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钟叔 （短篇小说）
张振玉
最近几天不知怎么了，老觉恍惚不安的。白天上班的时候，常在某刻一阵迷乱惝恍，焦灼恐慌，老大一会才能恢复常态。昨夜11点多时，听见外边有什么重重掉落地上的声音，疑有跳楼者，心内惊悸惶悚。推窗而望，却见夜色中四野阒静，楼房花草树木都在沉睡中，然而，辗转反侧，竟至午夜两点不能入眠。白天出差，才驶上高速公路，就接到大哥电话，说是老钟叔病重，一时惊慌失措，方向盘失却正常控制，差点出了交通事故。
爸妈早就谢世，在我们家，除了爸妈，就是老钟叔，他们都是我最最亲的人。听到老钟叔病重的消息，担心！害怕！许多往事又历历如在眼前。
我爷爷是鲁西南地区红陵县民国最后一任县长，他只做了（1946—1947）一年零三个月的县长。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国民党政权快倒台了，他被匆忙任命，做了一年多替罪羊县长。以前，我爷爷一直在红陵县县府作文书，他和我外公是拜把子兄弟。1947年后半年，解放军解放了红陵县，我爸和我妈投奔我外公，住到了下马坡村，听说我爷爷往南逃了，从此以后，一直没他的音信。
我外公原是当地有名的财主，我妈讲，外公家最兴盛的时候家里几百顷地，喂养着成群的骡子马，几十头牛……
解放后，我们家由于我爷爷的问题被政府划成了四类分子，被政府列为人民的对立面，在村上是坏人！在村上，我们一家备受歧视、唾弃、冷眼和孤立，过着被世界遗弃的生活！是老钟叔，极力为我家开脱，我爸才得以在镇高小做教师。那是老钟叔不知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皮子为我爸争取到的，不然，他就得在生产队劳动在村子里扫大街，或者在镇各机关单位打扫厕所。被管制中的爸爸，在公共场所是没有任何言论自由的，只有受人打趣调笑甚至侮辱的份，走在街上，经常无端就有一群孩子一边叫喊着“打倒四类分子”“打倒坏人”的口号一边朝他扔石块乱菜叶子追得他满街跑，那种事情在解放初期尤为严重，往后哪？都看着我爸比较老实，他的处境也越来越好。可是我爸变了，我妈说我爸从前可不是那个样子的，他变得冷漠、麻木、胆小、自闭，他在家里时常像一块木头，很少说话，很少笑。爸爸一回家就躲在屋子里看书，看书看腻了，就坐屋门前的小板凳上“念经”，他嘴里咕咕哝哝不知念些什么，妈妈总是说他在“念经”。妈妈有时候嫌弃他骂他，或者他在外边受了欺负，他就一边摇头一边嘴里像吃东西噎着样发出呃呃呃的怪叫……
老钟叔回来了！老钟叔回村任村支书的消息传来时，我看见一向愁思百结的妈妈忽然来了精神，那天下午，她第一次大着嗓门吆喝我和爸爸吃饭，有好长时间她脸上不见笑模样了。那天下午，我们已经半年多没吃到白面了，妈妈特意做了一锅白面疙瘩汤，她兴奋地向大家宣布，老钟叔要回村了，回村来做村支书，一把手。当时，我还不知道老钟叔何许人。记得小时候，大哥给我们讲家里的一些往事，讲老钟叔。
老钟叔做村支书，一做就是三十多年。老钟叔是老革命，他1949年初转业在红陵县县大队任大队副，因为文化差，1951年坚决要求回村务农，一直在下马坡村任支书。他在村上是那种讲话一言九鼎说一不二的人物，我父亲都把他的某些话当做信条。
老钟叔一直对我们家好，更确切点说是他对我妈好，这点，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觉察出来了。他似乎毫不顾忌那个成分论的年代我们家的成分会连累到他的名誉和前途，会殃及到他的信仰与决心，或者说，从理论上讲，我们该是两个阵线上的阶级敌人，他甚至屡屡冒着蹲牢处分开除党籍抑或是失去生命等危险不顾一切来帮我们……
到了十六七岁我才隐约懂得一些事情，老钟叔和我妈曾经是一对恋人，后来因为一些特别的问题他们分手了。那或许是他对我家特别好的一个原因吧。
