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雪

　　晚风独立落魄翁
——记大明才子徐渭

　　程雪

　　半生落魄已成翁，

　　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

　　闲抛闲掷野藤中。

　　一曲短歌，如空谷长啸，如暮鼓急声，述说了他的寂寞坎坷悲壮的一生，如雨溅雹飞、如急流风樯的诗句可以看出一个狂纵难驯的诗人正在纵横泼洒着他内心的狂野。他的痛苦，其实永远无人能解，他那颗高贵的灵魂让人不敢仰视。五千年悠悠文化史，他的名字最富传奇色彩！他是一个天才。6岁能文，九岁能诗，面对刁难，一介沉默少年信手挥笔，行云流水，落墨千言，字字珠玑，满堂生辉，举城为之震动！他是一个英雄。葛衣乌巾，纵横谈笑于封疆大吏府邸，旁若无人，断天下大事，出奇谋、献奇策、建奇功。面对倭寇，指挥若定，运筹帷幄，是传说中天下第一幕僚！他是一个狂人。在命运的深渊里，他曾用巨斧砍击头颅，头骨破碎，磔磔有声；他曾用利锥刺入自己双耳，深达寸许，血贯满面。九次自杀，无数次自伤，却求死不能。他是一个固执的人。拒绝一切世俗，拒绝一切权贵，拒绝一丝低头，拒绝一点怜悯，更拒绝出卖自己，拒绝向现实妥协。他恪守着悲愤苦痛，淡泊而傲然。他是一个悲惨的人。出身旁庶，贫而入赘，八次落第不中，怒妇不贞而杀人。七年牢狱艰辛，晚年沦落孤苦、衣食不继，贫病交加。一生落拓跌宕，遭尽人间坎坷磨难，辗转沉沦于命运的谷底。他是一个寂寞的人。才情绝世，却无处寄卖明珠。性格激愤耿狂，行为放荡怪诞。胸中丘壑无人识，腹中雄才无人知，眼中热泪无人懂，眉间痛楚无人解。历史的高绝之处，他孑然独立，一身的光亮照亮了岁月的长空，却无法燃烧自己的生命，千古寂寞怎样才能从心

　　抹去？他是谁？他就是历史狂人、大明奇才、报国无门、落魄怪杰徐文长——徐渭。

　　徐渭，明代杰出书画家、文学家。初字文清，改字文长，号天池、又号青藤道人、田水月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且胸有大志。参加过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和反对权奸严嵩，一生遭遇十分坎坷，可谓“落魄人间”。最后入狱七、八年。获释后，贫病交加，以卖诗、文、画糊口，潦倒一生。他中年学画，继承梁楷减笔和林良、沈周等写意花卉的画法，故擅长画水墨花卉，用笔放纵，画残菊败荷，水墨淋漓，古拙淡雅，别有风致。兼绘山水，纵横不拘绳墨，画人物亦生动，其笔法更趋奔放、简练，干笔、湿笔、破笔兼用，风格清新，恣情汪洋，自成一家，形成“青藤画派”。他自己尤以书法自重。自称“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袁宏道等称赞他的书法“笔意奔放”，“苍劲中姿媚跃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他画的《黄甲图》，峭拔劲挺，生动地表现了螃蟹爬行、秋荷凋零的深秋气氛。作品流传至今的较多。著作有：《四声猿》、《南词叙录》《徐文长佚稿》、《徐文长全集》等。传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图》轴、《山水人物花鸟》册（均藏故宫博物院）、《牡丹蕉石图》轴，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现藏故宫博物院）等。

　　徐渭出生于一个趋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亲徐鏓做过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两个儿子，继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纳妾生下徐渭，在出生徐渭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渭由嫡母苗夫人抚养到十四岁，苗氏死后，随长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岁入赘潘家。虽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渭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个婢女，在家中自然毫无地位。嫡母苗夫人将徐渭当作亲骨肉抚养，寄予期望；但或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吧，在徐渭十岁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门。幼年夺母，对徐渭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虽然二十九岁那年他得以把母亲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怀这件事情。由于徐渭是庶出，而两个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长二三十岁，所以徐渭在家中也没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时考秀才未取，在给督学官员要求复试的上书中这样说道：“学无效验，遂不信于父兄。而况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顾，惟身与影！”显得很悲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渭入赘妇家，生活当然也不那么自在。一个机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长成，自然容易养成执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渭生性极为聪慧。他六岁读书，九岁便能作文，十多岁时仿扬雄的《解嘲》作《释毁》，轰动了全城。当地的绅士们称他为神童，比之为刘晏、杨修。二十来岁时他与越中名士陈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奖他说：“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据说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为难徐渭，指着席上一件小东西请他作赋，暗中却命童仆捧上丈余长的纸卷。徐文长立身把笔，一气写尽，惊倒了满座的人。

