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何伟

　　论中国人的信仰问题

　　陈何伟

　　信仰是精神生活的高度，是人生的最高信念。人类时代永远是信仰的时代，世界也会永远被有信仰的人所支撑。因此，信仰对个人、民族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而不间断，充分说明了中华精神的优越性。然而，每当我们谈到今天中国人信仰什么的时侯，一些人总会感到迷茫。不少人会说，中国人是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唯物论的。有的人在信仰问题上已经陷入了严重的空虚与混乱之中。有的人甚至认为中国思想史完全就是一部教化史，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启蒙，更谈不上信仰。

　　在剖析国人信仰问题时，很多人从启蒙和教化的差别着手，认为教化是居高临下的，而启蒙则必须要从自己做起，从内心做起。只有真正的启蒙才能建立起信仰。反过来说，国人之所以没有信仰，就是因为空有教化而无启蒙。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什么是信仰、启蒙、教化？第二、即便中国人真的没有信仰，那么其原因是否就是空有教化而无真正的启蒙，这三者的关系是什么？第三、中国人究竟有没有真正的启蒙？第四、中国人的信仰又该如何去考量？

一、信仰、启蒙、教化内涵解析

信仰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气质、文化品格，它深刻地影响着民族的生存发展。当我们回顾过去几千年中国在世界民族之林发展拼搏的历程，以及其他大国崛起的历史，就会发现影响中国未来发展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在于精神层面。而对启蒙与教化的理解，更应该从历史、政治、文化的多元因素中去把握。

　　（一）信仰

　　20世纪末，“信仰”一词被人们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那么，究竟何为信仰呢？“信仰”在汉语中的字面意思是，信任并且尊崇。深究之，信仰是人的终极追求与向往，是人的精神寄托与支柱，是人获得灵魂栖居归宿的指南针。根据《辞海》的解释，信仰是指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相信、服从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信仰既是人的一种价值追求，也是人生的力量之源，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道路和发展。

　　信仰可以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超自然的，另一种是超社会的。宗教信仰是超自然的，国家民族、政治信仰、文化信仰则是超社会的。“按照定义来说，信仰是人的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层次和形态之一，它给人类带来光芒，带来梦想，带来尊严，同时，帮助人们抵御心灵深处的黑暗、寒冷、孤独与绝望。某些时候，信仰比温饱重要，比爱情重要，甚至比生命都重要。

　　由于文化的差异，中国人对信仰有着独特的理解。“信”是一个有着广泛意义的字。在中文词汇中，“信”字的构成为，“人”字旁加“言”。说文解字注：“信”系诚也，从人言，人言则无不信者，故从人言。意义可解释为，“信”是人的言论问题.也就是人心所向的问题。中国文字的信仰观就是提倡人与人之间真诚相待，言出于心。就是提倡仰慕光明、祟拜太阳的气度和普照众生的精神。

　　（二）启蒙

　　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独一无二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德国问题。18世纪的欧洲，柏林已经是一个颇为重要的思想中心，思想家们开始讨论“什么是启蒙”的问题。然而，18世纪对“什么是启蒙”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止有历史上的意义。启蒙运动处于这个现代世纪的开端，对于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的状况，这些回答都给予了我们丰富的启示。

　　康德在《对“什么是启蒙”的回答》一书中认为：“启蒙，是指人类从自我导致的不成熟状态中觉醒。这种不成熟状态是指在缺乏指导下无力运用自我理性的状态。造成它的原因并非人们缺乏理性，而是在无人指导下缺乏决心和勇气来运用理性。因此，启蒙的口号是“勇于智慧”，即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性！”换言之，一个民族如果缺乏启蒙，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于懒惰和懦弱造成的。

