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玉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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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玉湖

第二十五章 晋地的突厥王权（一）

在笔者看来，契丹立国之前，很长一个时段，有大量汉人主动逃亡契丹地面，远比掳掠去的汉人要多得多。或许这听来都让人难以置信。您是故作惊人语吧？笔者认为，之所以会生出这样的疑问，跟以往没有把汉地平民生活状况跟契丹平民生活相互对比并做对比研究相关。

　　我还认为，历来的史家研究或论述契丹崛起的过程，往往有意或无意地不去跟邻近的沙陀突厥王权相互对应着来探求，不是公正地把握住对等的性质。这就使后世对那一时期的许多史实都认知模糊，有很多误区。

　　首先，“沙陀人”这一称谓，就往往有误导作用。我们讲过，沙陀是西突厥的一部，来自准噶尔盆地，因其游牧地有大沙丘，名沙陀，故把这一突厥部落名为“沙陀部”。但咱凿凿真儿，大沙丘名“沙陀”，那是地名，如同北京、上海一样。而北京人、上海人，只说明原住地在哪儿，不能说明其种族。沙陀部就是突厥一部。史籍中多把五代那些沙陀突厥人物称为“沙陀人”，往往有误导作用，这容我慢慢分析。

　　沙陀突厥人，为深眼窝、多胡须的欧罗巴人种，早年也是游牧，啊，游牧于准噶尔盆地西南的沙陀大沙丘一带。后来因为吐蕃势力扩大，为吐蕃所不容，举族七千帐东迁。进入中原后，悍勇善战的沙陀突厥人组成的“鸦儿军”，成为唐朝的雇佣军，随朝廷军队东征西讨，屡屡建功，被唐朝皇帝赐以“李姓”。李克用的祖父李执宜被封为金吾将军，迁蔚州刺史、代北行营招抚使，沙陀突厥举族迁移到代州北面的云州一带。

　　沙陀突厥也跟契丹一样，归附李唐朝廷一阵子，一不顺心就闹叛乱。李克用的老爹李国昌，任振武节度使，居功自傲。872年，唐懿宗要调李国昌任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使，李国昌不知咋的气儿不顺，称病拒绝接受任命。老爹甩大鞋，拒命，儿子李克用抓机会杀了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自称留后。唐廷调集幽州、并州兵马去讨伐，但被李克用的“鸦儿军”击溃。沙陀突厥势力占据代州以北的地区，成为唐朝的一方边患。也就是说，在契丹立国的近半个世纪之前，这一支突厥势力已经控制了燕云十六州的云州那些地面，对抗唐廷，闹起独立。

　　878年，李国昌跟李克用爷儿俩的沙陀军屡屡击败唐军，不光占了蔚州、朔州，还入雁门关南下侵入忻州、代州、石州等地，直逼太谷，气焰熊熊。880年，唐廷命李琢为招讨使，会同幽州等几路大军征讨沙陀突厥，分别击败李国昌和李克用，致使这沙陀突厥父子双雄，逃往北方阴山附近的鞑靼部——真论哥们儿，还是突厥跟鞑靼亲。

　　881年，黄巢起义军攻陷长安，唐将陈景思率领吐谷浑部和一部分沙陀降兵前往长安，行进至山西西南部的绛州，沙陀军闹起兵乱，大肆掠夺百姓，还不肯往前走了，哄哄嚷嚷折回去了。陈景思一看，除了李克用沙陀军谁也玩儿不转，于是表请唐僖宗下诏书去鞑靼招安李克用。唐廷任命李克用为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节度使。李克用率领万余蕃汉军队出发，要去长安讨伐黄巢，途经太原，要求朝廷发军饷。河东节度使郑从谠只给了他钱币一千缗、米一千石。李克用大怒，纵兵大肆抢掠，老子不干了，掉头回兵。

　　一年后，陈景思说服李克用，还得为朝廷效力呀。“鸦儿军”再度出发，跟各地军队合兵长安，打败了黄巢军。长安光复，李克用军功居首。唐天子任命李克用为河东节度使，并封其为晋王。沙陀突厥势力向南扩至整个河东地区，而他们的北部，就跟契丹地界接壤。到907年，李唐灭亡，耶律阿保机做了契丹大可汗，李克用这个晋王，成了晋地独立的突厥王权。两方原本都是非汉族的王权，对应发展，本是明摆着的事，相互间的可比性非常之强。但让人奇怪的是，历来都未见史家把两个游牧族王权做对等地相互对较。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还是暂且画个大大的问号，慢慢道来。

　　真正的沙陀突厥人，人数并不会很多，七千帐，就是七千户，也不过六、七万人而已，日后繁衍，终归基数有限。但若仔细汇集历史的零星记述，会发现沙陀人一直很注意招聚、笼络代北的吐谷浑、鞑靼部等善于骑射的非汉族人员，而且仔细看沙陀集团许多武将的姓氏，康、安、曹、石、米、何、史等等那么集中地出现，说明粟特胡人，昭武九姓，也被大量吸收进了沙陀军队，使沙陀军动不动就几万挥师出战。我们讲过安禄山的“假子”数以千计，是他笼络各部蕃族结成军事死党的一种手段。类似的手段李克用也用，而且史籍有记。李克用的“义子”、“假子”、“养子”，比李存勖还多，李嗣源、李嗣昭、李嗣本、李存章等等都在其列。正史说李嗣源是沙陀人，但也有史家说他本是代北之地的无姓之人，啊，小小年纪就流浪在外不知何姓的蕃部人。

　　可想而知，李克用如此，他儿子李存勖在做一般将军时也如此，那么，许多沙陀集团的军将都会这么做。在战乱频仍、弱肉强食的时代，于族群，于个人，尤其于好勇斗狠的族群或个人，势单力薄都是很吃亏，很要命的。遇到强悍、凶蛮的的年少后生，拢络到自己帐下，聚成死党，尽可能保持武力强势，也算很现实的谋算。这一现象在当时的华北地区相当普遍，而沙陀突厥人则很可能是更自觉、更起劲地以此种方式招聚、笼络蕃族诸部的一支核心力量。因此，我觉得用多种游牧族组成的“沙陀突厥系”这一概念，来表述五代时期驰骋中原的所谓沙陀人，当是更为准确。

　　对此该怎么看呢？哎，咱从最朴素的角度论，要是咱看到自己街坊左近有这么一家子人，兄弟七八个还嫌不够，老爷子非要再招二、三十干儿子，吵吵嚷嚷呜呜泱泱的，肯定得躲着他们，怕得要命。这肯定不是好生过日子的人家呀，这纯粹打架集团嘛！除了打架这家子人能占便宜，做别的事啥都得瞎。做、做大买卖赚大钱？哎，就算赚了大钱，在分配上也得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没个平和均分都服气、都满意的。

　　而对于一个族群，对于能够处于一方统治地位的族群来说，也是这个理儿。二、三十个儿子、干儿子追随大酋长，打架、打仗的时候能占据优势，但到了分配，到了老爷子过世传位的当口儿，肯定就麻烦大了！正常皇家亲生皇子，为争夺皇位继承权还常有乱打一锅粥的呢，何况这一大帮相互间没啥干系的干哥们儿，而且还自来都是强悍、凶蛮的主儿，谁服谁呀？那要能消停，只能太阳打西边儿出来。

　　事实也是如此，自李克用开始壮大起来的沙陀突厥系，打仗强悍无比，但说好听点儿，他们就一个职业军事集团；说难听点儿，就一个暴力集团。除了来暴的他们行，别的干啥啥瞎！李克用拢合着这一大帮强人猛汉威震沙场，镇压黄巢造反被誉为“功居第一”。但他使得最灵验的办法，就是取悦部下将士，可劲儿猛打，打胜了随意放纵，可劲儿猛造！奸、杀、抢、闹，敞开儿造！而后来李克用归天，五代中就有三代是沙陀突厥系掌政，几十年为争皇位无法无天、背信弃义、凶蛮强暴，一次次横尸宫廷，基本上就没怎么消停过。

　　《旧五代史》如此记写李克用：“武皇眇一目，谓之‘独眼龙’。性喜杀，左右有小过失，必置于死”。这位瞎了一只眼的沙陀大酋长生性就爱杀人，身边的人甭管将佐还是男女侍从，有小过失，必置于死，宰！接下来讲，李克用最忌讳别人提“独眼”啊、“眇”啊、“瞎”呀这类字眼儿，人无敢犯者，但估计也是前有犯事儿者掉了脑袋的缘故。他曾经命人给他画写真画像，聪明的画工给他画了一幅正在搭弓射箭的肖像，眯着一只眼。“图成而进，武皇大悦，赐予甚厚。”厚不厚的，没掉脑袋就够便宜了。

　　远的不讲，就讲《旧五代史》所记载的沙陀突厥军，在咱一直关注的燕赵地区的赫赫武功——

　　晚唐军阀混战期间，885年，幽州节度使回鹘阿布思人李可举、成德节度使也是回鹘阿布思人的王景崇，联合起兵进攻定州，定州节度使王处存向李克用求援。“武皇亲领兵救之。镇人退保新城，武皇攻之，斩首万余级，获马千匹”能打，够猛，攻下城池，砍了一万多颗脑袋！

　　六年后，891年，李克用派义子李存孝攻打镇州的临城，镇州五万军队扎营在临城西北龙尾岗，做策应。“武皇令李存审、李存贤以步军攻之，镇人大败，杀获万计。”啊，李存审、李存贤也是李克用的两个干儿子，也都勇猛够狠，又砍了万计脑袋！

　　紧接着一年后，892年，镇州节度使回鹘阿布思部人王镕在幽州军队的支援下，率兵十余万攻打邢州。“武皇又遣李嗣勋、李存审将兵援之，大破燕、赵之众，斩首三万”。又是一年后，893年，李克用大举以伐王镕，攻天长镇，十天没拿下。“王镕出师三万来援，武皇逆战于叱日岭下，镇人败，斩首万余级”……

　　咱核算一下，光是镇州兵，这八年之内，就让李克用的“鸦儿军”砍了起码五、六万颗脑袋。当时地方军阀可是只能在自己地面儿招兵啊，这让镇州百姓咋受得了？虽说胜利捷报往往有水分，实数未必有那么多，但还得算上李克用打完胜仗纵兵大肆抢掠呢，还得算上数万大军排成方阵来一趟、去一趟呢，镇州城乡的百姓得遭多大灾呀！史册虽然没有详记，但咱站在平民百姓的角度，可以设想，可以体味呀，那、那是活人的地面么？

　　沙陀突厥凶暴，对手也斯文不到哪儿去，镇州地面最骇人听闻的惨祸，该数梁太祖朱温跟李存勖拉锯作战的910年那一次。大梁军队攻占了魏博镇，朱温还想兼并镇州和定州，派兵进攻，其中杜廷隐率军袭击，进入了深州、冀州。李存勖的军队赶来，在柏乡一地打败了梁军主力。这边梁将杜廷隐临败逃之前，不光关上城门把以前守深州、冀州的数千镇州兵全部杀死，还强行掳走两州的平民百姓，走不动的老弱，“皆坑之”，全部活埋。

　　咱这儿详细讲讲以前提到的幽州刘氏军阀。885年幽州节度使李可举不是联合镇州军队进攻定州，结果让李克用的“鸦儿军”斩首万余级吗，当时幽州军中有位将领，叫刘仁恭，擅长挖地洞攻城，军中号称“刘窟头。”李可举是回鹘阿布思人，刘仁恭则是汉人，就镇州所辖的深州人。后来幽州军队闹乱子，刘仁恭就投降了李克用。《新五代史》记载，894年，李克用的军队攻破幽州，便让刘仁恭为幽州留后，“为之请命于唐，拜检校司空、卢龙军节度使”。是有了李克用的扶植，还从唐末朝廷给他讨来的节度使官职。但是应该说，刘仁恭及燕云十六州的幽州地面，也属沙陀突厥系。

　　刘仁恭也是个狠茬儿，899年率兵十万南征，攻打朱温势力范围内的魏博镇，“屠贝州”，啊，攻陷贝州，屠城，成千上万平民老老少少全杀掉。不过他也没得好儿，朱温大军赶来增援，“大败守文于内黄，斩首五万。仁恭走，梁军追击之，自魏至长河，横尸数百里”，在内黄地面击败刘仁恭长子刘守文的军队，砍了五万颗脑袋。刘仁恭的军队溃退，梁军追击，从魏博镇到幽州前面的长河，横尸数百里。这就叫“溃不成军”，撤退没方方整整的阵型了，不成军了，在大路上离离拉拉跑一长溜儿，那还不让追兵随便砍？这一路，要过镇州、定州、涿州，哪一地面也甭得好儿。

　　刘仁恭和长子沧州节度使刘守文是晋王李克用的手下，朱温咋会放过他们？903年梁军出兵进攻沧州。《新五代史》记载，刘仁恭赶紧在幽州地面招兵，准备抵抗梁军。“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万人，兵粮自具，屯于瓦桥”。这回肯定是抓壮丁，十五岁的男子还说得过去，七十岁以下，噢，六十七、八岁的都抓，就忒说不过去了。但刘仁恭有办法，抓来的壮丁一律在脸上刺字，刺上“定霸都”三个字，让你甭想跑！读书人也抓来充军，倒还算客气些，把字刺在臂上，刺“一心事主”四个字。凑了二十万兵，屯兵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部）。后来还是主子李克用从河东出兵，给沧州、幽州解了围。

　　《新唐书》记载，刘仁恭这一次幽州刺字招兵，“卢龙间里为空，得众二十万”。啊，幽州地面差不多都空了，起码见不到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人了。老大的幽州城加上周边那么多州县，至于就这么仅仅二十万男丁嘛？当然不至于，当然比这要多得多。那、那都哪儿去了？跑呗！

　　中国正统文化自来信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也”，唐代法律规定只有罪犯才黥面刺字，绝对是侮辱性标志！只要能跑，就不肯让你抓住脸上刺字呀。这事儿太大啦，仅次于掉脑袋呀！往哪儿跑？东南是沧州、瓦桥关，南面是定州、镇州，西面是刘仁恭的主子李克用的沙陀突厥本部地面，谁会傻到那份儿上往这些刀头舔血的地面跑？可以活人的只有一个方向，往东北跑，跑到契丹的地面去。“卢龙间里为空”，得说仅仅这一回跑到契丹地面的幽州百姓，要说有几万、十几万，也一点儿不奇怪。

　　906年，暴发户“刘窟头”想好好享一享福，顾虑幽州的城墙不坚固，便在幽州城外的大安山筑围子建宫殿，说：“此山四面悬绝，可以少制众。”啊，四面都有绝壁，可能如华山一条路，少数几个兵把守，再多的军队也攻不上来。估计再坚固的城墙他“刘窟头”也能掏地洞钻进去，可这“四面悬绝”的大安山，他觉得没办法掏地洞，万无一失。

　　刘仁恭仿效帝王，山上的宫殿华美壮丽，选好些美女住进宫里，还“与方士炼丹药，求不死”——我认为一般说帝王让道士炼丹，求“长生不死”的说法，并不准确。不死，自古无先例，谁也不会真信。他们其实追求的该是“长生不老”。这有区别吗？当然有区别，后者是要让自己壮壮实实的年月长一些，好对付身边那些美女呀！道士的丹药往往有壮阳作用，所以劲儿劲儿地出巨资催他们炼丹，很快就能见到效果呀，死不死的过后再说呗！

　　这位刘爷，还“令燕人用墐土为钱，悉敛铜钱，瘗山而藏之，已而杀其工以灭口，后人皆莫知其处”。在民间横征暴敛，连搜带抢，把幽州城乡百姓家的铜钱都搜罗到大安山上，掏地洞埋藏起来——这倒是“刘窟头”的长项。挖地洞的小工儿全部杀掉灭口，以至后人很多年谁也不知道那么多铜钱藏哪儿了。幽州民间没铜钱了怎么经商做买卖？“用墐土为钱”——估计就是官府做些特殊的模子，拿粘土扣成叫做“钱”的东西，在市场流通顶钱用。而这刘爷还是超级老抠儿，下令禁止江南茶商到幽州地面来卖茶叶，“自采山中草木为茶，鬻之”，让自己手下采摘山中的树叶，晒干了，拿到市场上顶茶叶卖。您说说，这俩小钱儿，还要自个儿黑搂儿！

　　可他的美日子没能过上几天，第二年，就是历史上重要的907年，幽州就闹大乱子了。刘爷有个爱妾，罗氏，让他儿子刘守光看上了，搞到了手。刘爷发觉后大怒，鞭打刘守光。刘守光也急眼了，趁老爹回了山中宫殿，派手下亲信将领突袭大安山，把刘仁恭逮个正着，囚禁起来。估计刘爷咋也没料到，再险的华山一条路，也挡不住自家内鬼呀。

　　这位二代刘爷更胡来，投向大梁朱温，909年朱温封给他“燕王”头衔，可他还嫌不过瘾，两年后趁晋王李存勖跟大梁朱温打得不可开交之际，自己在幽州正式称帝，建立了个“大燕国”。二代刘爷的统治更为残暴，欺压百姓，搜刮地面，制造了铁笼子和铁刷子，谁敢反抗或不听话，就关进铁笼子，四周点起火烘烤，或是用铁刷子趁热刷人的皮肉。他也学着老爹抓壮丁，往脸上刺字。很自然，《新五代史》记：“燕之士逃祸于佗境”， 纷纷逃往别处避难。往哪儿逃？中原烽火战乱，土地都染红了，契丹地面还得是首选。又跑过去几万、十几万，也合情合理，只是无从查证，都在史书中被疏忽了而已。

　　好在这个“大燕”仅存活了两年，913年晋王李存勖的大军回师，攻陷幽州，擒获刘守光，砍了脑袋。这回，李存勖任命沙陀突厥名将周德威担任卢龙节度使，幽州自此就成了突厥王权的直辖地面。

第二十六章 早期的辽地汉人（二）

据1994年出土的《韩匡嗣墓志铭》，韩匡嗣的生年为918年，但《辽史》记载，909年农历四月，阿保机“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早已是阿保机帐下重臣了，说明《辽史》云：“其子匡嗣得亲近太祖，因间言，太祖召见与语。”是不合实情的。

　　1994年出土的《韩匡嗣墓志铭》在内蒙古巴林左旗的白音罕山南坡出土。白音罕山我去过，雄伟高峻，可谓有神圣感。其后，那里陆续出土了十余方韩匡嗣家族的石刻碑铭，为极其残缺的辽代史料增添了宝贵的新内容。据王玉亭先生主编的《辽上京研究论文选》，韩知古的契丹名为“迪里姑鲁”，契丹字为“延你”。他的妻子名叫欧妮·迈扎，出身于欧古妮萧氏，乃契丹境内的奚王族，生子11人，而韩匡嗣是老三。这就告诉我们，韩知古是先娶的契丹境内地位较高的的奚人王族之女，啊，贵族之女。这实在是惊人发现！说明韩知古婚娶前已经颇有身份了。说活得不邋遢，远远不够了。联想到他一直有条件读书做学问，该是很年轻就做文职官了。

　　尤其耐人寻味的是，《辽史》记，韩知古被阿保机发现之前，“负其有，怏怏不得志”，啊，有学识，颇自负。可大家仔细想一想，一个人自负，是怎么形成的？像韩知古，得是平日里在人前能说会道，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能掐会算，周围人都服他，他的自负才培养得起来。哑巴奴隶，成天皮鞭子伺候，从来就没人承认你，断然不会自负得起来。尤其对连文字都没有的民族，看到书，看到能把书都读得倍儿溜的人，那，管不住自己就会肃然起敬，甚或敬畏之。真是有了这样的环境，韩知古才会很自负，为不得志而怏怏不乐。由此我们能体味出，这位头下户在遇到阿保机之前，也早就活得不奴隶的。

　　《辽史·地理志》讲最初的“头下州”，有云：“以征伐俘户建州襟要之地，多因旧居名之，加以私奴，置投下州。”也是讲，契丹各级军事贵族，让自己所率之部在对外征伐中得来的俘户，在他们各自领地的交通要冲建筑城池，一般是在草原边缘地带，汉人从事农耕，契丹民仍旧游牧。汉人俘户连同贵族以前拥有的部曲、私奴，大都住进城去。这种契丹立国初期的分别属于贵族私有的大小城镇或土围子，谓之“头下城”。

　　因为契丹部落往往也是军事单位，自行形成军事编制，朝廷便规定宗室、外戚所拥有的头下城，凡由朝廷赐给州、军称号的，便成为“头下军州”。《辽史》曰：“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也就是说，什么身份建多大城，都有规格、级别的限制。不够州级的称为“头下军”，不够县级的称为“头下城”，不够城级别的称为“头下堡”。

　　阿保机的重臣还有康默记，跟韩知古是老乡，年轻的时候在蓟州担任衙校，低级别的武官。阿保机袭掠蓟州地面，连官人儿带百姓一块儿轰赶着掳走，混在其间的康默记也就成了“生口”。不知怎么个机缘，康默记的才能被阿保机发现了，也招到可汗帐内效力。当时契丹地面已经有许多汉人和征伐周边游牧族掳来的所谓“番人”，阿保机就把安置番人、汉人乃至所有相关番、汉之间关系的事情，都委托康默记去调和处理。康默记的处理往往很合阿保机的心意，所以他也逐渐被提拔为高官。

　　以往多有研究者认为，韩知古、康默记等在契丹受优待，属于“头下户”中鲜有的特例。但近些年发掘出的一些辽代石刻碑铭，向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更多的佐证。比如《陈万墓志》告诉我们，这位叫陈万的汉人，被皇后述律平的弟弟萧阿古只出关略燕赵地，掳入辽境，为萧阿古只的“头下户”。神册二年，917年，陈万被任命为萧阿古只的“头下军”豪刺军的军使，啊，以萧阿古只的私奴身份担任这一职务，后来又升为司徒——这也就是一支头下军中的职务。辽太宗天显八年，即933年，“皇帝知司徒战伐功高，改军为豪州，除司徒为刺史官。”耶律德光得知陈万战伐功高，改豪刺军为豪州，也就是将头下军改为“头下军州”，任命陈万担任州刺史。

　　1983年出土的《张建立墓志》，让我们知道平州人张建立，在耶律阿保机统治期间进入辽境，“奈边境多虞，因滋向化，身浴沐先皇眷泽。遍历诸难后，任榆州刺史、兼番汉都提辖使。”是说平州地处汉地临契丹的边境，因战事滋扰不断，张建立自愿归附契丹，受到先皇阿保机的恩泽眷顾。随契丹军对外征讨，出生入死，遍历劫难，因功被授予榆州刺史、兼番汉都提辖使的较高职务。这两个墓志告诉我们，所谓“生口”，奴隶，也要编入头下军去出征打仗，还可以担任军官，立了战功还可以不断升官，甚至担任头下军州的刺史级高官。

