游知识之海的时候，1966年年中爆发的“文革”中断了我的学业，并且第一次跌入命运的低谷。因为家里日子过得相对较好——爸爸和两个叔叔各有三间房可住，父亲在不算很远的镇上当工人，老叔在空军雷达部队当兵，我和姐姐占了全村在国办中学读书人的三分之二，家里一日三餐不断粮，衣服尚能应时更换，冬日炕边的被褥摞得高些，爷爷和父亲相继被列为批斗对象，村革委会甚至准备将我家成分改定为富农，身体依然强健的爷爷因为不堪精神侮辱和肉体折磨而过早地去世。在此背景下，我读高中的资格也被剥夺了。这些遭遇，使我陷入深深的苦闷之中。好在从1969年冬春之际开始，县里派“斗批改宣传队”进驻“文革”重点受害村进行清理整顿。在几个月的调查研究之后，我家得到甄别平反，我相继担任了生产队的记工员、民兵排长和报社、广播电台的通讯员，为我发挥点才能提供了一定舞台。在这丝阳光的鼓舞下，我无论酷暑严冬都定期更换村里的黑板报，并且只要发现一点有意义的事就及时地给县广播电台、唐山劳动日报和河北日报写篇短讯类的报道。在生产劳动中，也总是一丝不苟，一锄一镐都用心用力，从不偷懒耍滑。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并不算强壮有力的我居然被公社评为先进标兵，不仅在全公社大会上得到公开表彰，1971年春节后还被公社推荐出席县里通讯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4月份又被推荐参加县委报道组在县中举办的通讯员培训班学习。有了学习深造的机会，我如同久旱逢雨的秧苗一样，如痴似狂地允吸培训班所教授的新闻写作知识。大概是由于在班里表现不错，在为期三个月的培训结束之时，我意外地被留在县委报道组帮助工作，当时的报酬是每月工资24元，其中交生产队9元、记300工分，15元为生活费。这种在如今看来非常微薄的待遇，对于那时的我，已经是出乎意料之好了。但刚刚干了两个多月，县委报道组负责同志就找我谈话说，村里多次打电话要求放我回村担任小学民办教师兼学校负责人。当时，该校设有五个年级加一个幼儿班，在5名教师中，一名是原来的学校负责人，按辈分是我叔叔，一名我叫姑姑，一名是我婶子，还有一名是唐山下乡知青。年龄相对较小，辈分偏低，且挤占了原来负责人的位置，就算我学历相对较高（不过是初中二年），工作起来也有一定难度。至于究竟为什么要我从县里回村，没有人明白地告诉我，但因为人权在大队，不仅我本人除了服从别无选择，就连县委报道组负责同志也表示无可奈何。后来才知道，当时上边已经开始重视抓教学质量，而我村小学四五年级学生在全公社通考中的成绩连续名落孙山，是公社文教干部要求村里想办法改变落后面貌，才使得村支部下决心做出这一调整决定。

　　回到村里就任，我如履薄冰、战战兢兢，谦恭对待其他教师，团结他们一起整顿秩序、严格纪律、整肃校风，狠抓教学质量，加强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沟通配合。经过一个多学期的努力，学校面貌和学生成绩状况就得到明显改善，受到公社主管领导、村党支部和广大学生家长的充分肯定。1972年初夏，大学复课招收工农兵学员，采取以群众推荐为主的方式选取大中专学生。村里三个生产队群众分别讨论推荐，结果是两个生产队同意推荐我。村党支部讨论人选时，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决定向公社推荐我作为上大学的人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最终还是没能步入大学校门，在我心里做了多年的大学梦就这样化为了泡影。面对这一打击，我并没有泄气，仍然一如既往地继续努力干好学校的工作，学生们的成绩水平进一步提高，公社文教干部柴连柱还组织全公社四五年级语文任课教师来听我的公开课，并且让我在全公社中小学语文教师范围内讲新闻报道写作，尔后又在秋季区片教师集训时讲示范课，1972年还推荐我为出席县的模范教师，并提拔我兼任公社北片中心校的负责人。

　　1973年，国家狠抓教学质量延伸到大中专层次，招生机制相应改变为“推荐加考试”。具体做法是，在群众推荐和公社模拟考试基础上选定三倍于招生名额的人员，参加由省里以初中知识为主、高中知识为辅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最后以考试成绩为准确定录取对象。这一改革，终于成就了我的大学梦，但可供填报的志愿学校只有省属的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校，所学专业则可在文理农医范围内自主选取。我本来在初中时喜欢无需死记硬背且常常可得满分的数理化，但考虑到没读过高中，上大学如果选择属于硬科学的专业，完成学业的难度肯定比较大。所以，我未与任何人商量就选择以中文专业为第一二志愿，而以自己不熟悉的政治教育专业为第三志愿加以填报。那时候，只要进入填报志愿阶段，被大学录取就基本上算是没问题了。虽然所选学校和专业受到局限，但无论如何总算圆了多年的大学梦，那些天我的心里荡漾着前所未有的畅快之感。

　　8月中旬，河北师范学院寄来了录取通知书，但录取的却是我所填报的第三志愿，即政治教育专业。这就命定似地使我从此走上了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9月9日，搭乘过路兴隆县火车站的列车到达北京站，由20路公共汽车摆渡到永定门站，登上朝着西北行进的丰沙线列车来到塞上古城宣化，读大学由心存已久的梦想终于变为现实。

三、从大学生不由自主地成为大学教师

在宣化火车站甫一出站，不远处一幅写着“河北师范学院政教系新生接待站”的横标吸引我走到一群面带微笑的人们跟前。带队迎接新生的是一位虽然头发花白，但充满活力，脸上总是绽放着亲切笑容的女老师，据介绍她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名叫李俊英。她以爽朗明快的话语欢迎着每一个新生。略等了片刻，我们就被指引到一辆中型轿车落座。车子拐了两拐，穿过古城南门，跨越洋河大桥，沿着一条逶迤在近乎沙滩的田野上的柏油路，直奔校园而去。道路两旁各有一行不算很高的杨树，深绿的叶子随着阵阵凉爽的秋风而时快时慢地摇摆，好像也在热情地向我们招手欢迎。约莫20多分钟以后，车子在一片用红砖墙围起、由一排排砖瓦房构成的大院中间广场停下，尔后高年级的师兄、师姐们把我们引领到各自的宿舍。新鲜感，欢快情，把一路的疲劳荡涤得无影无踪。

　　当时的大学本科学制为三年，后来这个学历被定名为“大学普通班”。三年大学的主要课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中共党史、共产主义运动史。虽然由于整个社会背景的影响，当时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课本中突出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继续革命理论，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还是处于主导地位的。这些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学习使我收获颇大，不仅让我懂得了很多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和经济运行与发展的规律性知识，而且把我的关注点提升到关怀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高度和广度，对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起到奠基性作用，为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终身的信念牢牢地占据了我的头脑，用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观察分析问题的习惯逐步形成，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推动社会进步成为我以后所有行动的出发点，为此而深入系统地认识世界的渴望和积极有为地改造世界的动力日益强烈。

　　如同久经饥渴的人遇到饭菜与净水，我几乎每天都沉浸于认真读书之中。尽管那时高校没有考试，但我除了白天上课听讲以外，几乎每天晚上我都到教室里自学。这在当时的大学里只有较少的学生能够做到，因为这样做不仅没有人表扬奖励，而且还有可能被讽刺挖苦。

　　除专业学习之外，我还在学校担任一项课外工作。最初在河北师范学院广播站做稿件文字编辑，一年后担任这里的团支部书记，负责组织领导整个编辑部的工作，因此有条件经常写点自己觉得有意义的文章播出。时至如今，我的一位同学还能背诵学院广播站播送过的我那时写的一首诗，吟唱全系师生联欢会上由我作词的一首歌。课内课外的表现，使我成为班里为数有限的入党积极分子之一。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有一天晚自习时，我在教室的黑板上写下“真理在胸笔在手，无私无畏即自由”这14个字，以表达内心情感。但未料引起了一场小风波。因为我当时正在争取入党，有人就非常敏感地将我在黑板上写诗的情况当作“新动向”报告给年级党支部领导了。作为党支部书记的辅导员责成我们党小组组长向我询问：“你写那句诗是什么意思？”我笑了笑，回答说：“这是鲁迅的一句诗，我觉得很好，写到黑板上让大家分享。有问题吗？”党小组长与我相视一笑。