老钟叔来我们家总是以“文化差”为借口，他从不愿意吐露真情。他说他在部队的时候成天行军打仗，学的字太少了，严重影响到了自己的工作。他经常表现出对我爸羡慕的样子，他说我爸的条件好啊！有学问，太难得了，那时候部队上缺乏知识，就像久旱中的甘露！他这人哪，唯一的遗憾，就是家庭底子差。
“跟国民党旧政府的牵连很严重奥！这样吗，你必须好好进行共产主义思想学习，彻底改造世界观。”
老钟叔语重心长地对爸讲。那时候，我爸坐在灯影里，低着头上身子弯的如一张弓，像蚊子样哼哼：“是是是”。“你倒是大点声啊！”每当那种时候，我妈就会重重推我爸一把。“奥！是是是”我爸就点头如捣蒜把声音抬高八度，大着声响亮地说。老钟叔在部队学了一些字，能够读报，读一些简单的文件信札。就是不够用啊！他讲他在文化上和我爸比，那是滴水见大海，无名小草比参天大树。他讲我爸虽然个人的历史背景不清白，但他人老实，心地善良，是个可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他之所以常往我家跑，就是因为此吧。老钟叔来我家，遇上饭时，妈妈就让他一起吃饭。他也从不客气。
你，你也一起吃点吧。妈妈总是吞吞吐吐让他。
妈经常挂在嘴边说老钟叔好，也说老钟叔的不好，她讲老钟叔什么都好，就是“好吹”，这条不好！有时候他喝上二两，讲话就云山雾罩的。他讲他当年一次摸鬼子的岗被发现了，挨了一枪，那颗子弹离心脏只有一扁指远，多悬！他讲他要是有我爸那样的文化，他能够做县上一把手。他还讲.......我妈讲，他拉呱只顾自己痛快，不顾别人感受，再说啦，做县里一把手，除了文化，除了战功，还需要其他条件，我妈讲她也曾经是大家门小姐，她也曾经是一任县太爷的少奶奶，一些人情世故，一些做官为宦的事她也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我妈让他，他就坐在饭桌前，和我们一起吃。那时候，我爸在镇上做教师，我家的经济条件比一般社员要好一些，隔上一头子半月的能吃一顿白面，平时有时候也能加个简单的青菜。
你不怕我们连累你。我妈经常轻蔑地扫我们一眼，然后瞪大眼睛对老钟叔说。
那时候，政府一再三令五申严格要求党员干部革命群众们，没有被战场上阶级敌人的钢铁炮弹打倒，也千万不要被和平时代阶级敌人的糖衣炮弹打倒。老钟叔也经常在支委会上讲，要彻底从思想上纯洁我们的革命队伍，与阶级敌人划清界限，可每当我妈说那样的话，他就讲我家不是阶级敌人，我爸我妈没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
老钟叔一辈子都没有一个像样的家，他一直单身。他刚回村的时候，曾带回家一个媳妇，那女的比他小十多岁，是个蛮子，有俩孩子，听说在哪个部队医院工作，有人说她是革命烈士的遗孀，也有的说是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官没带走的家眷，总之，对于她的身份，众说不一。那时候，老钟叔也不愿对人讲她，老钟叔是个有威望的人，他不讲，一般人谁也不敢问。那女的很漂亮，脸白，手也白，白的像雪团，俩孩子和她一样白，是我们那地方少见的城市人。她喜欢穿香色条绒褂子，蓝咔叽或黄确良裤子，那种穿戴是那个时候城里人的穿戴，很洋气的。她的俩孩子也都穿得排排气气的，蓝咔叽啊香色条绒啊卡克服学生服什么的，在那时都是很难得的，农村人穿不起！见都少见。那时候乡下孩子大都穿得很差，扯皮露肉，赤脚拉蛋的。有的孩子十五六岁了还得拣哥哥姐姐的旧衣服穿，谁家都是一件衣服老大穿完老二穿，老二穿完老三穿，以此类推，等到家里最小的孩子穿过了，衣服上已经打满补丁面目全非。那个年月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顺口溜。我记得小的时候看见村上孩子们把那种特土气的深蓝本地布大裆裤撅腚袄穿身上，臀部特显肥大，颇像一只发情的大公鸡。那女人一来村上村上人都把她当景围观，走哪儿人们都像看玩把戏似的追着看。可那女人跟了他两年多就不见了，外边传她服不来农村的苦，不跟老钟叔，跑了。