　　“榆州”我们提到过，地处辽西地区，辽太宗耶律德光南征，手下一位叫谢里的军事贵族，把他所率部队所俘获的镇州百姓安置在那一地面，设置了榆州。显然，这个州私属于谢里，是头下军州，不同于滦州、平州及辽西走廊的锦州或弘政县。谢里把镇州的百姓强迁到这里，让先前来到契丹境并立有战功的张建立担任军州刺史，管理行政事务。

　　那些担任了头下州刺史者的族系，也可以世袭的，有传承规制的。从《张建立墓志》就可以到，这位榆州张刺史的二儿子张彦英，也担任过榆州刺史，后来又去了惠州任刺史；而他的庶出之子张彦胜也当上了榆州刺史，很可能是接了兄长的班，还兼充“南路乣使”。《陈万墓志》也交代，豪州刺史陈万的长子陈延煦，担任豪州提举使。另外，《宋匡世墓志》也透显出这类传承，墓主宋匡世的父亲也任过榆州刺史，而其兄则是朝廷封的成州长庆军节度使。

　　基层的信息也能从《耶律琮神道碑》的铭文中看到。此碑是在内蒙古喀喇沁旗发现的，碑铭记有“故太师令公授赐人户一百八十三户”的文字，碑铭最后还有立碑人题名，有“马盂山庄主首李琼美、凌河庄主首李琼营”等。那记述的是辽景宗赐给耶律阿保机的弟弟迭剌之孙——耶律琮头下户一百八十三户，建立了属于耶律琮私有的马盂山庄和凌河庄两个头下庄园。两位庄首李琼美、李琼营，无疑都是汉人，他们组织头下户集资，为去世的头下领主、太师令公耶律琮立起这座神道碑，表示感恩戴德之情。诶，怎么着也不能说这两个庄的头下户活得很悲很惨、苦大仇深吧？

　　这些历史信息交织在一起，至少让我们朦胧看到契丹立国初期，安置汉人俘户的“头下城”及“头下军州”的一些情形，由汉人官吏管理汉人，汉人做村庄庄首，还是一家一户过自己小日子，在地场儿更加开阔而且没有战乱践踏的田地从事农耕，该纳税就向头下领主纳税，相当程度上已经是封建化的生产关系了，总不至于像想象中的奴隶那样水深火热吧？而有些文化的，有些技术专长的，也还有出头之日，有升迁空间，甚至飞黄腾达。

　　我们说这一时期的汉地“生口”，被掠到契丹地面是做奴隶，实际上是从大的社会形态方面来定性，当时契丹尚属于从较原始的低级社会形态向封建社会形态过渡的阶段，在一定程度上该算是奴隶社会。但是，那主要是指粗粗拉拉的低态的社会管理，以及所有权属方面，倒不是说他们就是生活在皮鞭下，镣铐锁着、整天干苦活儿、没一点儿人身自由与尊严的那种奴隶。

　　契丹贵族们建立头下城、头下军州，主要是在耶律阿保机刚刚统一契丹各部称汗之后，能把各部落的户籍人丁数统计上来就忒不错了，掳掠来的“生口”，就归你们私有吧，也是对外积极征讨的鼓励呗，很长时间究竟谁有多少头下户都不用注册上报朝廷，管理粗放呗。这些汉人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隶属于头下领主，一般都从事农耕，向头下领主纳税，还是一家一户地过自己小日子。打这儿说，那又该算封建社会形态了。而有文人笔记说他们“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似乎不太靠谱儿。头下户不用注册上报朝廷，不用向官府纳税。

　　榆州刺史张建立兼任的那个“番汉都提辖使”的军职，说明那些汉人俘户中的男丁，还要编入头下军中的“番汉营”。契丹那些年也屡屡征伐周边北方游牧族诸部，张建立手下也有很多番部兵士。《辽史》记载：901年，“以太祖为本部夷离，专征讨，连破室韦、于厥及奚帅辖剌哥，俘获甚众”；902年 ，“伐女直，下之，获其户三百。先是德祖俘奚七千户，徙饶乐之清河，至是创为奚迭剌部，分十三县”。这是讲，契丹讨伐周边诸游牧族，也要将大量“生口”作为战利品迁回自己地面，还设立了安置奚族“生口”的十三个县。902年设置的县，是分别属于契丹军事贵族私人的“头下县”。

　　汉人俘户来了，跟这些游牧族俘户的社会地位差不多，虽然生产方式不会一样，汉人开荒种地，游牧族人放牧养牛羊，但男丁都要编入“番汉营”，平时要有一定的军事训练，在“番汉都提辖使”的指挥下操练，到打仗的时候就得放下锄头拿起刀枪，随头下领主谢里出征，弄不好还要去袭掠定州、镇州地面，往这边强迁人户。这是他们无法自主、被强制的身份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确实属于奴隶。

　　试想，也是，到啥时候都会有活得好的，混得差的。据《辽史》云，头下州的节度使由朝廷认命，刺史以下皆以本主部曲充之，想必那刺史之下管头下户籍的、管收税记账的、管汉军营的头领等等，都得是私奴身份的汉人呀。会设计庙宇的，画图纸，木结构梁架得放大样儿，高科技！大庙得铺瓦，得有琉璃装饰，谁烧出来，高科技！采矿、冶炼、锻铁，打造出亮晃晃的刀枪，高科技！这些手握长项的人都不会活得忒邋遢。

　　《辽史》记载的耶律阿保机第一次筑城，是902年，他担任大迭烈府夷离堇的时候：“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九月，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始建开教寺。”大军征伐山西北部，啊，晋王李克用的辖区，攻下九座城池，俘获九万五千人丁，强制带回契丹地面，在西拉沐沦河南面建筑了一座城，曰“龙化州”，将所俘汉人安置于城中，还给汉人建了一座佛教寺庙——开教寺。

　　这该是契丹地面的第一座城市，照理说，从建置城市的构想，到建筑设计、建材选用、施工调度，乃至施工人员，都只能是汉人谋划、汉人动手干的。契丹人连文字还没有呢，一向住毡帐，断然不会规划和设计城墙、街道、庙宇以及各种功能的多样的房舍。这对他们来说太高难了，天方夜谭嘛！但是，这时候究竟是哪些个汉人在阿保机身边筹谋划策，至今尚未见到记载。

　　契丹立国初期，河北、山西及幽州闹乱子，有一些汉地文武官员，甚至带着军队成建制地倒戈，投向契丹。比如907年，刘守光囚禁了老爹刘仁恭，他的哥哥平州刺史刘守奇就率众数千人投降了契丹。这实际上是在突厥与契丹两个王权之间做出选择。916年，《辽史》记载：“晋幽州节度使卢国用来降”。这显然记载有误，当时幽州节度使是晋王李存勖手下名将周德威，此位卢国用顶多是个幽州重要将领。那年八月，耶律阿保机“拨朔州，擒节度使李嗣本”，城陷后，李嗣本举族归附入契丹。当年“十二月，收山北八军”。917年，“晋新州裨将卢文进杀节度使李存榘来降”。921年，“晋新州防御使王郁以所部山北兵马内附”。这些倒戈，实际上都是在突厥与契丹两个王权之间做出选择。

　　官员投降、归附，往往跟自家权势争斗、排挤陷害有关，跟全由外部环境所迫的老百姓不同，因此不是我们要重点讲的。但值得详细讲一讲的，是韩延徽。此韩与韩知古那一支韩氏无涉，韩延辉是幽州安次人，即今河北廊坊市安次区，也是我们讲的地地道道的燕云汉人。跟韩知古一样，他也是官宦家庭出身，父亲做过蓟州、顺州的刺史。韩延徽少年时便才德出众，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征召他担任幽都府文学，后派到平州做录事参军，而后又调回幽州担任幽州观察度支使，可见他对燕山以南地区的风土民情都很熟悉。

　　刘守光囚禁老爹刘仁恭，自立为卢龙节度使，担心自己势单力孤，想拉契丹做为后援，就派遣韩延徽为使者，去契丹见耶律阿保机。但韩延徽才高气盛，到了阿保机帐内不肯行跪拜之礼，惹得阿保机很生气，将他扣留下来，让他到野外去放马。后来皇后述律平劝丈夫：“此人自持操守，不肯屈节，是个贤士，为什么要让他受屈辱呢？这样的贤士咱们应该礼遇之呀。”阿保机恍然大悟，立即把韩延徽请回来，好言相待，求谋问策。

　　试想，像韩延徽这样才高气盛之人，怎么看得上幽州那两位混蛋刘爷？怎么会预见不到他们唯有死路一条？受到阿保机的礼遇，同时又能预见到契丹在中国那个大环境中的天时、地利及发展前景，自然也就愿意留下来，做了阿保机的重要谋臣。韩延徽在军事上如何为阿保机出谋划策，咱不多讲了，就说他这位原幽州地面的官员，观察度支使，啊，掌管财赋的统计与支调的要员，在招集打幽州逃到契丹地面的大批汉人方面，在如何安置他们定居、垦荒、耕种以及定税赋、收税赋的操作等方面，都该是具有无可替代的长处的。

　　《辽史》记载：“太祖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徽力也。”“夫赋税之制，自太祖任韩延徽，始制国用。”就是说，契丹刚刚立国，国家管理还非常粗粗拉拉，诸多制度都在草创阶段，营建城邑，修造宫殿，确定君臣名分，制定井井有条的法度，都得力于韩延徽。尤其赋税制度的订立与施行，乃阿保机任用韩延徽，才成为国家制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进步标志呀！

　　《新五代史》记载：“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啊，幽州汉人跑来了很多很多。阿保机趁机袭掠燕山南部的一些城邑，又俘获了大批平民带回去。在韩延徽的建议并主持下，契丹地面建立了许多汉人自由民居住的城邑，有很多就是按唐之某某州县取名，集中安置某某州县的移民。

　　跑到契丹的农民能安定地生活、耕种、组织家庭、生孩子，所以还会帮着韩延徽招募幽州地面的百姓到契丹地面来垦荒。看一看现在中国大地农民工的流动规律，往往是一个村子有人先去了外省一个地方，捎信儿回来，就一群一群地往那儿奔，这现象恐怕古今类同。虽然史册似乎不愿意记述那一时期逃亡汉人数量、规模，但我们从情理推断，该是相当相当的不少。契丹地面开出了大片农田，农耕的赋税自然高于以往的畜牧赋税，这样也就增强了契丹的经济实力。

　　契丹国由胎儿到降生，到初步发育成型，韩延徽都居功至伟。这一生成于北方草原的政权，广纳汉地移民，发展农耕生产，效法汉地封建形态的制度，使自身社会从奴隶制形态迅速提升。对国家、社会来讲，这是巨大的进步。而对平民来讲，对移民至此的汉人，对在汉地困苦难熬张皇四望寻觅生路的汉人，又是带有暖意和吸引力的。

　　也就是在907年之后，史籍记述辽史的文献中，开始出现了汉人的名字。《辽史》记载，909年农历四月，阿保机“诏左仆射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啊，这时候韩知古已经是宰相级的高官了，但当时契丹还没立国，耶律阿保机仅仅是可汗，韩知古不可能是真正的“左仆射”名号。该是后来有了这职称，史书就前后通用了。然而毫无疑问，阿保机这时已经有了立国做皇上的雄心，开始朝那方面使劲，而且包括如何筑城、建庙，妥善安置汉人等政事，韩知古都参与了，都拿了主意。这一次阿保机派他到龙化州的大广寺，立一座功德碑，刻纪自己开创契丹历史的丰功伟绩。

　　要知道，当时契丹还没有自己的文字，只能用汉字。用汉字写那种上碑铭的春秋大文章，除了韩知古，当是恐怕也难找别人了。而且要立这座功德碑，把碑设置在汉人的宗教场所，也是当时最为重要的公共场所之内，都极有可能是韩知古的主意。这种炫示政治功绩，为以后长期掌权提供合法性支持，纯粹汉人的传统手段，料那粗粗拉拉阿保机的脑瓜是想不出来的。

　　紧接着，一个月后，“置羊城于炭山之北，以通市易”。这太重要了！因为围绕着炭山这座城，过后发生了契丹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而这一事件，则是阿保机自己要隐瞒的，可能因此关于炭山一地，也记述得粗疏、含糊。据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记载，这座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有盐铁之利，乃后魏滑盐县也”。当然也有可能炭山地面有两座城。可惜，炭山究竟是现如今的哪一地方，已不可考。

　　《新五代史》描述，这座汉人之城的城郭、官署、商街、店铺，都按照幽州的规制，使汉人百姓安居于此，不思回归。我个人推断，炭山大致该是地处滦河上游，有盐池，有铁矿，这座已经废置的后魏县城建在滦河之畔，应处于契丹游牧地之外，燕山山脉以北百里开外的今河北承德地区。耶律阿保机于909年始恢复重建城郭，可以利用滦河水运和河套的便利交通，跟下游松亭关以南的滦州、平州、营州互通贸易，然后再向契丹内地辐射转运。我讲过，这是当时河北与东北唯一的重要通道。只有在这样的地点，才能把商贸搞火，把汉人的作用以及盐铁之利运用充分。

　　而根据当时契丹对汉人的政策，人口数万的龙化州，建寺庙不止一座，功德碑都立在那里，很可能是一座更具公共属性、公共功能的城市，准都城；而炭山地面这一座城，就该是属于可汗耶律阿保机私有的“头下城”。因而，兵是他的“头下兵”，汉人是他的“头下户”，甚至不计入契丹人口总数。而把自己的头下城选址于此，倒不大可能是阿保机自己的主意，他手下有帮燕云谋臣呢，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等等，他们中间可啥能人都兴有啊，尤其康姓者、安姓者，极有粟特裔的可能。

　　两年后，911年，《辽史》记载，阿保机“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到滦河河畔，再刻石立功德碑。石碑立哪儿了？只能是立在某一座城里，或立于寺庙，或单独建一座碑亭。而滦河下游，松亭关以南，当时是李存勖的沙陀势力所控制，所以这城只能在滦河上游，极有可能就是立在那座炭山边的汉城。因为那座新城有了上述我们讲的功能及优越条件，发展无疑该是相当快的，于契丹史无前例，两年时间面貌一新，不想立功德碑都说不过去了。

　　当年“冬十月戊午，置铁冶”——明确记载阿保机911年开始设置采矿、冶炼、锻铁的工场。工艺谁提供的，活儿都谁在干，自不必说。这在契丹历史上可是大得不得了的事！历代汉族政权对北方游牧族都是有戒心、有控制的，铁器是严格限制不得卖给他们的，那能造刀枪嘛。当然我们前面讲过，越这样规定就越激发走私贸易，但那毕竟交易数量有限。而契丹自己掌握了冶铁，真可谓看到了历史性的“蘑菇云”呐！当然倒未必仅仅一两处场子，但后来称之“有盐铁之利”的滦河边这座汉城，一定是开了冶铁工场的。

　　契丹族实际上要到916年才正式立国，始有国号“契丹”。阿保机907年之后的积极进取，都是在促进孕育中的胎儿健康发育。而我们看到，在这一孕育期，汉族知识分子已经在政治规划、经济商贸、文化舆论、生产工艺等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使这一生成于北方草原的政权，很早就超越了游牧民族的文化形态和生产方式。

第二十七章 晋地的突厥王权（二）

沙陀突厥人凶暴、好杀，但这并不是他们的最致命的问题。契丹人早期也蛮野好杀，单说916年，也就是神册元年十一月，刚刚正式称帝的耶律阿保机率军“攻蔚、新、武、妫、儒五州，斩首万四千七百馀级”，数目有整有零，该是更接近实数，也够暴够狠！此五州是晋王李存勖的地盘，那时沙陀突厥跟契丹两个非汉族的独立政权也是时合时分。

　　那么，沙陀系最致命的问题是什么呢？咱顺着时间线往下梳理。

　　“独眼龙”李克用908年病逝，长子李存勖承袭晋王之位，做了沙陀突厥系大首领，啊，独立王权。就个人而言，李存勖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多姿多彩的传奇人物。《旧五代史》记载，此人幼时体貌奇特，沉静、厚重，不同平常儿童。李存勖十一岁随李克用进宫，唐昭宗“一见骇之，曰：‘此儿有奇表！’”啊，皇帝见了他大吃一惊，仪表太奇特了！而后用手抚摸着他的背，说：“儿将来国家栋梁也，勿忘对我李唐尽忠尽孝啊。”唐昭宗还对左右说：“此子可亚其父。”比他爹还厉害。所以时人称李存勖为“李亚子”。

　　李存勖自小擅长骑马射箭，而且生长在汉地，十三岁习《春秋》，亲手缮写，通晓大义。长大成人后，“状貌雄伟瑰丽”，堂堂伟男，风采夺人眼目。还有文章说他“深目、高鼻、多须”。《文献通考》讲西域康居国，称“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陈寅恪先生说得更明确：“世之考论我国中古时代西胡人种者，止以高鼻深目多须为特征。”就是说这是区分汉人、胡人的主要关注点。可以想见，李存勖以及当时的很多沙陀突厥人，其胡人的相貌特征该是很显明的。尽管史书很注意地不做较细致的描绘，但要说他们跟汉人二样不来差的，倒是咄咄怪事了。

　　李存勖雄壮伟岸，但又喜爱音乐、歌舞、俳优杂戏，还自己作词作曲。这使他不仅显得多姿多彩，而且耐人寻味。我此前讲过，西亚人，粟特人，龟兹等西域人，从敦煌一路东行，而传来的音乐、歌舞，都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由此试想，来自准噶尔盆地的沙陀突厥人，他们族群当中传唱、流布的音乐、歌舞，难道会仅仅是声色享乐吗？还必须要留意的是，粟特人早已将佛教传入突厥部落了呀。可惜，由于史记太粗疏，至今我们对此无法深入研究下去。

　　李克用在云州起兵跟死对头朱温作战，部下基本都是从北方游牧族诸部招聚来的劲兵悍将，“由是稍优宠士伍，因多不法，或陵侮官吏，豪夺士民，白昼剽攘，酒博喧竞”。是说李克用对部下宠着惯着，本来就蛮野粗暴的蕃兵蕃将变得更加无法无天，随便欺凌、侮辱地方官吏，掠夺、搜刮百姓和有些身份的读书人，大白天的就行窃、侵夺、酗酒、赌博、乱喊乱叫。李存勖看不过去，请求父亲严肃军纪，李克用听不进去，依旧纵容官兵，听之任之。

　　908年李克用病逝，24岁的李存勖接班。这个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天才胆略奇崛，跟朱温打的第一仗，乘大雾突袭梁军，大获全胜。梁太祖朱温惊呼：“生子当如李亚子，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生儿子就得生李亚子这样的，李克用这就不算死呀！我那些儿子跟李亚子比，猪狗而已！

　　胜利班师后，李存勖开始整顿纲纪，“乃下令于国中，禁贼盗，恤孤寡，征隐逸，止贪暴，峻堤防，宽狱讼，期月之间，其俗丕变。”是说严管偷盗抢掠，制止贪污强征，抚恤阵亡官兵的家中孤寡，征求隐逸的贤士出仕为官，修堤防水患，宽松对百姓的刑法不至严苛，“期月之间，其俗丕变”啊，几个月时间，风气大变。当然这是宋人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记载，显见带倾向性，记写他们认定的正面人物的政绩工程，水分会不小。都是抢劫惯了的蛮人，贪惯了、搂惯了的污吏，立个规矩，出个公告，风气那么容易就变了？反正我是不信。

　　李克用的儿子李存勖接班后，率军讨朱温，灭刘守光，远征蜀地，一系列战功卓著。然而最打动我的，是《五代史补》所记：“初，庄宗为公子时，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李存勖亲自执笔作词作曲写军歌，让他的“鸦儿军”行军时一路高歌，对敌列阵时也齐声高唱。而后斗战，啊，将士都舍生忘死，奋勇向前，真乃用兵之一神奇也。

　　那壮丽场景史书真该详细描述描述哇，没详记，太可惜了！我看到《旧唐书》记李世民早年做秦王时，击溃刘武周大军之后，军中以“擂大鼓，杂以龟兹之乐” 的《秦王破阵》乐曲助威，“声振百里，动荡山谷”，很受启发。这说明，古代战争，那方方整整的军阵，有了多才多艺的统帅，也会响起震天的鼓声、乐声以及数万人的雄壮高歌，甚至声震百里，山摇地动！李存勖的“鸦儿军”，也该有此声势。这太壮美了！太震撼人心了！

　　沙陀突厥系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923年农历四月，李存勖在魏州称帝，国号为“唐”。称帝后这位新皇在魏州郊外大阅兵，除了河东、朔州、成德、魏博等镇的军队，还有“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曜，师旅之盛，近代为最”。我们知道，河东、朔州、成德、魏博的军队本身就有大量胡族成员，而这里讲的奚人、契丹人、室韦人、吐谷浑军队，当是以各自部落军为建制的。啊，此记说，多民族军队齐聚，是那些年从未有过的盛况。

　　当年十二月，李存勖袭取大梁（今河南开封），灭了朱氏后梁。国号仍为“唐”，似有大唐光复的意味，如当年唐昭宗的嘱托：“儿将来国家栋梁也，勿忘对李唐尽忠尽孝哇。”只是他没去找李唐嫡系后人继位，而是自个儿坐上了龙椅。这是中国历史上沙陀突厥人正式握有中原皇权。

　　李存勖这位军事奇才，一旦当政做了皇帝，就显出了政治上幼稚、低能的一面。他仍然活得多姿多彩，《旧五代史》等史书以大量的笔墨记述他沉迷俳优杂戏，不仅养了一大群优伶戏子，自己还常常面涂粉墨，穿上戏装，登台表演。他懒于朝政，并且荒唐地给自己取了个艺名：“李天下”。他对戏曲的痴迷，对戏曲的影响之大，都是超一流的，以至后世一代代戏班子供的“戏神”，有说那是唐明皇李隆基的，也有说就是他后唐庄宗李存勖。

　　看得出来，史家以重墨记述唐庄宗李存勖的这一类荒唐，但也不乏欣赏、玩味。比如《新五代史》对那位忠直的伶人敬新磨，就不惜笔墨，其中有一段描写很精彩：李存勖爱跟伶人们在宫苑里一起演戏，就是玩儿到一块儿了，有一回玩兴高涨，忘乎所以，竟然乱踅摸乱喊：“李天下在哪里？李天下在哪里？”伶人敬新磨跑过来，上去就抽了李存勖一耳光。那是皇上啊我的天！敢抽皇上耳光！旁边伶人们都吓傻了，连皇上自个儿都蒙了。敬新磨正色斥责道：“李天下只有一个，你又叫谁呢？”言外之意，难道你还要再招呼出一个天子吗？李存勖这才恍然大悟，明白自己玩儿过头了，重赏了敬新磨。这段记述也是在说李存勖玩儿归玩儿，大义还是明白的。