　　大学生活转眼就过来六分之五，再有一个学期就要毕业了。我当时的想法是，按照马克思关于“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第一观点，学业完成后回到本县运用所学马列主义知识去“改造世界”。然而，“命运”再次扭转了我的行进方向，而且顶住了本人和唐山市有关组织所做的一系列抗争。1976年3月的一天，班主任老师跟我谈话说，系领导希望我留校任教。我向他说明了个人工作意向，并且加了一条论证，即我只弟兄一人，需要兼顾工作和就近赡养父母，盼能成全。老师说，这不成其为理由。尔后，我于4月份乘在遵化县实习之际决然地与相约已久的姑娘正式订婚，而她那时是农村户口的供销社副业工。回校后，我跟班主任老师说明此事，因为农村户口的未婚妻将来不好调动工作和我一起生活，所以希望组织上考虑这种情况，不要让我留校。没想到，老师说，这也同样难以成为不留校的理由，因为过几年提任讲师后即可解决家属农转非问题。抗争又一次以“失败”告终。在新的苦闷中，我想到，为什么5月份党支部吸收我入党，现在两个多月过去了，系党总支却一直没有批准，难道是在看我在毕业分配上是否服从组织安排而定吗？即便如此，你又有什么办法？无计可施，只好服从。其后，我从时任院办公室主任的老乡处得知，本人毫不知情的另外一种抗争活动也在这一时期进行着。唐山市有关部门在大学生分配之前曾到河北师范学院了解本籍学生情况，并且与校方交换意见，恳切要求我回到唐山工作，但校方未予同意，甚至说：“如果你们一定要他回去，今后我校将考虑减少在唐山的招生名额。”面对这种要挟，出于对本地今后利益的考虑，唐山方面只好做出妥协，放弃了要我回去的意愿。不知为什么，那年高校毕业生没有在7月的毕业季分配，而是让应届毕业生先放假回家，开学后再定工作去向。

　　然而，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7月28日凌晨唐山爆发7.8级大地震，使24万人失去了生命。那时我正在老家的炕上睡觉，被突如其来的强烈震感惊醒，马上叫醒爸爸妈妈，又跑到屋外高喊，以唤醒左邻右舍。之后，我们像京津冀地区很多家庭一样，为防止余震的伤害而搬到野外搭起的简易窝棚居住。过了一些时日就按要求返校了。

　　令我感动的是，地震之后，唐山市有关方面竟然还没忘记争取我回去，而且理由更加庄重而硬爽：唐山地震致使公教人员伤亡惨重、亟需补充，希望校方体谅地方困难并以实际行动给予支援。未料想，校方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坚持让我留校的立场。就这样，我别无选择地留校任教了。但我想，留校任教后，系里应该跟个人沟通一下任教何种学科的意愿吧？因为，从内心愿望出发，我原本希望教哲学，因为这门所谓智慧之学能给人的思维以自由驰骋的极大空间。然而，系里却毫无商量地决定了每个留校者的学科方向，宣布我到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工作。天不由人，事不由己。从此，命运之神又牵着我走上了教授和研究经济学之路。

四、经济学思考的起步与展开

那时候，河北师范学院还在洋河南岸与宣化隔河相望的黄沙滩上，冬季的西北风常常吹得黄沙滚滚、遮天蔽日，而夏季则难得地清爽宜人，即使三伏天，居住在华北平原上的人仍被暑气熏蒸得痛苦难耐的深夜，我们却可以盖着薄被进入梦乡。另一个特点是，荒郊野外，人少清静，既无灯红酒绿的诱惑，也无车马喧嚣的烦扰，倒是个沉下心来做学问的好地方。当然，能不能真正沉下心来，根本因素还在于主体的心志。

　　留校以后，我抱着既留之、则安之的心态，横下一条心，认真钻研学问，立志当个优秀的经济学教师。无论在宣化，抑或是1981年搬迁到相对繁华的石家庄以后，我都用心完成好日常教学任务，与此同时，把功夫用在不断自修深造上，而不管别人是在打扑克、下象棋，还是看电视、拉家常。我不仅努力钻研专业学问，研究如何使枯燥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尽可能引起学员的学习兴趣，而且自修与读原著相关的俄语、德语，以便把学问做深做准做细，乃至有所发现、有所创新。肇始于1978年下半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和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逐步打破了持续若干年的思想禁锢，学术探讨的空间渐渐扩展，如同枯木迎来春风，我同其他学界人士一样受到极大的鼓舞，顿生空前解放之感。那年12月份，我到北京参加全国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期间，一口气发表了两篇1500字左右的短文，阐述按劳分配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会后汇编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中。在其后的两年里，我在经济学教研室里相继提出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应该起调节作用和垄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仍然具有两重性的观点，不料被我的老师们所驳斥和否定。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所有观点都是不容置疑的。而我却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只是开辟了发现真理的道路，而既没有穷尽真理，也没有理由垄断真理，后来人同样有发现真理的权利。鉴于这两次教训，此后我通过研究有了新观点也不在教研室里提出，而是直接到课堂上讲给学生们。学生们自然不喜欢照本宣科的教条式讲授课程，而宁愿听取富于思辨启迪与观点比较的生动性教学。激发学生们对学问的兴趣，是教学成功的重要表现之一，反过来对授课教师进一步钻研学问也是一种难得的鼓舞和有效的推动力。在这种互动中，我对经济学研究的兴趣愈来愈浓，产生的新认识也愈来愈多。进而，我萌发了攻读研究生的念头，并且不止一次地正式提出申请。但系领导一直不批准，理由是教学任务繁重，工作离不开。不过，没多久，情况发生了虽然具有悖理成分然而却有利于我的逆转。

　　1982年冬季，教育部发了一个文件，其中明确：今后大学教师必需有研究生学历，否则不能评讲师，更不能评副教授和教授；这样一来，第一，已经有充分理由报考研究生了；第二，即便是连考两年都不能如愿，也可顺势而为地离开学校，到社会实践第一线去用马列主义改造世界了。于是，带学生到中学实习回来以后，我就立即开始进入考研究生的准备，白天通读《资本论》，晚上复习俄语。两个月下来，自觉已有几分把握，便向系领导提出了考研申请，理由首先是教育部文件有此要求。在此情况下，系领导也只好同意了。

　　1983年春节刚过，学校还没有开学，我就从家里回到石家庄应考，整个学校空空荡荡、冷冷清清，鲜见几人。我借了一辆自行车，从石家庄西南郊区振头的校区到桥东工业学校考点，往返四个来回，完成了考研之旅。4月下旬，四川大学发来复试通知书，使我悬着的心落地了。5月初赴成都的面试极为顺利，不到一个月，录取通知书就来了。考研的一举成功，鼓舞了我，也鼓舞了很多命运相同的人。事实证明，如同北大清华的学生也未必个个都是优秀人才一样，上百万工农兵学员中也有很多人不乏真才实学，对任何群体、任何事物都应该辩证地看待才符合实际。

　　清流淌漾的锦江之畔，翠竹掩映的望江公园西侧，坐落着拥有一栋栋古老教学楼、图书馆和国内一流学科、号称西南最高学府的四川大学。据有关史料记载，巴金、郭沫若、朱德、江姐、杨尚昆、范无病等许多名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所综合性重点大学的校友。这些，无形中浓厚着学校的学术氛围，也非常自然地增加着每个学生的社会使命感，就连我这个已过而立之年并且先后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进修过的大学老师也不例外——因为原来在那几所著名高校只是进修而已，而在四川大学我却是有正规学籍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这样的学校，尽管居住在陈旧木板结构、夜间常被在天花板里成群的老鼠嬉戏闹腾声吵醒的宿舍楼里，但学习起来还是劲头十足的。尤其是当时我国经济改革正如火如荼，围绕推进和深化改革，有难以计数的问题需要研究探讨，激励着莘莘学子们运用基本理论与方法，并借鉴国外经验去试图破解。心怀天下，贯通中西，研究理论，切磋对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何其乐乎！何况，从理论经济学延伸到应用经济学，从政治经济学扩展到各种部门经济学，视野大开，接地更近，兴味倍增。在这里，我每天都学习、研究到深夜，星期天也很少出去放松游览，因为有太多的改革和发展问题吸引着我去关注与思考。三年中，我围绕经济改革与发展问题发表了40多篇文章，其中多篇被省级以上刊物以重点篇目、首篇位置刊载并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全文转载，多项观点被新华文摘、经济学文摘、经济改革文摘、报刊文摘摘登，在经济学界产生一定影响。1986年春季，四川大学学生会贴出的学术讲座海报称：“今天特请青年经济学家齐守印做关于《资本论》当代价值的报告”。直到2002年春季我到中央党校厅级干部进修班学习时，时任中央党校经济学部主任、现任副校长的王东京教授还当面风趣地对我说：“那时你的文章简直是铺天盖地，现在都还存在‘银行’里。”在广泛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硕士学位论文，围绕中国税制改革展开，全文近10万字，得到论文答辩委员会的充分肯定，被四川大学经济学院作为当年唯一的最佳经济学硕士论文推荐给《中国经济学年鉴》摘要刊载，其中关于税制改革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直到现在仍然没有过时，例如营业税改增值税、以开征资源税保护资源、以开征排污税保护环境、以开征社会保障税构建社会保障体系等，而基于公有制内在矛盾理论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框架构建的理论观点，则对我国经济改革乃至国家治理机制的完善具有更为广泛而深远的意义。总之，攻读硕士研究生的三年，使我的理论功底、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有了显著提升，为我后来的理论研究奠定了比较厚实的基础。

