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华

　　由身体谈开去，追问生命的存在
——卡夫卡与余华的比较

　　陈华

　　“身体”作为文学表达的手段之一，在卡夫卡与余华的创作中都具有追问生命存在的价值。身体，不只是物质的客体，更是精神、灵魂的接纳者，是探究生命存在的重要载体。身体是自我确认的第一认知，揭秘生命存在的意义。

　　余华是中国现代作家中受外国文学及外国作家影响最多的作家之一，最早受到川端康成的启示，而后深深迷恋卡夫卡和福克纳，并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博尔赫斯和罗伯·格里耶创作的影响。在一众的作家中，余华对卡夫卡精神的继承和扬弃是奠定其先锋作家地位的基础与关键。

　　在余华的小说世界图式中，主人公对自己的身体施以虐刑，对寿命极其迷恋，并且沉迷于身体病态的腐化。而在卡夫卡的艺术世界中同样存在着对病态身体强烈关注的主人公，他们时刻关注自己的身体，有意与自己的身体为难。他们或者压抑身体享乐的欲望，或者享受身体受难的快感。从文中主人公对身体的关注，能够管中窥豹，梳理出一条线索来探究余华对卡夫卡精神的继承与扬弃。

一

《变形记》中的格雷戈尔，变形成了一只大甲虫，正是变形后身体的难以控制告诉他新的生活开始了，他不能再去上班，甚至不能离开自己的房间。空间的封闭性反而给了他一个独立的自由的空间。他不再喜欢新鲜的食物，而对腐烂的菜叶和变质的奶酪情有独钟，甚至可以爬到天花板上用脚钩住身体自由自在地荡秋千。甲虫的身体，人的灵魂，完成了灵与肉的分裂。但格雷戈尔经由身体的变形，完成了脱离群体的转变，从人中抽身出来。《致科学院的报告》中猿变成人的转变也是经由身体的变化开始。身体的不适是猿变成人的根本原因。猿被猎人关进笼子中后蹲不得也坐不下，只有屈膝蹲着。这样艰难的姿势让他明白了人的法则的强大与不可抗性，从而努力转变成人。卡夫卡用这两个主人公不是证明人的进步和理性的先进，而是在于说明常人群居的集合，是一个淹没个性的场合。卡夫卡重视身体的觉知，在各种中他感知又特别偏好身体的病痛。这是从群体中萌生出个体意识必须要经历的痛，也即身体的变形是自我意识得以建立的前提。瓦尔特·本雅明说：“被忘却的最深的异者就是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身体是人获得的关于自身的第一个认识。

　　余华的《现实一种》中，主人公老太太对自己的身体极度关注，整日不是说肠子腐败就是骨头断裂，这种对身体病痛的迷恋不是以治病为目的，反而有受难的欢愉感。只有受难的、痛苦的感觉才是真实的，才让她感觉到切实的存在。因为在家庭中儿子、儿媳妇包括孙子，无人表达对她的关心，她处于一种被抛弃的处境。很难说，老太太是否为了获得儿子的关心与关注才过分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但确定的是在关注身体的过程中她找到了自我确认的存在。余华在小说中给了老太太一个安详老去的临终交代，在家庭危机四伏的时刻，她老去了。余华温柔地对待老太太，在她唯一关注的死亡上给予了善终。因为人的降生与离去，应是一尘不染、踽踽独行且安顺祥和的。老太太对身体健康的关注，实则是对自我的关注。死亡，不是人生命的终点，而是入世的起点，同时也是回归的起点。临终时对身体的关注，其实正是人的回归，向生命的返程的回归。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太太的平静死亡是余华笔下为数不多的善终。余华在深深迷恋卡夫卡的时候写作上自然而然可以找到卡夫卡的影子。同样都是对身体的关注，卡夫卡通过夸张的表达手法验证自我意识的确立，强调个体与群体的对立。而余华用最平常最写实的方式平静地叙述身体的反应如何影响自我存在的确立。卡夫卡笔下主人公身体的伤痛来自于自我意识与外部世界秩序的冲突。在坚不可摧的外部法则面前，精神被不断挤压，从而对身体进行施虐。而余华笔下的主人公身体的异样伤痛不是真实的，而是臆想，借用方爱武的话，余华是形而上的启蒙者，而卡夫卡是形而下的启蒙者。