　　有位叫景进的伶人，授封为伶官之首，参决军机国政，好些伶人阉官都争着讨官做，弄得一些功臣、重臣很担忧，甚至害怕，受冷落了嘛，怕被这些小人谗言离间呗，所以纷纷上表请求辞官。李存勖要安排伶人陈俊、储德源分别担任刺史，重臣郭崇韬以为不可，很多功臣还没封赏到这份儿上呢。但李存勖听不进去，还是由着自己的喜好来干。那位景进，到外面去为皇帝广采宫女，不管大户人家还是僻陋小巷，看到有点模样儿的就装车，官家的马车装不下了，就弄些牛车来装载，大路上车都连成一大串。景进官至光禄大夫、上柱国，好家伙！

　　李存勖跟伶人们玩儿得这么近乎，说一块儿了，拉一块儿了，自然最信任的也是他们的进言，比大臣的奏章还信。他用伶人做耳目，刺探群臣的一举一动，或者干脆去到各个镇做监军。有了皇上的宠信，伶人们更牛了，高视阔步出入宫廷，随便调笑戏弄朝臣。很多文武臣僚敢怒不敢言，甚至巴结伶人，走他们的关系，以求接近皇上，连外镇的节度使也有向伶人重金行贿的。于是乎，伶人与贪官污吏相互勾结，更狠地搜刮民财，腐败之风由朝廷往下蔓延。

　　风气坏了，官场游戏规则就会变。行贿请托，送礼上贡，得获最多的自然还得是皇上。李存勖的宫苑内库，珍宝堆积如山，而后唐国库却相形见绌，时常入不敷出。郭崇韬上奏皇上，请求拿出宫苑内库的部分资财贴补国库，李存勖掂量来掂量去，最终还是舍不得出血。伶人宦官都撺掇皇上尽情享福，说：“咱洛阳大内的楼亭，还没长安大臣家的高呢，他们都雕梁画栋，比咱气派多了。”李存勖自然会动气：“天下都是朕的，朕连座高楼都建不起？”郭崇韬得知，又上奏劝道：“宫中大兴土木，耗费资财，而有的地方还在闹灾害，百姓饥寒交迫。臣乞请停建。”而李存勖还是当耳旁风，执意建高楼。

　　郭崇韬屡次挡伶人宦官的财路、官途，招致怨恨，最终被这些小人进谗言而惨遭冤杀。另一位重臣李嗣源，是李克用的养子，李存勖的义兄，追随这父子俩浴血奋战多年，战功卓著。但在后唐立国后，也受到群小的蜚语毁谤，进而引起李存勖的疑忌，还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使他觉得凶险四伏，活得很郁闷。926年，李存勖为帝不到四个年头儿，属下动乱就已经此起彼伏，局面难以控制了。邺都——就是大名府东北的临漳——的士兵哗变，李存勖派李嗣源率兵讨伐。不料刚到邺都城下，李嗣源带的部队也发生哗变，跟邺都叛军会合，一起哄哄嚷嚷要拥立李嗣源为主公，要他在河北称帝——这一幕，大家该是很熟悉了吧？

　　李嗣源起初还没有反心，“嗣源以诡词得出，夜分至魏县”，找借口、找托词逃出邺都，半夜到了魏州。可他这时候再想得到李存勖的信任已不可能，连沟通都困难了，里外不是人，没好道儿可走。后来在安重诲、石敬瑭等人的劝说、撺掇下，才下决心自立。李嗣源率领拥立他的军队回师南下，进入汴州。此时李存勖的帝都洛阳已是众叛亲离，想带兵讨伐李嗣源，但军心已散，没走到半途队伍就逃了一半。李存勖只好退回洛阳，准备据城固守。但他怎么也料想不到，自己一手提拔为亲军指挥使的伶人郭从谦发动了兵变。一代名将李存勖，后唐庄宗，在混乱中被流箭射死。李嗣源带兵进入洛阳，派人从灰烬中找到李存勖的尸骨，大哭一场，隆重下葬，而后自己当上皇帝。

　　北宋文豪欧阳修评论李存勖之亡败，曰：“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其盛之时，天下豪杰聚一起都不是他的对手；其衰之时，数十个伶人就把他困住，国灭身死。似乎主要原因是伶人戏子围住李存勖，使他朝政不治，最终死于宵小。

　　正史史籍以及文人笔记，以大量笔墨描述了李存勖沉迷俳优杂戏，懒于朝政，致使国力衰竭，最终暴乱四起，死于宵小。然而，李存勖朝政不治，根本原因真的就是醉心文艺爱好吗？

　　一代伟大的军事统帅，最终因为爱好唱戏把国家弄坏了？

　　这容我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章 平民的切身感受

一代伟大的军事统帅，最终因为爱好唱戏把国家弄坏了？

　　要我看，非也！

　　咱换个角度，不照大文豪、大史家的角度，就按平民百姓的角度，来体会体会李克用、李存勖时代。因为史家们不屑于单单立个题目记述老百姓，所以咱还得从他们写那些的帝王将相的事迹中，一点儿一点儿往外择落。先说这爷儿俩的那些部下臣僚，从史家对他们的“丰功伟绩”的记述中，择落出平民百姓的切切实实的感受。

　　先拣最横的说——李存孝，五代第一猛将。他是正牌儿沙陀突厥人，本名安思静，李克用收这个孤儿为义子，改其名为李存孝。史书记载他，“骁勇冠绝，常将骑为先锋，未尝挫败，每战无不克捷。”一打仗就一马当先，冲锋在前，战无不克。但这人若本事大，往往更为骄纵，890年，李存孝攻占潞州立下大功，本以为凭这功劳该升他为节度使了，但节度使一职位却被康君立捞去了。李存孝气性大，怨愤难当，连续几天吃不进饭去，随意滥施刑罚斩杀属下士卒，大肆剽掠潞州居民，焚烧城中房屋，拿老百姓撒气。勇猛不勇猛的你们史官爱咋记咋记，老百姓咋“咯咯”咬牙地记着他，您自己可以想象。

　　过后李存孝一提起这事儿就涕泪纵横，怀疑是李存信在干爹李克用那里说了自己坏话儿，自此生出了叛离李克用的异志。李存信，回鹘部人，聪明而狡猾，“会四夷语，别六蕃书”，通晓周围许多民族乃至外国的语言和文字，也同样勇猛善战，当然也被李克用收于膝下，做了义子。“时存孝骁勇冠绝，军中皆下之，惟存信与争功，由是相恶，有同水火。”啊，李存孝别人都服气，唯独李存信不服，跟他争功，李克用这俩干儿子形同水火。

　　也是那一年，李存孝又率兵攻打河北南部，大肆抢掠慈州、隰州一带。对这位沙陀突厥第一猛将，老百姓当又有自己的切身感受，恨得咬牙。892年，由于李存孝、李存信相互猜疑忌恨，作战时彼此观望不配合，过后李存信到干爹那里讲李存孝的坏话儿，说他有二心。李存孝得知后心里发毛，暗中联系在镇州称赵王的回鹘阿布思人王镕，过后真就反了。893年，李克用的“鸦儿军”怒冲冲来征讨叛将李存孝，镇州地面又被造得七荤八素。李存孝再勇猛，也不是老谋深算的干爹的敌手，终被擒获，连镇州王镕也被李克用摆平了。李存孝被押回太原，五牛分尸，车裂而亡。

　　再比如，李嗣本，李克用的一个义子，担任过代州刺史，后又镇守北方重镇振武。《旧五代史》记载：“嗣本性刚烈，有节义，善战多谋，然治郡民，颇伤苛急，人以此少之也。”善战而且多谋，倒不是莽夫一个。但是，治理一郡之民，严苛而过激，急急躁躁，估计属下皮鞭子没少抡，因此他辖区地面儿的人口少之也，少了很多，活不下去，跑了呗。

　　还一个，孔谦，魏州人，小吏出身，会写会算，庄宗李存勖先委任他在魏博任度支使，后任当朝租庸使，主持国家的税政。史载：“吏人孔谦酷加赋敛，赦文之所原放，谦复刻剥不行，大失人心。”说这位孔谦酷加赋税，横征暴敛，就算有皇帝赦文允准减负的，他也要狠狠刻剥不照赦文办，致使民众怨愤，人心大失。但他偏偏能得到李存勖的宠信，赐予他“丰财赡国功臣”的名号。

　　苌从简，陈州人，父辈以上都是宰羊的屠户。《新五代史》记载，他开始为一般军校，但他能力敌数人，善用长矛。李存勖“用兵攻城，从简多为梯头”，头一个登梯子挥着长矛冲上去。庄宗爱其勇，升他步军都指挥使。苌从简打仗是超级猛，有一次流箭射中他大腿，嵌入骨缝里，他命医工凿开骨头取箭。没有麻药，医工迟迟不敢下手。苌从简怒斥，让他快凿！旁人都吓得不敢看，但“从简言笑自若”。其人刚暴难制，不好管，就算老犯律法李存勖也屡次宽容他，还升他为蔡州防御使。

　　苌从简究竟干什么了老犯律法呢？其中有一主项：“从简好食人肉，所至多潜捕民间小儿以食。”这家伙好吃人肉，多是悄悄逮民间小孩儿，弄回来吃掉。既然好这口儿，就不会只吃一个、两个。到了明宗李嗣源时期，他历任过汝州、汾州等四个州的防御使。李嗣源曾经劝诫他：“富贵应该珍惜，但你未必守得住啊。你做的那些事，先帝能宽容你，我恐怕不能。”但是，“从简性不可悛，明宗亦不之责”，不悔改，屡屡干违法的事，小孩儿照吃，李嗣源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下不了手较真儿办他。

　　苌从简除了偏好那一口儿，还生性刻薄，历任十几个州镇，公署通道两侧常常设立起棘刺网，仅仅容得一人通过，左右人等稍有不听话，他就抡鞭子猛抽，或者干脆砍脑袋。对地方百姓随意增加苛捐杂税，暴虐无比，为当时武臣凶爷之最，啊，超一流选手。您说说，十几个州镇，得多大地面呐，皮鞭子甩得山响，地皮刮低了三尺，一回回发生丢小孩儿的吓人事，还见得到啃过的小孩儿骨头，老百姓会是怎样的恐慌，怎样的咬牙切齿？

　　欧阳修对此发出仰天浩叹：“呜呼！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侯王，何异豺狼之牧斯人也！”是说君王都是武人崛起，他们分封的都是些勇夫悍将，分散到各地封侯封王，何异于让豺狼去管治黎民百姓！

　　欧阳修说得够狠，但我觉得还是没全说到点子上。咱们总体搂算一下，新、旧五代史记得上名的李克用、李存勖部下臣僚，多为善战者，罕有善治者。啊，善于治世、治理地方的臣僚极为罕见。正如我们此前打比方说的，那收了二、三十干儿子的人家，没一个好手艺的工匠，没一个懂经商做贸易的，全是打架能手，那人家儿肯定不会有消停日子过。

　　但这还不是根本症结。封建统治不是讲究“驭人之术”嘛，那帮家伙浑拙闷愣，你做君王的想办法驾驭他们呀，当家老爷子找会手艺、通商务的能人，带着那帮愣小子走正道儿啊。所以说，根本症结在于，沙陀突厥系始终没有拿出像样儿的制度设计，没有真当回事儿决意进行制度建设，乃至经济建设。一切都停留在粗粗拉拉的低级形态。就算郭崇韬，也是军事智谋高于治理谋策。沙陀突厥系这一在唐末群雄恶斗中打拼出来的族群，几乎就没有整章建制、好生搞建设的谋划与共识，绝大多数统治集团的武士脑瓜里根本就没那根弦儿。

　　总之，他们远没有进化到真正的唐朝李氏那样的文明程度，也根本没想往那儿进化！

　　看那几年，动不动这个不高兴就“大肆剽掠居民，焚烧城中房屋”，那个一来兴头就“占邢州”、“据沧州”；一会儿“潞州小校杨立据城叛”，一会儿“绥、银兵士剽州城谋叛”、一会儿“河朔郡邑多杀长吏”、一会儿“贝州屯驻兵士突入都城，剽劫坊市”……整个沙陀突厥系的乌合联盟，就是一些凶爷率领着一大帮职业打手，有法规也羁绊不住、有礼教也管教不了，这样一个野性的肆意妄为的暴力大帮会。制度建设？跟谁讲制度？活腻烦了你！

　　就说李存勖自己带的皇家卫队，925年，农历十一月，他外出打猎，皇后、皇子、宫人毕从，都跟着。玩够了还宫，大雪苦寒，地方官吏迎候在路边，有的都冻得跌倒在地。途中州县百姓，已是非常贫饥，皇家卫兵吵吵嚷嚷让百姓给他们提供好吃好喝，哪儿提供得出来呀？于是乎，堂堂皇家卫队，“坏其什器，撤其庐舍而焚之，甚于剽劫”，砸人家锅，摔人家碗，把人家庐舍的草顶给扒下来焚烧，其破坏程度比抢劫还甚。“县吏畏恐，窜避于山谷间”。甭说老百姓了，连地方县吏，都跑山谷里躲藏起来。

　　由此可见，虽然这一支李氏喊着“大唐中兴”， 虽然李存勖在文化上很像汉人了，他作的词《一叶落》、《阳台梦》等等，幽婉动情，文采飞扬，但其人格的主体，还是个沙陀突厥武士，轻礼规，随意性强，蛮野未消。他们那一群职业暴徒讲的就是这点儿眼前利——“不抢？那我拼命打仗为个啥？”“不贪？那我做官为个啥？”“不由着性儿享乐？那我打江山坐皇帝干嘛？”“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枪杆子在老子手里攥着，我就抢你了，你能怎么着？”

　　虽然他们说的好听些，各镇节度使进献李存勖，自己再为自己抢掠，讲些文雅的什么“添都”、“助国”、“买宴”、“赎罪”等等说辞，实质上都是低态的耍野蛮，原始抢掠。李存勖为政两三年，很多地面已是哀鸿遍野，一会儿“镇州上言，部民冻死者七千二百六十人”；一会儿又是“镇州上言，平棘等四县部民，饿死者二千五十人”；一会儿下诏“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都在路边哭泣。

　　就连军队吃饭都困难了，“东京副留守张宪奏，诸营家口一千二百人逃亡，以艰食故也”，住军营里的将士的妻子儿女，吃饭都困难，跑呗。想想安禄山时期，何进滔、王武俊时期，河北地面何等富庶！后两位的功德碑当时还都分别在镇州、魏州高高矗立着呢。谁好谁歹，老百姓心里掂量不出来？

　　因此我说，欧阳修浩叹“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话还是有保留的。我相信，当时的中原百姓，一定会遍地骂声，少不了对“夷狄”、“胡虏”的咒骂。那都明摆着的，明显异于中原千年文化传统，异于汉人的行为。谁要说绝无此言，中原人没那感觉，那、那简直就是说当时的中原人连牛马都不如，都成木牛流马了！

　　可这明摆着的事，明摆着的话儿，对这一支突厥很自然会出现的“夷狄”、“胡虏”等咒骂，为什么在正史中就老是不见出现呢？

　　当我逐渐看清这一切之时，对李存勖喜好的音乐、歌舞中宗教内涵的探究兴趣，不由得为之大减，甚至有点泄气。就算他作词作曲的雄壮军歌，能够激发沙陀大军舍生忘死，我也不敢对其中的精神价值有高一些的估计。大略推断，沙陀这一突厥分支，有宗教，有神明，也该是萨满等级的原始宗教，还难以在人的灵魂形成过程中起到足够的推动、提升作用。作为声称光复大唐的一代君王，李存勖无论如何尚不具备奉天承运的光芒，他治下的老百姓，听说大唐又兴立了，但仰起头来望天空，却还是一片昏昏茫茫。

　　李唐末期、五代前期，晋地、河北地面乃至广大中原，沙陀突厥铁蹄驰骋，凶暴的战乱，昏黑的统治，使民众身处水深火热中。而两相比较，同一历史时期与之对应发展的契丹，此时又有何不同施政举措呢？

　　且听下文分解。

第二十九章 民族混合体的决策中枢

916年，在韩延徽、韩知古、康默记等汉臣的帮助下，耶律阿保机完成了契丹历史性的一大转折。契丹自来有八部，每一部都有自己的酋长，以前一直是每三年各部酋长约聚在一起，推选一人为王，就是可汗，把可汗的旗帜、鼓乐交给他，用以号令诸部。但这可汗最多也就干三届，九年之后，就必须改选、换代。阿保机是907年当上可汗的，916年就到改选换代的当口儿了。这该怎么办？那是契丹历来的定制呀，必须面对呀。

　　搂算一下，阿保机做可汗这九年，对外征伐还真不多，尤其是912年到916年中期这五年间，史册全无对外大规模作战记录，却有很多内政建设、内部经济建设的闪光事例，可见此位耶律氏心计深远。当然，这也一定跟身边那几位老谋深算的汉臣直接相关。如我们讲过的此前909年“韩知古建碑龙化州大广寺以纪功德”，都显出具有深远的思虑。还有同一年开始复建滦河边的汉城，两年后又一次刻石颂功德，都是汉人玩熟了的为今后长期掌政夯实合法性的手段。

　　《辽史》对阿保机这一次如何就又当上了皇帝，用了什么阴招儿，根本没有记述。倒是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有记载，也还算详细，说阿保机身边汉人跟他讲中国历代的皇权世袭定制，从不搞改选换代，使阿保机决定要按汉法改变契丹的惯例。等快到年头儿了，七部酋长一齐抱怨久不换代，责备阿保机。阿保机只好按规则出牌，交出可汗的旗鼓，对诸部酋长说：“我做可汗九年，所俘获的汉人很多。我想让这些汉人归于我，自为一部治一座汉城，可乎？”诸部许之。于是，阿保机在滦河边建设了一座仿效幽州的城邑。

　　《新五代史》记那地方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筑成郭，建民居集市。而后，阿保机采用夫人述律平的计策，派使者通告各部酋长，说：“我这儿有盐池，诸部所食的盐都是从我这儿运去的。但是诸部只知食盐之利，而不知盐有主人，这怎么可以？诸部该有所表示，来慰劳慰劳我呀。”诸部觉得阿保机说的也对，酋长们便共携牛、酒会于盐池。阿保机设伏兵于盐地之侧，等到酒宴进入高潮，发伏兵尽杀诸部酋长。由此，阿保机自立为皇帝，再不用换代旧例了。

　　《辽史》载，916年2月，“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大赦，建元神册。”是说阿保机在龙化州，耶律曷鲁率百官请上尊号，上表一次，阿保机推辞；二回上表，再次推辞；上三表才无奈地同意了。这哪儿是粗憨的契丹酋长的范儿？纯粹虚头巴脑的汉家套路嘛！群臣及诸属国在龙化州东筑起高坛，举行登极典礼。耶律阿保机的尊号为“大圣大明天皇帝”，皇后述律平尊号曰“应天大明地皇后”。建元神册，大赦天下。至于阿保机先生为登极做铺垫的所作所为，《辽史》一笔都没记。

　　尽管欧阳修编纂的《新五代史》有好些狭隘偏见和不确之处，但这一段历史记述，大致该是属实的。只是讲阿保机建汉城，建得太快、太轻而易举了。一座仿效幽州的规制与功能的城市，咋会一时半会儿建得起来？我们说阿保机于909年就开始在契丹游牧地之外复建该城，当是更为合理。亦可推测，那时候阿保机和帐下汉臣就已经开始做长远权力的谋划了。而我觉得最值得玩味的是，阿保机说你们只知道没盐了就赶着牛车来拉盐，却不知盐有主人——这话太有意思了。实际上这是在说，契丹社会此前还没有清楚的产权意识、商品意识，觉得那是咱契丹地面自然出的，该是公有的，可以随便用车拉。而阿保机的话里，透显出契丹统治者已经开始有产权意识、商品意识了。这无疑是赋税制度进入国家制度层面之后，契丹的又一了不起的历史进步！

　　在同一历史时期，两个原本同为游牧族的所谓“夷狄”，在中原及北方相继崛起。而当我们按时间段把两者的所作所为共同呈现出来，加以对比，真的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

　　916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堂堂皇皇地称帝。两年后任命礼部尚书康默记为版筑使，一开春就动工兴筑皇都，就是后来的辽上京。《辽史》记载，到五月，阿保机又下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当然包括皇都及龙化州等重要城市都要建庙。这说明，在二月份康默记受命动工筑皇都之时，还没有明确规划要建这些有关宗教信奉的庙宇。

　　尽管契丹902年兴筑龙化州时就建了一座佛教寺庙——开教寺，过后又有在各地陆续建佛寺的记述，但那主要是为了让迁徙来的汉人安下心来而建的，并不能说明契丹已经把佛教确定为主要信奉。我注意到，《辽史》记述阿保机登极，有云：“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这与中国古代传统祭天大典大为不同。咱看北京，天坛在紫禁城之南，地坛在紫禁城之北。古代祭天、祭地都是这样的定制，帝王必须要面南背北，马虎不得。而自突厥以来的北方游牧族，一般都深受突厥“敬天拜日”的习惯影响，崇拜天、日合一之神，信奉萨满教，大型祭祀活动要在空旷的草原上营建高台，在萨满巫师的引领下东向拜日。早期的契丹人，后来的蒙古人，受突厥影响都很深。

　　耶律阿保机登极祭天，筑坛州东，足以让我们明确地指认，他本人及契丹族主体，在当时的主要信奉还是祖辈儿传下来的萨满教。事实上在其后的整个辽国历史中，由萨满巫师引领的敬天拜日等祭祀活动，“白马青牛祭天”、“射鬼箭”、“射柳祈雨”等等，一直都有，从未断绝。

　　由此可以判断，历史上辽太祖阿保机和太子耶律倍的那一次著名的问答，就在918年2月份康默记受命动工兴建皇都之后，5月份阿保机“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之前的那一时间段。

　　《辽史》记载，阿保机召集群臣廷议，说：“皇帝受命于天，就该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要郑重祭祀。大家说说，哪一尊神明应该最先祭拜？”群臣大多说，最先该祭拜佛祖。太祖很干脆地回应：“佛非中国教。”方才没有发言的太子耶律倍这回说话了：“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应该最先祭祀。”《辽史》云：“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

　　这段记载太重要了！首先，说明契丹建立皇权国家之始，辽太祖就已经充分认识到，必须找一尊适宜这个国家的神明立起来，摆在最高位，让国民们统一思想观念都来拜奉，最先拜奉，是非常迫切的。当然这离不开他身边那些汉族谋臣的指点、谏言。光凭骑快马、抡大刀、耍蛮横，是治理不好一个皇权国家的，远远不够。要重视文治，要有统一的信仰、拜奉，要有足以深入人心的光照。