　　研究生毕业，面临又一次前进道路的选择。当时，国家对属于稀缺资源的硕士研究生网开一面地采取双向选择的就业机制，实际上主要取决于个人志愿。从需方来看，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领导希望我留校任教，一位导师推荐我到中国人民大学教书，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一位领导邀请我去那里与之为伍，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来人招聘我去做政治理论教员……可以说每个去处都不错。最后，我还是倾向于依照已生多年的夙愿，选择便于运用思想理论改造世界的经济改革与发展第一线工作。为此，我向河北省计划委员会和河北省财政厅写了自荐信。两个部门不约而同地发来热情洋溢的回信，大体意思都是：你所学专业与我部门工作十分对口，我部门党组经过研究非常欢迎你来这里工作，生活方面有何困难，我们将努力帮助解决。1986年1月，我搭乘北上的列车来到石家庄，到河北省计委和河北省财政厅开展论文调查并顺访落实工作。先到了省财政厅，人事教育处何建辉处长热情地介绍有关情况，并就我愿意到哪个处室工作征求意见，礼贤下士之忱令我感动。春节假期过后回校，四川大学与河北省财政厅分别依照规定渠道将我的分配意向报送教育部对接，毕业后工作单位即已落实。然而，此后大约4个月左右的一天，同班学弟杨继瑞对我说：“老齐，人民银行总行要你，怎么不去？”我问：“谁说人民银行要我了？”他回答：“系里某某书记说的。”我抽空找到那位书记打听相关情况，他说是有这么回事，但考虑你已经落实工作单位了，就没告诉你。我想了想，自己平时专注于学习和研究，而疏于人情世故，关键时刻势必如此，也难以责怪埋怨别人。就这样，命运之神又将我带入公共理财之路。

　　1986年7月中旬，我约夫人前来成都寻访西蜀之都的古迹，尔后又一起沿路顺访秦汉唐多朝故都西安的名胜，于16号从“天下第一庄”下车到HB省财政厅报到。

　　厅办公室在西楼给我安排了一间大约12平米、与他人合住的“团结户”型住所，人事教育处为我父母、妻儿办理农转非和为我爱人安排工作的事宜也已接近完成，已经8岁的儿子迁来以后的入学手续则可以随时联系办理，可以说一路绿灯。具体工作安排在财政厅科研所，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我想，即便是研究生，由于缺乏财政实务经历，刚毕业就径直进入业务性极强的所谓核心处室，在工作上也未必能够凸显优势，而先近距离地从整体上对财政实务工作进行了解、开展相对宏观的体制政策研究，然后再择机进入最前沿的业务实践，按照这种看似迂回的路线图前进或许是更佳路径。

　　第一个研究生的到来，引起厅里人们的广泛关注，许多同事都好奇地到办公室去看我。时任省财政厅党组书记罗植龄厅长出国回来第二天，就在百忙之中抽空亲自登门探询，明确表达对我的关怀与厚望。愈是如此，我就愈加谦虚谨慎，包括传达室的工人师傅在内，对每个同志都彬彬有礼、尊重有加。工作上，不仅对分配的任务不挑不捡，就是办公室打水扫地一类的活儿也主动去干。家里空间小，晚上孩子要写作业，我就每天到办公室去看书、搞研究、写文章。当年11月，中国财政学会在山东淄博召开全国中青年财政理论讨论会，科研所领导派我参加，使我能够与来自全国财政部门和科研院所的中青年专家学者一起面对面地讨论财政改革与发展中的热点焦点问题，进一步激发了我对宏观财政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回厅以后，我随即提议筹备成立河北省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以便通过组织中青年财政干部加强理论与政策研究促进我省财政改革发展，并提高财政管理的科技含量，得到科研室和厅领导的支持。

　　与此同时，省直一些部门的青年干部积极与我联系，拟议成立HB省青年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目的是为振兴全省经济、促进体制改革献计献策，大家一致推举我牵头筹建。在省体改委领导的支持下，这个研究会很快成立起来，我被推选担任第一届干事长。在上世纪80年代，人们为时代主题所感召，投身改革与发展的激情四溅，而富有忧国忧民之情的青年知识分子对此更是心胜于火。大家白天正常工作，晚上相约研讨改革发展，各抒己见，相互交锋，无私无邪，兴致盎然，不知疲倦。经过讨论，很快由我执笔写出一篇题为《论区域产业结构优化的概念和方法》的论文，以“冀青研”为笔名发表在《河北学刊》1987年第4期。该文围绕河北产业结构调整优化问题，针对当时我省很多参与经济决策的人们仍然依照省内供需平衡的传统计划经济思路和侧重依托本地资源谋划产业发展的思维定势，提出按照比较优势原则谋划产业结构优化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建议以比较成本和比较质量优势确定我省的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方向，在省内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

　　经过认真筹备，1987年5月，HB省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在“野火春风斗古城”那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地成立，并召开第一次理论讨论会。为了调动领导层的积极性，按照我的建议，该研究会由时任财政厅科研所所长担任干事长，我当副干事长，但该会的所有组织工作、学术研究事项都是由我负责。时隔不久，又在省财政厅机关事业单位成立了分会。全省和省厅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成立以后多年内，一直是河北省财政界最有活力的学术团体，因为它聚集了省市县一大批热心财政改革与发展研究的中青年骨干，年富力强，思想活跃，敢想敢说，生龙活虎，围绕完善财政政策、改革财政体制、创新财政管理、改善财政状况提出不少富于真知灼见的政策建议。

　　我在学术研究的发展期所取得的成就，得到了社会承认。1988年，由于当时出台了破格评审政策，加之本人科研成果突出，在全省首届高级经济师评审中获评最年轻的高级经济师。1989年，我在硕士论文基础上经过扩展出版了第一部专著《财经改革理论与目标模式探索》。翌年，该书以全票通过获得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专著一等奖。1991年，省委、省政府授予我全省优秀知识分子称号，享受省级劳模待遇。1993年，我的专业职称晋升为研究员。1994年，获评省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现在改称为省政府特贴专家）。1995年，又当选为第一届10名HB省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专家之一。在进入省财政厅科研所到1994年9月离开这里的8年中，我每年发表文章10篇以上，其中多篇获得全国财政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其中，关于分税制财政体制、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国企财务与国家财政独立运行、对国有企业按其功能实行分类管理、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方向、用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善国企管理机制、放大国有资本功能等理论观点和政策建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产生一定社会影响。1994年上半年，国家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不久，我写了一篇关于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亟需转变财源建设思路的政策建议，时任常务副省长很快将其批示给省直有关部门和各设区市政府决策参考。担任科研所副所长一年以后的1990年12月，我被借调到厅办公室代理副主任15个月，期间应急起草的领导讲话受到分管财政事务副省长的极高赞赏。

五、科研成果向财政改革实践转化的初期尝试

1994年10月，我从科研所所长调任为财政厅预算处处长，进入全省财政的核心业务领域，为我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直接运用科研创新成果服务于财政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平台。上任不久，就将错综繁复的月度财政收支报表改造得简明易懂；其后不到半年时间里，我又对面向55个财政困难县分配补助资金的方法进行改革实验，以相关因素法科学改造了一般转移支付机制，并且推动了预算内外财政资金在省级预算层面实现有机结合的改革。1995年8月，我被任命为HB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分管党政工青妇、公检法司安、教科文卫体、民政与社会保障等财政财务，以及财政厅办公室、科研所等工作。上任伊始，我就指导和带领教科文处进行了一项财政资金分配机制的重要改革。当时，全国第二片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会议刚刚开过，我省46个县被纳入该工程范围。中央政策是以三年为期，通过中央财政、省级财政和市县财政同比配套投入，加上贫困县民众自筹，实现义务教育校舍和教学设备达标，并确定三年内中央财政给予河北省这项工程专项补助1.24亿元。这就意味着省级财政和市县财政也要分别筹集配套资金1.24亿元。我马上意识到，中央和省级投入的2.48亿元财政资金如何通过科学分配，才能有效避免跑步进省可能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和相应的腐败行为，是摆在我面前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结合自己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方面所做的研究，很快就形成了科学分配此项资金的思路，并且设计出依据一项基本因素、六项相关调整因素构建的规范化分配补助资金方案，其中各县具体数据则从省统计局上年度相关统计中提取，以防下面编造虚假数据骗取上级补助。我将这一分配方案提供给省教育厅领导征求意见，获得赞同后，再向时任主管教育工作的副省长当面汇报，他说：“学者理财就是不一样啊！”尔后，又将该方案拿到保定召开的专题会议上公开征求意见，得到与会同志的普遍赞赏。如此分配资金，既客观科学、公开透明，有利于防止腐败，又可以做到三年早知道，让受资助市县提前做好筹资准备，有利于确保配套资金到位，从而保证义务教育工程目标如期实现。1997年，财政部和教育部共同肯定并表彰了HB省规范分配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资金的做法，并据此授予我该项工程先进个人称号。此项改革一举成功，使我进一步坚定了不断推进财政改革实验的决心。上述这些改革实验，在财政部主办的《财政》杂志1996年第3期上以《HB省积极探索规范的转移支付办法》为题做了具体介绍。此后，在省政府相关领导和财政厅先后两任“一把手”的支持下，我说服和协调有关部门，把相关因素公式法相继运用到基层卫生三项建设、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生育事业费、财政困难县政法干警岗位津贴补助等多项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之中。

