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庆如

　　论陆机《文赋》所体现的创作理念

　　郭庆如

　　西晋时期文学精神总体的特点，表现为传统政教精神的弱化和对文学创作技巧的重视。陆机作为当时代表性文人，深受文坛上这种风气的影响，但他“自幼伏膺儒术”，又无法摆脱儒家思想影响，其复杂矛盾的创作思想主要体现在《文赋》一文中。作为一篇创作论，《文赋》中系统论述了关于文学创作的许多问题。

　　正始时期文人的生活环境危机四伏，政治理想难以实现，连个体的生存都难以保证，社会上弥漫着幻灭感和危机感。建安时期积极昂扬的精神已经消亡殆尽，取而代之的是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个体忧愤的抒发。彼时，儒家思想已经不能再笼络人心，更关注生命个体的玄学理论成为文士的关注重点，文学服务于儒家思想的道德伦理教化作用逐渐弱化，文人的政治道德观也越来越淡薄。

　　时代的文学精神和陆机个人身世共同影响下，催生出了“太康之英”，而陆机的思想及创作又推动了整体文学精神的发展。

　　作为一篇中国文论史上的重要文章，《文赋》开创了创作论的新模式，并系统而详细地论述了文学创作的许多问题。

　　首先自述了《文赋》的创作动机是“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目的在于解决“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问题，从中可以看出陆机对于“盛藻”的重视，以下论述部分可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从“伫中区以玄览”到“聊宣之乎斯文”。论述文思的来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玄览万物；二是颐情志于典坟。玄览万物符合感物起兴的诗学传统，颐情志于典坟则强调才学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而《三坟》、《五典》都是儒家经典，可见陆机心里始终将儒学经典作为文学创作的源泉。

　　第二部分从“其始也，皆收视反听”到“郁云起乎翰林”，这部分主要讲如何构思及行文。创作主体首先要“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对古今中外世间万物进行广泛而普遍的把握，而后“沉辞”“浮藻”才能联翩而出。这里还强调了“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群言”指的是诸子百家，“六艺”指的是六经，这两句的意思是要将六经以及诸子百家的言辞都了悟于心，而后可供行文驱遣。谋篇之始，要“选义按部，考辞就班”，而后行文则有多种方式及形态。这里强调了辞与义的关系，先定“义”，而后“考辞就班”，也突出了对辞采的重视。

　　第三部分从“体有万殊”到“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这部分是文体论。之前曹丕《典论·论文》中也曾论述过文体问题，“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把文体从四类扩展到十类，并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这并不与儒家传统诗论中的“诗言志”背道而驰，相反，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情”和“志”都是指作品内在的思想感情。而各种文体的总体要求则是“禁邪而制放”，这里的“邪”“放”指的是不符合规制的内容。《论语》中有子曰：“诗无邪。”“要辞达而理举”则与孔子所说“辞达而已矣”一脉相承，但陆机的“诗缘情”目的在于“绮靡”，而非教化卫道，从这一点上来说，又是背离了儒学传统。

　　第四部分从“其为物也多姿”到“吾亦济夫所伟”，这一部分主要论述文章的理想境界，也就是“作文之利害所由”。内容及体制应该多姿多彩，会意尚巧，遣言贵妍，也注意到声律方面要音声迭代、五色相宣。这些是从具体方面论述了如何进行文学创作，充分表现出陆机创作理念中重视物象上的丰富多样、语言上的丰赡华美、声律上的音韵和谐这些技巧和形式上的问题。而且，“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表明他提倡创新，反对因袭。

　　最后是第五部分，论述了五种文病，分别是“唱而靡应”、“应而不和”、“和而不悲”、“悲而不雅”以及“雅而不艳”，这五种文病实际上是呈递进关系的，是在陆机眼中文章好坏的五个层次。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应”，即文章结构完整；进而要求“和”，即言义的和谐；达到和谐的境界之后就要追求“悲”，文学创作总是以“悲”为美，《诗品》评古诗十九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可见中国古代总是将 “悲”看作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标准，只有达到“悲”，才感人至深；感情上做到“意悲而远”，还要追求“雅”，不能伤于淫侈，品调要雅正；最高追求则是“艳”，“艳”字的本义是“丰大而有色彩”，这里则是指铺陈及辞采华美。可见陆机对于文学创作最高要求还是要归于语言美，也就是创作的技巧和形式美。

　　从《文赋》中可以看出陆机的文学创作思想是矛盾而复杂的，虽然有些脱离儒教传统，但总体上仍时时露出儒家思想的痕迹。“诗缘情”实际上是对“风骚”确立的诗歌抒情传统的继承，而儒家思想所受的冲击，表现在陆机身上，实际上是他所追求的“志”已经变质了，不再关注民生疾苦，只是单纯地追逐奢靡生活、“身名俱泰”，但他自幼学习的圣贤书仍然是他创作的土壤。实际上他既继承了儒家思想，又抛弃了儒学传统，在西晋这样一个复杂纷乱的时代，陆机的创作理念实际上是当时文人矛盾心态的代表。

　　作者单位：辽宁大学文学院110000

　　郭庆如（1993—），女，辽宁大连人。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