老钟叔经常来我家，他似乎也很顾忌那个年代的形势，他大都偷着到我家来，经常夜深人静时来我们家里。不管怎么讲，老钟叔是那个年代唯一来我们家串门的人，我们家就是在我爸被摘了帽子做了人民教师以后，街坊邻居也都用另样的眼光看我们，远远躲着我们，几乎没人来我家串门。据他自己讲他做的很保密，没人知道。他有时候用自己很少的津贴买点馒头饼干咸鱼猪肉来给我们兄妹吃，在那个年代，那都是很奢侈的食物。
白露早，寒露迟，秋分种麦最当时。这是我们那地方的一句农谚。那年，时令已经接近寒露，老天才迟迟下了一场透地雨。我外公很多计划种小麦的田地都已经准备放弃了，那场透地雨着实馋人而又有些晚。外公带着老管家来到一块肥沃的田里，用铁锨挖了好几个地方，看雨量大小。那雨水透地足有一铁锨深。我外公喜不自禁，立时决定套牲口，翻耕土地，抢种麦子。外公家几十头牲口都拉出来了，抢耕抢种。有一个长工提议，如果把两头老犍子水牛套上耙地，每天就能多耙出十几亩地，那能多种很多麦子的。那两头老犍子比别的牲口多出好几倍的活。那年月小麦金贵，见年的时候，一斗小麦能卖100块袁大头。唯一的担心就是俩老水牛脾性不好，一般的耕家使唤不了它们。我外公狠狠心说：使！老犍子就被牵到地头。成片成片新犁起的新土，黝黑松软，冒着热气，正是耙地的好时候。老犍子被套上缰，一个最棒的耕手，左手抓起缰绳，右手高举巴掌皮鞭，健步踏上木耙。只见小伙子二十郎当岁，浓眉大眼，敦实健壮，他往手心狠狠吐口唾沫，搓一搓双手，提气拧眉，挽缰绳，甩鞭哨，俩老犍子瞪圆了铜铃似得眼睛，拉着人耙开始缓缓前行。也是应了畜通人性那句话吧，俩老水牛很少有人使得了，说是见人下菜！自从老耕手老钟叔的父亲得病去世，已经闲了两年，没人能使，正商议着卖掉算了。今天拉出来，那是憋出来的法子。那老水牛走了没几步就使起了性子，拉着木耙东游西荡，一会干脆停下来一动不动，任人怎么拽怎么打死也不动弹。见俩老水牛死也不听使唤，一位耕手狠狠心举起鞭杆把鞭子在头顶猛摇三摇，使出最厉害的鞭法，猛向牛屁股狠狠抽去，牛屁股上立时被打出了几条血淋淋的鞭痕。只见那两头遭了打的老犍子牛一阵暴跳，然后一低头一弓身一阵飞跑，连人带耙，一头钻进了地头上齐腰深的水塘里。那次，差点没伤着人闹出事故。当时，我外公一时性起，放出话去，哪位小伙子能使老犍子，就把女儿许他。那时候，老钟叔出来了。他也是初生牛犊不畏虎，他刚从外地揽活回家，我外公听着信就把他招去了。老钟叔那时二十出头，虎背熊腰，挺惹人眼睛的。他也是第一次使老犍子耙地，他没怎么犹豫，只见他左手轻挽丝缰，右手高举巴掌皮鞭，嘴里学父亲腔调，哎....嗨哟哟....哟嗨嗨嗨......高声唱起耙地的歌子。那俩老犍子居然乖乖听老钟叔使唤。那时节是很要紧的时节，我外公让我母亲到地里给耕农们送饭，就在那个时候，我母亲爱上了老钟叔，俩人私定终身。
后来，我母亲说，他爱老钟叔，并不是因为他能使他们家的老犍子，她第一眼看见他就离不开他了。是他红口白牙说要照顾我一辈子，不离不弃。我这一辈子，只有老钟叔对我说过那样的话，我原以为能和他白头偕老，永不分离，可是，老钟叔后来当兵走了，一去就是十多年。这十多年，什么都过去了。
有的时候，夜深了，我睡不着，偶尔听见过老钟叔和我妈调情的话。“绿绫缎裙子红绫缎的袄，蝴蝶结的金簪子尽招摇，苏杭州的胭脂香粉佳人俏。”老钟叔捏着嗓子学女人腔调细声细音小声唱。
妈妈听着歌，脸上红红的，一副很入迷的样子。
是啊！那时候你家那么富，怎么就不见你穿点绸子缎子的。
我这人不好穿啊！你不是说就喜欢我这样。
是啊！你总是穿得像个丫鬟！
我们家有家教，我爹不喜欢奢侈，他说那样子会败家业。
我爹说，女孩子首先要学会持家过日子，恪守三从四德……
这话你说过多少遍了。
我说过，如果你喜欢，我嫁过去后可以偷偷打扮你看，不能让爹知道，不能张扬。