　　财政改革不仅仅涉及财政资金分配，还关联到许多与财政资金紧密相关的公共事务管理机制优化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各公共部门所用各种办公物品、公用汽车、汽车加油和保险、会议招待等事项，普遍采取自行分散进行的采购方式，其间各种明里暗里的回扣五花八门，既浪费财政资金，又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这些事项主要分布在我所分管的工作范围内。为堵塞这一漏洞，HB省省级财政率先探索通过公开竞争进行公共部门所用各种物品或劳务的政府采购管理改革，首先从机关事业单位采购小汽车开始，尔后逐步延伸到公用汽车加油、保险、维修，会议、接待定点，以及计算机、打印机、笔墨纸张等日常办公用品定点采购，一律通过公开竞争招标，借助批量优势在保证质量前提下打折购买，不仅节省了财政资金，而且杜绝了形形色色的回扣现象。此项改革先后被《紫光阁》《中国财经报》等报刊公开报道，1997年8月份在全国文教行政财政财务工作会议上作为改革经验加以介绍，得到时任财政部副部长谢旭人和文教行政司司长冯秀华同志的充分肯定。由此，政府采购改革很快风行全国。此后，在我分管的工作领域，还先后推行了公共信息技术网络平台、大型实验室等设施跨部门跨单位共建共用等财政支出方式改革，以避免公共部门相关设施重复建设与购置导致的闲置浪费，同样被财政部所推广。在这些改革基础上经过进一步研究思考，我在《中国财政》1997年第4期发表的《进一步深化支出管理改革》一文中，比较系统地概括了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主要内容及其对克服支出管理粗放低效、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意义，并提出从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解决企业办社会负担、采用零基预算和综合预算法改革财政支出预算、集中财力办大事、调整财政转移支付结构、规范转移支付方法、通过公开竞争招标进行政府采购等一系列财政改革建议。在深化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实践的基础上，2000年12月，我在《人民日报》16日海外版和25日国内版上就财政支出管理改革问题相继发表两篇文章，其中在海外版上发表的《支出管理改革的主要任务》一文，将财政支出管理改革的主要任务扩展到10个方面，涉及按照市场经济和公共财政原则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广泛推行政府采购改革、对公教人员工资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实行银行化管理、全面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以杠杆方式使用来放大财政资金对经济发展的调节功能、以财政资金的科学配置促进社会事业优化布局高效发展、依照社会化原则全面推进公共设施设备跨部门跨单位共建共用、通过编制综合预算统筹安排预算内外资金实现全口径预算管理、对预算资金实行合同化绩效管理和问责机制、通过在多年期行业规划基础上实行三年滚动预算管理来保障公共项目和事业发展的连续性。这些改革建议的前瞻性已经为后来以至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财政改革措施所证实。在《人民日报》国内版发表的《按公共财政方向调整支出结构》一文，在次年3月份被全国两会秘书处印发给所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作为参政议政的参考文献。

六、预算改革大幕拉开的前前后后

1998年，HB省在全国率先拉开部门预算改革的序幕。那一年3月中旬，新任财政厅长参加全国人代会结束以后的第二天，就要求我到省地税局他的办公室汇报财政厅有关工作情况。在汇报中，我依据对财政管理方面主要问题的认识和近些年系统思考财政改革的心得，向他提出关于推进预算、支出、综合三项财政改革的建议，同时陈明率先探索推进这些改革将要面临的阻力与风险。之所以第一次汇报就提出这些建议，是因为我知道他既是个勇于任事、敢于担当、喜欢创新的领导干部，前些年在保定地区行署当副专员期间分管财政工作、因而对财政事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并且10多年前还应邀担任了我所实际主导的HB省中青年财政理论研究会的名誉干事长，肯定会有志于推进财政改革。不出所料，他听了我的建议以后非常高兴，以鲜明的态度和坚定的口吻表示，干事不怕风险，一定要大刀阔斧地推进这些改革。他很快转到财政厅办公，在第一次厅党组会议上就做出了探索推进这三项改革的决定，并且分工由我负责组织起草预算和支出这两项改革的方案，争取尽早提交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以便及早付诸实施。经过近4个月准备，改革的初步方案提交到7月份在北戴河召开的全省财政工作会议讨论。鉴于预算管理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特别是要触及政府领导和各部门既有权力的调整，给各部门和政府领导随意支配财政资金带来前所未有的约束，一些设区市财政局的局长表示疑惑和犹豫，建议缓行。这种疑惑与犹豫虽然可以理解，但对勇敢的改革者而言却不能成为望而却步和迟疑延缓的理由，因为任何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改革都不可避免地要打破既得利益关系，从而遭遇不同程度的阻力甚至反对，如果害怕风险、畏惧阻力，所有实质性的改革都无从推进。面对这些异议甚至反对声，我们没有为之动摇，而是根据大家讨论中提出的合理建议对改革方案进行了一些完善，并继续下一步行动。我们将改革设想先后向财政部和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分别做了口头汇报，时任省长、常务副省长和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常务副部长楼继伟对推进这些改革都明确表示支持。当年10月下旬，省政府常务会议在时任省长的主持下比较顺利地通过了我们提交的改革方案。1999年10月份，财政部党组扩大会议听取HB省财政厅长关于探索推进预算改革准备情况的汇报，并决定向国务院汇报争取在中央部分部门试行这项改革。一个月后，全国人大预算工作委员会苏宁和张光瑞两位副主任专程到HB省调研探索推进部门预算改革的情况，我做了汇报以后，他们对HB省率先探索试行的部门预算改革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项改革在中国财政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这是因为，在此之前，我国公共预算管理极为粗放：政府财政收支预算停留在由同级财政部门掌握的收入和支出各20左右个大类科目上；一直没有经过详细编制成文的部门收支预算，各部门只有一个非常粗疏的收支概算，大致载明人头经费、办公经费、修缮费、会议费和整体性专项资金数额，而没有具体项目；预算资金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采取以上年基数加一定增长率的方式确定，由财政部门内部各口分别管理，各种经费缺乏统一的定额标准，部门之间差距较大、苦乐不均；预算资金与预算外资金在管理上两张皮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预算内资金由财政部门掌握，预算外资金基本上由主管部门自收自支，完全脱离各级人大的民主监督；各级财政资金配置因缺乏整体而审慎的论证而效率较低，因财权分散而难以集中财力办大事；预算执行中各级领导干部支配财政资金的自由裁量权和随意性都很大，而且执行进度极不均衡，大多数专项资金集中在第四季度具体分配落实，造成一方面各项事业因缺少资金而难以发展，而另一方面，各级政府财政资金却在一年中有大约三个季度处于闲置状态；对财政资金使用没有绩效约束、监督、考评，用好用坏基本上无从问责；以保障公共政策连续性和实施逆经济周期宏观调控为宗旨的中期滚动预算更无从谈起。在这种落后的预算管理制度下，财政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都比较低下，不仅加剧了财政收支矛盾，而且随意分配使用财政资金极易产生腐败行为。这种预算管理模式与科学理财、民主理财、依法理财、规范理财、高效理财的现代理财原则格格不入，与现代民主法治国家已达到的公共理财水平相差甚远，严重制约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针对当时我国预算管理模式的上述弊端，我们所率先探索的预算管理改革包括六个要点：一是细化预算编制，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都要详细准确地编制各项预算，人员经费要按照标准编制到每个人，公用经费要按照统一定额细编到具体用途，用于事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要细编到具体项目，以便及时而顺利地执行；二是推行综合预算，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要将预算内外资金结合起来，全口径编入年度预算，统筹运用于完成年度内的公共职能，统一接受财政、审计和同级人大的监督；三是实行零基预算，打破基数加增长的传统预算资金分配机制，按照预算年度相关政策和实际需要确定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的预算资金数额，盘活财政支出结构，以利集中财力办大事，提高财政资金的整体配置效果；四是试行绩效预算管理，对财政专项资金实行绩效考评，并将考评结果运用于下一年度预算编制之中，内含着奖优罚劣机制；五是为实现前四项要求而早编预算，将预算编制的起始时间由10月份提前到4月份，以确保将预算编细编实；六是加强预算执行监督，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此外，当时就已谋划在年度预算编制达到比较理想效果的时候，启动编制中期滚动预算，以增强预算政策的预见性、连续性和跨年度调节功能。很显然，只有通过改革将我国预算管理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准，我国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和保障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才能真正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由此可见，严格地说，将我们所率先探索的预算管理改革简称为部门预算改革并不确切，不仅其内容要宽泛得多，而且其意义也深刻得多。

