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博

　　姚枢与金元之际的理学

　　刘志博

　　作为儒学的分支，理学在宋、明时期大放异彩，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理学虽孕育于北方，却未能于广泛传布于此。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北方士人在理学的发展中毫无建树。金、元易代之际的姚枢通过交儒士、建书院、事人君、刊经籍等活动，成为程朱理学在北方传播的中坚力量。

　　有汉一代，儒学被立为官学，享独尊地位；魏晋时期，玄风大盛，与释、道二家相比，儒学势微；及至中唐，韩愈等试图挽回儒学地位，做了很多努力，终究未成气候，然而这却为宋代理学思潮奠定了基础。理学开创者伊川程颢、程颐二兄弟的“洛学”,张载的“关学”，周敦颐的“濂学”,集大成者朱熹的“闽学”,诸家并起，一时之间蔚为大观。然而，先有北宋程颐遭遇坎坷，二程学说遭禁，后有南宋朱熹遭受政治打压、被排挤，致使其学说在当时被视作伪学。虽然后来朱子之学又有一定气象,但始终没有再复旧观。至于处于金人统治下的中国北方,理学甚至几乎绝迹，原因有二，其一是程学并不被人崇尚,程伊川的传人大多随南宋政权一起流落江南,其二南、北理学为宋、金疆域之界而不能互通声气。出人意料的是，理学重新得到尊崇，成为官学的时期,恰恰是统治者极不看重文化、儒生地位低下、传统文化遭受破坏的蒙元。论及金、元之际的理学，大多数人关注的是赵复、许衡、刘因等人，诚然，赵复对于北方理学有首传之功，许衡、刘因对理学的发展影响较大，然而姚枢对于理学传承的贡献也是不容忽视的，没有姚枢的承上启下，焉有后世的大力推广？姚枢，字公茂，号雪斋，又号敬斋，柳城人，后迁洛阳，在元代姚枢与其侄子姚燧在理学、政事以及文学等诸多方面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其家族亦为洛阳有名文化世家。姚枢正是致力于理学保存与继承的重要人物。理学成为官学,恰恰是在传统文化惨遭破坏、儒士地位极其低下、统治者最不看重文化的元蒙时期。

一、交儒士

理学肇始于北方的二程，集大成于朱熹，然“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儒迭出，声教不道”。在这种状况下，由于南北不同的格局，理学逐渐失去了在北方的舞台。金、元之际理学重新在北方盛行，除了需要统治阶级的认可、推崇外，还必须有传承理学的典籍以及通晓理学的学者的“论辩”。正是姚枢为理学的盛行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1235年，忽必烈下“网罗南儒”之令，姚枢随同杨惟中与元军一起南下，访求南方儒、道、释、医、卜者。元军每克一地，必要屠城，姚枢只要见到，就会接力救护，“数人逃入堂竹中脱死”。元军攻克德安（今湖北安陆），“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由于姚枢奉诏军前，结果“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以归”。这种对南宋士子不遗余力的保护，为后来程、朱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此外，在南下过程中姚枢还广罗程朱之旧籍，载送燕京。

　　同样因得遇姚枢而免于战祸的还有宋代大儒赵复。赵复字仁甫，世称江汉先生。姚枢第一次见到赵复，便觉其谈吐不俗，便“挟以具卧”，然而赵复见到眼前之人戎服长髯，“批发左衽”，眼见自己落难于异族人手中，甚感悲切，待到夜半更深，趁姚枢睡熟，悄然逃去。待得姚枢醒来，发现已不见了赵复，遂乘月驰马而追，及至水边，见赵复正披发赤脚，仰天哭嚎着走向水中，开始，赵复“以九族俱残，不欲北，因与枢诀”。姚枢认定赵复是一个难得的人才，待之以礼，晓之以理，赵复被姚枢的精诚之至、“委屈劝免”所感动，遂承认自己就是江汉先生，勉强同意随姚枢北上，并向姚枢献出程朱之书。这一人才的获得，使理学在北方的兴起成为了现实。

　　在理学北传的过程中，另一极有影响力的许衡也与姚枢交好。许衡正是在姚枢处得以卒读“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书”。他重新认真反思了自己过去所学、所讲的传统儒学，决定以二程、朱子之学为范式。许衡还抄录了程颐的《伊川易传》、朱熹的《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句》等，“益大有得”，为能与姚枢互相切磋，甚至迁全家至苏门，与姚枢“相依以居”。

　　此外与姚枢交游的名士还有窦默 （字子声，初名杰，又字汉卿）。窦默曾于孝感令谢宪子处研习伊洛性理之书，适逢适中书杨惟中奉旨招集儒、道、释之士，窦默与其一同北归，教授程、朱理学，由此得名。窦默与姚枢、许衡一样“慨然以道为己任”。 姚枢、许衡与窦默三人日夜不辍，废寝忘食地相互切磋、共同研习。由此，显见姚枢在识人方面过人的天赋，拉拢理学的有生力量以促使程朱理学于北方广泛传播，可以说，姚枢是为程朱理学北传的先驱，除了自身作为中坚力量外，其中介、中枢作用也值得称道。