我一直就觉的心有遗憾，一直没能穿上你喜欢的衣服让你看，看我最漂亮的样子。你说了，用你揽活挣的钱，给我买世上最好的衣服。
是啊！我好后悔好后悔！
我听见，两个人似乎很沉醉，沉醉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我还记得，你年轻的时候，太那个了！你耙地的样子……你的鞭杆上拴着一块红绸子，有的人拴绿的，有的人拴黄的。就你的鞭子好看啊！
……
我忘了，我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
1966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我爸被打成了臭老九，蹲牛棚。文化大革命时候，造反派第一个抄了我们家，我爸收藏的一屋子旧书被当做牛鬼蛇神的罪证，拉到大街上通通烧掉了。那时的老钟叔也靠边站了，他教着我二哥揭发我爸，把我爸珍藏的罕见的名家典籍交给了造反派，当我爸的面烧掉了。那些都是我爸的心肝啊！那时，老钟叔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说服了我爸，烧掉那些古书的时候，我爸不但没有伤心失望，还举起拳头高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让在场的造反派大吃一惊。
爸蹲牛棚的那阵子，是我们一家最难过的时候，妈在家里就像得了精神病，经常哭，经常不吃不喝不睡，不知什么时候忽然就哭起来，有时候晚上哭大半夜谁也劝不好。她经常那样，大家熬不住，也就陆续睡了，不知什么时候她也就睡在地上。很多时候半夜醒来看见妈睡在外间凉地上，我们几个害怕，就都哭。妈妈大病一场，卧床不起，我们家是凉灶冷床冷板凳那种惨淡凄凉的景象。那时候，老钟叔经常在深夜来看望我们，他一来我家，我们全家就像有了希望，妈妈也从床上坐了起来。那时候，造反派到处抓牛鬼蛇神的典型，我爸爸是当时全县最大的大毒草，外边到处是打倒我爸的标语，批判我爸的大字报，我们仿佛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记得，那时候我一个姐姐比较激进，参加了一个红卫兵造反派，66年那一整年，就是串联，武斗，出了很多人命。我姐很快被揭发出来，她作为全县最大的大毒草的女儿，是没有资格参加造反派的，只有低头认罪一条路。老钟叔来了，我妈从床上坐起来，她又有了精神，听老钟叔说宽慰话。老钟叔在我妈房里陪她聊天，我们大家在外间房里躺被窝装睡。
这是运动，总会过去的。老钟叔在安慰我妈。
哎！那天夜里，你要是再坏一点，就不会有今天。听见妈长吁短叹后悔不迭。
一阵长时间沉默。老钟叔使劲吧嗒旱烟袋，我从薄薄的玉米秸夹墙的缝隙里偷眼看见老钟叔使劲耷拉着脑袋，嘴上含着旱烟袋，旱烟锅里红火星子一闪一闪的。屋子里弥漫着呛人的旱烟味，我有些呛的受不了，一阵剧烈的咳嗽，看见妈和老钟叔停下话题惊慌失措地往我们这边瞅。“当啷啷”听见老钟叔磕旱烟锅子的声音。有半袋烟的功夫，老钟叔似乎仔细听了听外间没了动静，就又开始用低低的声音说话了。
不错，那晚上我们私奔了，可是，我们的腿再快，也比不上你爹的枪子快啊！你爹带人追我们，他手下的人都带着枪，听人说，那些人手里的家伙都顶上火了，亏了那家人告了密，要不，我们巧不巧就活不成。
你不想我们死在一起？
一阵沉默。我听见他们捏着嗓子说话很别扭。你还记得那家人吗？
记得。怎不记得？那户人家小夫妻俩，三十多岁，养着三个小娃娃，两男娃一女娃，土坯墙的房子，院子里有一棵酸枣树，灶房上一块大黄石板。
我说那男的一副刁相，贼眉鼠眼，不可靠！他一块大洋就把我俩卖了。
可是，他们开始对我们蛮好的，我们不愿意进村子，看见村外的一户人家，就奔过去了。他们愿意收留我们，还匀出被子给我俩盖，家里粮食缺，就给我们煮山芋地瓜充饥。
那天太晚了，都大黑了，我说我们再走一会，你说要歇一宿，我们本来准备投奔你的一个亲戚。