　　许多契丹臣僚纷纷提议，该最先拜奉佛祖，说明自902年契丹地面兴建起佛教寺庙之后，十几年过来，已经有很多契丹人接触到了佛教，有脑瓜儿活的已经开始拜奉了。而太祖的回答相当干脆：“佛非中国教。”这就太奇怪了，佛非中国教，干你契丹几毛钱事儿？中国信中国的教，契丹信契丹的教呗，谁爱信啥信啥，谁掂量信啥合适就信啥呗。而实际上，这已经透露了重要的历史信息，这位辽太祖在当时真没把自己当外人儿，啊，不是中国的外人儿。中国老皇上立啥教我就啥立教，已经有心要把自己刚刚握到手的皇权，当中华的中央王朝来鼓捣，冲那儿使劲了。

　　可一个粗粗拉拉的耶律阿保机，身长九尺，开三百斤的弓，脑瓜儿里有这么多道儿道儿吗？儒、释、道，加上景教、拜火教、萨满教，那么一大堆形而上的教义箴言，玄思妙悟，他掰扯的清楚吗？

　　您笑了。不用我说大家也知道，他背后还有韩知古、韩延徽、康默记等等一伙精英知识分子呢，他们早就把大节大义、得失利害跟阿保机掰扯清楚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契丹的决策中枢，在当时已经是一个民族混合体，文化混合体了。有契丹族、汉族，自不必讲，我老觉得那个康氏康默记，从姓到名，都忒可疑，忒带粟特味儿！汉人有这么墨墨叽叽叫“默记”的么？

　　虽然前台说话、发号施令，是耶律阿保机，但他的那些诏令，那些圣言，很多都透着汉文化气息，带有高度的历史智慧和深远的全局观。咱较真儿说，这不是出自一个“民族混合体”，或曰“文化混合体”，又是出自哪一单个儿主体？

　　可以想象，太祖早已在诏群臣廷议之前就心里有准谱儿了，要把自己握到手的皇权当中华的中央王朝来鼓捣，就得承继中华文化正统，就得以百代传统之圣为圣，事天敬神就冲他那儿拜祭！

　　可以想象，听到群臣说该先拜佛祖，太祖的脸儿当时就嘟噜下来了：佛非中国教，你们还跟我提个啥劲儿？你当我这儿琢磨什么呢？

　　而太子耶律倍站出来发言，指出该先祭拜万世所尊的孔子，太祖大悦。一下跟他心里盘算好的说一块儿去了，他能不大悦吗？太子呀，朝廷中有分量的人，有一定的跟从者，有相当的影响力。立即下诏建孔子庙让太子春秋祭拜，发挥他的榜样作用，给百官、给民众做做样子看一看，率先垂范。当然皇上也抽空去，皇室后宫都得去，文武百官愿意不愿意也都得随从在他们身后，各族平民百姓都呜呜泱泱跟着连看热闹带着比划，渐渐的，共识者必会越来越多。

　　推行如此重大的新国策，从零开始，不得了的大事情啊！为政者决意推行教化，要论证、把握天道人心，还要有可操作的路径谋划，在难以形成共识之前要依靠新国家强韧有效的政治力，假如没有那个高智慧的决策中枢，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这真不得了啊！看后来辽国名臣耶律仁先的墓志，对其赞曰：“于国忠也，于家孝也，于民惠也，于官廉也，于人信也，而五德兼备。”如此五德，看似简单、直白，可对于契丹那样的一个连文字都没有，连清晰的财产观念都没有的草原民族来说，已经进步太大太大了。该墓志说明辽国官僚层及民间都在一定程度上有了尊奉儒教的共识，有了一定的勉力践行者。

　　神册五年，即920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开始创制、研定自己的文字。这是一个民族有了更高自觉，对自身有了更高要求的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世界上所有进化民族都会自觉地创制自己的文字，这主要来自社会生活的需要。契丹作为皇权国家，整个管理运作形态提升，必须使用文字，所以不能就此判断一定是汉族谋臣起了关键作用。但看契丹“大字”，和汉字的书写方式基本一致，一些大字是将汉字的字型改变，增加笔划或减少笔划，可谓仿造；还一些大字就是直接借用汉字。而且和汉字一样，都是一个字一个单音节。这就足以认定，汉族知识分子在创制、研定契丹大字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当年九月，“大字成，诏颁行之”。很快就搞出来了，可谓雷厉风行。这说明契丹统治层要得急，知道其巨大重要性，急等着使用推行国家管理及民众教化呢。而一个从来没有文字的处于较原始阶段的民族，光凭本族人，能这么快就制定出一整套文字系统吗？显然，若无具有文字使用经验、对某一民族文化所需文字有整体把握能力的知识分子参与，并起主导作用，是根本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这当然要靠博览群书的汉族大儒士，就算契丹有通点文墨的知识分子，也断然干不来。“大字成”，就是基本上系统地完成了，不是暂且定出几百字先使着，过后一秤一秤添——那是市场上约花生、约大米呢。

　　925年左右，在阿保机的弟弟耶律迭剌的主持下，又创造了契丹“小字”。估计是“大字”一个字一个单音节，不太适用契丹人“嘀里嘟噜”的语言习惯，这位契丹知识分子耶律迭剌，在学习了回鹘文之后，参考回鹘文创造了一套“小字”。小字跟汉字大有不同了，基本单位是词，而不是字，每个词可能三、五个字，也有一个字的。使用的还主要是汉字的偏旁部首一类，但读起来该是更合“嘀里嘟噜”的发音了。

　　辽国时期这两种文字体系并行。然而，可惜的是，由于跟辽国并立的五代、宋代都没有留下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史料，其后的朝代大约也不屑于对这“蛮邦”文字做研究，时间过得越久，后人对契丹文字就越辨认困难了。现在所能见到的契丹文字以碑铭石刻文字为主，有几十个文本吧，总计数万字。但即用汉字又用契丹大、小字的碑铭或文献极少，很难对契丹文字做更全面地参照解读，所以至今那一领域还有一多半的认识盲区。就是说，现在能见到的契丹文字，有一多半没人认得。

　　起于晋地的沙陀突厥王权，终在中华正统文化源远流长的中原得势，而契丹则是在大片土地尚近蛮荒的中国北疆崛起，双方的发展环境差得很远了。但是，沙陀李氏并没有利用所占地域的文明优势从事建设，使自身及社会发展、提升。而契丹却是从近乎原始的状态起步，渴求先进文化，一点一滴积累，从事着目标远大同时又是步履扎实的建设。

第三十章 小亲群的决策中枢（一）

沙陀突厥系不可谓不强势，不可谓不具威慑力。要比杀人，比杀自己臣属，中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比得上五代沙陀突厥系的那几个朝代。包括多谋敢谏的郭崇韬在内，很多高级将领及臣属动不动就杀掉，而且往往要“夷其族”，整个家族一起灭掉！这还不算，还动不动就连坐，比如朱温有个干儿子叫朱友谦，因朱友珪弑父杀梁太祖，朱友谦率领本部归附了晋王李存勖，被封为西平王。李存勖灭梁后，赐朱友谦名李继麟，“加守太师、尚书令，赐铁券恕死罪”，一高兴的赐予免死铁券，啊，以后您犯什么事儿也不会挨刀啦！

　　可后来一些宦官、伶人成了李存勖的红人，小人得志，仗势欺人，有事没事就跟朱友谦索贿。朱友谦拿不出钱财来，宦官、伶人就对他怀恨在心。郭崇韬被冤杀后，伶人景进跟李存勖进谗言，说朱友谦也参与了郭崇韬的“谋反”，得知郭崇韬被杀，还要联合人给郭氏报仇。李存勖开始也没怎么信，但架不住身边“群伶、宦官日夜以为言”，逐渐就相信了。下几道令诛杀朱友谦，以及他的分别在遂州、许州做节度使的两个儿子。

　　而朱友谦的家族主要在河中，李存勖派猛将夏鲁奇去办这事，灭族。夏鲁奇率兵到了朱家，朱友谦妻子张氏率其宗族二百余口等在那里，对夏鲁奇说：“朱氏宗族当死，愿毋滥及平人。”朱家宗族当死，请不要滥杀朱氏以外的人。夏鲁奇答应了，张氏让仆人、婢女们赶紧离开，以其族百口等着就刑。史书载：“张氏入室取其铁券示鲁奇曰：‘此皇帝所赐也，不知为何语！’鲁奇亦为之惭。”张氏回屋把免死铁券拿了出来，拿给夏鲁奇看，说：“这是皇上所赐的，我不知道上面写的什么。”夏鲁奇为之羞惭，无言以对。但是，主子交办的事儿，还得照办，朱家其族百口，统统杀掉。

　　这还不算完，李存勖又下几道令，把分别在各地做刺史的朱友谦七名旧将，史武、薛敬容、杨师太、王景等，“并以无罪族诛”，没罪证，也全部诛杀，而且统统灭其族——血流成河呀！

　　如此杀戮，这个政权还能没有震慑力？

　　而且史籍有载，自李克用，他们使用酷刑是家常便饭。沙陀突厥系在唐末割据河东，动不动就闹叛乱造反。891年，那个第一猛将李存孝，有一次打埋伏，抓住了李唐朝廷派来征讨李克用的昭义军节度使孙揆。孙揆进士出身，文官，但是被李存孝戴上刑具押回，一路大骂不止。见到李克用，宁死不投降，怒骂叛臣。李克用气坏了，命人用大锯锯断孙揆的身体。可是兵士拿来大锯，却横竖锯不进去。孙揆骂道：“死狗奴！锯人当用板夹，汝岂知邪！”兵士们照他的话，用木板把他夹起来，连木板带人一块儿锯，才锯进去。孙揆骂不绝口，至死方休。

　　这里又自然冒出我们那一疑问，孙揆到底都骂的什么？当年的沙陀突厥李国昌、李克用叛乱，为唐朝一方边患，中原人难道不会视他们为“夷狄”？后受招安封了个晋王，但又割据晋地闹叛乱，唐廷正统王师来征伐，难道不会视他们为“夷狄”？儒学士子出身的进士孙揆，满脑瓜正统文化，至死不降，难道意识不到华夷之别？还有那一句：“锯人当用板夹，汝岂知邪！”你们岂能知道？那分明是对无知、少见识的胡虏的轻蔑口气嘛。可、可除了那句“死狗奴”，别的就都不见史册！

　　我们讲过李存孝车裂而亡，这在沙陀突厥统治时期并不鲜见。在李存勖的统治后期，许多地方扯旗叛乱，他派自己的义子李绍真去平定河北邢州的兵乱，《旧五代史》记载：“三月丁未朔，李绍真奏，收复邢州，擒贼首赵太等二十一人，徇于邺都城下，皆磔于军门。”李绍真把这21人带到河北邺都城下示众，全部肢解而死，起码大卸八块吧。还有记载，李存勖就是对已经死去的反叛，也要从坟里扒出来，车裂其尸。

　　朱友谦之死，李绍真施磔刑，都是发生在公元926年。而契丹自925年东征渤海国，到这一年已经摆平了这个政治、文化都高居北方各民族之上的“海东盛国”，连同已经开发数年的辽东地区，新立了一个“东丹国”，东契丹国的意思吧。契丹的版图已经东扩至黄海北部及日本海沿岸，北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囊括今俄罗斯远东一大部分地区。阿保机又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置官府，实施契丹统一的行政管理，结束了唐末以来东北地区的分裂局面，重新实现了统一。这一年，已是契丹开发辽东的第七个年头，越来越多的田地生长出农作物，税金、税粮源源不断流进这个新国家的官仓、府库。

　　所以我们说，看一个政权是否真正的强有力，不光要看它对内对外多么强势，多么敢下杀手具有震慑力，而是要看它是否具有强韧有效的政治力，能够使其推行的政令、法规恰当到位，落地生根。契丹开国之初做到了，相当程度上是依靠高智慧的决策中枢，论证不同政令的意义孰轻孰重，谋划可操作的路径，把握天道人心使新推行的政令、法规逐渐广泛形成社会共识，要比能抡能砍有力量得多，重要得多。

　　后世史家老拿着李存勖作歌唱戏说事儿，却没有着重分析、批判他疏于政治建设，制度形态低级、落后的致命缺陷，而是有意无意地用一些“历史花絮”来避重就轻。爱唱歌怎么了？李世民的大军不是高唱着雄壮军歌节节胜利吗？爱演戏怎么了？李隆基不是一面演着戏一面成就他的“开元盛世”吗？要是能使政令法规有效地落地生根，有点小爱好儿也无伤大雅，成败的关键不在这儿。至于说宠信宦官、伶人，派他们四处做间谍，那暴露的是低级形态的社会管理像破蚊帐一样漏洞百出，不得不动用“特务政治”。而那些特务是伶人或不是伶人其实都差不多，关键不在这儿。

　　从制度建设层面，对两方做了又一轮比对，同样差别鲜明，触目惊心——一方在顽固抱残守缺，转瞬间就没落、崩塌；一方在步履坚实地走向文明，欣欣向荣。往深层看，如果说契丹的迅速崛起得益于民族混合体的决策中枢，那么，驰骋中原的沙陀突厥系，其统治首脑层，会是怎样的状况呢？

　　李存勖坐皇帝位三年多，926年，就被义兄李嗣源取代。史称李嗣源“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啊，质朴、厚道，行为端正，追随李克用父子一向恭敬谨慎，身经百战体无完肤，战功卓著却少言寡语从不炫耀。平时有空儿就带些将士修理兵器、马具啥的，从来不贪、不抢、不跟人发生冲撞。李克用有一次试探他，说：“你立了这么多大功，还没重赏过你呢。”让他到自己府里去，东西随便拿。李嗣源就拿了几卷丝织品和几千文钱走了，回去就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部下。大好人一个，简直没得挑儿！一般史家都这么认为，所以咱也就顺着这“共识”往下分析，尽管他的“黄袍加身”，也是疑点甚多。

　　如此大好人当了皇帝，这回该好了吧？“改革”或相类似的词儿不知道是从什么年月开始走红的，反正不止一个史家说李嗣源有过“开明改革”。我们看，质朴的李嗣源不喜欢声色淫乐那一套，大量裁减宫中人员，美貌宫女都遣送回乡，只留下100名老成宫人，宦官留30人，御厨留50人，礼乐庆典必须的教坊乐工100人。另外，明令禁止中外诸臣进献珍奇玩物，免除诸道节度、刺史及文武将吏每月进献的旧规。

　　同时，我们不能回避的是，他毕竟是一个沙陀突厥武士，开杀，是免不了的。李存勖重用的暴敛民财的租庸使孔谦，李嗣源顺应民意，杀！诸多庄宗一朝谗言乱政的伶人和宦官，杀！这些举动受到朝中百官的赞赏，更令李嗣源兴起，命各地的节度使杀尽宦官，什么监军不监军的，是宦官就杀！有数百名宦官逃到山林中躲了起来，那也要追杀！还有伶人，跟李存勖的宫中剧团、歌舞团有牵涉的伶人，一律诛杀殆尽！

　　而真正算得上改革的事例，也有——李嗣源下的诏书中说，百官中有任人唯亲，干涉朝政，勾结犯法，扰乱正常秩序者，从此以后，一律禁止，禁绝一切腐败事项。再有营私舞弊者，犯法徇私者，连举荐他的官员也要贬官或流放。对地方上，也诏令政务和衙门尽量精简，撤消有名无实不起作用的机构，各镇军队就近征集给养，节省运输费用，减少国家开支和民众负担。

　　新政对民间百姓说得上宽仁，李嗣源登基第二年，927年，诏令诸道州府，以前地方上所欠的税租、课利，可酌情减免。931年，又下诏令诸道减少田税，允许百姓民间自铸农具以及杂铁器，还开放酒禁，允许百姓制曲造酒。这些当然都是令老百姓感激的举措。有一回，李嗣源亲往近郊视察农事，看见有父子三人一同扶犁、拉犁耕田，“帝闵之，赐耕牛三头”，很怜悯，赐予耕牛三头。还一回，亲临洛阳南郊的伊河边，“观修伊水石堰，赐丁夫酒食”。过后几天，主管修石堰的官员上奏，说丁夫的徭役期限是十五天，现已期满，请求皇帝下令延长役期五天。李嗣源回答：“不可失信于小民。”不延期，好人呐！

　　那么，对以上种种，究竟该怎么看呢？我认为，历史地看，此位后唐明宗在位七年，边境战事不多，内部叛乱、兵变啥的虽然时有发生，但李嗣源杀伐决断，也能镇唬一气，加上对民宽仁，屡有丰年，使饱经战乱之苦的中原百姓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谓之五代时期的“小阳春”，当是恰当的。当然也应该看到，与包括契丹在内的周边政权战事少，甚至一度“诸蕃不相侵扰”，是极重要的外部条件，由此才能使减免田税，撤除国家对铸铁、造酒等项的专营垄断成为可能。但是，我们从更宏观处把握，如此“小阳春”，实为沙陀突厥系的宝贵的历史机遇期。对比后来北宋赵匡胤的短期内雷厉风行的制度改革，李嗣源算得上有宽裕的时间。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个机遇期进行升级版的制度建设，粗粗拉拉弄了一些，时间几乎白白流过。而历史是不会给你太多时间的！！

　　李嗣源本一介武夫，大字不识，四方奏章都是由安重诲读给他听。安重诲乃应州人，史称沙陀族人。粗通文墨吧，年轻时投军随从李嗣源征战，因骁勇善战而且识文断字有些点子，逐渐得到李嗣源的赏识。十几年军旅生涯，李嗣源把安重诲当成心腹，很多事都回营跟他悄悄话儿商量，听他主意。坐上皇位后，李嗣源授予安重诲枢密使兼中书令要职，政事由这位心腹人总揽。要说另一个能进入这个决策中枢的人，就得算石敬瑭了。同为正牌儿沙陀族的石某人也算通文墨，偏喜兵书，不缺机谋。

　　这就是这一政权的决策中枢，由纯沙陀突厥人组成。当初李嗣源自立称帝，就是三个人密谋……哦，或者说是安重诲、石敬瑭撺掇的。你李嗣源够交情，给这两位百战生死之交两顶高官乌纱帽，倒也没啥忒不对的。可你毕竟当皇上了，方方面面天下大政之事，千头万绪，还是就你们仨区区咕咕商量，就显得忒偏狭、忒小亲群了。如果再加上族性的局限，会使这个小亲群更加排外，容不得别人插进来。

　　我们习惯上说元朝是蒙古族人统治，清朝是满族人统治，实际上这类说法远非准确。两朝的实际统治中枢，都是民族混合体，其施政理念都带有浓重汉文化内涵。如果说中国真有单一少数民族的王朝，那么，后唐明宗李嗣源一朝，倒是恰如其分的一例。

第三十一章 小亲群的决策中枢（二）

史书称安重诲对李嗣源忠心耿耿，但是“志大才短”，肚子里就那么点文墨，也就时常有个机灵主意啥的。但凡这样的人，还都容不得真正有才学的高人，难有包容之量——容器有限呐。听人在旁边古往今来滔滔讲论，他、他无端就气得呼哧呼哧的。本来就胡人习性糙糙拉拉不讲个礼节啥的，不会平衡跟大臣们的关系，加上皇上放任他大权独揽，他就越发骄横专断，提防着别人靠近皇上。这样偏狭、独狼式的人，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常见，但那是国家的中央政府啊！方方面面千头万绪都得统理起来呀！

　　本来李嗣源身边有一位汉人重臣，任平章事兼判三司的任圜，学识、才华较为出众，一度也能尽力选拔贤能之士入朝——国家那么多事，得多少高智慧的脑瓜来一起细细谋划、反复论证乃至相互撞击出火花儿，最终才能形成可操作的政令！但安重诲死活容不得任圜，有时候当着李嗣源的面就和任圜争执，俩人甚至相互谩骂。927年，李嗣源登基不满一年，就听信安重诲的诬陷，诏赐任圜自尽，赏赐了一坛毒酒。

　　尽管翰林学士冯道、赵凤也能在李嗣源跟前讲讲儒家经典、给皇上代笔写写“之乎者也”的文告啥的，但冯道一类官场老油条，会看不出旁边站着的安爷安重诲啥性子、啥气量？他们敢随便跟皇上进言？敢发表不同意见？想讨杯鸩酒喝喝吗？

　　看李嗣源的新政，廉俭当然该肯定，但是政务及社会管理机构简约化、粗放化，就很不恰当了。针对当时的社会纷乱状态，拿出具体可操作的管理细则，组建能有效推行各种政令的机构，乃第一要务。可李嗣源诏令政务和衙门尽量精简，撤消有名无实不起作用的机构，其实是很不见智慧的朴素办法。那些机构往往是在没有明确政令之时不知道该咋干，而远不是没事可干。一个政权的强韧有效的政治力，要靠高智慧的决策中枢拿出可行的政令，靠诸方面的管理机构操作推行到位。该办的事儿多着呢，就怕决策中枢没闹清楚，不知道怎样细密布局。

　　国家对盐铁、造酒的专营垄断，在某一历史时段，是国家管理机器升级的体现。而撤销这些专营垄断，回归简约、粗放的管理，倒是省事儿，但那更像是胡人习性使然，是往回倒退了，退回低态管理模式。而在当时，这个政权急需的是加强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而不是简政放权。连修石堰的民夫延长役期五天都得请示那么大的唐明宗，这事儿都管，也忒琐碎了！暴露出国家之政体也忒低态、忒粗放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贪腐一旦形成风气，可不是容易制止住的。李存勖时代的各方军镇、地方官吏，抢惯了、搂惯了，现在光是号召号召“反腐倡廉”，告诫官吏“不得科敛百姓”、“不得邀难商旅”，而没有拿出周密的监督制度、管理措施，能把那些横爷管住？虽说李嗣源也曾揪出几个没长眼的贪官，杀头、流放，但那么简单粗放的管理体系，这管不多大用啊。看各地兵帅动不动就反叛闹乱子，估计也跟不让抢、不让搂有关，觉着受约束不随便、不顺心，就反了。想想那位好吃小孩儿的苌从简，把你李嗣源的劝诫当耳边风，照吃，你不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么？法规不能说没有，但是那远不周密，不具备严肃性，就很难实现有效的社会管理。

　　真正的沙陀突厥人，人数并不是很多。他们之所以堂皇登上历史舞台，起家时期靠得是在代北、在晋地招聚、笼络蕃族诸部，后来在汉人占绝大多数的中原地区掌握皇权，本来应该兼容并包，吸收各民族尤其成熟的汉文化之长，弥补自身的偏狭局限。可惜的是，连李嗣源那样的大好人皇帝都没有做到——这就是这一短命王朝的深层症结。