　　自幼以才名著称乡里的徐渭，一向颇有些自负自傲，对功名事业充满了向往，然而在科举道路上却屡遭挫折。二十岁那年，他结结巴巴地考中了个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参加乡试，直到四十一岁，考了八次，始终也未能中举。其间二十六岁时丧妻，从潘家迁出，以教书糊口；三十七岁时应胡宗宪之邀，入幕府掌文书。徐渭在科举中一再失败，并不是偶然的。他少年时便喜欢博览群书，讨厌八股文字，加之个性显露，情感张扬，恐怕确实写不出合格的、规行矩步而阴沉死板的八股文来。不过徐渭虽然明知八股文毫无用处，对一些从科举出身而绝无才学的官僚一向嗤之以鼻，但这毕竟是旧文人在政治上的唯一出路。屡试不售，前途无望，对徐渭是沉重的打击。他暮年作《自作畸谱》，还特地记下了六岁入学时所读的杜甫《早朝》诗句：“鸡鸣紫陌曙光寒”，流露出无穷的人生感慨。

　　徐渭通常给人以恃才纵诞的印象，不过他也是一个关心社会政治，富有爱国热情的人。嘉靖时期，东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频繁侵扰，由于兵备松弛，官吏无能，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惨重损失。徐渭一方面以诗歌对此进行尖锐的抨击，一方面满怀热忱地投入到抗倭战争中。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实，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

　　嘉靖三十六年，徐渭以才名为总督东南军务的胡宗宪所招，入幕府掌文书。这是徐渭一生中最得意的时期。入幕之初，他为胡宗宪作《进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赏识。自此胡宗宪对他更为倚重，对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优容。陶望龄《徐文长传》记载说：徐渭常常与朋友在市井饮酒，总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开着大门等待。有人报告胡宗宪，说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声叫嚷，胡宗宪反而加以称赞。当时胡宗宪权重威严，文武将吏参见时都不敢抬头，而徐文长戴着破旧的黑头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闯入门，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在总督府中，徐文长究竟为抗倭战事做了些什么，已难以考实。不过，以徐文长的身份，以他好奇计喜谈兵的性格，以他素来对于抗倭战争的热情，可以断定徐文长是参预了不少重要机谋的。在他留存的《拟上督府书》等文章中，也确实可以看到一些中肯的意见——虽然他所提出的治兵之术未免有些峻刻。

　　当然在幕府中也有许多不如意的事。胡宗宪出于各种原因，与权臣严嵩来往甚密，而徐文长是痛恶严嵩的，他最亲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参刻严嵩而遭到杀害。但徐渭又不得不代胡宗宪写了一些吹捧严嵩的文字，这真是文人的悲剧。

　　徐渭和戚继光还有一段渊源。1555年，胡宗宪早从浙江巡抚升为大总督，上有严嵩、赵文华撑腰，下有多层的心腹爪牙，威振江南，连福建广东各省也买他的账，可是对倭寇扰乱，常常苦无对策，或胜或败，这时，徐渭被他请到身边，给他找到一条胜利之路。徐渭的战略是：先定大局，谋而后动。在海盗、日本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渔民、汉奸等众多矛盾中，找到了倭寇主力首领徐海和汪直这主要矛盾。

　　徐渭成了胡宗宪的秘书、参谋、军师。上至皇帝下至府县，一切公文由他包办，胡宗宪对他可谓是言听计从。徐渭精通兵法，尤其对《孙子兵法》，有天才的领悟。

　　而戚继光对《孙子兵法》也有天才的领悟，熟读之后往往能取其精妙，创造性地运用。徐渭非常欣赏戚继光的这一点。

　　那时戚继光刚调任浙江任都司佥书，位微权轻。正好朝廷决定设置宁、绍、台参将一职，位高权重，在势利人看来还是个肥缺。许多人找关系“跑官”，戚继光却我行我素，一如既往。而委任却落到戚继光身上。这里，有徐渭的功劳。戚继光曾多次上书胡宗宪。徐渭读了这些文书，知道戚继光既有抗倭之诚心，又有平倭之胆识才能，经过考察，就把戚继光推荐给胡宗宪。胡宗宪也早听说戚继光是个将才，就把这个重任给了戚继光。这年戚继光28岁，踌躇满志，决心大干一番。

