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蕊

　　流水线上的无名之辈
——试论《国家订单》中的精神群像

　　王蕊

　　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以冷静客观的笔调，平视观察的姿态，叙写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底层民工的挣扎与战栗，凸显出他们在城乡异质文化中难以自适的失落之感，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的自我异化，以及受到强大的舆论裹挟而放弃主体言说的悲剧命运。

　　城乡的二元对立模式像一个无形的屏障，横亘在农村人进城的坎坷道路上，他们丢弃了乡土身份，却得不到城市的认同，从而产生日渐深重的焦灼之感。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体制发生突变，伴随着经济特区的划定而来的是大规模工业化生产，以及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农村人口或被动，或主动地“带着小粉红花”的梦，向城市奔突前进，谋求别样的生存的空间和精神的寄居地。《国家订单》并没有“将农村人到城市去”作为显性主题，相反的，“农村”在文本成为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景象，充当着人物不断回望和辽想的精神高地。小老板在公司面临倒闭危机时，回忆起那个安静温暖，鸡犬相闻的小小乡镇，惦念着家门口微弱的灯光，一遍遍重复着“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乡村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又何尝不是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与逃离呢？民工张怀恩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任主管之后更加卖命拼搏，只为和未婚妻“回家”结婚，对乡土的向往与皈依是张怀恩的心灵支柱。然而身处城市中的底层民工却始终受到城市的排挤与怀疑：城市的无情与冷漠并没有阻挡强大的民工潮流，究其原因，则是城市作为一个文明与进步的想象体，其本身存在的巨大利益和财富对底层民众的诱惑和吸引。

　　商品经济在商品的生产，交换，消费过程中把人性消磨殆尽，人和人之间的感情也失去了质朴、温暖的本质，取而代之的是细致的社会分工下利益和权力的博弈。金钱覆盖下的血缘地域关系和深厚友情都成为“虚假”的代言。张怀恩疲劳致死之后，乡下的父母向小老板索要赔偿，双方讨价还价，又因为周城的介入而变卦，意图得到80万的赔偿费，这一幕如同闹剧般的场面描写平静而又讽刺，张怀恩的死亡带来的是钱财利益的纷争，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悲痛。在商业社会里,生存、竞争和追求成功的自然法则向传统人伦社会残酷地宣布:温暖的人情是如此稀少,而且往往是靠不住的,道德自律的崇高境界似乎不堪一击!

　　商品经济下的劳资关系呈现出暧昧不清的矛盾特征。“在不论对材料的性质即私有财产的特殊物质还是对私有者的个性都完全无关紧要的货币中，表现出异化的物对人的全面统治。”《国家订单》中，小老板的私营企业处于经济全球化环境下产业链的低端，受全球经济政治影响，事业起伏不定，而当公司可以起死回生时，小老板和所有民工都因相同的利益指向共同奋进，老板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更是无所不用其极,看似温情脉脉，但经济利益永远是老板的第一追求,而且为达到这一目的常常不择手段。小老板逼迫工人连轴转，五天五夜不眠不休，只有在机器无法继续工作的情况下暂停休息，最终导致了工人张怀恩的猝死，“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面对商品经济大潮，小老板和民工在某种程度上共享艰难，休戚相关，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所有人都以追逐金钱为目的，劳资双方都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舆论操纵下的底层民众不仅生活在狭窄的地理空间中，受到城市，资本的挤压与排斥，而且在言说自我的话语层面也受到重重阻碍。《国家订单》中小老板最终被定义为“五天五夜只休息了四个小时,还让一位工人活活累死”的“黑心老板”，记者相继采访，导致小老板再次走向破产的边缘，陷入不可自救的境地。“传播媒介拥有不可抵御的强大力量，他们所传递的信息在受传者身上就像子弹击中躯体，药剂注入皮肤一样，可以引起直接速效的反应，它们能够左右人们的态度和意见，甚至直接支配他们的行动”。小老板从底层的民工上升为私营企业老板，追根究底，也仍旧徘徊在底层行列，在民工加班时不忘加餐加点，关心张怀恩的身体状况，“黑心工厂”和“黑心老板”的骂名却使小老板在失去辩驳机会之后心如死灰。王十月并没有塑造一个“绝善”或“绝恶”的人物形象，而是以人性光明面和阴暗面共同组成了复杂的圆形形象。处在舆论的漩涡中，小老板并不具有丝毫的发言权，张怀恩也已然不是一个“活物”，他们只能被讲述，被定义，被曲解。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453002

　　王蕊（1992.11-），女，汉族，河南济源人，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