　　我们先前讲过权臣安重诲心胸狭小，听信后唐朝廷派往吴越国的使臣诬告钱镠有不敬之态，容不得一点儿异声，可劲儿鼓动李嗣源下诏削去钱镠的吴越国王，钱镠要辩解，可安重诲堵着宫门不让他的使者见到李嗣源，结果造成吴越国不认他们这中央政府了。闽王王延钧向后唐上表，请求比照吴越国王、楚国王，也封他个国王。一个不花钱的名号，大方点儿，给呗，可他安重诲僵硬、固执，不给。于是乎，王延钧拒绝向后唐朝贡。本该下大力量笼络人的时候，你那儿还嘚瑟，把同盟者往外轰，树敌越来越多。事实上连体的南吴—南唐就是在这一时期连连招揽小兄弟，势力扩张，实力大增，而成为巍巍然有号召力的真正上国的。

　　当时还有重要的事需要尽快解决的，就是藩镇势力过于强大，是中晚唐以来威胁中央集权的痼疾。以安重诲的心机还是能看到这一危险的，他也说服李嗣源试图削夺藩镇实权，但是他们远不具赵匡胤那样的雄才大略以及雷厉风行的行动力，个把机灵点子，试试探探，臭招儿连发。前蜀不听后唐招呼，于925年被庄宗李存勖灭掉，西川节度使孟知祥和东川节度使董璋皆为后唐朝廷委任的。两位军爷倒也不是对朝廷忠心耿耿——那年月谁对谁忠心耿耿呀？天高皇帝远，没一点闹独立的心才怪呢。但安重诲唐突地往西川派监军，又要分割东川辖地另派亲信担任节度使，结果反而逼得两位强横军爷孟知祥和董璋急急忙忙竖起反旗。本来后唐小朝廷对天下就没多少招呼力，再这么不断分崩离析，哪儿还有成大事的气象啊？

　　安重诲身兼要职，独断专行，身边政敌越树越多，给李嗣源递话儿的越来越多，逐渐的明宗李嗣源也容不得他了。明宗先是罢了安重诲枢密使之职，让他以太子太师致仕。931年，农历四月，又查出宫中宦官常把包括皇帝起居事在内的宫中消息报告给安重诲，李嗣源立即把这宦官诛杀，并将尸体示众，大造响动呗。而后，李嗣源任命自己的一个干儿子李从璋为河中节度使，监督致仕居于河中的安重诲，并有密令，若发现其有异志，就杀掉。大家想，那时候的军爷哪有吃素的？不杀人手都痒痒，又早已恨得牙痒，接到这样的密令，还能给安重诲留条活命？说一个人“有异志”，那太容易抓小辫子了，说你有你就有。

　　李从璋派重兵包围了安府，然后带一些人冲进府内，站在庭间。安重诲出来礼节性见面，史册也没记到底说了什么，究竟哪句话透露着“有异志”，只记了李从璋上去用铁木过打他的头。安重诲之妻上前抱住丈夫，大喊说：“令公死未晚，何遽如此！”何必这么急着下手？李从璋及手下又乱棒击打安妻的脑袋，夫妻都被打死了，流血满庭。其后明宗李嗣源对此有诏，该是后补的诏书，数安重诲之罪，其中就有断绝吴越国钱镠的归顺，逼迫孟知祥、董璋反叛，还建议征伐南吴等等罪过。不过到这时候悔之晚矣，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早已众叛亲离。单说西川、东川两个节度使竖起反旗，最终孟知祥摆平了董璋，独立建起后蜀一国，后唐自此失去了多大一片疆域呀！

　　李嗣源“为人质厚寡言，执事恭谨”，大好人一个，但对众多五颜六色的手下约束不住。当年安重诲跟任圜闹矛盾，当着李嗣源的面相互谩骂，说明对他这位皇帝的尊威都不太在乎。到933年李嗣源病重，手握军队的亲儿子李从荣居然敢吵吵嚷嚷闯宫，意欲先把皇帝位把到手，一点规矩不讲，也是李嗣源一朝从来都粗粗拉拉不讲啥规矩、礼制所致。

　　李从荣是李嗣源次子，已封为秦王、天下兵马大元帅、河南尹，是京城掌兵的实权人物。但他没别的长项，就是残暴擅杀，爱好摘人脑袋。跟朝臣同僚合不来了，动不动就要摘人脑袋，所以诸臣大都憎恶他。听闻老爹病重，李从荣自感素无人望，根本没可能被众朝臣拥戴上位。于是，就找来三几个亲近重臣，密谋抢先称帝。他叫来的枢密使朱弘昭认为不可，反对。但这愣头青执意要这么干，率牙兵千人列阵天津桥，自己带亲兵入宫。

　　这时候，枢密使朱弘昭已经入宫把李从容的谋算告知李嗣源，病重的李嗣源命马军指挥使朱弘实率兵随朱弘昭平乱。这说明李从荣虽然以为朱弘昭是心腹，但实际上朱也是个憎恨他的人之一。李从荣仓促入宫，带的大都是步兵。突然间，朱弘昭率领骑兵分别从左掖门、右掖门杀出，李从荣的人马顿时大乱。李从荣节节败退，最后龟缩进他的府邸河南府。宫中禁卫军冲进府邸，李从荣跟妻子一块儿猫寝室床底下去了。那怎么逃的脱？最终都被人拖出来，摘了脑袋。李从荣的两个儿子也没保住脑袋，到头来秦王家满门杀绝。

　　《旧五代史》记载：“帝闻之，悲骇，几落御榻，气绝而苏者再。”李嗣源得知宫外的消息，既悲痛，又惊惧，好几回从御榻上掉下来，好几回气绝又复苏。他本人断不会有把李从荣一家满门杀绝的诏令，但对杀红了眼的军爷们，任谁也管束不住了。而后冯道率百官来病榻前看望他，李嗣源泪如雨下，哽咽着说：“吾家事若此，惭见卿等！”我家里事这么烂，我都没脸见众位爱卿了。

　　933年农历十一月，李嗣源临终前命宦官到河北邺都，召李从荣的同母弟邺都节度使李从厚回京，没几天，这位大好人皇帝连惊带吓，饮恨而亡。李嗣源去世秘不发丧达六天之久，直到李从厚来京继皇帝位。但李从厚的龙椅垫子还没坐热，934年初，李嗣源的又一位在外统军的干儿子李从珂起兵反叛，杀回来干掉了亲儿子李从厚，抢了皇位。总而言之，还是那套！哪一套哇？从安重诲之死，到李从荣闯宫，从秦王家满门杀绝，到干儿子干掉亲儿子，一水儿的暴力大帮会那一套！

　　沙陀突厥系是一个多民族的混合体，从923年李存勖称帝后那一次在魏州郊外的大阅兵就可以看出，除了河东、朔州、成德、魏博等镇的军队，还有“奚、契丹、室韦、吐浑之众十余万，部阵严肃，旌甲照曜，师旅之盛，近代为最”。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中国北方地区，汉族与诸部游牧族的族属观念，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强烈，那么族际分明。契丹立国，多民族混合；沙陀突厥系中，也有汉军和契丹、奚族部落的成建制的军队。而这个政权毕竟是建立在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原，所以具有很便利的兼容并包的基础，尤其吸收饱学的汉族知识分子，闭着眼都会有高等人才往身上撞，就看你识货不识货、会不会用了。

　　我想欧阳修主修《新五代史》，到为李嗣源做总结之时，实在忍不住了，实在实在憋不住了，尽管领导不让说，舆论控制得很严，到这当口儿，还是把我们等了很久的明摆着的事儿、明摆着的话儿说了出来。“予闻长老为予言：‘明宗虽出夷狄，而为人纯质，宽仁爱人。’”啊，先借别人之口说出来，我听一位年纪大的智者说的——赞扬李嗣源，但指出他出于夷狄。接着，欧阳修历数了李嗣源的历史功绩，干脆以自己的口气说出：“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指出了李嗣源的一些短处，皆夷狄本性使然。哎哟我的天——终于说出来了！

　　试想，这句话明说出来，得冒多大风险呐！足见欧阳修的杰出儒家士子的良知！当然这只是针对李嗣源个人，而不是针对那几代皇朝。

　　不能不说，李嗣源虽庙号为“明宗”，史赞他有过“开明改革”，但他那一朝却自始至终“明”不到哪儿去，没有高远的光照。跟相邻的契丹相比，这一朝远不见高级形态的制度设计，远不见高等级的政策谋划。这一政权的决策中枢，一伙沙陀突厥小亲群，根本不具备把握难得的历史机遇的智慧与能力，甚至不具备走向文明的主观愿望，结局早已注定。

　　如果这些重要的理念与愿望都不具备，那么，做为君王，爱唱戏还是不爱唱戏，都差不哪儿去。

第三十二章 首创“一国两制”（一）

我们讲了大唐面对民族融合这一历史性大课题，大难题，并没有给出及格答案。而到了后唐，其遗留祸患更加严重，泱泱中华被撕扯得七零八落。与此同时，新的活力旺盛的契丹，在其迅速发展时期，同样遇到了这一历史性大课题。他们面对难题，做过什么智慧的探索实践呢？

　　毫无疑问，到耶律阿保机立国之时，契丹已经是多民族国家。《辽史》记载，自神册元年，也就是916年，他要极力显示新国家的国威，当年就“亲征突厥、吐浑、党项、小蕃、沙陀诸部，皆平之”。神册四年，即919年，阿保机又亲征乌古部，“破之，俘获生口万四千二百。自是举部来附”。

　　仅这两条记载，就告诉我们，北方草原的突厥、吐谷浑、党项、乌古部，甚至包括沙陀突厥的某些部落，很多都让阿保机给摆平了，连同部落酋长一起连锅端了，掳掠回了契丹地面。过后这些沙陀突厥人随着契丹出征，甚至去打中原沙陀突厥王朝，在当时都是很平常的事。而自此乌古部还有的部落举部归附契丹，使这个新国家的人口和地盘都大幅增加。

　　当然，这些被记入史册的游牧族俘户还是少数，而比重更大的当是汉族人，除了被俘强迁来的，更多是那一时期的“移民潮”，包括我们讲过的幽州、云州、定州、镇州主动逃往契丹地面的平民百姓。虽然史书没有给出大致的数字，不愿意记述，但以契丹与沙陀突厥两方地面的迥然不同的生活境遇，照常理分析，前前后后跑到契丹地面的，几十万，是完全有可能的，虽然具体说不准。

　　一般的史家都认为，契丹的“因俗而治”政策，是辽太宗耶律德光一朝施行的。而在我看来，主动跑过来的汉族人，包括早年韩延徽招募到北方来垦荒的规模可观的“民工潮”，肯定是自由民身份，不可能跟“头下户”同等待遇，因此在太祖阿保机一朝，他们的决策中枢必须拿出妥善对待汉族自由民的特殊政策。仿效中原建立由自由民组成的州县、城邑，由汉人文官管理汉人的分治政策，当是由韩延徽等人提出，很早就实行了。实际上通常政策法规的制定，也都大致是这样的规律——有人率先那么做了，接着那么做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后政府拿出个政策法规来，正式承认那么做的合法性。

　　几十万汉人往哪儿安置呢？

　　《辽史》记载，神册四年，919年，“修辽阳故城，以汉民、渤海户实之，改为东平郡，置防御使”。两年后，921年，“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渖州。”天赞三年，即925年，“春正月，遣兵略地燕南”，“夏五月丙午，徙蓟州民实辽州地”。显然，燕山东部三州的原住民，有很多就是那期间强迁到辽东去了，所以那里大片土地空置、荒芜。

　　阿保机开始开发辽东，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举措。那几年他已经完全占有了奚族之地，国家版图东际已到东海。919年阿保机诏令修葺残破的辽阳故城，把外迁来的汉民和渤海人户填充进去，建置了州郡，东平郡，设的官阶是低于节度使的防御使，但也是管辖一些州县的府州。还有史书记载阿保机“铸铁凤以镇之”，铸了一只很大的铁凤凰，作为镇州之祥物。显然那是在当地铸造的，不会是远远运来的。辽阳距今鞍山市不远，就算在辽代，那一带采矿冶铁肯定也比别处来得便当。

　　两年后阿保机又下诏迁徙幽州辖区的檀州、顺州等州县汉民到这个东平郡，以及四百里外的渖州（今辽宁沈阳）；再后来又迁徙燕山南部蓟州的百姓去充实辽阳一带的广大地面。再加上我们以前讲的阿保机以汉人建锦州，那一片广阔地域，就是辽宁平原的主要部分啊。那里可不同于土壤贫薄、雨水有限且多风沙的契丹草原，而是土地肥沃，雨量充足，那土抓一把能攥出油来，极其适宜农耕生产。西南边境大量熟于农耕的汉人涌进来，这边空旷的地场儿大得没边儿，就算有个二、三十万人搁进去都会显得稀稀拉拉，而且很快就能打粮食缴赋税，智慧的契丹决策中枢能看不透这一层？

　　那几年，正是李存勖开国前后，先前跟朱温在河北杀得横尸遍野，继而后唐建立又是军爷横行刻剥，躲兵祸的老百姓干嘛不往契丹那安生的地面跑？就说横爷李嗣本辖制过的代州地面、振武地面，“治郡民，颇伤苛急，人以此少之也”，少了很多，跑哪儿去了？跑中原去了？中原那边“诏河南府预借今年秋夏租税。时年饥民困，百姓不胜其酷，京畿之民，多号泣于路”，在路边哭呢！而契丹这边，大片地场儿空着，需要的是人，来吧，来多少要多少。噢，来了就成奴隶，整天派兵押着，皮鞭子猛抡逼着干活儿，一天俩窝头，那得饿死、冻死、病死、愁死多少？那么多兵士也得有巨大开销哇。庄稼种不好不说，还会有不少逃跑的，跑回去一传扬再没有人愿意来了，这笔账忒不划算呐。

　　而鼓励汉人大面积开垦，定出合理赋税使之有积极性，甭用那么多兵看着，庄稼准会好好长，让汉人推几个文官收赋税就齐了。他们安居乐业，娶妻生子，往回捎信儿再勾过些人来，你这儿擎等着税收大大增，何乐不为？不用多智慧的谋臣，只要脖子上顶的不是猪头，谁都掰扯得清。奴隶社会朝封建社会过渡，到这时候就一层窗户纸。

　　像以前的龙化州、滦河边的汉城，加上后来兴建的东平郡、锦州、渖州等等，居民成分都得是以自由民为主，那样才会商贸兴隆，市井繁华，手工业场所相对自由发展，匠人自由流动。这一定是由政府统一来做行政管理，而不再是分别由各个契丹部落酋长私有的头下州。鉴于不同的生活习俗、文化背景，让汉人自己管汉人，汉人的文官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城市和农耕区渐渐出现，逐步发展完善。大势所趋，共识即成，谁他不会躺在历史大道上愣不让车队过去。

　　到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为政的后期，契丹已经是从事农耕的汉族人口占多数。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决策中枢，从一开始就不乏汉文化的饱学之士；一系列政令、法规，都透显出成熟的汉文化内涵。非说那是北方游牧族政权，显然是故意坚持对历史事实视而不见的态度。

　　耶律德光继太祖皇位，恰与李嗣源登极同一年，也是926年。阿保机给他留下了基本国家框架已经成型的大契丹，开疆扩域，新建东丹国，遗产可观。而耶律德光接过权柄，最初的几年，主要精力放在开发辽海地区上。看《辽史》的“太宗本纪”，耶律德光一次次“幸辽东”，从东丹国迁来大量居民充实东平郡所辖的广阔地面，928年升东平郡为契丹国的南京。历史文献可见的，929年他就两度“如南京”。一年后二月“诏修南京”，三月“驾发南京”。930年又是“置中台省于南京”，又是“至自南京”。总之“南京”在《辽史》中出现的频率为那几年最高。

　　此契丹南京，“城名天福，高三丈，有楼橹，幅员三十里。”“外城谓之汉城，分南北市，中为看楼。晨集南市，夕集北市。”“河、朔亡命，皆籍于此。”三丈高的城墙，还带用以瞭望远方的高台，城区幅员三十里，在当时的契丹是了不起的大城市了！皇帝的行宫之外，称为“汉城”，显然多数居民是汉人，汉人的比例远高于渤海人。汉城中有南北两个规模可观的贸易市场，两市中间有一座市场管理人员监督市场的的高高看楼。早晨交易集于南市，傍晚集中在北市，可见贸易辐射的地域之广大，生意之兴隆。

　　辽海地区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天然适宜农业生产。太宗强制迁徙原渤海国人，主要是为了“强干弱枝”，让内地更发达，边远地区弱化一些。先后在辽东设置开州、盐州、穆州、贺州等数十州，用来安置渤海人和大规模的汉族移民。自太祖耶律阿保机时代起，韩延徽用较为优惠的承诺招募燕云一带汉人，到北方来开垦耕种，也是一个长时段的举措，其中大量的汉人，就陆陆续续源源不断地安置在了极适宜垦殖的辽海地区。说优惠就真优惠，朝廷对辽海地区的政策：“给以田畴，损其赋入，往来贸易关市皆不征。”给地由自己开垦，减少粮税。但地场实在大得几乎没边儿，人口相对还是稀，所以，大大的招人，上缴的税粮还是为数不会少。

　　《辽史》有记：“河、朔亡命，皆籍于此。”不说全部吧，至少说明燕云及河北地区逃亡过来的汉人，有很多很多都编入了这里的户籍。契丹仿效中原的传统做法，在辽海地区广置“和籴仓”，就是官家出资向百姓平价购买的粮食跟农户上缴的税粮混合在一起，战时可做军粮，农业歉收时可赈济农户。无疑，这一地区的城市建设、贸易发展、农业开发，包括这种“和籴仓”，都体现出汉人的智慧和经验。让汉人自己管理汉人，管理这种“和籴仓”的收存与使用，沿用汉人的文官制度，亦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在讲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时曾说过，936年契丹大军再度亮相中原，旌旗、铁骑浩浩荡荡五十余里，远非前代可比，在太原城下一举击败后唐张敬达、符彦卿、高行周等几路兵马，斩首万余，其军威令所有中原人瞠目结舌。石敬瑭当时主要是摄于契丹强大的军威，为买个安生，才提出割让十六州。契丹之所以几年不见突然如此兵强马壮，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辽海平原的大面积农业开发，使得国力大增，大大增。

　　938年的记述更详细了：“二月戊戌，幸辽河东。三月壬戌，将东幸。”“太宗会同初，将东猎，三克奏减辎重，疾趋北山取物，以备国用，无害农务。”还是持续在那一带辗转。“三克”是契丹语，大致是称“三帅”，指高级将领吧。在辽东，有高级将领向耶律德光进言，意思大致是说，农务刚刚兴旺起来，应该减少随行军队及所需供应的征收，可以尽快去中京、上京运送所需物资，以备随行国家机关所需用，以免伤农。而且三克还催促皇上还朝，多少军国大事等着您处理呢，别老在这儿盯着呀。“促还朝，从之”，耶律德光接受了三克的意见。由此可以看出，新皇上在那一带辗转，连打猎带练兵加巡视，把开发辽海平原垦荒耕种看得非常重，这个阶段，该是这一带的农业快速发展时期。

　　有些史家把契丹的“因俗而治”实质就是“一国两制”的政策施行，定在辽太宗时期，是说自938年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后，契丹的汉人人口一下子大大增加，加之十六州地面原有的州县建制还在，辽国不能再继续原有的“头下”制度，从而导致“因俗而治”的确立。但是，我们在《辽史》“太宗本纪”中并没有找到此政策自哪一年开始的记载，只是在《辽史·百官志》中读到粗略记述：“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而这一“一国两制”的体制究竟是哪一年开始的，大约四个世纪之后编纂《辽史》的元代人也不甚了了。

　　我在宋代人书写的有关契丹的史籍乃至可以见到的文人记述中，发现了一种不愿面对事实的倾向，尤其回避自五代至北宋，究竟有多少汉人主动跑到了契丹地面。因为怕伤面子，怕失了正统性，怕讲了实情让人觉得敌人不那么邪恶了，甚至敌方民众比我们这边活得还好，不肯承认那个规模，所以才强调那一蛮邦的“因俗而治”是燕云十六州割让以后才出现的。而我认为，在割让十六州之前，契丹地面已经有大量汉族人口，而且大多数是自由民身份。

　　这一点，我在讲阿保机时已经举出过一些依据，到耶律德光，那大规模的汉城及贸易市场，显然都是自由民居住、做生意。而官员劝耶律德光减少征粮，不要伤农，也意味着那已经是国家对在籍农户的征收体制。而当时燕云十六州还没有割让，辽海地区已经开发十余年，农业已初见兴旺，陆续新置了开州、盐州、穆州、贺州等数十州。而且大量的农业州县自然已实行汉人文官制度，与燕云十六州的州县建制无关。

　　由于史料有限，我们尚不能准确说清当时辽南京究竟设置了多少州县，说数十州，显得含糊。但从常识上说，辽境的一般州县一定比中原汉地的州县大得多。宋人“使辽诗”中有“绝域三千里，穷村五七家”、“封域虽长编户少,隔山才见两三家”的句子，人稀，但地旷。就算二十几个、三十几个州县，也已经很不得了了。实际上，雨量充沛、土地肥沃的辽海平原，要比燕云十六州大太多了，可以说比后唐全部疆域都小不了多少。

第三十三章 首创“一国两制”（二）

今所见辽宁中西部的辽代墓志中，不止一次出现过“乡”、“庄”、“里”一类的社区名称，显现出这一带很早就有了仿效汉地的乡、里基层组织。当然从比例看，还是多以“寨”、“堡”等名之。像“窑坊寨”、“教坊寨”、“果园寨”等，看得出是以生产方式分工不同而组成的自然聚落；而“杨家寨”、“苏家寨”、“王家寨”等，则是以家族为主体的自主选择的聚落。还有“三家寨”，更显人单势孤、自由随意了。宋人“使辽诗”中有“绝域三千里，穷村五七家”的句子，啊，广袤地域，就几户人家，撇嗤拉嘴颇看不起。但这些都说明这一带多为自由民的居住地，没土围子圈着，如果他们是奴隶早跑光了。汉人自由民自然聚落，很长时期州县下的“乡”、“里”基层组织不健全，也只能是州县文官来管理，不可能是一些军事贵族私有的“头下县”、“头下州”。

　　938年，耶律德光把单一民族之称谓“契丹”，改为汉文化内涵的“大辽”，当然是多民族大汇聚的堂堂正正的大国宣示。问题在于，宣示归宣示，说归说，关键还得看你到底是怎么做的。这个大辽，首先要面对大唐王朝并未解决好的民族大融合这一历史性大课题，大难题。好在，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已经有过这方面的探索实践，当时的决策中枢已经拿出妥善对待汉族自由民的特殊政策，仿效汉地建立由自由民组成的州县、城邑，由汉人文官管理汉人。在耶律德光开发辽东的那些年，这种“因俗而治”的政策，也会一直在沿用，并且循序渐进地发展、改善。