　　1558年岑港大战，戚继光抗倭的将才初露倪端。那时总兵是俞大猷，下面还有副总兵、参将、游击将军。戚继光是参将。明军打的是汪直余党毛海峰。俞大猷本以为可以一举拿下，哪想到屡战不胜。从春打到夏，从夏打到秋，明军遭到顽抗，不能取胜。俞大猷急了，胡宗宪急了，嘉靖皇帝发火了，要逐级撤职查办。这时戚继光自告奋勇愿意充当先锋，剿灭毛海峰。戚继光领命之后，并不强攻，他每天派几个小兵在阵前叫叫，减缓进攻节奏，麻痹敌人神经，同时勘察地形，选择突破口，待到心理战术有效，出其不意发动强攻，一举收复岑港。徐渭得到捷报，非常赞赏戚继光的用兵之道，他说：俞大猷应该问问戚继光读的是什么书。原来俞大猷最喜欢《易经》而不是戚继光喜爱的《孙子兵法》。

　　1561年，徐渭为胡宗宪上表朝廷：“臣都察院右都御史，总督直浙萧制军务胡宗宪上奏，（嘉靖）四十年四五月，倭贼分犯台州水陆诸处，台金严参将戚继光，共擒斩倭首一千四百二十六夷，焚溺死者四千余。”这场大战歼敌五千五百余人，而明军伤亡不足二十人，史称“台州大捷”。戚继光因此也升任都指挥使，从此，天下百姓一致称他为抗倭名将、民族英雄，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其中也有徐渭的一分功劳。

　　嘉靖1562，严嵩被免职，徐阶出任内阁首辅。在徐阶的策动下，胡宗宪受到参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来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职处分），徐渭也就离开了总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宪再次被逮入狱，死于狱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几人受到牵连。徐渭生性本来就有些偏激，连年应试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时他对胡宗宪被构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担忧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对人生彻底失望，以至发狂。他写了一篇文辞愤激的《自为墓志铭》，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铁钉击入耳窍，流血如迸，医治数月才痊愈。后又用椎击肾囊，也未死。如此反复发作，反复自殺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渭在又一次狂病发作中，因怀疑继妻张氏不贞，将她杀死，因此被关入监牢。

　　转初入狱时，生活自然是痛苦的。徐渭身带枷锁，满身虮虱，冬天雪积床头，冷得发抖，连朋友送来的食物也被抢走。后来他的许多朋友为解救他而四处活动，才使待遇有所改善。其中援助最为有力的，先是礼部侍郎诸大绶，后是翰林编修张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张岱的曾祖父），他们都是徐渭的至交，又都是状元出身，颇有声望。在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渭坐了七年牢，终于借万历皇帝即位大赦之机获释。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长已经五十三岁了。

　　经历了如此多的磨难，徐渭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对国事的关注却老而未衰。出狱后，他先在江浙一带游历，登山临水，并交结了许多诗画之友。万历四年（1576）夏，徐渭年轻时代的朋友，这时已经做到宣化巡抚、担负北部边防重任的吴兑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长在宣化幕府的时间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写北地风光、民俗和军旅生活的诗文。在写给许多官员的赠序中，他都喜欢议论重政事，尤其是关于边防的策略。当时张居正主持国政，对蒙古采取抚和的方针，徐渭对此表示赞赏。

　　六十岁时，徐渭应张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恶化了。据张岱的记叙，张元忭是个性格严峻、恪守礼教的人，而徐文长却生性放纵，不愿受传统礼法的束缚。张元忭常常以封建礼教约制徐渭，这使徐渭大为恼火。他曾对张元忭说：我杀人当死，也不过是颈上一刀，你现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恶，加上与官僚们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对待，使徐渭情绪郁愤，旧病复发，便于居京三载后重归家乡。此后，徐渭就再没有离开过山阴。

