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军富

　　桂北武装起义遭受重大挫折之原因

　　唐军富

　　桂北武装起义之所以遭受重大挫折，除了敌人力量的强大、起义队伍缺乏战斗经验等客观因素外，根本原因在于对敌我情况的分析判断存在重大失误，主观上对起义可能遇到的困境估计不够，也没有在形势变化时，对起义的战略方向进行符合实际情况的调整，以及过于注重分散作战，忽视集中的战略指挥等。

　　1947年6月至10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西各地人民武装起义风起云涌，但由于主观、客观等因素的影响，各地武装起义大多受挫，造成较大损失。桂北武装起义，是1947年7月至8月中共桂北党组织在广西北部的灵川、全县、灌阳等地首次发动的武装革命运动。起义伊始，声势浩大，给统治广西的国民党桂系集团以重大打击。但桂北武装起义只坚持了20多天，就遭受重大挫折。灵川起义部队在敌人的重兵围攻下，不得不化整为零，以图生存。而全县、灌阳起义队伍遭湘桂两省敌人的联合“围剿”，近千人的队伍被打散。起义领导人和骨干被迫撤退到灵川和广东等地。因此，探析桂北武装起义遭受重大挫折的原因，有助于对解放战争时期广西各地武装起义大多受挫之缘由有一个正确的理解。

一、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桂北武装起义后的战略发展方向。

战略方向，亦称战略方针、战略目标，对起义队伍的军事活动起着纲领性的指导作用。战略方向的正确与否，是武装起义后队伍能够立足、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但战略方向不是固定不变的，当形势不同时，战略方向也须随之改变。例如，长征途中，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中央红军多次调整战略方向，最终做出“落脚陕北”的战略决策。桂北起义之所以遭受重大挫折，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形势变化后，没有相应地对战略方向进行调整。

　　桂北武装起义是广西全省乃至华南地区武装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的是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桂西武装斗争，策应桂东武装起义和粤桂湘边区纵队的游击战争。因此，在灵川县吴家村召开的桂北武装起义准备工作会议上，起义领导小组确定的桂北武装起义后的战略方向，就是桂北各地起义部队会师灌阳县的南部，向东经略，汇合桂东起义队伍，依托湘桂边境的广大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斗争，进而与粤桂湘边区纵队遥相呼应，创建粤桂湘边游击根据地战略区。这一战略方向的确立是基于中共广西省工委对广西全省武装起义的战略部署，基于桂东的英山、古城起义的成功，并在桂东站稳脚跟，以及桂北各地起义部队能顺利到达灌阳南部的基础上。但吴家村会议没有讨论这一战略方向在可能遭致挫折甚至失败时的应对策略，这导致桂北武装起义遇到挫折后，部分起义领导人茫然不知所措，失去了下一步的前进方向。

　　在桂北武装起义即将爆发之时，桂东起义失败。得知这一消息后，桂北起义领导人决定暂停起义，并派人通知各起义点负责人。暂停起义的决定说明了桂东起义在桂北起义战略发展方向的重要意义，没有桂东起义部队的战略配合，桂北起义部队在灌阳南部的战略集中与展开就会陷入孤军作战的困难境地。但暂停起义的决定存在严重的不足，即没有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当时的实际情况，对起义后的战略方向进行调整。因为时间紧迫，交通不便，暂停起义的决定很难提前传达到各个起义点。因此，起义领导人在作出暂停起义决定时，就应当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并对起义后的战略方向作出新的判断。当起义已经爆发，就应该想方设法将新的战略意图传达给起义点负责人，为下一步的战略行动指明方向，从而避免损失。

　　全县、灌阳起义爆发后，由于不了解桂东起义已失败等情况，起义队伍分东、西两路，仍按照最初确定的战略方向进军灌阳南部。东路部队攻占全县两河乡，灌阳县昭文乡，碧营乡。但到苏江，秀江源连遭敌人伏击包围，损失惨重。起义队伍虽突出重围，但往南的计划已无法实现，被迫转移到湖南永明县境内。此时，部队才讨论是否改变战略方向问题，最终决定重回群众基础较好的全灌地区打游击，但为时已晚，在湘桂两省敌人的重兵围剿下，队伍被打散。西路部队也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下，行动艰难，于是决心向南远征广东与西江纵队会合。然在路上，多次突遭敌人袭击，队伍被冲散，不得不返回，分散隐蔽。

　　全灌起义之所以失败，在于起义领导人没有根据战争的情况变化而及时改变战略方向。相对而言，灵川起义的领导人就头脑清醒，灵活机动得多。在起义部队按原定计划北上灌阳南部遇洪水受阻后，当机立断改变战略进军方向，转回潞江河山区，同时将部队分成五个武装小组，分散到灵川北部、东部、中部和西部开展活动，使得起义部队在敌人的“围剿”下保存下来，构成了桂北游击队的基本队伍。