　　由于如此重要的预算改革必须在省政府常务会研究决定以后才能正式启动，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按照改革要求编制预算也需要一个事前培训过程，所以，1999年度预算按照新模式进行编制已经来不及，真正按照改革要求编制的只能是2000年度预算了。在制定预算经费标准定额体系、进行改革动员和培训以后，1999年4月，依照改革要求编制下一年度预算的工作正式开始。经过9个月的艰苦努力，全新模式的108本省级部门预算草案如期编制出来，按规定时间提交省人大，作为省级两会审议预算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部门预算基础上汇编而成的省政府预算草案在内容上也丰富、细化了很多，用当时一句形象的话说，就是“省级预算由薄薄的几页纸变成了厚厚的一摞书。”这样翔实具体的预算草案，对人大代表来说才是可读可审的，才能真正体现政府对人民负责、让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态度。预算改革初试成功，《中国财经报》进行了长篇专题报道，财政部于2000年4月份在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夺取的第一个中心城市召开全国财政会议推广HB省经验，预算改革之火就这样在全国燃起，尔后形成燎原之势，并且循序逐步深入。由于预算改革得到国家推广，省财政厅预算处部分同志执笔撰写的相关研究报告在2001年破天荒地获得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省长特别奖的殊荣。毫无疑问，这一奖赏与其说是给予这份报告的，倒不如说是给预算改革本身的更为确切。

　　当然，改革之路并非是铺满鲜花的坦途，其实，预算改革作为公共管理领域的一场革命，致使既有权力被削减的，绝不只是政府主管领导和各预算支出部门，甚至可以说，在这项改革中既有权力削减最多的莫过于财政部门自身。因为，在财政资金分配使用自由裁量权不受约束的预算制度下，掌管预算内资金的财政部门是最有机动权的，而在改革之后，这些机动权也一并消失了。所以，预算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财政部门的自我革命。只是因为预算改革于国有利、于民有功，率先探索推进预算改革者才不计“自家”得失而奋不顾身；他们之所以能够披荆斩棘、义无反顾地开拓这一改革之路，乃是受高尚的家国情怀和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所支配的结果。

　　在推进预算改革的同时，HB省的政府采购、规范转移支付、公共设施设备共建共用等财政支出管理改革在前期探索基础上继续深化扩展，以规范政府间财政收入分配关系为基本内容的财政体制和以提高预算资金执行效率为目的的国库集中支付改革也迈出重要一步。其中，规范政府间财政体制的改革是在2000年借助中央调整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分享方式改革之机进行的，主要内容是打破省市县之间按企业隶属关系划分税收归属的窠臼，以利于市场经济中经济资源流动和企业联营重组，破除地方保护主义经济壁垒，同时形成省市县三级财政收入“水涨船高、荣枯与共”的格局，避免因经济形势变化导致某级财政遭遇过大风险；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则是在考察浙江金华和陕西省省级公共会计集中核算经验的基础上，经过权衡利弊、扬长避短的研究确定推进的，后来我们学习过的地方也改变到国库集中支付轨道上来了。此外，我们还着眼于改善省会城市环境质量、减少烟尘污染，主动安排资金分批解决省直部门及其家属院实行集中供热供暖问题。

七、由参谋助手到领衔挂帅

时间行进到2003年初，在全省人代会上时任财政厅长以非省级后备干部获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委决定由我接替他担任财政厅党组书记、厅长，领头挂帅推进财政改革的接力棒传到我的手上。

　　上任不久，我本着既要传承又要前进的继往开来精神，很快研究提出了“讲科学、求规范、重创新，兴财政、促发展、为人民”十八字基本理财思路，在直到2011年12月的这9年中一以贯之地秉持实行。这十八字理财思路的核心内涵，就是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和促进发展为基本路径，追求科学理财、依法理财、规范理财和高效理财。依循此种理念，我夜以继日、马不停蹄地谋划探索，继续充当以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系为目标的财政改革“领头羊”。

　　在这9年中，HB省财政部门自主探索推进的财政改革主要集中于以下六个方面十六项内容：

　　（一）深化预算管理改革。一是以法制化为手段巩固和发展预算管理改革成果。在省政府主要领导的全力支持和法制办的鼎力协助下，2005年出台地方政府规章层次的《HB省预算管理规定》，不仅将本省率先探索实施的所有预算管理改革措施纳入其中，而且增加了零基预算、绩效管理、多年期滚动预算等深化改革措施，特别是从预算管理层面就合理而清晰地划分部门间财政管理责权这一横向财政体制改革进行了创造性探索。二是将绩效预算管理改革提上日程。从2004年试行专项财政资金绩效评价起步，尔后不断扩展其实施范围，直到2010年以省政府名义出台《关于深化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HB省预算绩效管理办法》《HB省预算绩效问责办法》，初步建立起内容全面、较为完善的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在全国首创性地编制出覆盖省级所有部门的项目预算绩效计划文本及范本。三是探索推进中期滚动预算管理。着眼于提高财政资源配置的前瞻性、预见性科学性，瞻前顾后地保障中央和省级公共政策的科学制定、有效实施，同时增强公共财政运行发展的可持续性，经过一番理论研究和方案准备，2008年以省政府名义专门印发了《关于推进省级部门发展性支出滚动预算编制工作的实施意见》，从最具实质意义的发展性财政专项资金入手，从当年15个预算部门起步，率先探索编制了三年滚动预算。2009年初，《中国财经报》以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此项改革，此后财政部召开会议加以推广，并将HB省确定为全国唯一一家省级中期滚动预算编制试点单位。2010年此项改革覆盖省级所有预算部门和全部发展性支出，2011年则与年度预算同补编成这种中期预算，并开始向市县级延伸。四是深度推进不同类别公共预算的统筹整合，不断提高公共预算对政府收支活动的覆盖度和政府预算的透明度。在2000年将一般公共预算与政府性基金预算统筹编入综合预算的基础上，于2006和2008年又相继将社会保险基金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综合预算管理，同时将所有公共收支纳入统一的“全口径”预算管理轨道。据2011年《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所载《中国省级财政透明度评估（2011）》披露的信息，2010年度HB省省级预算透明度在全国各省市区中名列第二。

　　（二）财政体制改革攻坚克难。一是从2005年起，着眼于县域经济社会科学发展，按照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原则，逐步推进县乡财政体制改革，对经济基础好的极少数乡镇实行相对规范的分级分税财政体制，以促进县域非农经济资源相对集约配置和城镇化发展，培植区域性经济增长极；对多数乡镇实行县级统收统支加激励的财政体制，以利资源环境保护、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乡镇政府转变职能。二是从基础环节推进政府间纵向财政体制科学化。自2004年起着手研究地方各级财政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2007年形成研究报告，以财政部颁发的政府财政收支科目为线索，依照公共物品效益外溢程度高低，对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社会管理、经济发展等249项财政支出责任提出了划分意见。报省政府研究同意，自2008年起开始试点、分步实施，覆盖范围从最初的12类47项到2010年扩展到所有各项支出责任，并且不断完善内容和方法，减少了专项资金配套的层级范围，明确界定了需要两级以上政府承担财政支出责任的形式或比例，完成了第一轮改革。《中国财经报》很快在头版头条位置报道了这项对实现财政体制科学化具有基础性意义的改革。8年之后，此项改革由中央在全国推开。

　　（三）围绕促进经济发展进行的财政改革。一是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2003年，着眼于促使国有企业轻装参与市场竞争，遵循公共财政改革方向，由省市财政主动买单，在全国率先探索推进分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的改革，分年安排专项资金承接从国有企业分离出来的学校、医院、政法机构支出，两年即告完成，其后经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议才在国家层面逐步推开。二是探索推进非税收入与部门支出脱钩，优化经济发展的财政环境。自2005年开始，相继制发《HB省执收执罚部门收支脱钩管理暂行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执收执罚部门收支脱钩管理工作的通知》， 推行“票款分离”“罚缴分离”，从预算上从低安排非税收入增长率、合理保障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必要经费，为克服“三乱”创造条件，有效改善了经济发展的财政环境。

　　（四）探索进行财政监督机制创新。一是试行派驻监督。2005年，率先试行向省直部门派驻财政监察组进行实时监督试点，2010年试点范围扩大到大多数省直部门、覆盖90%以上财政支出。2006年，省政府出台《HB省财政监督规定》，以政府规章形式明确各级政府、各公共部门和单位的财政监督责任与权力，并以派驻财政监察员（组）巡回监察方式将省级财政监督延伸到市县。二是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施即时监督。2009年，率先开发并运行了财政专项资金支出即时分析监控系统，形成了覆盖省市县三级的“即时、全程”式财政专项资金监控信息体系，同时开发并试运行了省级财政财会信息管理系统，省直各单位财政资金、公共资产等会计信息可以随时查阅监督。

　　（五）财政支出管理改革持续深化。一是率先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为目标强化预算执行进度督导机制。从2005年，就出台相关办法强化督导，以定期通报、年终考评、预算约束等机制促进各部门、各市县加快支出预算执行进度，以使财政资金尽早发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益，并以此倒逼各级各部门把年初预算编细编实、达到批复后即能执行的程度。二是国库集中支付改革逐步延伸到财政资金运行的末端。三是政府采购改革不断扩展，覆盖范围由单纯的货物采购扩大到修建工程和公共服务，全省政府采购规模从2002年的22.6亿元2009年就增加到304.7亿元，增长13.5倍。四是公共设施与设备跨部门跨单位共建共用改革继续拓展。五是分配转移支付资金的因素公式法普及到所有社会发展类。