　　赖因霍尔德则认为启蒙一般意味着从能够具有合理性的人当中制造出理性的人。导致这个伟大目的的一切机构和手段，全部加起来，就给予“启蒙”这个词最广泛的意义。由于人所固有的自我倾向，随身就把变得合理的可能性带入了世界中。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就是他的理性的能力。每一个感觉印象，每一个快乐和痛苦的感觉，以及一般来说，每一个在灵魂当中产生的一个观念，向灵魂提供了理性的材料和进一步发展了其能力的东西，便属于这个最广泛意义上的启蒙；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理性的能力就是灵魂的这样一个状态，在这个状态中，推理的倾向已经获得了使灵魂能够具有明晰概念的一切决定根据。

　　（三）教化

　　最早形成“教化”概念的年代已经茫然难考，而在古文献中最早出现这个词汇的，一般认为是《荀子》一书的《臣道》篇。但是很早以前，与“教化”同义的“教”就已经是政治的重要概念。在中国最早的政书《尚书》中据说是舜帝传下的《舜典》篇，就已经把“教”当作政治的重要课题。孔子的言论里已经有很多这种“教”的内容，后来儒家所编写的大量经典无不将“教化”民众作为重点。

　　儒家所提倡的对民众施行“教化”的内容是一种高度注重现世的“实惠”式的道德体系，而非一般宗教所强调的“来世”、“未世”神鬼观念。儒家所总结、所提倡的“礼教”，后来被总结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常”，是一套做人的基本的原则，是很现实的伦理道德体系。同时，儒家所提倡的“教化”主要是从正面引导，而不是从反面禁止。然而很多人在谈及“教化”时，都将其等同为“吃人的”传统礼教。可是实际上中国文化传统既不能一刀切断，也不能一句话否定。几千年积淀已经使它成为一种“遗传基因”，按照唯物辩证法的法则，它也和一切事物一样可以有“两分法”。

二、信仰、启蒙、教化的逻辑关系

在信仰、启蒙、教化三者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坚持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认为中国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启蒙，而只有教化，实则是将教化与启蒙绝对割裂并对立起来。而关于信仰、启蒙、教化三者的关系问题，在前面的内涵解析中已经有所涉及。这里主要从启蒙与信仰、教化与启蒙两个层面的关系问题详叙。

　　（一）信仰在启蒙理性中的张力

　　启蒙理性在本质上是对信仰的突破与批判，这里以西方启蒙时代为例。人们通常把18世纪看作是西方的启蒙时代，尽管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为西方启蒙运动做了充分的文化准备，但仍然没有动摇宗教信仰的根基。即使到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把理性推到了极端，百科全书派甚至提出了“把一切都拉到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的口号，仍然无法在实践上改变法国民众的宗教虔诚。经过一系列的复兴和变革，在现代西方社会中，宗教信仰已经与启蒙理性形成了一种并立和互补之势。宗教信仰不再是反理性的，恰恰相反，它经历了启蒙时代的洗礼，成为对启蒙理性的一种重要补充。

　　（二）启蒙与教化的对立统一

　　由于“启蒙”和“教化”这两种文明形态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二者在本质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启蒙”与“教化”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二者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启蒙”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教化”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很多人也因此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我们追溯到“教化”的本源、核心意义来看，这种观点不免有失偏颇。

　　信仰是否必须经历注重内心的启蒙才能建立起来？前文已经提到，从西方启蒙发展史中我们不难发现，信仰始终在启蒙理性中保持着巨大的张力。我们无法断定“启蒙”与“信仰”的必然相生性，相反，二者的本质关系却是相互妥协。同样，“启蒙”与“教化”虽然存在本质的根本差异，但二者却绝不是完全对立的。这是从“信仰”、“启蒙”、“教化”三者的逻辑关系商榷。

三、近现代中国启蒙运动

在很多人看来，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是外来文化冲击的产物，如同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主要表现为“外人性”而非“内生性“，也就是“被迫的现代化”一样，中国现代启蒙思潮也带有绝对的“被动”成分和“他者”化色彩。这在学术界似乎已成为毫无疑问的定论。然而，中国的启蒙主义无论作为一种广义上的以“人的觉醒”为核心的人文思潮，还是作为一种基于文化精英阶层的超前的文化批判精神而产生的思想重建意识，它都必然有着更为深层的心理上、哲学上或人学意义上的文化根源。