二、对敌我情况缺乏正确的分析判断，高估自己，轻视敌人，是导致起义遭受重大挫折的主观原因。

在筹划武装起义期间，桂北起义领导人对起义成功持乐观的态度，认为起义后队伍能够顺利到达灌南，与桂东起义部队遥相呼应，建立游击根据地。同时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觉得全国各地解放区自卫爱国战争的节节胜利，拖住了桂系的全部正规军，桂系的后方空虚，留守的保安队不堪一击。中共广西省工委就认定“广西已处于被革命力量包围的形势，”而广西桂系当局“政治破产、经济危机、民变风起……，特别是军事力量脆弱。如果真正普遍动起来，他数千保安队是不够应付的。”正是这样不恰当的估计，使桂北武装起义领导人把复杂艰巨的武装斗争看得过于简单，不了解在当时的广西，特别是在广西桂系当局统治中心的桂林附近一带，依然是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不了解起义队伍存在经验不足、力量弱小等弱点，存在高估自己、轻视敌人的思想。因而在行动上未能采取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造成桂北武装起义遭受重大挫折。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在建立游击根据地上的战略性失误。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的战略保障，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桂北武装起义领导人对建立游击根据地是有一定的认识的，在两次桂北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上，就确定各起义部队会合灌阳南部，在湘桂边境的都庞岭、萌渚岭一带开创游击根据地。然而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选择在灌阳南部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是不切实际的。因为灌阳南部离各个起义点有着很远的距离，无论全灌起义部队南下，还是灵川起义部队北上，都要经过敌人控制的区域，长途行军部队易疲劳，必然会遭到势力强大的敌人层层围追堵截而招致失败。更重要的是灌阳南部缺乏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即使起义队伍千辛万苦、历经艰险到达目的地，其生存发展也肯定异常艰难，甚至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同样，起义领导人的轻敌思想，使其把创建游击根据地看作轻而易举的事情，只看到好的、顺利的方面，没有看到敌人的强大和可能遇到的挫折困难。没有深刻意识到在敌后建立游击根据地需要一个过程，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之特点。对于在华南各地建立游击根据地问题，中共中央是有明确指示的。1947年5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华南工作的指示》，指出“从布置分散的武装据点到建立成块的游击根据地，……还需要经过一些过程，”因而要求华南各地起义队伍“不要急于打大仗，也不要过早集中武装建立根据地，而应将武装力量散布的愈广，发动群众愈多，先从多多消灭乡村地主联保武装做起，便愈能在广大乡村中站稳，为根据地奠立基础。”可以说，中共中央这一指示是比较符合桂北实际情况的。然而，桂北武装起义并没有实施这一正确的方针，而是恰恰相反。也就是说，桂北武装起义领导机关没有将起义队伍分散到广大的乡村发动群众，在农村站稳脚跟。而是企图将所有的起义队伍集

　　中起来，建立游击根据地，从而给了敌人围攻的机会。

　　第二，起义队伍发展太快，声势浩大，过早地打出了起义的旗号，并以进攻的姿态向灌阳南部进军，敌人在惊慌恐惧之下，迅速调集重兵进行“围剿”，起义部队终因寡不敌众而遭受挫折。

　　在敌人力量强大的后方开展游击战争，需要按照从小到大，在斗争中逐步壮大的规律进行发展；需要“先从敌人力量较薄弱的地方发动武装斗争，求得存在和发展，尤其在组织上，开始不要铺张门面，过分刺激敌人，反易招致敌人过早过大的打击。”桂北武装起义，特别是全灌起义，出于对起义迅速胜利、敌人会一溃千里的乐观思维，并没有采取从小到大，秘密宣传发动、稳步发展的策略。例如在组织形式上，全灌起义队伍先后公开宣布为“全灌人民翻身队”、“全灌人民自救团”、“全灌人民解放支队”。成立具有政权性质的“全灌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起义队伍，发布反“三征”、破仓分粮、减租减息等行动纲领。起义军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收缴枪支、大力扩大队伍。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起义队伍发展到近千人，人数之多、声势之大，在全、灌地区革命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起义队伍在向灌阳南部行进途中，一路大张旗鼓地攻占国民党各乡公所。所到之处，国民党各乡公所军政人员，望风而逃。惊恐的敌人调兵遣将进行反扑。国民党广西省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陈恩元亲自指挥训练有素的保一、保三两个大队及全县、灌阳的保安队，对全灌人民解放支队疯狂地“围剿”，到八月中旬，全灌起义部队被打散，32人牺牲。