是啊！没想到你爹会追我们追得那么远，都出去100多里地了，我们走了整整一天零半宿，我怕你累啊！那天晚上，他们居然追到了那户人家。
我爹那地方有很多朋友，他赶着马车，一路打听。或者，那户人家从打算收留我们就开始算计我们了，人心难测哪！
你爹还对我讲，有理行遍天下，连路人都看着你不孝顺，都帮他。
我们又有什么错啊？我爹就是光为自己着想，他一点不考虑我的感受。就这一点来说，共产党真是好啊，他们大力支持自由恋爱，反对封建包办。
要不，我怎么参加的共产党，不就为了我们，谁也想不到时至今日，一切都晚了。
晚什么？说起来我们还能见上面就很满意了。在部队的时候，我遇上红陵的人就打听你，人讲你出嫁了，出嫁的时候把头撞破了，怀里还揣了把剪刀。
哎！别提了。那时候我心里多难受，谁能体会的了啊！我就像关在笼子里的小鸟，没了你，就一门心思想死！我一直都在担心你，我几次想跑去寻你都没跑成。那几天晚上，我整夜整夜做噩梦，梦见你跑，梦见你让枪打死了……我出嫁那天，从二更天，我爹就蹲在我窗户底下守着，我是一宿没睡，我知道我爹担心他和他爷爷合伙搞得的那些商铺钱庄，亏了后来来了共产党，一切都充公了，让他白操那些闲心。这样，我觉得反倒好了，他可以消消停停过几天太平的日子，不用再像从前样挣钱挣命时常晚上睡不着觉提心吊胆了。
是啊！那时候，你们家那么富有，那么多房子地，有什么用?你们能住多少?吃多少?还净招人背后咒骂。
唉！我爹能讲这个理就行了，他傲视天下，目空一切，还说他有自己的人生追求。
出嫁那天，从上头到让人抬到花轿门口，我就像不是我自己了。耳朵听着锣鼓家什响，听着笙箫喇叭响，觉得那些东西乱糟糟的像哭丧，走出大门我眼睛就花了，头脑子空空的，什么也看不见，模模糊糊照着门口的栓马石就狠命撞过去，以为这一下就完全了结了，没成想俩伴娘早有防范，死劲抓着我的胳膊让我一下碰偏了，撞门框上去了。都是那俩死女人抓着我，头上只撞了个大包。那时候！那时候！是的！那个时候我只想死，只求一死。
他们还搜了我的身。我一点感觉都没有，就像没魂了，身子和魂魄分开了。一路上，伴娘一直在我身边搀着我，寸步不离我，一直把我送进洞房，盯了我有半个多月。
你傻啊！为什么要寻死？我在部队天天都为你担心，你要出了事，我们就不能见面了，我以后还怎么活，这样我都觉得我活得像行尸走肉，要不是遇上共产党，要不是有伟大共产主义奋斗理想在心中，我真的活的没点意思。
你在部队，我也担心啊！那当兵，是要打仗的，是要死人的，你不知道这些年我的心啊，该怎么熬煎来！
我知道，那时候我外公家很富，有很多房子，县城村上镇上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外公家的老房子，那一栋栋青砖青瓦抱檐走廊雕梁画栋的富贵房子，后来都充公了。不错，那时候最好的收成，也不及现在一半，在那生产力相当低下的情况下，能那么富有有那么多好房子，难说不是一种罪孽。再加上我那做国民党县长的爷爷，他也一定有很多罪过。可是，话又说回来，我生在这个家，长在这个家，已经与这个家休戚相关，得与这个家患难与共。妈妈和大哥按造反派的规定定期去牛棚看望爸爸，那时候我想象不出牛棚是个什么样子。牛棚，顾名思义，是不是像那只有几根柱子一个草盖子四面透风了无遮挡臭气熏天的牛棚，我小时候经常去生产队的牛棚玩，人住在那里边，受得了吗？要是夏天还可以应付，就怕到了冬天，还不把人冻坏了，我想象不出一向身体孱弱的爸爸是否撑得了牛棚的生活，他们会打他吗？是不是也像街上那些牛鬼蛇神走资派样被反拧胳膊脖子挂着大牌子九十度大弯腰挨斗？是不是也像村上那些四类分子被肩背钢枪的民兵押着扫大街出猪圈打扫厕所？那，得多丢人啊？我知道，那时候父亲身体很差，他老是一副病态的样子，脸色苍白，瘦伶仃的，走起路来左摇右晃跟立不住一样，他长期吃药，外人说他是药篓子药罐子。我妈都说，你爸就像麦秸扎的，像个稻草人，这个人，在旧社会养尊处优惯了，他不贪饭，再好的饭他吃起来就像没有滋味，所以他身体差。