　　（一）新文化运动

　　何谓“新文化运动”？时至今日，学术界都尚无定论。但后人却较为一致地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反封建、倡导“民主”与“科学”的文化思想运动和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曾非常自觉地拉开与政治的距离，希望搞一场完全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杂志时宣称“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胡适在1917年回国时承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当然，作为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上所留缺憾的一次“补课”，新文化运动不可能成为其发动者所想象的那种与政治完全分离的独立运动。但新文化人倡导的“民主”并非单指民主制度和所谓的民主政治，更多的是指民主自由的精神和价值观念，“科学”也并非单指晚清时就开始译介的以“器用”为表征的科学技术，更多的是指科学精神和思想方法。新文化下塑造的国民不仅应该具有自主的人格观念和自觉的国民意识，还应该有一种“评判的态度”，要有反对迷信与愚昧、自我思辨、积极进取的科学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五四”爱国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作为20世纪继辛亥革命之后又一件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重大事件，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最具典型性的时期。“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

　　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的开端。同时，五四运动更是一场文化运动和空前的社会思想解放运动，它与新文化运动相结合，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彻底的批判精神从思想上动摇了封建主义的统治，它把救亡与启蒙相结合，把民主、科学与爱国主义相结合，让二者相互激荡，相得益彰。

　　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发展，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中国近现代之所以出现了大规模的两次启蒙思潮与启蒙运动，首先源于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19世纪后半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明末“萌芽”期相比有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迅速壮大，初步具备现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在数量上不断增长。这是近代启蒙运动发生的物质基础与前提。实际上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乃至18世纪启蒙运动发展到高潮时，其经济基础、物质生活在很多方面并不比一个或几个世纪后的中国进步多少，如果像上述第二个理由那样以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机械理解，来否定中国近现代启蒙主义的物质根据，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四、对国人信仰的反思

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中国人，从上层社会到底层百姓，都有一种冷静安详的尊严。即使接受了欧洲的教育也不会毁掉。无论个人还是国家，他们都不自我肯定；他们的骄傲过于深厚，无需自我肯定。虽然也承认兵力上敌不过外国列强；但并不因此而认为先进的杀人方式是个人或国家所应重视的。我觉得这是因为他们都在心底里自信中国是世界最伟大的国家，拥有最完美的文明。”这说明中国人从来都不缺精气神，相反，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文化自信、价值认知从来都是坚定不移的。这恰恰就是中国人信仰的核心所在。

　　“我们是因为苦难太多而丧失了信仰，还是因为缺失信仰而带来了太多苦难？”在面对全球化、走向世界的时候，中国传统的信仰方式和信仰理念是不是能够继续保持中国人内心精神支撑、精神家园的作用？这一点似乎遇到了挑战。作者认为国学已经很难解决我们今天的信仰问题，因为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正是在国学最盛时发生的。因此，不少人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着信仰危机，需要重振信仰。

　　应该看到，所谓的“信仰危机”，实际上并不是各种已有的信仰和宗教自身内部的危机，而是反映出人们面对信仰和宗教的多元化日益彰显，并且呈现出越来越严重的精神冲突的情况下，对于某种普遍共同的、统一的信仰的关注和期求，也就是对于以共同信仰为核心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关注和期求。而我们在公共信仰问题上真正需要解决的，正是“话语权”的公共性问题。

　　在中国谈论信仰和信仰建设时，首先要尊重中华民族整体的主体权利。关于中华文化的主体定位，一定要是中华民族这个整体，是历史发展延续到现在还要走下去的民族整体；而且要重在立足于当代的中国人，更要关注现在活着的中国人的权利和责任；其次要弘扬中华文化中的优良传统，克服传统文化中的不良习惯，在新的时代，以新的形式，将“中国式信仰”的理念及其方式发扬光大，以营造中华民族新的、共有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30073

　　陈何伟（1990—），男，土家族，湖北恩施人，研究生在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