二、建书院

为扩大程朱理学在北方传播的规模，杨惟中和姚枢于1241年左右筹建燕京太极书院，据《太极书院记》载:

　　庚子，辛丑间，中书杨公当国，议所以继学传道之绪，必求人而为之师，聚书以求其学，如岳麓、白鹿，建为书院，以为天下标准，使学者归住相与讲明，庶乎其可，乃于燕都筑院，贮江淮书，立周子祠，刻《太极图》及《通书》、《西铭》等于壁，请云梦赵复为师儒，右北平王粹佐之，选俊秀之有识度者为道学生。推本谨始，以太极为名，于是伊洛之学遍天下矣。

　　书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张、杨、游、朱六君子配食，选取遗书八千余卷，请复讲授其中。”赵复在此著《传道图》和《师友图》，集中宣扬的都是程朱理学的道统观，《传道图》从伏羲、神农、帝尧、帝舜讲起，经由孔子及其弟子、孟子阐发大义，再到周敦颐、二程、朱子的发微，揭示道统；《师友图》则是表面“寓私淑之志”，实则是以表明自己为朱子的私塾弟子，把自己当成道统的传人。此外还有《伊洛发挥》以及《希贤录》，这些著述均欲使学子“知所向慕，然后求端用力之方备”，以引导学子们修身明德。自此之后，“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由此可见由姚枢等人建立的太极书院对促进理学的传播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之大。

　　太极书院培养和影响了一大批理学人才。太极书院作为理学北传的阵地，也是蒙元的第一所书院，对元代北方书院和理学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太极书院虽然还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官办书院，只是由身居高位的官员自创，尚具有民间书院的特点，但这一官方行为，毕竟促进了理学在北方的广泛传播。忽必烈下诏:“宣圣殿及管内书院，……禁诸官员使臣兵马，毋得侵扰襄读，违者加罪”，“前代名人遗迹，不许拆毁”，“先儒过化之地、名贤经行之所……并立为书院”。这些认可、扶持与保护促进了北方理学以书院为阵地广泛推广，同时也促进了其他各个书院的勃兴，如冯梦周、高伯川等人开北方兴建书院，山东、山西、河南、河北、安徽等地的书院数量在元初都已上升不少，甚至还有蒙古族官绅也加入到创建书院的行列中。元初书院在北方的兴盛，也为理学家传播理学提供了阵地。为此，元太宗对姚枢“赐锦衣金符”，授“燕京行台郎中”。

三、事人君

任何思想在某一时期得以盛行，除了社会风气使然之外，与当时统治者的倡导与扶植是密不可分的。元代理学也是如此，没有蒙元统治阶级的支持与崇尚，理学家们也不可能以官学的方式传授程朱之学，“使天下人皆诵习程朱之书”。忽必烈之所以崇尚并人力倡导理学，是他长期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结果，而姚枢对世祖的影响最力。元世祖曾经询问姚枢以治国方略，姚枢上数千言之书，将理学“治国平天下之大经”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条目推及帝王之道，变通为“修身，力学，尊贤，亲亲，畏天，爱民，好善，远佞”，此外，姚枢针对当时的弊病，归纳救时之策三十条:“立省部，辟才行，举逸遗，慎铨选，汰职员，班俸禄，定法律，审刑狱，设监司，明黜陟，阁征敛，简驿传，修学校，崇经术，旌节孝，重农桑，宽赋税，省徭役，禁游惰，肃军政，周晓乏，恤鳏寡，布屯田，通漕运，倚债负，广储蓄，复常平，立平准，却利便，杜告讦”。元世祖惊讶不已，在以后的政治举措中“动必召问”。就这样，统治者任用儒士治理天下，儒士用言论影响统治者，并为儒道、理学的传布、推行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甚至可以说姚枢等人的努力使得中原文明不至于断送在游牧民族统治者手中。

四、刊经籍

身居庙堂时，以儒家之“道”事人君，并传习其学说，处江湖之远，姚枢依然在为程朱理学的传播尽心竭力。1241年姚枢辞官，携家隐居苏门山，致力于理学的研究与理学著作的刊刻板印工作。他在苏门山建立圣庙，供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颐、二程、邵雍、司马光等画像，自己于其中日夜苦读。为了张扬理学，他动员朋友与自己一起刊刻群经。据姚枢的侄子姚燧《中书左垂姚文献公神道碑》载，姚枢自己也曾刊订《小学》、《语孟》、《或问》、《家礼》等，与当时杨中书版的《四书》,田和卿版的《尚书》、《声诗折衷》、《伊川易传》等诸书，传习四方。

　　总之，为传播理学，姚枢可谓劳筋骨、饿肌肤、苦心志。儒学偏偏创始于礼崩乐坏的春秋末期，孔子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责任感周游列国，试图挽回那已逝去的礼乐时代。在儒学不振、斯文扫地的元初，姚枢的苦行，则是一个笃志于儒学的志士对先圣学说最好的继承和最简明的诠释。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637000

　　刘志博（1993—），男，汉族，河南洛阳人，硕士研究生，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方向：历史文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