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雅琦

　　顾炎武对前后七子的承继与反思

　　王雅琦

　　明代前后七子在明中期曾一度把持文坛，他们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的复古旗帜，时人纷纷群起摹仿，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顾诗对前后七子的继承

就思想情感而言,顾炎武和前后七子都对明王朝的时政时刻关注，以诗歌针砭时弊，反映社会生活，特别是顾炎武，在明末清初之际以诗存史，言史官之不能言、不敢言。他们虽然呈现出各不相同的诗歌风格，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继承了杜甫系心天下的情怀。例如王世贞《钦丕鸟行》“晨不见凤凰，风凰乃在东门之阴啄腐鼠，啾啾卿卿不得哺。……众鸟惊相顾，不知凤凰是钦丕鸟。”，大胆讽刺奸相严嵩媚上欺下的丑恶嘴脸。

　　顾炎武亲历国变，内心的悲痛自然更甚，他在诗中详细记录了清兵攻占各地的过程、南明朝廷的覆灭及遗民的抗清斗争，上至君主人臣，下到平民百姓，面面俱到。如 《秦皇行》“秦肉六国啖神州，六国之士皆秦雠。”以秦喻清，暗指清廷暴政必亡，神州皆与其为仇雠，悲愤怅惘之情尤甚。

　　顾炎武与李攀龙的诗作皆场景开阔、气势雄浑，有一种慷慨豪迈的英雄气概，如：

　　《塞上曲送元美》李攀龙

　　白羽如霜出塞寒，胡烽不断接长安。

　　城头一片西山月，多少征人马上看。

　　《塞下曲》其一顾炎武

　　赵信城边雪化尘，纥干山下雀呼春。

　　即今三月樱花满，长作江南梦里人。

　　这两首诗皆作于关塞，前者描写塞上艰苦环境，白羽如霜，胡烽不断，象征着军情的频繁和紧急，征人们为国出战，只能通过遥望城头那一片明月，聊解对家乡的思念；后者描写塞下早春，白雪化尘，鸟雀呼春，诗人在一片樱花中像盼望春天一样盼望着降将们返征。二诗虽然情感基调不同，但一个从赵信城边，纥干山下着眼，一个以白羽、胡烽连接塞上和长安，视角皆开阔宏大，又化用唐代诗句，有唐人之气象。

二、顾炎武对前后七子的反思

顾炎武和前后七子都有意学杜，因此诗歌作品都带有老杜的一些特质，通过上面的举例，不难发现顾炎武对前后七子的继承实则是一种入门途径，先从近朝文士学起，再学古人，最后方可自出机杼，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顾炎武于作诗，其实最看重的是最后一步，他反对一味摹仿古人，曾经这样批评一位朋友的诗：“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由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与人书十七》）可见顾炎武由学七子入手，进而学杜，最后方成一家之面目，如他的诗作《济南》就明白宣示：“绝代试题传子美，近朝文士数于鱗”，顾炎武对于杜甫的追效是全方位的、由内而外的，二人都带着满腔的家国忧思，杜甫无论是以诗存史的诗史观还是“一饭未尝忘君”的系心于天下的情怀，都引起顾炎武强烈的共鸣，也造就了他与老杜如出一辙的“高老”诗风。

　　此外，顾炎武独特的诗风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有关。顾炎武处于明清易代之际，晚明有“平日束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空疏学风，有袁宏道笔下“恬然不知耻”的世风，唯独没有为学以明道救世的士人之耽诚，这让他意识到“文化救亡”是当务之急。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顾炎武对自己的定位是学者而非诗人，甚至耻以文人自居，认为“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文人,无足观矣。”（《文人之多》），“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与人书二十五》）。对他而言，诗歌的作用就在于记录这段兵荒马乱、硝烟弥漫的历史，抒发自己作为一个遗民的悲慨。

三、取法前后七子的时代风潮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说，“清初诗家如天生、竹垞、翁山，手眼多承七子,即亭林、梅村亦无不然。”可见从学习前后七子诗入门，循序渐进走上创作道路不只是顾炎武个人的创新，这在当时是诸家常用的方法。究其原因，这是为了引导文人回归诗学正途。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袁稽勋宏道》中说：

　　中郎之论出，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模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机锋侧出，矫枉过正，于是狂瞽交扇，鄙俚公行，雅故灭裂，风华扫地。竟陵代起，以凄清幽独矫之，而海内之风气复大变。譬之有病于此，邪气结轖，不得不用大承汤下之，然轮泻太利，元气受伤，则别症生焉。北地、济南，结轖之邪气也；公安泻下之，劫药也；竟陵传染之，别症也。

　　明晚期公安派、竟陵派相继盛行，先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之论出，致使世人作诗越发不重学养，甚者流于浅率叫嚣，后竟陵代起，又把诗风引向了凄寒幽僻的邪路。为了重新树立诗的本来面目，即以针砭时弊、反映现实为诗家本色，明末的两大文人社团复社和几社相继以兴复古学为口号，重新标举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诗论主张，通过学习七子诗对公安、竟陵末流进行反拨，顾炎武对七子的取法，亦是其中一条独树一帜的支流。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110136

　　王雅琦，女，汉族，辽宁大学古代文学专业硕士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