　　（六）以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系为总纲对前述单项改革进行系统化整合。2010年，进入“十一五”规划收官季和“十二五”改革与发展谋划季。根据科学发展要求和系统论原理，着眼于提升财政改革创新的整体效果，提出将分门别类的改革进行通盘谋划和系统化集成，明确“十二五”期间本省在全国率先构建现代公共财政体系的深化改革思路和更高奋斗目标，在系统研究基础上以财政厅党组名义制发了相关《指导意见》，着手统一思想认识、搭建基本框架，选择10个基础较好的县（市）开展综合改革示范，并向省委、省政府提出相应的建议，载入河北省“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中共HB省第八次党代会报告，成为“十二五”期间全省财政改革与发展的行动指南。

　　这一时期，HB省不仅在各项财政改革方面走在全国前列，而且财政经济发展迅速，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增加较多，财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能力不断增强，财政队伍建设方面也取得比较好的成绩。在以2002年为基期到2011年底的这9年中，全省GDP由6018亿元增加到24516亿元，年均增长16.89%；全部财政收入（地方一般预算收入与上划中央财政税收之和）由544.9亿元增加到3017.6亿元，年均增长20.95%；地方一般预算收入由302.3亿元增加到1737.8亿元，年均增长21.45%；一般预算支出由576.6亿元增加到3537.4亿元，年均增长22.33%；从2008年起，我省一般预算支出总额就已超过全部财政收入53.9亿元，由净上解省变为净得中央财政补助；2011年全省一般预算支出与全部财政收入之间的差额扩大到519.8亿元，中央财政给予补助三年间年均增加173亿元。随着实力的壮大，财政对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和农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劳动力就业等经济社会事业发展的支持力度逐年加大。与此同时，各级公教人员工资和津补贴水平也随之较快提高，不仅于2003年全部补发了2000年以前困难县拖欠的12.9亿元工资，而且到2009年全省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年人均工资性收入水平就由2002年的11148元增加到27052元，7年间增长1.42倍。在队伍建设方面，自主开展创建服务型、廉洁型、高效型、学习型、创新型、和谐型机关活动，持续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和业务培训，深化选人用人机制改革，坚持公道正派、唯才是举、任人唯贤的用人导向，狠抓系统廉政和行风建设，有力促进了干部队伍综合素质的提高、工作作风的转变和工作效能的提升。省财政厅在省委开展的行风评议中，在经济社会管理部门行列的综合得分连年第一、获得先进单位称号，各设区市财政局也都名列前茅。2006年，省财政厅机关党委被中组部命名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不断深化的财政改革促进了财政经济发展，提升了财政事务的综合管理水平，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2011年，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其发布的《中国公共财政管理研究报告（2010）》中，根据对各省区财政综合管理指数进行的测算评估，确认HB省省级财政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在全国各省市区中排名第一。“十一五”期间，新华社、《中国财经报》等多家媒体都曾以头版头条或其他显著位置，采取新闻报道或记者专访方式报道了HB省自主探索的各项重要财政改革。如新华社2007年10月就深化财政改革促进财政管理科学化问题对我进行了专题访谈，发表在新华网上。2008年，《中国财经报》时任总编姚中利在该报12月16日头版以《解读财政改革“大省”》为题发表了对我的长篇访谈。同年12月，《新理财（政府理财）》在其第5期以《一个人和一种方向》为题发表了就HB省财政改革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互动共进所进行的专题访谈。2009年7月9日，《南方周末》以《钱袋里的“革命”》为题发表对HB省财政改革的长篇访谈。2010年，《决策》杂志第2期以《钱袋子如何革命》为题就深化财政体制改革问题发表了对HB省进行的专题访谈。2011年1月25日，《21世纪经济报道》以《河北探索公共财政管理现代化——支出责任划分破题》为醒目标题，报道了HB省的最新财政改革动向，其开篇第一句就是“财政改革的前沿HB省，正在谋划全新的公共财政改革蓝图”。

　　如果说我在从政理财方面取得了一定成功的话，那么，究其缘由，除了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阶段这一天时之利以外，更重要的是得益于理论创新与积极实践的紧密结合，因为理论创新乃是在实践中进行具有科学依据的改革创新的基础和指南。在进行探索性财政改革实践之前和之中，我针对中国财政体制与管理方面存在的现实问题，结合国外经验做法，做了大量而系统的理论思考与研究，从而实现了理论创新与改革实践之间的良性互动。

　　鉴于工作表现与实绩，2005年第十届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对省政府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进行述职评议时，给予我最多的赞成票；2007年下半年HB省700多名党代表在推选出席党的十七大代表时，我成为获得全票赞成的两个人之一；2007年底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换届考察时，中央考察组从政治立场、理论政策水平、工作实绩、群众威信、廉洁从政五个方面给予我极高的评价；2011年12月初，我已超龄任职三个月，省委选择新人接替我担任党组书记，并提议省人大常委会在下一次会议上完成行政职务的交接，省委特派时任组织部长亲自到财政厅讲话，对我任职期间的德才表现与所做贡献给予充分肯定。

八、职场风云中的理念坚守

HB省一位富有卓见的省级官员说过一句颇具经济哲理的话：“政府工作的核心是财政，财政的核心是预算”。财政作为对公共经济资源进行综合管理的公务事务，关联着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居于公共事务的要冲，处在公共经济的枢纽环节，常常成为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因此，一个人无论在哪一级财政部门担任领导职务，都会更多地经受职场风雨的考验。面对这些考验，是采取逢迎躲闪、明哲保身的机会主义态度，还是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宗旨而直面矛盾、信守理性，对当事者而言，既衡量着他的政治品格与从政理念，也检验着的政策水平和行政能力。

　　在本人担任省财政厅副厅长和厅长的16年半时间里，所经历的这种大大小小职场考验难以计数，这里只讲较具典型意义的以下几件事。

　　一是地方政府层面的公共财政之争。在一次省长办公会上，借由一个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议题，分管工业和国企管理工作的副省长提出现在实行公共财政还为时过早，各级财政应该继续向国有企业增加无偿投入，并且不时地把目光撇向我，意思是看我怎么回应。狭路相逢，无从避而不答。但是，一个副厅长面对副省长的公开“挑战”，既不宜直硬顶撞，也不能软弱退缩，只可以平和的态度据理力争，于是用和缓的语气说：“各位省长，请允许我就公共财政问题谈点看法。我认为，公共财政在本质上是以公共机构为主体、以解决公共性问题为目标、以增加公共利益为宗旨，而与家庭、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的财务活动不同的财务收支事务，自从国家产生以来一直存续和发展着，现在谈不到行之过早的问题。公共财政不仅历来需要而且永远都要支持经济发展、为经济发展服务，但对公共财政支持经济发展的职能如何正确行使需要研究，是采取不断增加对国有企业直接投入的方式，还是采取为经济发展提供基础设施、政策调节、良好秩序、环境保护、教育科技服务等间接方式，则是有必要通过效果比较来确定的。因此，现在逐步减少对国有企业的直接投入，转而增加以间接方式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投入，致力于解决各种类型单个企业难以自行克服的公共性问题，比如将国有企业办教育、办医疗、办治安、办司法等社会职能的财务支出由各级财政承担起来，可以更加有效地发挥公共财政对经济发展的促进职能。以上看法如果不对，请批评指正。”没想到，话说了这么多，竟然没有哪位省长打断我的发言，就连提出问题的那位副省长也只对我笑了笑，未加反驳。此后，我不仅将这次就公共财政问题阐明的观点加以展开，写成《论公共财政的经济职能》一文发表在《财政研究》1999年第11期上，而且在我担任厅长之后主动提出由省市财政买单，解决省市属国有企业分离学校、医院等办社会负担问题，继而在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期间向时任财政部党组副书记的朱志刚副部长建议中央财政主动出钱解决中央企业办社会负担问题。这项政策建议显然得到采纳，相关改革很快推布于全国。