我爸平生就好读书，看起书来连老子娘都可以不要。那时候我总担心爸蹲牛棚会受不了，会死掉，晚上睡不着觉担心，走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担心，放学回家担心，上着课有时候忽然想起来也担心。我听到妈和大哥讲的一些爸爸的信息，我爸是在一个石料厂劳动改造，每天开石放炮，又抬又扛，那么繁重的劳动，我爸竟能够撑下来。我妈说我爸黑了，壮了，食量大了，一点药也不用吃了。我妈有时候也夸我爸，从前，我爸是长袍马褂宽边黑檐呢子大礼帽，一任县太爷公子，也够威风一阵子。
隔了一段时间，红陵的被隔离的所有走资派都不让家属探望了，我们和爸爸三年多不能见面，其中有人传出消息，要判我爸爸的刑，还有消息讲要把我爸爸枪毙。那一年，我们每隔几天就会收到一条关于爸爸的坏消息，妈妈受不了压力就真的疯了，她有时候哭，有时候笑，成天站在村口等爸爸，有时候半夜起来就往村口跑。然而，大哥和大姐一直沉默着，我们几个小的经常吓得哭。那时候，老钟叔也刚挨了批斗，被关了半个多月。老钟叔出来的时候告诉我们，“几个毛娃娃，我就不怕，瞎逞能，我说是瞎逞能”“嗨！他们知道什么是革命，我革命的时候他们还在娘胎里哪！”“他们整我的材料，说我偷队里的豆子，偷公家的玉米，说我是特务，让我按手印。我就是不怕他们，和他们顶，和他们杠，给他们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他们对我没治，就把我放回家了”老钟叔在队委会被关了半个多月就给放出来了，据说是造反派对他没治，也有人认为是那些毛头小子们忌惮他从前的战功。出来的时候他没回家就直接来看我妈。后来，我爸爸出来了，我爸爸出来以后开朗多了，话也多了，他学那些造反派的样子学得惟妙惟肖。那个县造反派的头头让我在一份材料上签字。我说：我没有……我哪里会干那种伤天害理事？我是个人民教师啊！那份材料上明明写着：强奸女学生。你这种人，你就应该强奸，你爸都是国民党县长，你还……他的一只脚踩椅子上，右手拿着皮腰带，斜楞着眼睛。我就是不承认，我怎么能承认？他们好像顾忌什么，他们没有打我，几次扬起皮带，又放下了。我一眼就看出他不是好人，听说他玩弄了二十多个女孩子，一个女造反派的头头让他上老虎凳灌辣椒水，给活活折磨死了，他后来怎么样？他给枪毙了。不是吗？当时，看他不对眼，我们几个走资派团结起来和他斗，他也没斗过我们，他那些臆想推断的罪名，我们就不签字，就不承认，他就是没治。我的一些难友气愤地说，这个一肚子坏水的家伙，他坏的都让哑巴讲话了。我爸讲，他就从那时候起，让那个坏小子气的，不再那么自卑了，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从那时候起，我就不常生闷气，有什么话就说出来，心里敞亮多了”那时候，我爸没有被判刑，和他一起蹲牛棚的臭老九，很多被判了刑，也有被下放农村劳动的，就我爸比较幸运，外边传说那些造反派看他老实，就把他放回家，还出人意料让他回学校做老师。老钟叔来我家，和我爸商议给我妈治病，和我爸聊天，我爸爸已经很健谈了，或者他在给学生上课的课堂上就是那个样子，他们的谈话有趣有理，让我们在那种黑暗的环境下，感觉到了难得的幸福和温暖。记得，我爸是从那时候起研究哲学的，后来，他写了一篇《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和美学》，发表在一份省级杂志上。里边讲道德服务于生活，从生活中发现美和德，警示人们不要生活在统治者们把书面道德作为统治人们精神领域的工具的圈囿中，他精辟地阐述了道德自然美学之间的关系……