　　虽然史籍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点，但我们有理由判断，在国号改为“大辽”之后，若干年内，辽国把“因俗而治”政策确立为国家行政制度。具体说，就是在皇帝之下设立了两套官僚机构：一曰“北面官”，掌管朝廷大政及契丹等游牧族诸部事物；另一体系曰“南面官”，掌管国内人口已占多数的汉人事务。北面官基本沿用契丹旧制及习惯法，官名还是“夷离堇”、“ 夷离毕”什么的。管理汉人的南面官多仿唐制，也有三省六部，各台各院等官。汉人较为集中的地区实行州、县两级制，州长官为刺史，县长官为县令，与县隶一样多由文官担任。

　　南面官上朝及办公，要穿戴汉官衣冠，就算契丹人做南面官也得是汉官衣冠。那有严格礼制规定：“朝服，幞头、袍笏；公服，紫衫、帽。”就是说，上朝，要戴高高的乌纱帽，穿官袍，手拿笏板；回府办公，要穿戴汉官的紫杉和官帽。要知道，衣冠，可太重要了！《辽史》记：“辽国自太宗入晋之后，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这说明，在947年之前，“一国两制”已基本确立，到那一年耶律德光入开封，确定了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汉家衣冠，关乎正统性，合法性，所以辽国皇帝也是着汉服的。我们以往的连环画、电视剧呈现的辽帝、辽官，往往很异族化，那是不合实际的。

　　南面官在对汉人的管理中多援引唐代法律，这自然要比契丹的法律严密、细化得多。过去依契丹之俗、契丹之法，汉人往往会不适应，甚至受到不公平对待。而施用较为严密细化的汉法，汉人会更为适应，所受不公平的对待也会有所改善。再有，更为实质的意义，是这个新国家的管理形态已经部分性提升了。所谓“因俗而治”，史上并不新鲜，汉唐的羁縻政策，都能算因俗而治。但那多是图省事，放手让他们自个儿管去吧。而大辽是把分治提升为国家行政制度，设立了国家行政机关，这就是实至名归的“一国两制”，实至名归的“首创”了。

　　不难看出，韩延徽和通晓历代典章制度的韩知古等汉族重臣，在这个制度设计和实施的长时段过程中，都发挥着主要作用。而契丹统治者能接受这史无前例的“一国两制”，与汉臣的智慧、说服力，与最高统治者自身的心胸开阔，从善如流，都是分不开的。我们前面讲过唐代的开阔胸襟，但唐代对草原游牧族诸部， 还是采用管控有限的“羁縻政策”，没有直接的行政管理。而契丹的这一历史性创举，对游牧区与农耕区分别采用不同的直接行政管理方式，明显超越了唐代，对以后中华多民族大国的管理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探索经验，其伟大意义，再高的评价也不为过……哦——还是大家自己去掂量吧。

　　也有一部分史家认为是辽太宗的后继者，辽世宗耶律阮，正式确立了北、南两套完整的官制。这种可能性也是有的。史书称韩延徽在辽世宗耶律阮时期改任南府宰相，对机构设置颇具才识的韩延徽主持建立政事省，荐举了一批能竭尽才力的官吏。把这一时期定为“一国两制”的国制确立期也未尝不可。但更为客观的应该是，这一“因俗而治”政策远非一步完成的，从辽太祖到辽太宗、到辽世宗，契丹决策中枢一直有韩延徽等汉人出谋划策，对越来越多的汉人移民的分治政策也一直在实验、实践、试错、纠错，直到逐渐完善。包括最后确立为国制，还能见到韩延徽在具体设置过程中的实际操作。所以，咱还得较真儿地问一问，这不是出自一个“民族混合体”，又是出自哪一单个儿主体？

　　咱这再回过头来讲燕山南部的东三州。

　　923年开春，阿保机命大元帅尧骨，就是后来的辽太宗耶律德光，率大军攻打燕山南部的平州，擒获平州刺史赵思温。一个月后，太祖亲临平州，在这儿组建卢龙军，设置节度使。阿保机很重视这一方幅员可观的富庶汉地，把平州的辖区分出一部分，设置了滦州永安军，“是年，分平州地置滦州永安军，仍属平州辽兴军节度使，是为滦州建置之始”，自此有了滦州。多建个新州干什么？当然是为了发展这一地面，便于有效管理。

　　紧接着，两个月后大元帅尧骨又袭掠幽州、镇州一带。也就是那一年，“秋七月，前北府宰相萧阿古只及王郁徇地燕、赵”，契丹重臣萧阿古只和归附契丹的汉将王郁一同率兵在幽州及河北地面打了一大圈。不用说，这两支虎狼之师，又会带回包括人户在内的大量“战利品”。这么积极地抢人、强迁，至少有相当一部分安置在了这一年开春新占据的汉地，燕山东部三州。

　　《辽史》记载：“安喜县，本汉令支县地，久废。太祖以定州安喜县俘户置。在州东北六十里。户五千。”就是说，辽太祖阿保机把定州安喜县的俘户，安置在平州辖区的汉代令支县地，设置了一个新的县，还叫安喜县，县治所设在已经废置的令支县原治所。这个新的安喜县，大致有五千户，总得三、四万人吧。为什么还叫安喜县呢？是为了让迁徙来的安喜县民尽可能安心些，让他们过去一个村的还住一个村，过去的村头儿还做村头儿，县里管这一地面的官吏，也尽可能安排原来安喜县的旧吏或乡绅，这样一来，人们就不至于感到太生疏了。太祖阿保机的这个政策，想得这么仔细，这么到位，显然是出自他的决策中枢，出自韩延徽或韩知古的精明脑瓜。

　　平州境内的望都县，也是如此：“望都县，本汉海阳县，久废。太祖以定州望都县俘户置，户三千。”三千户定州的望都县百姓，安置在平州南部，新设置一个县，还名为“望都”。另外，还有一大部分定州俘户，该是各县散户，不足以组成一个整县的，就统统安置在营州（今昌黎县）地面，设置了广宁县，同时在营州建立邻海军，与滦州的永安军同属平州辽兴军节度使辖制。

　　这么多定州人搬迁到平州一带，有地种吗？有房子住吗？当然有。实际上此前一些年，阿保机已经多次派遣军队进攻燕山南部这一战略要地，并掳掠走这一带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去填充契丹地面及辽海平原，所以平州撂荒的土地、没人住的村庄，多得是。不是我的地面，我就给你迁空。现在这儿属于我契丹了，我就要迁外面人户来充实我的地面。而自契丹占据平州，到阿保机离世，只有三年时间，所以平州地面的安喜、望都、广宁三县，当是阿保机晚年设置的由政府统一来做行政管理的州县，不可能是某一军事贵族私有的头下县。

　　据民国二十年重修的《迁安县志》记载：“安喜在平州东北六十里。金大定七年更今名。”是讲，到了金代大定七年，即1167年，平州辖区的安喜县更名为“迁安县”，一直到今天。

　　讲到这里，您就该明白了，为什么河北中部的定州百姓，到了燕山山脉东部这一段地面，还会听到熟悉的乡音，年长些的甚至还能在当地老住户中碰到旧相识，彼此能叫出对方名字来了吧。到950年，安喜、望都、广宁三个县设置不过二十几年，三县迁来的居民离开定州家乡也就二十几年，不用说，亲朋故旧彼此都记得清楚着呢，一见面都亲着呢！

　　而辽世宗这一次南伐，强迁回大批百姓，刚刚进入河北东部三州地界，就让人数最众的定州义丰县民最先停止前行，就地安置，在南临渤海、北望燕山、西邻玉田县、东面挨着高高的滦州州城的老大一片界域，设置了一个新的县，也叫“义丰县”，则是这位辽世宗亲手建立的第一个汉人新县。您说这该是属于世宗耶律阮私有的“头下县”了吧？跟您讲，这时候契丹已经基本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莫非皇土，他仨瓜俩枣弄几个县私自揣起来干嘛？

　　穿过今山海关地区，把众多定州百姓安置在锦州西面的一大片界域，确立了县级政府，取名弘政县，该是辽世宗亲设的第二个汉人新县。由此可以看出，耶律阮是很积极地推行这一从太祖至太宗延续下来的政策，态度好极了！而由韩延徽等汉人一直参与其中的这种传承、接力及政策的延续，大政方针一以贯之，也透显出集体的政治智慧，这一点，对大辽的迅速崛起尤为重要。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把辽国视为北方游牧族的异邦。而事实上，辽国很早就是从事农耕的汉族人口占多数，封建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占很大比重。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对这一中国北方政权的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就该重新审视，做出矫正了。

　　我们讲过，耶律阿保机做了“大圣大明天皇帝”后，契丹决策中枢谋划立中国教，已经有了在那群小纷立的乱世，把契丹当中华的中央王朝来营造这心了。与契丹相对应的所谓“中原王朝”，继泼皮朱温建立的臭哄哄的朱梁后，一直由沙陀突厥武士们霸着，胡作滥造，你方唱罢我登台。可以想见，在契丹决策中枢韩知古、韩延徽等汉族精英眼里，咋会看得上沙陀突厥人那副蛮夷德性？咋会认头他们统治中华的正统性？

　　沙陀突厥系自己起内讧，石敬瑭拿本来就不是自个儿的东西慷慨许诺，契丹决策中枢立即就会明白，这是难得的统治大中国的历史机遇！那些汉人谋臣肯定比契丹贵族们的历史视野更开阔，心更大，催得更急。936年，耶律德光亲自统帅契丹铁骑入雁门关，飞驰太原，给石敬瑭解了围。938年，契丹改国号为“大辽”，改年号为“会同”，本就是出自那个文化混合体的决策中枢，力求使契丹超越契丹国，开拓胸怀，放眼天下，自此咱们就是中国了！

　　大辽疆域西起金山（今阿尔泰山），北至今蒙古高原北缘和外兴安岭，东抵库页岛——库页岛就是日本北海道北面，那个比日本本州岛小一号儿的大岛萨哈林岛。库页岛隔着狭长的鞑靼海峡，与东亚远东大陆相望，俄罗斯远东的共青团城、尼古拉耶夫斯克什么的，当时都是大辽国土，连同库页岛一起归大辽的五国部节度使管辖。尼古拉耶夫斯克，咱中国名叫“庙街”。海参崴？在离庙街好几千里的大南边儿呢！

　　您想想，统治着这么辽阔的疆域，连同中原的后晋都算是他们的南部国土，给他们做藩国，他耶律德光要不拿自己当中国皇帝，那可真就是蛮夷小部群的本性了。可就算你有这本性，旁边还有几个汉族知识精英呢，一个个都满腹经纶，视通千载，他们难道会说：“中国皇帝还得算沙陀突厥石敬瑭，咱、咱还是外邦啊。”能这么孙子吗？总之，契丹历史发展到这份儿上了，其统治高层，不可能有自己不是中华的中央王朝、不是中国皇帝的自我定位。

　　事实上，中国到这时候，938年，已经实实在在出现了一个新的朝代——辽朝。说来有意思，从汉族文化心理出发，我们会觉得承认中国还有这么个朝代，是面子上挺不得劲儿的事。也许就是这一类原因，使辽朝作为一个正正当当的朝代，很难得到普遍承认。但是，我们在对外的历史问题上，比如说关于库页岛，很多史家都会言之凿凿地说：库页岛最早属于中国，归咱辽朝的五国部节度使管辖。在这时候，就一点儿不拿辽国当外国了，就咱辽朝！一点儿不带面子上不得劲儿的了。

　　请大家注意，继承石敬瑭皇位的石重贵，要摆脱大辽的管束，宣称要对耶律德光“称孙不称臣”。这说明当时后晋的臣属地位是明摆着的事实。947年大辽征伐后晋，在石重贵投降后，耶律德光备足了皇帝的仪仗车马，威仪隆重地进入开封，坐上崇元殿的皇帝龙椅，接受百官朝贺。这事就这么直接来了，并没有任何过渡的形式，诸如臣子一次次表请上位、耶律德光再三推让，而后又告天祭地等等必走的形式。没有。文武百官这就直接上殿，东西排列，山呼万岁，而后冯道、和凝、赵莹等都被耶律德光加官晋级。这不能说后晋文武百官节操碎了一地，而是辽朝这一事实大家都早就认头了，按游戏规则，对皇上山呼万岁，受封受赏，乃本分内的事，说不上不对。士大夫有严格的礼仪规范，朝廷有典章制度的，不可能满朝大臣整体都丢了节操，礼仪乱抡。

　　耶律德光在开封期间，大辽的一位第二代重要汉臣走到了历史前台，他就是室昉。室昉，字梦奇，辽南京人，哦——就是幽州人，938年辽朝建立，改辽南京为东京，幽州升格为大辽南京。史称室昉“会同初，登进士第”，说明辽国初期已经有科举考试了，虽然还没有成为国家定制。这位迄今所知辽朝最早的科举进士，随耶律德光征伐后晋，来到开封。辽太宗大殿册封冯道等官员，那些任命诰敕，都是诏室昉拟文，整个典礼仪式都由室昉统管。《辽史》记述室昉，说他自幼就读书极专注，足不出户笃学二十年，好些多年邻里乍一见他都觉得面生。通常讲“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而室昉专心致志二十年，饱学高士呀！因此，别以为契丹人进开封，是来了帮野人，人家也有通熟汉文化的精英知识分子，该啥讲究，礼数儿差不了。

　　过后辽太宗离开开封北归，把后晋皇宫中的侍妾、宫女、太监全都带上，还有观星象、搞占卜的术士，全套的操演宫廷礼仪的僚吏、主持人、乐工，连同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器、旗仗，一起带走。早年契丹八部推选阿保机为可汗，把可汗的旗帜、鼓乐交给他，用以号令诸部，仪规是很简单、朴陋的。938年耶律德光建立辽国，辽上京也一定没这么浩繁的礼仪器物。这回要把所有这些东西统统运回去，为我所用。用这些杂碎干什么？这就跟当年阿保机的可汗旗鼓一样，是证明正宗中华皇帝身份的宫人、器物，是正统性的标志，咱一样儿都不少。而这次大搬运，自然少不了一直统管宫中典礼仪式的室昉先生的主意。

　　韩延徽、韩知古、室昉，都是我们讲的燕云汉人中的精英人士，说契丹历史发展到这份儿上了，他们不可能瞧得上沙陀突厥，不可能有自己不是中华的中央王朝的自我定位，那么，普通燕云汉人呢，平民百姓呢，会怎么看待这个汉人占大多数、已经超越了契丹国的大辽呢？相信大辽统治者已经深知教化之重要，自立孔子为第一尊奉之后，就已经开始在每一年的隆重祭祀活动中，宣扬咱就是承继中华文化之正统，中华皇权之正统。相信这个新国家强韧有效的政治力，能够使其推行的政令、教化恰当到位，落地生根。以上种种，都会使这一必然要进行的“国家定位”之教化，逐渐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

　　而以最朴素的推论，这些汉人平民百姓，没经过李世民的“贞观之治”，没经过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却亲身感知过李克用、李存勖、李嗣源、李从厚、李从珂、石敬瑭、石重贵、刘知远、刘承祐一大串沙陀突厥君王的凶暴统治，或是刘仁恭、刘守光这些人渣的盘剥蹂躏，谁要是跟他们讲“南部中原才是正牌儿中国，那些个戴金冠的才是正牌儿中国皇帝，您这儿虽然日子过得安定、富足，可地界偏北了，属于化外蛮邦”，不但不会有人认同，而且讲这话的人估计也走不出多少步，活不了多大会儿。

　　总之，虽然史册无记，但“咱大辽就是中国，咱大辽皇帝就是中国大皇帝”这些说得出或说不出的意识，恐怕是当时大多数燕云汉人的共识。

　　这一轮又一轮的对比，差别悬殊，文明与野蛮自见分野，使我们逐渐觉得北方的辽国大地不再那么生疏、险恶，也不再觉得大量汉人逃亡到北方辽地难以置信了。而且转回脸来，打量一向被史家认定为“正统王朝”的五代一系列沙陀突厥政权，也会觉得与以往印象大不一样了吧？

第三十四章 无法撇清的主从关系（一）

从汉族的立场看，本该视两个异族政权为同一时期相并崛起，将之对等地加以比照分析，孰优孰劣，本不是很难认知的。可为什么多年来没见史家这样做对照分析呢？是忽略了这一研究方法，还是实在太为难，不得不回避事实，甚至歪曲历史做手脚呢？

　　好了，到大解密的时候了。我们此前已经画了好些个大问号，为什么南吴谋划立国称帝，在拼命为自己寻求政治理据的时候，怎么不见有人提及晋地突厥王权实属夷狄？为什么史籍记写孙揆身体被锯段之前骂不绝口，却不见有针对“夷狄”、“胡虏”的指斥？为什么欧阳修浩叹“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却不明确指出他们的异族族属？为什么几乎所有能见的史籍，都不记当时中原百姓一定少不了的对“夷狄”、“胡虏”的咒骂？

　　首先得申明，倒不是我本人特别有能耐，独具慧眼，或是故意颠覆主流史论。我是读了日本学者杉山正明所著的《驰骋草原的征服者：辽、西夏、金、元》，尤其其中关于“沙陀系”的分析，深受启发，再次重读大量史籍，仔细做了一番检视，才一一画了这一串问号，并确定“沙陀突厥系”这一概念的。有时候，域外之人，没受那些历史成见遮蔽，清冷的目光，反而更能有独到发现。

　　的确有人故意歪曲历史做手脚。始作俑者，是北宋统治者及北宋文人。

　　归根结底，北宋政权跟五代沙陀突厥系是血脉相连的。尤其开国一代元勋，其父辈和自身前半生履历，完全跟胡人军爷们搅缠在一起，根本切割不清，他们实际上就属沙陀突厥系。

　　比如宋太祖赵匡胤的老爹赵弘殷，祖籍涿州，年轻时擅长骑射，好武功。五代初，群小纷纷闹独立之时，赵弘殷投靠了镇州地面小小赵国的国王——回鹘阿布思人王镕，为其部下将领，打仗十分骁勇。我们以前讲过，唐朝没落期，821年，朝廷为改变河北藩镇的乱局，派田弘正到镇州去，任成德镇节度使，但他上任时间不长，就让牙将回鹘阿布思族人王廷凑给宰了，家属、将吏、幕僚三百余口一同被杀，透显出众多胡人将领的强烈恨意。而后王廷凑被胡人势力很大的成德镇军兵拥立为节度使。这个王镕，便是王廷凑的四世孙。可以想见，赵弘殷投身的赵国行伍，当是胡风胡气颇为浓重的。而他本人……哦，咱不说别的了，就当他是纯汉人吧。

　　王镕先是投靠朱温，他这个赵王就是梁太祖朱温册封的，后来又反水投靠当时的晋王沙陀突厥李存勖。李存勖跟朱梁打拉锯战的年月，王镕曾派赵弘殷率领五百骑兵到黄河岸增援李存勖。李存勖看他勇猛善战，很喜欢，便留下赵弘殷跟随自己南征北战，后来称帝，便让赵弘殷在洛阳掌管禁军。

　　令人奇怪的是，如此堂堂大宋国爹，宋代文献却记述甚少，倒是后来元代人脱脱主修的《宋史》给多添了几笔粗记。其中记了一笔“庄宗爱其勇，留典禁军”，啊，主管禁军，而后一跃就跳到了后汉一朝。可从后唐庄宗到后汉，还隔着李嗣源黄袍加身，李存勖洛阳死于乱军，其后李嗣源归天之前李从荣带兵闯宫，继而李从珂攻破京师洛阳，再往后石敬瑭引契丹推翻李从珂，石重贵又跟大辽干大仗，耶律德光进汴京接受百官朝贺，刘知远太原称帝而后南下扫荡……哪一回都该有他掌管禁军的赵弘殷刀头舔血的差事干呐。他到后汉再出现于史籍，还是威风凛凛上将军呐，那得在人脑袋打出狗脑袋来的一大段混账岁月，跟随这位、那位沙陀突厥主子干过多少朝秦暮楚、翻云覆雨的混账事？可惜，史笔一下跳后汉去了，中间时段一笔没记。

　　为什么不记？忘了？谁都说不准了？可赵弘殷成为国爹是960年的事儿，离我们提到的桩桩件件最远的也就三十几年，让当时活着的一起渡过江、一起负过伤、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哦一起干啥干啥的哥们儿回忆回忆，发丝毫厘都会记得一清二楚，宫廷乱斗中一刀下去血溅多高都会记得一清二楚，怎么会忘得了？合乎情理的解释，只能是那些浑浑噩噩事记了也不光彩，给老大添腌臜，所以干脆都别再提，都别再拉，都忘掉都忘掉！等几百年后到了元朝，想记写也真就没啥说的了。

　　史记一下跳到后汉乾祐年间，就950年的前一年吧，赵弘殷率领后汉军队开赴陕西凤翔，攻打属于后晋不肯投降后汉的凤翔节度使王景。仗打起来后，占据四川的后蜀军队赶来援救王景，与后汉军在陈仓对阵。战斗开始，赵弘殷被敌军流箭射中左眼，但他斗志更盛，挥师奋击蜀军，大败敌人。啊，猛将一员！史籍记述，称这是“讨王景于凤翔”，意思说是后汉王师征讨前朝余孽，堂堂正正。但咱捯捯前账，赵弘殷也必然是后晋臣子，弃前主而投降了后汉，又率军来攻打以前的同僚，也堂皇不到哪儿去。再说了，王景忠于的前主，赵弘殷弃前主而效忠的后主，都是沙陀突厥人，两个人给不同的突厥主子卖命，走狗而已，狗咬狗而已，比后世被人痛骂的给金兀术效犬马之劳的张邦昌、刘豫之流，强不到哪儿去。

　　赵匡胤早年投军，就是投的后汉军队，为刘姓沙陀突厥的皇权效忠。他倒没在老爹麾下当少爷，而是自己闯江湖，于948年，投于后汉枢密使郭威帐下，随军攻杀。对赵匡胤有知遇之恩的郭威，还真不是沙陀突厥，邢州尧山人，史籍说是汉族，但他年轻时混出点名声，全仗着“形神魁壮”一身胡人气。年轻轻的“爱兵好勇，不事田产”，不好生侍弄田产过日子。十八岁那年，921年，后唐李存勖立国的前两年，赶上潞州节度使李继韬散金招募豪杰，便去应招。小伙子“负气用刚，好斗多力，继韬奇之”，啊，意气用事，脾气刚烈，力气大而且好斗，被李继韬认为乃特殊材料也，很看重，收留在身边。