　　二是关于国企负责人薪酬方案之议。事情发生在2002年5月份左右。那时我担任省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时常受厅长之托列席省政府常务会，某一天会议的议题中包括关于国企负责人薪酬计发的方案。在主管部门所提方案中，按照规模和行业分类提出了根据年终经济绩效计算发放国企主要负责人薪酬的比例系数。主持会议的时任省长要求列席会议的各部门负责人对该方案表明意见，多数列席者基本上都表示赞同此方案，而实际上这一方案存在很大的非理性因素，即合理性与可行性不足。我平时并不分管国有企业方面的事务，会前对该方案的内容也缺乏了解，但由于本次会议就要对此做出决定，不容将这一方案带回去研究。基于此情，两难选择摆在我面前：是违心地随大流表示赞同，还是出以公心地当场指出该方案的缺陷、提出加以完善的建议？持前一种态度，主管部门高兴，省政府主管省长高兴，而持后一种态度则无疑会招致有关人物的不满。经过权衡，我还是从一贯秉持的理性从政信念出发，决然地选择了后者。在充分肯定国企负责人薪酬计发与经济绩效考评结果挂钩原则的前提下，提出进一步完善方案内容的建议，即剔除国家政策和宏观环境因素对企业绩效影响以后，再以适当系数与国企负责人薪酬挂钩。因为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国企负责人薪酬与其付出的努力保持真实的联系，从而确保国企经营绩效激励机制具有合理性；另一方面，也可以防止国企负责人薪酬水平随着国家政策和宏观形势变化而大起大落。但我提出的这一意见并没有得到此次会议主持者的重视和采纳。不久，省政府就按照主管部门提出的既定方案出台了相关文件。然而，三年之后，由于宏观形势和国家政策对某些行业的国企经营极为有利，如果按照省政府此前出台的薪酬计发方案执行，部分国企负责人的年薪十分可观，致使这些企业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本人不敢领取，主管部门也不敢继续执行。新一届省政府考虑到上届政府做出的这项决定事关重大，便将要不要继续执行原方案的难题提交省委常委会议定。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时任省委书记说，在座的有哪位同志参加过当年议定此事的省政府常务会？请介绍一下当时审议情况。列席会议的省直部门厅局长面面相觑，一时无人答言。唯有我坦言说，当时作为副厅长列席了此次省政府常务会，并介绍了前述情况。省委书记说道：“今后，无论省政府常务会还是省委常委会，都应该全面记录会议讨论中所有人的发言，以便查阅当时情况并落实责任。”就理而论，这位省委书记的此项提议，对于建立包括事后问责在内的公共经济决策责任机制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三是外国政府担保贷款事件。2003年春，在省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期间，省财政厅涉外处堵皆兵处长急匆匆地到会上找我说，刚刚到任不久的省委书记在地处天津西南的某县级市一家民企呈送的一份专题材料上批示 ：“财政部都同意了，为什么省财政厅顶着不办？请做出说明。”当时，我刚刚晋升厅长职务两个多月，面对省委书记口吻严厉的质疑性批示，虽然感到压力甚大，予以高度重视，但依然保持着从容应对的沉着。我立即询问了此事的来龙去脉和财政厅“顶着不办”的理由。原来是那家民企拟议利用500万美元西班牙政府贷款购买西班牙设备，在这个县级市建立一座胡萝卜汁加工厂。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这类国外政府贷款既可以由地方政府财政担保，也可以通过保险公司的商业性担保来实现。在由地方政府财政担保的情况下，如果借款企业不能如期偿还，则由地方政府代偿贷款本息。此前国内有的省份已经发生过个别企业以此方式骗取贷款的案例，即国内企业与国外不法分子串通一气，依托地方政府财政担保使用外国政府贷款资金购买贷款国已经过时的陈旧设备，走个形式以掩人耳目，根本不去实际建厂生产，尔后便溜之大吉，将代偿责任甩给地方财政，但使用贷款的企业却在购买国外陈旧设备过程中却赚了数目不小的一笔钱。为了防范这种利用我国地方政府担保外国政府贷款机制，与国外不法商人合谋损公肥私的一种骗局，财政部曾经向各省区市财政部门做过预防性通报。省财政厅涉外处认为，这家企业所借西班牙政府贷款基本上属于此类，因为它对建设这座工厂根本就没做实质性投资。弄清原委以后，我责成涉外处就此写成专件，建议我省政府对此不做担保，而是由企业自行协商争取商业性担保，以避免陷入骗局导致公共财政损失。此件由我签字后，报送省政府主管领导审阅后，很快呈报给省委书记。至于省委书记如何对待此事，我毫无把握，只能从思想上做好承担不利后果的充分准备。既在预料之中，也在预料之外，时隔不久就收到了省委书记的批示：“省财政厅出以公心，在调查研究基础上，着眼于防范财政资金风险，认真权衡利弊，对此事提出建设性意见，希望以后坚持这样做。”看过这一批示，我不仅松了一口气，而且由衷地感到高兴和庆幸：高兴的是防止了一起极有可能发生的财政代偿担保贷款风险，庆幸的是遇到如此明白事理且大公无私的省委书记，使我秉持理性财政、科学理财的理念至少在省委层面暂时毋需担心了。

　　四是否定通过大量打井发展平原种植业方案。2010年春季的一次省政府常务会曾议定要在位于黑龙港流域的广大地区大量投资打井，以加快华北平原种植业发展。散会以后，我即刻召开厅长办公会说明此事，并责成分管农业财政财务工作的杜彦卿副厅长抓紧组织起草书面政策建议呈报省长，以阻止此项方案的正式出台实施。之所以这样做这种显然会冒犯领导之事，既不是出于意气之争，也不是害怕增加财政支出压力，而完全是为了防止发生重大公共政策风险和引起大量财政资金无可挽回的损失。这是因为，由于多年来地下水持续超采，华北平原本来已经形成巨大的地下漏斗，致使很多深达数十米、上百米的水井干枯，如果再大量增加深井采水力度，势必更为严重地恶化地下水生态，甚至引起海水通过地下深层渗漏而倒灌，致使华北平原重新并且更大范围地变为盐碱地。这样的风险一旦发生，将会给河北农业经济和水资源生态造成耗资极为巨大而且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改变的历史性损失。尽管防范这种公共政策风险的责任显然不属于财政部门，但在理应承担责任的部门对此保持缄默甚至配合的情况下，为了避免重大公共风险的发生，负责政府综合经济管理的财政部门绝不能出于明哲保身的考虑而置之不理。我们经过反复斟酌形成的政策建议包括三个要点：一是肯定克服水源制约、加快平原地区种植业发展的意义，二是指出提高打井深度、增加水井数量可能造成的重大水生态恶化风险，三是建议通过加大引水、节水力度和增加旱作农业面积，多措并举地综合缓解平原地区种植业发展瓶颈问题。看过我们的专题签报之后，省长根据我们所提建议，责成省政府办公厅尽快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就省政府常务会已经原则通过的原方案和省财政厅提出的政策建议展开评估论证。此后不久召开的专家论证会，充分肯定了我厅政策建议的科学性。结合近年来中央财政补助大量资金帮助河北解决华北平原地区地下水超采问题来看，当年我们提出政策建议，及时阻止了恶化华北平原地下水超采局面的发展规划实施，不能不说是一个秉持公共财政大义、防范公共风险的重要案例。

　　我自信，出以公心，为民负责，信守理性，讲求科学，光明磊落，敢言敢为，应该是每一个正派官员应有的本色；而突破收收支支的狭隘眼界，坚持从科学治理公共事务的全局出发处理财政事务，并且努力通过积极参与促进政府治理的科学化，尽可能使每项公共政策都有利于增进国民福利而避免风险损失，则是作为公共治理支柱的各级财政主官应有的品格。

九、退出党政领导职位后继续奉献余热

直到2011年12月不再担任省财政厅党组书记、2012年1月初省人大常委会免去财政厅厅长职务，我已退居二线，所任的正式公共职务只有党的十七大代表、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常委。再到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已经召开，新一届省人大代表和省政协委员也已产生，我所担任的正式公共职务完全卸去。剩下的仅有一些非正式的原受聘类职务，如省财政学会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常务理事、财政部财政科研所研究生部博士研究生导师，以及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特聘教授等社会性兼职。有必要略加赘言的是，与许多党政领导干部凭借行政职位挂名大学教授和学术团体领导职务不同，我原来就在大学任教，研究生毕业后曾做过多年专职科研工作，学衔达到研究员之后才进入党政领导岗位，对众多研究成果拥有名副其实的知识产权。即使职位到副厅长以后的这些年，每年都发表若干篇学术论文，而且每一篇都是出于自己的手笔。就连长达16.8万字的博士论文中的字字句句同样都由自己写成，每个理论观点都是自己缜密思考的结晶。

　　2013年7月，经由中国投资公司推荐和国家银监会两轮考试，我担任了一年零两个月的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由于政策规定发生变化，我于2014年9月底辞去了中国建设银行董事职务，受聘担任财政部主管的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研究部主任和《预算管理与会计》杂志主编。其实，如前所述，我在1986年就有缘进入中央金融系统，在1992至1995年中又曾经有两次机会到财政部工作、有一次机会到国家税务总局工作。所以，我在退出党政领导岗位以后能够先后进入京城到中央级单位工作，是否为命定中的一种补课？

　　在退出主要领导岗位之后、作为老年“北漂”所在的两个岗位上，本人依然一丝不苟地工作，并努力做出不负使命的工作创新，力所能及地刷新了中投派驻股权董事和《预算管理与会计》主编岗位工作的记录。其中，在中国建设银行所做的创造性工作，体现在2014年主笔完成的调研报告建议和在董事会上提出的关于战略转型建议被王洪章董事长批转全行阅研参考；在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工作期间所做的创造性工作，则主要体现在2015年主持完成的《关于破解中期财政规划管理的体制机制性障碍的若干建议》被中共中央常委张高丽副总理批示给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和财政部部长楼继伟阅研参考，以及2016年主笔完成的大型研究报告《关于推进我国财政体制科学化的系统研究》中对公共事务责权理论和广义财政体制构建等方面所做的创新等。