从那时候起，我妈就处在半疯癫状态，时疯时好，二十多年。爸爸受改造那几年里，老钟叔一直看护着我妈。我妈经常大哭大闹喊着那几个造反派头头的名字要去找他们拼命，每当那个样子，大哥在后边揽着她的腰，我和二哥半跪在地上抱着她的腿，二姐就慌忙关上屋门用身子死死顶着两扇木门，我们几个都吓得嚎啕大哭……我妈病重的时候，老钟叔几乎寸步不离在我家守着，请大夫熬中药，有时候，听见老钟叔的声音，我妈会安静些。老钟叔经常整夜整夜不睡觉。那时，老钟叔一离开我家，我们就觉得特别怕！家里特别空！听说当时有人向村上造反派告老钟叔的状，说老钟叔同情走资派臭老九。那次，可能那个造反派头头忽然良心发现，也可能是老钟叔命中无劫，他重重啐了那个告密者一口，还骂他没人心眼子，他还把老钟叔作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老革命形象请回大队支委会，作为大队的副支书。改革开放后，社会环境稳定了一些，妈的病也好了一些，犯病少了，只有受到重大刺激才犯病，那时候我们一家都特别注意，家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绝对不让妈知道。爸和老钟叔为照顾妈都提早退休。爸天天寸步不离守着妈，老钟叔每天好几次来我家探望妈，他四处打听哪儿有好医生好药方，一旦听见，不管千里万里都风雨无阻前去求医问药。为妈的病，老钟叔跑了全国很多地方，寻访他的老战友老朋友，直到我妈去世，他还把最后一个药方交到我大哥手里。
为我二哥推荐上工农兵大学的事，老钟叔差点蹲了大狱。是啊，那次，老钟叔悬啊！好多人说老钟叔憨大胆，大家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在村党支部会议上，大多数人坚决反对二哥上大学。那时候，人们都说老钟叔不可思议。就俩指标，那次，上边就给我们村两个上工农兵大学指标，全村有那么多贫下中农子弟，有那么多革命功臣子弟，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村有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学习雷锋标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手……我们怎么能单单让一个四类分子子弟去大学深造，这不是毁我长城。听说，老钟叔找到县里，找到了时任县委书记的过去的老领导（曾任县大队的政委李政委）。“你出去！”一声发自胸膛的怒吼，一只铁拳重重擂在堆满红头文件的书桌上。当时，看老领导那样子，那拳头根本就是打向老钟叔的，他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一下把他砸个稀巴烂。后来，老钟叔是怎么巧妙说服老领导的，老钟叔那人有能耐，就在这点上。
当时，老钟叔没有被老领导盛怒的样子吓倒，他只是让老领导好好考虑考虑。我考虑？考虑什么？事情都明摆着，你为什么非要钻牛角尖。啥是牛角尖？那孩子我熟悉，是棵好苗子，锻炼不成好钢好铁，我甘愿去蹲大狱。我知道他文化行，可是你知不知道，现在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时代。是啊！话是那么说，我们总还得吃饭穿衣吧，我们……再说了，四九年的时候，那次要不是他爸传递消息，我们得牺牲多少革命同志。为那事，老领导的语气和缓多了。你说是补尝他啊？不能那么说吧。不那么说怎么说。
我爸说过那事，那年，县上把本县一些逃走的国民党各方面人员的遗属以及投诚过来的国民党人士搞了一个学习班，由县大队政委和时任县大队副队长的老钟叔任教员，学习班里有几个人撺掇我爸参加一个反共救国组织。开始的时候，老钟叔还不认识我爸，我妈一次探监见到了老钟叔，那是老钟叔和我妈分别后第一次见面，第一次真实知道我妈的现状，他也借此认识了我爸，我妈要求他好好教育我爸......我爸认识老钟叔是在一次个别谈话上，老钟叔和那位政委分别逐个和学习班的人谈话，老钟叔有意点了我爸的名，然后，讲了些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当时国内国外的形势，老钟叔就向我爸介绍了自己，俩人就认识了。学习班结束了，我爸在老钟叔办公室门口转来转去怎么也不愿意离开，老钟叔一再追问有什么事情，我爸就告诉了老钟叔那伙人准备暴动的事。