　　郭威喜好豪饮，喝高了常干些逾法犯禁的事儿。但李继韬喜欢他，小过失只好迁就他。有一回郭威在上党街市，碰到一个屠户，其人身体壮健，以勇武镇唬半趟街。郭威也是使气，醉醺醺的让屠夫给他割肉，小不如意，就大声呵斥。屠户也怒了，扯开衣襟亮出肚皮，对郭威说：“你横，你厉害，可你敢照这儿来一刀么？”郭威随即抄起肉案子上的刀，刺进屠户肚子，立时肠子流了一地。“一市皆惊，威颇自如。”满市场人都吓坏了，郭威却没事儿人一样。地方官吏把他抓起来，关进牢房，可李继韬爱惜其勇，悄悄放了郭威，亡命一段时间，复又招致麾下做牙兵，就是藩帅的亲兵。您瞧，就这由着性子胡来的范儿。

　　不过，李继韬这么看中他，惯着他，最终也没得着这特殊材料多大帮助。李存勖打过来，灭掉李继韬，也没见郭威闪亮登场。他顺顺服服投降，被编进李存勖的亲军卫队——“从马直”。新、旧五代史记写郭威，都是写到他干上“从马直”，显露出另一面好品质，聪敏好读书，还喜欢写写文札，略知兵法，并且通些算数，啊，突然一下子变成了正统汉文化认可的好青年。我读到此虽然觉得突兀，跟前面那个好斗、好酒、好把刀扎人肚子里还没事儿人一样的横爷对不上号儿，但也只好就这么信了。可是，此两部五代重要史书都没有提郭威干“从马直”的主业作为，则让我觉得不可理喻了。

　　李存勖的亲军卫队“从马直”，是后唐历史中很有戏的队伍。至少，我们知道925年寒冬李存勖外出打猎，途中州县百姓非常贫饥，皇家卫兵“从马直”吵吵嚷嚷让百姓给他们提供好吃好喝，不顺心就砸人家锅，摔人家碗，把人家庐舍的草顶给扒下来焚烧。试问，这一次好青年郭威究竟是何角色？有何作为？更重要的一次，是李嗣源“黄袍加身”后，向帝都洛阳进军。后唐庄宗李存勖准备据城固守，没料到亲军“从马直”指挥使郭从谦发动了兵变，“李天下”在混乱中被流箭射死。试问，这一次好青年郭威究竟又是何角色？有何作为？

　　您说可能当时忒乱了，具体事儿谁也记不清了？可《宋实录·王全斌传》分明记述曰：“萧墙有变，乱兵逼宫城，近臣宿将，皆释甲潜遁，惟全斌与符彦卿等十数人居中拒战。”混战中李存勖被乱箭射中，王全斌把他搀扶到绛霄殿，直到庄宗死去，才恸哭而去。《旧五代史》还记了一个局部特写——一位名叫善友的伶人，拣了些丢弃的乐器放在李存勖身上，点火焚尸。记得很细！这时候这位郭从马直，跟掌管后唐庄宗禁军的赵弘殷，难道都呆年休假去了吗？

　　史笔跳过这一节，直接到了后唐明宗李嗣源一朝。天成二年，就是927年，驻守汴州的宣武军节度使朱守殷反了，据城立起反旗。御营使石敬瑭随李嗣源举兵征讨，郭威“从晋高祖一军率先登城”，就是说郭威也在御营效力，随石敬瑭最先登上汴州城。石敬瑭拥立李嗣源称帝，功劳大极了，李嗣源对他非常宠信，让他担任六军诸卫副使，就是亲军的最高副长官。怎么才是个副的？正职是李嗣源的亲儿子李从荣呀。因为郭威长于书写计算，石敬瑭很欣赏他，招他到身边做近从。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此位后来威名赫赫的后周太祖，自十八岁给李继韬做亲军牙兵以来，给李存勖干从马直，又给李嗣源干亲军，一路都是这号随从马弁。估计郭威除了身强好斗，还是很会顺着主子眼色行事，说话办事儿很招主子喜欢——当然这一长项史籍不会给记上。

　　石敬瑭不愿意给骄横跋扈的李从荣干副手，要求到别处去带兵，而郭威干亲兵一直干得妥妥的。李嗣源死后，闵帝李从厚继位，郭威也该是在后唐闵帝的亲军卫队任职。后来凤翔节度使李从珂率军来攻洛阳，闵帝李从厚带百余骑逃出洛阳，临出玄武门，对守在那里的亲军指挥使慕容迁说：“朕且去巡幸魏州，你带着有马的宿卫近侍跟我走。”慕容迁嘴上说得好听：“生死追随皇上！”假做去招聚亲军，但等李从厚出了宫城，慕容迁就紧紧关闭玄武门，不出来了。后来随李从厚逃走的亲军在卫州都被石敬瑭手下宰了，可见郭威当时是躲在玄武门里的一位近卫军官。当然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史书无记，咱是推测。

　　《旧五代史》有记的，是936年石敬瑭在河东造反，后唐末帝李从珂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彦琪率军北伐参战，郭威也随这亲军一部去了。他怎么打的仗，无记，但记了他们宿营于晋祠，晚上房屋倒塌，一起住的几个人都砸死了，唯独郭威无所伤——这是讲他福大命大造化大，日后当皇上有合法性。而紧接着，《旧五代史》就记曰：“汉高祖为侍卫马步都虞候，召置左右。”是说刘知远当时是石敬瑭的侍卫马步都虞候，把郭威招致左右，一定是很喜欢啰。可这之前郭威是后唐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彦琪的部下呀，转脸投降了石敬瑭，到底怎么个过程，史书没给记。而紧接着契丹军来太原给石敬瑭解了围，石敬瑭出入契丹军营，或是在太原招待耶律德光，侍卫军都直接有差事呀。该下拜就得下拜，该喊万岁就得喊万岁呀。郭侍卫官都干什么了？无记。

　　咱以为史书记得粗率，该是没详细的材料。可细琢磨起来，什么该记，什么不该记，那是真加小心呀！连房子塌了没砸着都记上煌煌史书，您说别的细情儿他们会不知道？

　　我们恍然发现，添枝加叶塞进大量不实之词是做手脚，粗枝大叶失忆遗漏，也可能是费尽心机在做手脚。有此认识，使我们得到警示，在读史、阅世的方方面面都应该尽可能独立思考，多问几个“为什么”，穷原竟委，深入探求。

　　后晋立国，刘知远升任儿皇帝石敬瑭的侍卫马步都指挥使、点检随驾六军诸卫事，郭威自然还干老本行。就是说，给李嗣源干亲军之后，又相继给李从厚、李从珂、石敬瑭干侍卫。后来刘知远离京干节度使去了，许州、朱州都节度过，后来又升任北京——就是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郭威“皆从之”，终于不伺候皇帝了，一直追随刘知远。刘知远对郭威尤其厚待，视为心腹，让他随便出入帷幄。郭威“亦悉心竭力，知无不为”，啊，全心全意，用尽全力，知道该做的事，就一定做好。这该是对郭威的好评了，可我还、还是觉着他带随从马弁的范儿。

第三十五章 无法撇清的主从关系（二）

947年，耶律德光率大辽军进入汴京，俘虏了少帝石重贵，后晋自此灭亡。太原的刘知远派遣牙将王峻，向辽太宗耶律德光奉表称臣。王峻回来后，对刘知远描述了契丹人统治的粗蛮、混乱，料定其一定不能久占中原。于是，郭威和苏逢吉、史宏肇等劝刘知远就此立国建号。刘知远在太原即皇帝位，自称汉高祖，国号大汉，刘邦之二吧。郭威进入朝堂，被封为枢密副使，国防部副部长，可谓从随从马弁角色一下子坐火箭升空。

　　可惜刘知远天年有限，948年春天就一命呜呼。临死之前，郭威与苏逢吉、史宏肇等人同受顾命，辅佐刘知远次子刘承祐。后汉隐帝刘承佑继位，郭威官拜枢密使，加检校太尉，一时重要兵权在握，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也就是这一时期，赵匡胤也加入了沙陀突厥系，为沙陀主子充当打手。其实讲到这儿大家一定猜得到，赵弘殷和郭威都一路跟着沙陀皇权跑，在主流队伍做马弁，早就该有交集，甚至有交情了。赵弘殷出道早，在李存勖一朝主管禁军，郭威还是毛头小子呢。而到了后汉，郭威成了枢密使，地位当然高于赵弘殷了。赵匡胤投于枢密使郭威帐下，不知道有没有老爹递的条子，或许是他自己挑的高枝儿。他随郭威征讨闹叛乱的李守贞等人，干得很卖力气。

　　刘承祐懦弱，这种人又往往猜忌多疑。几位顾命大臣勾心斗角，互相使绊子，后来刘承佑耳朵软杀了权臣史宏肇，还密令遣使来诛杀郭威。950年辽世宗那一次南伐之前，驻兵邺都的郭威已经举兵造反，攻入京城开封。郭威对麾下军士作造反动员，还是当年李克用的老一套，说：“俟平定京城，许尔等旬日剽掠。”允许你们暴抢十天！“众皆踊跃”，啊，一下子劲头儿都来了。郭威的叛军攻入汴京纵火大掠，纵兵抢劫加放火，把汴京城祸害惨了。哦，还是暴力大帮会那一套！

　　刘承祐死于乱军，郭威立了个刘姓突厥小皇帝，让太后临朝听政。这时候辽国军队南伐，郭威率军北上抵御，但走到澶州，士兵哗变，哄哄嚷嚷给郭威黄旗加身。《旧五代史》描绘得非常热闹，诸军将士大声鼓噪奔向驿站，排浪一般涌来，郭威“闭门拒之，军士登墙越屋而入”，喊着请郭威做天子。房上、墙上、台阶上，乱军堆成了山，扶着、抱着、拥着、压迫着郭威，有人把黄旗撕裂，披在郭威身上，哄喊声山摇地动。郭威喊着不从，但声气太小了，还给闷昏过去四回。就这阵势，不做天子就得上黄泉路了。他被迫答应，而后挥师返回京城，951年农历正月，踹翻了后汉，自立为帝，创建后周。

　　照说，周太祖郭威推翻了统治中原几十年的沙陀突厥人的皇权，恢复了汉族皇权统治，本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性转折，历史性胜利。可惜，他这皇权得来的忒不地道，想夸赞夸赞都会觉得不好意思。自追随李存勖以来，后唐、后晋、后汉沙陀突厥皇帝换了一个又一个，郭威当随从马弁一直都跟了这个跟那个，干得很卖力，当之无愧是个突厥主子雇佣的凶悍打手，是足斤足两的沙陀突厥系成员。当时的纪史者虽然有意识地把他干过的混账事抹掉，磨灭掉，但他几十年跟突厥人的主从关系，是无法撇清的。我个人以为，既然无法撇清，史书这时候就开始有意识地淡化五代一系列突厥皇权的异族特性，包括含含糊糊谓之“沙陀人”，都是在费尽心机做手脚。

　　在一般汉人心目中，匈奴，突厥，夷狄，胡虏，都是非常可恨的，甚至该是肉可以拿来吃，血可以拿来喝的兽类，“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嘛。而把这些在中原称帝异族军爷的含含糊糊谓之“沙陀人”，省略掉其突厥族属，从语感上，很多人听来都会觉得不那么抵触，不那么膈应。不知不觉间，也就对他们皇权的合法性稀了马虎认头了。

　　郭威演的一整出戏，他的亲随赵匡胤都看在眼里，没准儿拿黄旗硬往郭威身上披的那一位，就是赵匡胤。十年后，960年，赵匡胤照此办理，陈桥兵变，将士们哄哄嚷嚷给他黄袍加身，踹翻了后周，自立为帝，创建大宋。那位说，这怎么都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对了，自唐代河北藩镇割据以来，这样的闹剧一出儿又一出儿，我们讲过，这实质上是北方胡人军事民主制的传袭和表现，十足胡风胡气。所以说，大宋一开国，就是带着浓浓的胡风胡气走上历史舞台的，都一个系统的，差不哪儿去，甭管老赵到底是哪一族人。再说涿州那片土儿上的人种也忒纯不了。

　　不止一位史家认为，北宋初期的那些年，跟五代无异，也是那么蛮野、凶暴。您看呐，赵匡胤扳倒后周世宗柴荣的幼子，自己坐上皇位，在外统军的有个叫李筠的不干了。这位李筠，是汉人，但自幼善骑射，能开一百斤的硬弓，很受李嗣源那个捣蛋儿子李从荣的赏识，过后又追随李从珂、石敬瑭、石重贵、刘知远、刘承祐，一路为沙陀突厥主子卖命。后来他跟郭威一起反叛后汉，算是后周开国功臣。所以他忠于后周，要跟篡位者赵匡胤斗到底。他杀了宋朝泽州刺史，占据了泽州城（今山西晋城市）。赵匡胤派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率兵讨伐李筠。高怀德是五代悍将高行周的儿子，而石守信总让我觉得是个胡人，因为鲜卑、突厥、昭武九姓都有姓石的，尤其粟特人安史之乱以后有好多都隐瞒自己的族属。总之，还是那一暴力大帮会的凶爷，在山西、河北恶斗。

　　石守信、高怀德在长平大破李筠军，砍了三千颗脑袋；接着又在泽州击败李筠三万余众，砍的脑袋更不用说。而北汉前来增援李筠的河阳节度范守图，被石守信擒获，数千北汉军投降。史载：“降太原援军数千，皆杀之。”石守信倒也干脆，好几千降兵，全部砍脑袋。所以说，还是那一拨子凶爷，还是沙陀突厥系暴力大帮会那一套！

　　赵匡胤手下还有一员大将，叫王全斌。我们讲过，李存勖临死前拼命抵抗，身边只有十几个亲从，其中就有王全斌。王全斌他爹是李存勖手下军使，私养了几个勇士，被李存勖怀疑有异志。十二岁的王全斌很机灵，跟老爹说：“你把我送过去当人质，他就不怀疑你了。”这一招果然奏效，王全斌十二岁就跟着李存勖东打西杀，在沙陀凶爷中混了半生。北宋立国，赵匡胤派他领兵伐蜀，初期还顺利，后蜀皇帝孟知祥之子孟昶很快投降了。但赵匡胤让王全斌遣送数万蜀兵到中原，每个蜀兵给钱十千做补贴，王全斌却照“打仗发财”的老路数，截留了大部分，结果造成蜀兵兵变，很快就裹挟十余万众。王全斌率军退入成都，当时城中还有蜀兵二万，王全斌怕他们响应叛军，把两万无辜蜀兵诱到夹城中，“尽杀之”，全部砍脑袋！而后，纵兵在成都抢掠奸淫，全然暴力大帮会嘴脸！

　　那位石守信能打仗也能劫财，还是那一套人生观：“不搂不抢，我拼死打战干什么？”出任天平军节度使十七年，未曾调任，专事聚敛，积财巨万。不过他还是个虔诚的佛教信徒——这也是让我觉得他是粟特人的一个疑点——在宋太宗年间，石守信改任西京留守，在洛阳大兴土木，建造崇德寺，逼迫大量民夫施工、运输，强行驱赶，还不给工钱。我想，在这位石爷任过职的地方，包括西京洛阳的百姓，一定觉得这个大宋不过是五代之后的第六代，凶暴贪枉，没啥二样的。大辽国远远瞄着赵宋皇权，也不会很看得起。

　　以北宋文人性高气傲、撇嗤拉嘴那个劲儿，板上钉钉看不起沙陀突厥人的夷狄嘴脸，但当时肯定舆论控制很严，不能随便议论。欧阳修实在实在憋不住了，对李嗣源冒出一句：“然夷狄性果，仁而不明。”说他毕竟夷狄本性使然，厚道人，但是没有深远见识。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很多次发出“呜呼——”，对这样那样的凶暴现象呜呼感叹，但是，却没有把沙陀的族属特性做整体性把握，对他们为什么不能进行文明的政治建设，甚至不具备走向文明的主观因素，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所以，给李存勖唱戏那么多笔墨，是有意无意地用一些“历史花絮”来避重就轻；说李嗣源夷狄本性，也是讲他个人，而没有以此分析那几代皇权。所以，在同一历史时期，两个原本同为游牧族的所谓“夷狄”，在晋地及北方相继崛起，本来可以对等地进行比照研究，进而达到更为清晰的认识，但是，由于人为的“不承认主义”，人为造成的不对等，使后世长时间难以达到更为清晰的认识。

　　《新五代史》大致是1053年编纂完成的。三代沙陀突厥政权，在《新五代史》中，是作为正统皇权而非夷狄政权来纪写的，欧阳修不肯把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归为夷狄，即使有些批判，也是如是说：“呜呼！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很坏的时代，但那是坏在武人跋扈。毕竟郭威、赵弘殷、赵匡胤、石守信、王全斌等尔都曾属于那一暴力大帮会，想把他们从那一体系中择落出来，撇清关系，无论如何办不到，所以只好硬着头皮说三代沙陀突厥政权也都是正统，都非夷狄！从皇统承继来说，大宋承继的后周，后周承继的后汉，若后汉要是算夷狄政权，后周就不成正统了，大宋也就正统不起来了。

　　而辽国，自晚唐开始就侵犯中原，把五代欺负苦了，也把大宋揍得够呛，后来被迫签了“澶渊之盟”，年年还要给他们交战争赔款，这口气出不来呀。《新五代史》干脆不记辽国不辽国的，名之为“契丹”，编在“四夷附录”里面，跟奚、吐浑、鞑靼、党项、突厥、吐蕃等等“夷狄”并列去。往上一捯，后晋还曾奉辽国为王朝正朔，承认辽国乃中央王朝，这可是不得了的忒大忒大的丑事呀，丢天大的人啦！这、这、这咱万万不能认头！甭提这档子事儿，他们就是夷狄，就是蛮邦，石敬瑭是自个儿愿意给人家当干儿子，那、那是他个人的事儿。

　　宏观地看，960年北宋陈桥兵变开国之时，雄踞北方、版图辽阔的辽国已经立国几十年，赵匡胤及手下那帮沙陀突厥暴徒所占据中原一小块地域，对辽国只能是仰视。赵匡胤很漂亮地消除了沙陀暴徒沿袭五代威胁政权的可能性，从军阀手里夺兵权，极力强调文治，极力推高文人地位，而这又使得宋朝的军事实力有所减弱，难以对抗强大的契丹铁骑。两个皇权共生、并立的局面，乃不争的事实，当时对此人人都会有明确感知。而后世的人大都感知模糊，那也是人为造成的模糊，是后来的事。

　　后来赵宋解决了南方诸国，总体疆域也就相当大辽的一半。但就算跟大辽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后，所能见到的北宋文献中，也常见称大辽为“夷狄”、“胡虏”。作为大宋，既然签署了和平盟约，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至少得平等地承认辽国，承认人家的皇权呀。您离有能力统治大中华的独立皇权还差忒远呢，撑不起局面呐，并立就并立呗，大大方方面对现实呗。一定有中国传统的“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的观念作祟，宋朝从皇帝到臣子都是不认头又没力量跟人打，表面认头了却又动不动来点儿小捅咕，刚刚跟人家称兄道弟一掉脸又撇嗤拉嘴，回去“之乎者也”写跩文贬斥人家，其实就这么点儿本事。到了编纂史传的时候，就认咱这一国，咱就中国，地盘小就小呗，憋屈点儿就憋屈点儿，周围那大片疆土爱算谁算谁的，夷狄，都、都、都夷狄！大中华不大中华的，咱管不了那么多了。

　　然而，咱换一个历史视角，非常有意思，当时站在南方大国南唐的凤阁龙楼、玉树琼枝间向北方大地张望，中原沙陀突厥系的一系列王朝，包括立国之初的北宋，一代代都是胡风胡气，那德性都差不哪儿去。南唐的皇廷及集中于此的中国文人士子，对北方中原究竟会怎样看呢？

　　咱下文分解。

第三十六章 南唐人眼里的北方（一）

面对文献零散、残缺的辽代史籍，一般的解释是，“契丹人不谙著史”。而五代及宋初，南唐人是怎么看北方中原的，留下的文献记述也是疏星寥寥、残乘无几，必须在浩繁古籍中仔细淘洗、筛查，而后分析、归纳，才能看出些眉目。难道可以说“南唐人亦不谙文记”吗？

　　这实在足以又画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大问号。辽人，被描画成身裹老羊皮膻气哄哄的粗蛮胡虏，从来不知道把自己干过的事情记下来，就算有谁记过几笔，后人也随手把那些纸张拿来点火烤羊腿了——是真是假反正拿这话可以遮一遮。可南唐穷酸文人呜呜泱泱的，成天的舞文弄墨，对家事国事天下事都要评来论去，中原那边沙陀突厥人横刀纵马，你争我抢，动不动皇冠连同人脑袋一起滚落在地，继而臣民遭殃血流成河，他们南唐文人难道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

　　他们国号既然为“唐”，李渊、李世民的庙既然堂而皇之在金陵立着，文人士子在意识形态方面也自然不会含糊的，所谓“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的疯子、傻子多着呢，“中兴大唐”、“复我旧疆”的说道绝不会仅仅是朝廷中人在讲，书院学馆，戏楼书场，酒肆茶楼，都会把这些作为文章题目，或谈论热点。更何况，南唐士子中有很多干脆就是打中原那边逃过来的，亲朋故旧好多都在那边，与中原的书信往来、信息交流都短不了，含泪忧思、泣血感叹的文句及文章自然会即兴喷涌，连篇累牍。可……到后来，我们怎么几乎看不到一篇成文的记述或论说，就跟从来没人拉这些事一样！

　　我们前面讲过，南唐自先主李昪，到中主李璟，更不要说后主李煜，文化建设都甚是繁荣、闪亮。北宋人马令，其祖上为金陵世家，我们仔细揣摩其著述，他编撰的《南唐书》，能看得出来，虽然已经很加小心了，但有时候还不不由得流露出对其先祖服务过的南唐之赞誉和欣赏，以及对当时北方的微词。比如，他有此感叹：“呜呼！论其时，则南唐号为‘文献之地’。”这也是在说，习惯认为的文化正统的中原，中华文化的发祥地，在当时已经斯文不在，风范尽失。至于原因嘛，以传统文化人的思维习惯，自然而然就会联系到异族统治，突厥人当政，但这在宋代当是万万不可言说的。

　　后面又有一段，如是感叹：“呜呼！西晋之亡也，左祍比肩，雕题接武，而衣冠典礼，会于南史。”西晋灭亡之后，匈奴、羯、氐、羌及鲜卑五胡进入中原作乱，华夏文明之地到处是衣装左祍的胡人，脸上刺青的蛮夷，啊，满街筒子都是，一个跟着一个。而衣冠南渡，建立东晋，文人汇聚建康，才使得中华正统礼仪制度得以保全、延续。这段话显明地告诉我们，作者马令是很重“华夷之辨”的，非我族类，他看得清楚着呢。