二

谈到刑罚，卡夫卡与余华笔下都存在这样一位主人公。卡夫卡《在流放地》中的军官心甘情愿伏在机器上受酷刑，他短暂的一生在流放地度过，对机器有着执着的迷恋。他欣赏地观看享受机器运转带来的快感，卡夫卡对主人公身体的惩罚超越了人间正义的范畴，上升到表征现代人生存状态的维度上。而余华的《一九八六》中记录了一个“疯子”血淋淋的自虐，对自己施行极其残酷的古代刑罚，如果单纯把这一自虐行为看成余华批判痛诉“文革”的表现的话，未免太写实了些。作为先锋主义作家，反映现实决不只是他创作的目的。张玉娟说：“精神上的冲突往往会或者首先体现在身体上”。

　　“疯子”被抛入当年的家乡—小镇上。回到小镇的“疯子”，衣衫褴褛、蓬头垢面、餐风露宿，没有人在他消失若干年后记挂他，甚至认出他。他是这个小镇的外来者，被抛弃者，曾经的妻子嫁作他人妇，携着他们的女儿与另一个男人过着幸福的生活。而“疯子”的回归，却只是为了与妻女团圆。在他眼前浮现的是当初与妻子相遇的情景，辫子上的红绳寄托着他的爱恋，而他再也触碰不到。而妻子，在“疯子”重回小镇后便惊恐万状，不停重复着“他回来了”，“疯子”归来于她意味着记忆被唤醒，美好生活被破坏，未来被谋杀。“疯子”每一次自残，带给他的都是满足，身体的痛感是他自我意识确立的手段，是自我的证明，证明他不是行尸走肉，证明他仍旧可以进行古代刑罚的研究，只是实验对象是自己的肉体罢了。“疯子”用自己所能给予的或者所能证明的寻找着，追寻着昔日的妻女。妻子作为能确认其存在于世的证明人，却间接拒绝并否认了他的存在。最终，“疯子”死了，妻子解脱了，重组的一家三口又聚在一起出门了。这是一场追问存在与拒绝承认存在的游戏，当“我”用尽全力去证明我是谁时，往往什么都证明不了，也追问不到。同时，有一个人，他不迷恋身体的痛苦，不自虐，而对自己孱弱的病躯异常关注，以致需要使用自己特殊的“民间权利”延长身体的使用寿命，他就是余华《世事如烟》中的算命先生。 初读文本，被小说描写的阴暗粘腻的气氛折服，身体的难以承受，精神的压抑似乎成为这个小镇的主旋律，算命先生得益于其特殊的地位与身份，吸引着无知妇孺前来讨教，同时掌控着他人的命运。他在小镇里是命运的主宰，是“神”。与宗教信仰中长生不老、健康健硕的“上帝”不同，算命先生却体质孱弱，体弱多病。其实余华暗示出这个“神”是假的，由于是假的，所以才不具备供人信仰的神所具备的品质，甚至连最基本的健康素质都不具备。而小镇上的居民依旧趋之若鹜，求所谓的“神”治愈自己的疾病，不惜用一只公鸡替换自己的儿子。然而“神”对自己的残弱之躯尚且无回旋之力，又何来本领拯救自己的“子民”呢？余华用了一种悖谬的表达手段，寓指“神”是否存在，对“神”的存在提出了合理的怀疑。小镇居民对“神”毫无保留毫无头脑的信任，正是现代人发生信仰危机的明证。“神”要靠采阴补阳的方式延长存活期限，甚至想用儿子的寿命来换取。算命先生对寿命的关注意味着对死亡的恐惧。“死亡”与“恐惧”又是人生关键的二重命题。现代人无时无刻不处于“恐惧”的阴影笼罩下，散发着庸腐的气息。小镇居民恐惧一切未知，因而转向看似无所不能的“神”，希求获得“神”的垂青与眷顾；小镇的“神”恐惧死亡，因而转向不可信的“采阴补阳”之术，不惜牺牲子女的寿命。

　　形似而神不同，余华继承了卡夫卡的精神气质，卡夫卡对身体的关注给了余华创作的想象力，但余华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之思，在对身体的具体寓指上二人都有着各自鲜明的特色。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430074

　　陈华（1991.5-），女，汉族，硕士，华中科技大学。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