他爸，他爸还是人民教师哪！这些年他的工作不是很有成绩吗，背诵毛主席语录不是他指导，我们公社能拿全县第二名？他就是个老实人嘛！他爸爸的事，怎么会关系到孩子啊？
老钟叔是吃了熊心豹胆了，那天，他毫无惧色，在县革委办公室里，和自己的老领导据理力争唇箭舌枪两个多小时。
第二天，老钟叔再次来到老领导的办公室，没想到铁将军把门。有个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老领导去地委开会去了。
老钟叔就追到了地委，地委领导告诉他李书记又回县上了。老钟叔大黑才回到家，第二天又去县上。
李书记正开会的。一个三十多岁的女秘书特意过来告诉他。
他就坐他县委办公室门口大连椅上等。有两个年轻人从眼前经过，一个穿咖啡色呢子短大衣留小分头，另一个穿黄军服，俩人一边小声讥笑一边回头看他，那样子是有意让他听见，“这老同志坐那儿干啥的，等着吃中午饭是吧？”
老钟叔觉得脸上热辣辣的。一会，有人请他上招待所，说李书记下午两点见他。
我二哥上那个工农兵大学，是老钟叔费了很多周折的。如今，二哥是县教育局局长。那时候，那件事很轰动的，经了县，还经了省里，进行了有名的四堂会考。四堂会考是因为老钟叔推荐我二哥上大学找理由说我二哥能背诵毛著五卷，从头到尾，倒背如流，指哪页背哪页，不见出半点差错。那时候，李书记一听就变了话头，他搞了个四堂会考，李书记以及公社、村还有一位省里的文革代表，一起考我二哥。我二哥天生好记性，我妈早就讲我二哥福相天命做官的料，他顺利通过考试……
那次，老钟叔是一步天堂一步地狱！李书记把当时情况一五一十汇报给了上级领导，按那时候说法他的反革命罪，得判无期徒刑。那位省里领导就是来监督抓老钟叔的。后来，经过了四堂会考，他见我二哥超常的记忆力，喜欢上了我二哥，他也帮老钟叔说话，还把我二哥带省里当省领导背诵毛著五卷。那次，本来我们都想着老钟叔是彻底完了，下马坡村那几个支委都这样认为，没成想他会柳暗花明。最后，省里一位主要领导做了特别指示，同意我二哥读工农兵大学。他还不无感慨地说，这种情况，全省全国也是首例啊！我二哥那么聪明，而且思想进步，是个可培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对于这样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天才，我们不可以有半点犹豫和怀疑，不可以犯了极左路线。
我们匆匆赶到红陵县革命老干部敬老院时，大哥二哥早已到了那里。老钟叔去世了！天旋地转，头重脚轻……我的心就像碎了一样难受，然后，我的眼前清晰了，我感觉有人搀扶着我，哭！泪如雨下，心堵鼻塞，嗓子眼发黏，大哭，一大坨鼻涕眼泪流出来了，心里痛快一些，悲伤又压上来。爸去了！妈去了！老钟叔去了！世界空荡荡的，我就像一片落叶，随风飘！飘啊飘！世界是那么的冷漠和无助。我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那三快一米多高并排立着的亲切的大理石墓碑，开始面对新生活。
张振玉，汉族，笔名：张雨，临沂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中国》《中国诗》《齐鲁诗歌》《鸭绿江》《北方文学》《参花》《中国文艺家》《作家报》《唐山文学》等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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