　　晚年乡居的日子里，徐渭越发厌恶富贵者与礼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过去的朋友和追随他的门生。据说有人来访，徐渭不愿见，便手推柴门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产业，钱财随手散尽，此时只得靠卖字画度日。但手头稍为宽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门生和晚辈的朋友，或骗或抢，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长似乎特别嗜蟹，许多题画诗记载了朋友们用活蟹来换他画蟹的经过。最后几年，徐文长身患多种疾病，大约画也不能常作，生活更为贫苦。《徐文长文集》中有《卖貂》、《卖磬》、《卖画》、《卖书》诸诗，显示出这位大文学家艺术家凄凉的晚境。

　　徐渭的文艺创作所涉及的领域很广，但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就是：艺术上绝不依傍他人，喜好独创一格，具有强烈的个性，风格豪迈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现出对民间文学的爱好。

　　明代的诗坛，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现了一股拟古的风潮。虽说他们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绩，但这种拟古的风气，显然有碍于诗歌艺术的发展。徐渭对此深致不满，并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鸟学人言，本性还是鸟；写诗如果一意模拟前人，学得再象，也不过是鸟学人言而已，毫无真实的价值。他自己的诗歌创作，注重表达个人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情感，风格略近李贺，问学盛唐，并杂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终不失其为自我。对改变晚明诗风具有重要意义。袁中郎对徐渭的诗有一段精彩的评述：“文长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蘖，恣情山水……其所见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一切可惊可愕之状，一一皆达之于诗。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泣，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愤。”徐文长的散文，以《自为墓志铭》一篇最为出色。此外许多尺牍也很有特色，泼辣机智，幽默多趣，文风远启金圣叹一流，但总的来说，成就不及诗歌。

　　徐渭的戏剧创作有杂剧集《四声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乡梦》、《雌木兰》、《女状元》四个独立的戏。《狂鼓史》是有感于严嵩杀害沈鍊之事而写的，表现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两个戏都是写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反映了徐渭对妇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这些作品都打破了杂剧固定的格式，为戏剧形式上的多样化开拓了门津。在戏剧理论方面，他主张“本色”，即戏剧语言应当符合人物的身份，应当使用口语和俗语，以保证人物的真实性，而反对典雅的骈语，过度的修饰，这些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此外，他还作有《南词叙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南戏的理论专著，在戏剧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徐渭曾说：“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这大概是文人惯用的诡计，即把自己最受人重视的艺术放在最末的位置，以抬高其它。其实，他是我国大写意画的宗师，影响及于八大山人、石涛、扬州八怪直至吴吕硕、齐白石，在美术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他最擅长花卉画，用笔放纵，水墨淋漓，气格刚健而风韵妩媚，具有诗一般的抒情性和韵律感，极为人们所珍视。其书法则长于行草，徐文长虽自列为第一，但成就似乎逊于绘画。

　　徐渭本来就是寂寞的。他的一生除了酒以外，似乎寻不到更好的朋友。他是明朝中晚期的书家、画家、诗人、剧作家，但功名却永远不属于他。他曾经刻意地追求过，但功名对他的那种若即若离，总是先激起他内心如火的热情，然后又在失望中沉寂。年青时的意气风发，奇谋壮志，都随着他对世态的领悟渐渐消逝。

　　叛逆和绝望，这是他失意后内心的写照。在他哭喊着用铁锥刺向自己的时候，世人说他是个疯子。但他却认为他从没疯过，他比别人都要清醒。守着寂寞，想必是很难的事，但他终于厌恶了功名的不真实，对寂寞，这常人所惧怕的东西情有独钟。他整日喝得伶仃大醉，然后大声呼号，因为他相信，醉的是世人，醒的是他。寂寞成了徐渭对世界尖刻的讽刺，成了他清醒的标识，同时又成了他自认为能拯救心灵的良药。

　　徐渭在孤独中逝去，徐渭传奇的一生就此划上了句号，在残酷的命运面前，他已经顽强地坚持了太久。他的所有一切，都将被载入史册，他生前贫病交加，身无分文，穷困潦倒，但他却在身后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教后人享用不尽……。

　　但他无悔了。因为他远离了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世界。他本应该被世人当作一个疯子遗忘。袁宏道读了他的《四声猿》，拍案叫绝，将他的诗集刻印流传，又将他的身世写成一部《徐文长传》；郑板桥自铃一方印曰“青藤门下走狗”；齐白石也说“愿为青藤理纸磨墨”。徐渭寂寞了一生，却终于遇上了知音。这种知音不是他所憎恶的名利场上的酒肉朋友，更非伪善文人间的相互吹捧，而是一种品格上的神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