十、流连之地与职业生涯

屈指算来，自己来到这个世上已经65年有余，从地理空间和所事职场结构来看，可以说既不单调也非复杂。

　　回首以往所历，基于全国性会议和出访考察，自己的地理足迹可谓遍及国内所有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踏出国门则到过位于这个星球东西南北的20余个主要国家，但就时间长度而论，驻留最久的首推省会石家庄。从1981年秋冬之交开始，除去正式读研和断续“北漂”以外，在这个作为全省首府的城市工作总计30年有余，其中包括读研之前在搬迁后的河北师范学院任教2年，在省财政厅和省政协正式任职28年。其次，是我的故乡，在这里度过了儿童、少年和青年时期的22个春秋。再次是隶属于张家口市的宣化。在这里，我读大学三年、任教师五年，可谓“八年抗战”。第四是祖国的首都北京。其中包括1979年秋冬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正式进修并且到北京大学经济系蹭课3个月，2002年春夏在中央党校进修班学习半年，2004年在中央党校中青班深造1年，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在中国建设银行做中国投资公司派驻非执行董事14个月，2014年9月至2017年1月在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担任研究部主任、《预算管理与会计》主编2年5个月，总计5年有余。第五是号称“天府之国”的成都。我于城市改革初期，在这个曾经的西蜀故都度过了为期三年的读研生活。流连驻足这五地之时，分别属于我人生之旅的不同阶段，它们各以不同方面增加了我个人生命的价值，由此给我留下各不相同而又都值得感念的记忆。

　　回望自己的职场经历，也可谓五色杂陈。从农民而教师，由科研工作者到国家公务员，甚至还在解放军服预备役多年。但就实质性的职业内容而言，我的职业生涯主要集中于教育、科研和行政工作。

　　首先是做教师。从在村里担任民办教师起步，扣除读书、从政过程中的部分间断期，包括兼职担任教师在内，做教育工作长达30年以上，从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大学本科教师到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导师和博士后科研工作合作导师，可以说囊括了所有教育阶段，占到我职场生活经历的3/4。从所任教的学校来说，则包括王家圈小学（民办教师）、胥各庄中学（实习教师）、河北财经学校（兼职教师）、河北师范学院（正式教师）、四川大学（大专实习教师）、河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河北财经大学（兼职硕导）、河北农业大学（兼职博导）、河北师范大学（兼职博导）、河北大学（兼职硕导和博导）、南开大学（兼职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生部（兼职博导和博士后合作导师）。在这些教学岗位上，直接授业弟子少则上千，以师徒方式带出的硕士研究生有10名、博士研究生22名、博士后1名。这些弟子中，行政职务达至厅级、副厅级和处级、副处级的已有20余名，在教学科研领域成长为教授、研究员的也有十数名，还有一些弟子拼搏于在商海，从推动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和上缴税收方面为国为民辛勤奉献。

　　其次是当国家公务员。从1987年任主任科员起步，历经HB省财政厅财政科研所副所长、所长、预算处处长、副厅长、厅长、省政协常委，同时担任HB省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和书记、第六届HB省委委员、中共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和第十一届HB省人大代表。在各级党政领导岗位上，始终兢兢业业、勤奋刻苦、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并且努力探索创新、做出创造性贡献。

　　再次是搞财经科研。包括在河北师范学院做教师时期结合教学进行理论经济学研究，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结合学习进行科研工作，在河北省财政厅科研专职搞财经科研，从政期间结合财政管理实践业余开展理论研究，以及退出党政领导岗位以后结合金融和预算研究会工作实践进行相关课题研究，总计长达40余年。期间，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财经报》《河北日报》《管理世界》《财政研究》《中国财政》《财政科学》《财经科学》《财贸经济》《审计研究》《税务研究》《理论视野》《理论前沿》《河北学刊》《经济论坛》《福建论坛》《云南社会科学》《宁夏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论坛》《兰州学刊》《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预算管理与会计》《四川大学学报》《河北大学学报》《河北师范学院学报》等省级以上报刊发表学术论文300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报刊文摘》《经济学文摘》《经济改革文摘》等摘转，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由人民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经济管理出版社、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出版学术专著和主编著作30余部，其中26部著作收藏于国家图书馆，3部著作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这些著述中，十多项获得全国财政理论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全国财政科学成果一等奖、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省长特别奖，以及邓子基财税学术论文奖和各种学术征文。这些研究成果是我多年的心血结晶，即使在担任预算处长、副厅长、厅长行政工作非常繁忙时期，除了加班加点处理好公务之外，我把其余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在了结合实践进行理论研究创新方面。在众多科研成果的基础上，以相对较低的年龄获评高级经济师、晋升研究员，相继被中共HB省委研究室、HB省社会科学院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聘为特约研究员，并先后被选任为HB省青年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干事长、河北省财政学会会长、中国财政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财税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国有资产学会常务理事和全国预算与会计研究会常务理事，以及河北省人大财经委顾问和河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席。至今，我仍然在认真完成着2014年申请立项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科研课题。

　　当教师，弟子亦师亦友、亲密无间，时而相聚、切磋砥砺、教学相长，何其乐乎。做公务员，运用所学，改造世界，改革创新，推动发展，利国益民，无限畅快。搞科学研究，认识世界，拓展视野，追求真理，贯通中外，融汇古今，遨游精神文化之海，其乐无穷。美哉，善哉，幸哉！

　　饮水思其源，幸福思其根。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共和国，我这个普通农家子弟绝不可能有今世这么幸福而具社会价值的人生。同样，假如没有遇到以改革、开放、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我在财政改革的方面创新探索则无从谈起。所以，我非常庆幸自己生逢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和改革开放新时代。

　　继2011年底从实质性的党政领导现职转入二线之后，如今我又从坐班制工作岗位转入自由式工作阶段。目前正在主持开展2014年底由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立项的社会科学基金重点课题《构建服务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研究》，致力于在公共经济理论体系方面实现系统性的重大创新，努力构建具有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且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公共经济理论体系，目的是为我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提供公共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支撑。

结 语

回望过往40余年中自己的社会活动旅途，由于在我的人生进入自觉阶段以后认识到，作为人类的一员，理应为人类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以此从深、广、厚三个维度尽可能提升自己生命的价值。同时，一直信守为人清白、为官清正，正直淳朴、以勤补拙，道法自然、坦坦荡荡的为人做事原则，悉心体验正统儒家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价值观，努力践行中国最杰出的伟大思想家、政治家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人类“总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理念，胸怀神州山川，放眼五洲四海，允吸累世文化之精华，探索未知之领域，思如凌空翱翔之无羁，行追中外义士之超然。上可对苍天万民，下可率后代子孙，无愧无悔也已。

　　转眼已到正月初十。陪伴年过九旬的老母亲度过了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过些天就要飞越北极到地球的那一边，儿子志鲲、儿媳宋艺和大孙凯闻、二孙泽闻正在等着我们去团聚呢。还有那尚在孕育之中的三孙祺闻，也要在100天左右加入这个四世同堂的家庭了，他也会像两个哥哥一样盼望与大洋彼岸的太太和爷爷奶奶相见吧？……

　　往事如烟，桩桩件件，苦与乐交织，情与义熔融。思绪绵绵，若隐若现，未了愿尚需实现，前方景色彩斑斓。早起的乡亲用一声声清脆的爆竹打破清晨的宁静，走上庭院的月台，遥望南山峰顶在皑皑白雪中屹立着的片片青松，追忆往事的长长思绪就此告一段落。打开大门，再次品味与妻子合作写成的石刻对联：“修德则福祉绵长泽万代，养道自吉祥无垠植千秋；正谊中和。”正谊者秉正修义，中和者持中和物。还是沿着既定的方向继续自己前行的脚步吧！

　　本文作者是一个出身于普通农家的学者型官员，出生于地处燕山深处隶属于唐山市的一个偏远山村，由回乡务农的中学生起步，历经青年农民、民办教师、大学教师、科研人员，年过不惑转到省级财政部门担任党政领导职务，在长达16.5年的副厅长和厅长岗位上，着眼于实现我国公共财政体系现代化，先后以参谋助手和领衔挂帅两种角色，通过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互动共进，在财政体制与财政管理两个层面上，率先探索推行了预算管理、政府采购、转移支付、财政监督、公共设施共建共用、多措并举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等多项重要改革，得到财政部的重视和推广，以致该省被财政部权威媒体誉为“财政改革大省”，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在权威机构2010年所做评价中名列全国榜首；同时，通过财政体制和财政管理机制的完善，促进了经济社会科学发展，他主政该省财政期间，全省经济成为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时期，在社会进步和民生改善方面同样取得显著成效。几十年来，他还通过理论结合实践的研究，形成众多具有显著创新性和前瞻性学术成果，在中央和省级媒体发表文章300余篇，出版著作30部，其中26部著作收藏于国家图书馆、3部著作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多项成果获得全国和省级大奖。基于深厚的理论功底和丰硕的学术成果，他被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等著名科研机构聘为博士生导师或特约研究员，并受聘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等著名高校的客座教授或博士生导师。本文以自序方式概述了作者的主要涉世旅程和对人生的感悟，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所处时代中国的历史风云变幻。出于某种考虑，本文以大写的汉语拼音字母标注所提到的省份名称和部分重要当事人的姓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