三、没有采取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起义部队孤军深入险地，是起义受挫的一个重要根源。

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错误是没有采取就地革命的方针，起义后不应把军队拉走，即使要走，也不应走得太远。”周恩来的这一观点对桂北武装起义基本上是适用的。

　　桂北武装起义的行动方向之所以选择会师灌阳南部，向海洋山靠拢，而不是就地开展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其主要的考虑因素是：桂北起义和桂东起义是中共广西党组织领导的全省各地武装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桂东起义于1947年6月初爆发，桂北起义是为牵制敌人、配合桂东起义而发动的武装行动。灌阳南部临近桂东起义部队的活动，因此，桂北起义部队在灌阳南部开展游击战争，可以与桂东起义部队相互配合，相互策应。而就地开展游击战争，桂东和桂北两支部队则分别孤立于敌后，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然而，这一考虑的缺陷在于没有设想到桂东起义会失败，也没有想到部队初起，缺乏战斗经验，长途跋涉远征是存在极大困难和危险的，是一种军事冒险。这些危险和困难包括孤军深入险地、敌人的围追堵截、给养不易，情报不灵等等。每一点都可能致起义部队于死地。例如灵川起义部队北上被洪水所阻，因在新区，人生地不熟，给养发生困难，部队忍饥挨饿三天。最后还是回到群众基础较好的村庄才解决吃饭问题。而全灌起义部队南下的路上，缺乏情报和群众的支持，对敌人的情况一无所知，而敌人对起义部队的动向了如指掌。故起义部队一路只能被动地遭到敌人堵截伏击而损失惨重。

　　那么，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游击根据地是否具有可行性呢？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和当时的形势分析，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游击根据地，应是最为合理的选择。这是因为：首先，中共领导的工农红军曾三次路过桂北一带，在当地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其次，抗战以来，中共桂北党组织一直在灵川、全灌地区开展各种进步的宣传活动，为游击战争的开展创造了深厚的群众基础。最后，全灌地区山多谷深林密，地形复杂，交通不便，具有开展游击战争所必需的广阔的回旋余地。而部队成员大多是本地人，熟悉地形，就更容易机动灵活，避敌锋芒，攻敌弱处。就地开展游击战争的正确性，也为灵川起义部队坚持下来，以及后来桂北游击队主力北上全灌，成功开辟全灌游击根据地所证明。

四、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指挥机构进行集中指挥，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各自为战，被敌分割后失去联系，重大的战略决策无法集体商定，难以扭转受挫局面。

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将指挥关系的正确解决，列为游击战争顺利发展的条件之一，并对游击战争的指挥关系作了精辟详尽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是：“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一方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同时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纵观桂北武装起义的整个过程，在指挥关系的处理上有着重大失误是毋庸置疑的。

　　战略的集中指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指挥机构。但桂北武装起义没有一个实际上的统一机构对起义的战略行动进行集中指挥，更多地侧重于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在起义的准备工作会议上成立了一个五人组成的桂北起义领导小组，指挥部设在灵川的青云乡，由领导小组组长肖雷负责全面指挥，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则在起义发动时，分散到各个起义点负责具体指挥。领导小组成员的分散，使这一桂北武装起义的最高指挥机构名存实亡，不能对整个武装起义进行统一的战略领导，失去其应有的作用。碰到紧急情况，领导成员就无法立即讨论决定并付诸执行，而只能各自为战。例如，桂东起义失败的消息传来时，起义领导小组成员中，只有肖雷一人和其他人研究这一新的情况，并当即决定“暂停起义”，对于这一战略决策，其他领导成员并不知情，造成武装起义在重大指挥上的混乱。

　　武装起义需要一个领导核心来统一指挥，领导核心最低由三人组成，并置于武装起义的主要战略方向。但在桂北武装起义过程中，并没有一个领导核心，也没有武装起义的战略重点。例如，全县、灌阳起义队伍曾在全县的厚村进行集中整编，这是一个确立领导核心和战略重点的最好时机。然而，这次整编后，队伍分两路行动，领导骨干分散，失去联系。敌人“围剿”时，因无领导核心在战略上的集中指挥，两路部队不能相互配合，协同作战，最终被敌人各个击破。另外，在桂北武装起义的部队中，并没有组建一支战斗力较强的主力游击队伍，由领导核心直接指挥，其它游击队伍作为辅助力量协助。这样，起义部队就有力量与敌人周旋，不至于出现被敌人打散后难于收拾的局面。

　　桂北武装起义虽说以遭受重大挫折而告终，但桂北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桂北地区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广西桂系在桂北的统治，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桂北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也为后来桂北游击队的发展，培养和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作者单位：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 541001

　　唐军富（1965—），男，广西灌阳人，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业务部主任，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桂林近代史，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