　　而紧跟着的一句是：“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五代中原又闹乱子，中华正统礼仪制度再一次败坏、崩溃，文化及典籍横遭破毁，几近消失殆尽。而中华衣冠儒者再次汇聚到我金陵，就是自南唐开始盛行。这话颇带自豪地讲了南唐的文化之盛，讲了北方大地的战乱频仍、礼崩乐坏。但那同样是满街筒子左祍的羊皮大氅，膻气哄哄，脸上刺青的蛮夷满街筒子一个跟着一个。他马令就愣是看不见，愣是想不到这一层，全忘了“华夷之辨”，您说这、这急人不急人！

　　再接下来，他讲：“岂斯文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莫非中华斯文没有毁灭殆尽，而在南唐这里生根开花，是上天有所寄托，寄托了大的天道、祈望吗？要不然，中华向来崇高、美好的礼仪制度，就完全丧失得一干二净了。这话实际上说得非常到位了，已经指出南唐立国的顺乎天意的合法性、正当性。大约因为用的是设问句式，而非言之凿凿的论定，才幸运地被检察官忽略了，没有被删除、抹掉。

　　我们讲过南北朝时期，北齐的奠基人高欢说过：“江东复有一吴翁萧衍，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这说明，文献之地，斯文未丧，衣冠礼乐得以保存，那是“圣王之大典”还在延续，是正朔之所在！可别以为就是简单的摇头晃脑“子曰诗云”。

　　后世乃至今人老笑话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爱玩诗词，最终玩得亡了国，实际上是对南唐推崇文化及中华衣冠礼乐的肤浅认识。南唐最终亡国有多重原因，重文化的国策被一些人列于首，是很偏颇的。很可能最初嗤之以鼻的嘲笑，是从粗蛮武夫赵匡胤嘴里喷出来的。啊，什么“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栏干”？什么“斜托香腮春笋嫩，为谁和泪倚阑干”？香喷喷软不拉他的，你那栏杆能挡住我虎狼之师、铁马金戈吗？一百个瞧不起。当时这个抢了后周龙椅、以“宋”为国号的第六代中原王朝，占据被沙陀突厥造得乌烟瘴气的北方有限地面，中华衣冠礼乐早就丢得所剩无多了。

　　你当这一脉南唐李氏图的就是文学艺术、经济贸易，为的是守着有限地盘美滋滋过好日子，那就忒低估他们了。李昪在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建置学馆，号曰“庐山国学”，此国难道仅仅是指当时的南唐？当然是指泱泱大中华之学问，之文化！招聚天下衣冠之士云集于此，那是意在使南唐成为中华文化正根儿。那是为日后恢复故地、完成统一寻求顺乎天道的正当性，合法性，政治意图深远得很哩。

　　马令有言：“方是时废君如吴越，弑主如南汉，叛亲如闽楚，乱臣贼子，无国无之。唯南唐兄弟辑睦，君臣奠位，监于他国最为无事，此亦好儒之效也。”唯有南唐君臣有规矩，没那些乱子，可这仅仅是因为好儒而有好的政治风气和社会风气吗？非也！马令云：“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这是地道的中华正统王朝的风采。

　　只可惜，马令此论把南方的吴越、南汉、闽国、楚国一一数落了一通，唯独对南唐最大的敌人，最无道无义的庞然大物中原一代代王朝，偏偏一句指摘都没有，一句坏话都不讲。难道他真的对其无话可说，就剩佩服得五体投地了？显然，这一节中有些文字，有关中原或后唐、或后晋、或后汉、或后周乃至北宋的文字，被检察机关人为抹掉了。要不然就是他自个儿写下后感到后脖梗子嗖嗖发凉，有锋刃之风，觉得实在讲不得，实在使不得，赶紧又涂掉了。

　　讲到这里，大家就该明白了，要大致弄明白南唐人是怎么看北方中原的，这也是相当有难度的课题。除了在古代文献中仔细淘洗、筛查，而后分析、归纳，整篇的论说文章、笔记，就甭指望还能存留下来供您欣赏了。

　　我们讲过，南唐群臣曾经争着劝说李昪乘其弊患而攻取吴越，李昪不干，说：“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南唐主要敌人是后晋，收复大唐旧疆的主要战场在中原。李昪对自己在南方的威信、人望，对南唐当为南方诸国之首，都是有充分信心的。倘若南唐平定了中原，南方诸国，写封短信就能召来，哪儿用得上动兵？

　　而北宋的史温所撰《钓矶立谈》讲到这一段，所记李昪是这样说的：“有如天启其意，而中原忽有变故，朕将投袂而起，为天下倡。倘得遂北平潜窃，宁乂旧都，然后拱揖以招诸国意，虽折简可致也，亦何以兵为哉！”倘若发生灾祸的不是吴越，而是中原，那就是上天启示给朕的天意，朕将挥起袖子立即采取行动，做天下带头起兵的首倡着。如果荡平北方的不正当窃取皇位的贼子，安定了大唐旧日皇都，南方诸国写封信就能招来。其中原话“北平潜窃”，有别于马令的《南唐书》记的“北方平”。我不能断定史温一说字字可信，但相信当时南唐人普遍认为沙陀突厥君王是“潜窃”，是僭越，是不正当窃取皇位的贼子。

　　而到了北宋，由赵匡胤一朝的宰相薛居正主持编纂的《旧五代史》，人家后唐、后晋、后汉是堂而皇之作为正统王朝载入史册的，南唐则被脏兮兮、臭哄哄列入“僭伪列传”。该传写到南唐中主李璟，曰：“昪卒，乃袭伪位。”“景僭号之后，属中原多事，北土乱离”云云，李璟承袭了不合法的皇位，冒用国号，叮嘱说，中原多有事变，政乱而生民流离。中原乱世之相倒是没有避讳，但仅仅是说了那个乱劲儿，政乱、民乱，“华夷之辨”在这儿就不提了。“僭伪列传”写到李煜，云：“以其子煜袭伪位。”所谓正史，所记的谁为正统，谁为僭伪，那是必须拎得清清楚楚，分毫不可马虎的。

　　南唐皇帝称中原沙陀突厥皇权为“潜窃”，乃大是大非问题，正史中这样的文字断不会留存的。《钓矶立谈》毕竟属文人笔记，称“潜窃”虽为贬义，但毕竟隔着好几代呢，戳得也不忒疼，所以这些文字该是因此而幸运地没给黑掉。若是称其为“夷狄”、“胡虏”，那隔多少代也跟大宋连体呢，断然得被检察机关抹去！而我相信，当时，纯然汉文化浸润的南唐衣冠士人冲着北方骂夷狄、胡虏的，一定满街筒子都是。

　　这位作《钓矶立谈》的史温，其祖父就是南唐名儒史虚白。史虚白生于山东儒学世家，与韩熙载是好朋友，后唐李嗣源取代李存勖之际北方多变乱，他便跟韩熙载南渡，到了金陵。登基称帝的李昪，广纳贤士，曾见史虚白问策。史虚白曰：“今据江淮，摘煮山海，人民丰阜。咸、洛之地，陛下之先业，世乱久矣。人思旧德，反旆长驱，易若屈指。”陛下占据江淮富庶之地，种田、植桑、煮盐、采茶，人民生活丰裕，但咸阳、洛阳，大唐之西京、东京，陛下之先祖基业，已经政乱兵乱闹了很多年。那里的百姓思念先皇的德泽，陛下起兵，旌旗长驱，收复旧疆易如反掌。显见史虚白人很狂放，口气很大。李昪对史虚白的讲论还是很赞赏的，但以为基业初创，应先务和平建设，还没到起兵北上的时机。

　　李昪给了史虚白一个文职，但这位狂士看皇上无意采纳他的建议，一长气，官儿不要了，“遂南游庐山，以诗酒自娱”，做隐士吟风弄月去了。令我纳闷儿的是，无论是史温，还是马令，乃至后来又写了一部《南唐书》的陆游，记述这位狂士对李昪放言直谏，提到中原北土，也都是只说那个乱劲儿，却没讲说那是身裹老羊皮膻气哄哄的粗蛮胡虏造乱的，只言片语都没有，不由得不佩服那文华词美的宋代，把天下书籍中能黵了他们赵氏皇统的文辞抹得真干净。就史虚白那山东儒学世家的正统汉文化观念，就那张没遮拦的嘴，能不冲着北方骂夷狄、骂胡虏？尤其陆游的《南唐书》所记：“虚白数为烈祖言，中原方横流，独江淮阜，兵食俱足，当长驱以定大业。”其中“中原方横流”一句，显然缺字，不成话，当视为删掉文字时留下的硬伤。中原什么人“方横流”？缺主语嘛。试想，若是“中原夷狄方横流”，就成话了。但显然，那绝对是犯禁的。

　　史虚白跑上庐山做隐士去了。可南唐时庐山是闲云野鹤散淡之士歇凉的去处吗？非也！自唐朝末年，各地兵荒马乱，学堂遭毁，一些读书人，高士，跑庐山来隐居、避难，还常聚一块儿研讨学问，纵论天下事。南唐升元四年，即940年，李昪在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建置学馆，号曰“庐山国学”， 任命朝廷的国子监九经、当世国学大师李善道为白鹿洞洞主，掌管教学，置学田，聚徒授业。所谓“国学”，中华文化的核心追求，及国学的核心内涵，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很多优秀的年轻士子汇聚白鹿洞读书、听讲，更有一些饱学才俊担任国学助教。士子们在这里潜心诚正格致，涵养德性，修持身心，积累日后治国、平天下的学问和方法。所谓“平天下”，当然视野极其开阔，俯瞰大中华之天下，讨论以往朝代之兴废得失，检视周边敌国、友邦之优劣短长，探讨国计民生治乱之理……而这些恰恰是史虚白所瞩目、所关怀的事情，庐山哪里会是他扯闲篇儿的地方？

　　后来周世宗柴荣攻取淮河一带，南唐势弱，李璟不得不委曲求全，跟后周划长江为界，史虚白作了一首《割江赋》，讥讽时政。其中有“舟车有限,沿汀岛以俱闲；鱼鳌无知,尚交游而不止”的句子，虽然刻薄得够可以，但足见史虚白关怀之大，不在一般泉林风月场，仍然是“吃地沟油的命，操中南海的心”。

第三十七章 南唐人眼里的北方（二）

史籍记述南唐人物，与史虚白一起南渡的韩熙载，最为有声有色。

　　韩熙载，北海人，所谓北海有好几处，此北海乃今山东潍坊。其祖上世代为官，曾祖父曾任太常卿，祖父任过侍御史，父亲韩光嗣任平卢观察支使，地方文职。韩熙载自幼勤奋读书，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同光四年，926年，登进士第，大约二十出头吧。但就在那一年闹兵乱，李存勖在洛阳被杀，北海这边也没安生了。据马令的《南唐书》记载：“同光末，北海军乱，推熙载父光嗣为留后。”就是我们多次讲的哄哄嚷嚷闹兵变，自推军帅，而这回北海被推上帅位的是韩光嗣。也有史书记载韩光嗣是追随青州刺史王公俨闹军乱，反正都没成啥气候，新登基的李嗣源很快派军队来镇压，王公俨、韩光嗣都被砍了脑袋。

　　韩熙载从乱砍脑袋的北海逃出来，沙陀突厥横行的北方没法呆了，南渡自然是上佳选择。韩熙载南奔，他的好朋友李榖在途中迎候他，送他到淮河岸边的正阳镇——一行共有几个人史册无详记。“酒酣临诀，熙载谓榖曰：‘江淮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那位李榖也不含糊，说：“中国用吾为相，取江淮如探嚢中物尔！”您说俩穷酸文人，嘴上还没长毛儿呢，也忒不知天高地厚了吧！而马令记写此段，有赞曰：“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居于小小田间里弄，却非分、狂妄地操心天下大事，恰恰是士人志向之特征。

　　韩熙载到了南吴都城广陵，即今江苏扬州，为了让吴国重视自己，向吴王杨溥上了一份《行止状》，就是自荐的文章。该文有幸留存于后世，能让我们欣赏到这个年轻文人的平生之志，以及如虹气势。其中有云：“某闻钓巨鳌者，不投取鱼之饵；断长鲸者，非用割鸡之刀。是故有经邦治乱之才，可以践股肱辅弼之位。”古代汉族传说，东海有巨鳌，可以驮负蓬莱仙山。要钓那样的巨鳌，不能用小小钓鱼之饵。要斩杀长鲸，不可用宰鸡之刀。只有能够经邦治乱的大才，才能担任辅佐英明君主的股肱之臣。自然，我韩熙载就是这样的大才。

　　当时南吴的实际掌权者是徐温与养子徐知诰，已经开始广招贤士，兴办文教，显现出宏图之志，所以韩熙载才在《行止状》中云：我闻听大吴开始创立基业，修治文教，“凝王气于神都，吐祥光于丹阙”，啊，已经显现出象征帝王运数的祥瑞之气。不遇良时，怎么能施展远大志向？既然逢遇政治清明的朝代，我就该投身其中合力实现壮图。由此可以，一直沿用唐代天佑年号的南吴，其远大志向在当时是能为明眼人看出，并不是一般的军阀政权之象。

　　接着，韩熙载讲了当时的天下形势：“而又邻邦接畛，敌境连封。一条鸡犬之相闻，两岸马牛之相望。彼则恃之以力，数年而频见倾亡；此则理之以贤，一坐而无闻震动。由是见盛衰之势，审吉凶之机。”虽然谈及中原就简单一两句，但已经非常难得了，很值得珍惜了。看敌境，鸡犬之声相闻的对岸，看似强大，但倚仗的不过是强力，小朝廷没几年就频频倾塌、灭亡。而我们这方靠的是贤明之德，啊，以德治国，所以王朝可以稳定，不会动不动生变。由此就能看出双方盛衰的趋势，吉凶的转机。

　　难道说到中原小朝廷，真就写了这么多吗？仅仅就是“恃之以力”？对他们的“力”就想不起来点形容、比喻？比如粗蛮之力、蛮野之力、兽性未消、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等尔。韩氏熙载写到这儿就全没了洋洋文采。对应下文对我方的肯定，透显出彼方只知恃力，不知用德。可那是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汉文化熟透了的中国腹地，怎么就一朝朝连施德政都不懂，原因是什么？就一层窗户纸的事儿，韩氏熙载就愣是看不透这一层？

　　下文云：“宜向明背暗，舍短从长。圣贤所图，古今一致。泒遥终赴于天池，星远须还于帝座。是携长策，来诣大朝。”只要是贤明者，当然应该弃暗投明，舍短从长。如泒水再遥远也要流向天池，如星辰再遥远也要朝向帝座。所以我怀抱治国长策，恭敬地来到我心目中的天子之朝，正统之朝。斑斓陆离的妙词儿又都上来了！就是所弃之暗到底是因何而暗，所舍之短到底有哪些短处，还是草草一提，未见描绘。可我们未见是未见，当时韩熙载对砍了自己老爹、砍了韩家很多家人脑袋的夷狄，怎么还会留客气？怎会不嬉笑怒骂、恶语连珠？

　　很多人知道韩熙载，是看过顾闳中那幅留存千古的《韩熙载夜宴图》。那是因为从李昪到李璟，再到李煜，都是既有大志，又内质偏软，加上其他客观因素，始终不敢起兵北征。就连947年那么好的机会，韩熙载那么苦劝，李璟都犹犹豫豫，好容易要行动了，一听说刘知远立汉称帝，又吓得蔫儿了回去。韩熙载当年对李榖所言“江淮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的大志，渐渐消磨掉了，灰心丧气了，便在家蓄养女乐四十余人，彻夜宴饮作乐以排遣忧愤，也有故意闹得出格儿些，放浪形骸，借以招人诟病而避免做高官之意，免得担历史责任嘛。

　　看似贪欢享乐，放浪形骸，实则眉头紧锁，难掩沉重的忧愤心情，《夜宴图》的场景与中心人物，形成了强烈反差。这就是“为当时风流之冠”又忧国忧民的韩熙载。

　　韩熙载为官南唐，几次出使中原，曾作《感怀诗》，诗云：

　　仆本江北人，今作江南客。

　　再去江北游，举目无相识。

　　金风吹我寒，秋月为谁白？

　　不如归去来，江南有人忆。

　　没有相识者了，没有可寄托感情的景观风物了。仔细品咂，也有北方中原被夷狄造得不成样子之意。

　　韩熙载最有意思的一件事，不能不讲。有一次出使中原，归途中用餐，陪同他的中原官员问他：“江南何不食剥皮羊？”啊，江南人吃羊肉，都是带皮一起煮，毕竟羊肉难得。熙载对曰：“江南地产罗纨故尔。”那是江南地产大量丝绸的缘故。马令的《南唐书》记此事，云：“时皆不喻。迨熙载去，乃悟，使追之，不及。”当时中原官员谁也没闹明白此话的意思。等到韩熙载离去一会儿了，才恍然有所悟，派人去追韩熙载要算账，却追不上了。

　　对这一记述，后世有多种解释，有人弄得很复杂，认为南吴国君姓杨，“剥皮羊”之说带侮辱性；而中原后周皇帝为郭威，“罗纨”暗指“裹丝”，实则是讲“郭死”，韩熙载乃一还一报。但是，我倒觉得不必绕那么多弯儿。何况郭威是951年称帝，而南吴杨氏十好几年前就退位了，年代对不上。联系我上述讲的宋代人一直讳莫如深的中原胡风胡气，韩熙载那意思不忒绕，就是说江南多产丝绸，穿丝绸衣服就够了；不像你们北方，得留着羊皮做羊皮袄——实则是在讥笑身裹老羊皮、膻气哄哄的粗蛮胡人。

　　韩熙载既未拜相，更未长驱以定中原；而他那位好友李榖，却真的成为后周世宗一朝的宰相，为柴荣献谋，夺取了南唐的淮南之地。柴荣亲率大军征淮，在寿州（今安徽寿县）城下，对李璟派来的使臣说：“江南自称是唐室后裔，衣冠礼乐，异于他国。可你们跟朕一水之隔，却不遣使来修好，却航海通商北虏，这算知的哪门子礼？”柴荣此说，显出对江南优于他国的文化礼教，不得不重看，不得不承认。以南唐跟契丹通商而不跟后周修好为由，来贬斥南唐实则不知礼，实在是恃强混搅。噢，不跟你相好，就是不知礼？

　　柴荣接下来说：“回去跟你们主子说，必须向我后周称臣，则兵可罢；不然，我大军直接进金陵，借你们府库所存犒劳我王师！”您换个角度，站在南唐正统汉文化的斯文人的角度看，柴荣这位北方军爷的蛮横口气，这副嘴脸，究竟该是属何人一类？属哪一系统？还是暴力大帮会那一套嘛！

　　据清代缪荃孙编纂的《江苏省通志稿大事志》记，柴荣讲这话三百多年后，北方汹涌而来的蒙元大军，把斯文的南宋打得满地找牙，宋廷情知抵挡不住，只好派柳岳为使臣，到驻扎在无锡的元营，向元军统帅伯颜乞和。宋使说：“我们刚继位的新君还年幼，服孝之期还未满，自古礼不伐丧，敌方国丧期是不兴动兵的。”跑来跟人家讲礼。伯颜反驳道：“汝国戮杀我使臣，大元因此才兴兵征伐。当年吴越钱氏未等北宋发一兵一卒就纳土称臣，南唐李氏奉表投降，到头来不都让你们弄死了么？汝国得天下于国丧期的小儿（指柴荣之子后周恭帝柴宗训），亦失之于国丧期的小儿（指当时的宋恭帝赵显），天道如此，尚何多言！”你这儿废什么话呀！谁强谁横谁有理、谁知礼得了呗！不过话说回来，伯颜虽也够蛮横，但相形之下，还是比柴荣讲道理的。

　　南唐后主李煜，在很多人眼里，是面瓜一个，该搞文学艺术去，根本就不配做君王。而在我看来，李煜确有性格上的弱点，但并非像人们以为的那么不堪。事实上，他虽表面上向不断做强做大的北宋示弱、臣服，但一直在悄悄备战，缮甲募兵造战船。而他对赵匡胤的低调外交，也可以视为一种周旋，自继位一直周旋了十余年。一旦宋与南唐开战，李煜立即下令南唐不再用赵宋的“开宝”年号，举国抗敌。而且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军兵临金陵城下，南唐还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放进士张确等三十人”，啊，录取了三十名进士。

　　后人往往笑其愚，连《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撰者李焘，记此节还特意加注曰：“王师已至城下，而贡举犹不废，李煜诚不知务者。”笑李煜不识时务。而在我看来，后世笑者多为见识浅陋，至于李焘嘛，会不会是故意把李煜描成糊涂蛋，我就不得而知了。为迎合圣意，他那么干也不奇怪。实际上，这一次国难当头的悲壮科考，既是彰显自身中华之正朔，皇权之正道，文化之优越，也是争取士人归心，甚至就算日后国破君亡，也会留下更多的中华文化传承者，更多贤明的有正道见识者，更多的纪事之笔，很见李煜性格。

　　世传李煜亡国做了俘虏，在汴京幽禁三年，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这事尚无定说。但赵光义一直对李煜不放心，倒是真的。史载，赵光义曾问南唐旧臣潘慎修：“李煜果真是暗懦无能之辈吗？”潘慎修答曰：“假如他真是无能无识之辈，何以能守国十余年？”这无疑告诉我们，北宋统治者对李煜并没有小视，把他造得很不堪，实乃政治需要——既是面瓜又是糊涂蛋，根本就没有立国的资格，北宋灭掉南唐，就更合乎天道了嘛。

　　陆游的《南唐书》记述中原文士之南渡原因，往往只是说北土的地方军爷们“不贵文士，故其俗以狗马驰射博弈为豪”，啊，不拿读书人当回事儿，脱不掉旧俗就爱狩猎骑射、狗马赌博一类粗俗游戏，那类事儿干出彩儿来才被看重。但对其俗、其粗劣品味，却不做深入探究。

　　南唐旧臣张洎后来做了宋朝的官，著有《贾氏谈录》流传于世。他降宋后游历北方，到长安等地，看到很多著名的宫殿“毁废已久，今所存者，唯缭垣而已”，断壁残垣缭绕，满目疮痍。“京兆户民尚斗鸡走犬之戏，习以为业，罕有勤稼者，盖豪荡之俗犹存余态耳。”民风粗俗、粗陋，很可笑。试想，若南唐文人在酒桌上谈起这些，会嗤之以鼻，笑掉大牙的。而何谓“豪荡之俗”，为何“犹存余态”，张洎概不深究，概不深说。

　　讲至此，我们再读李煜的词，就会有不同的感受了。即便身为俘虏，诗词要极其克制，他还是流露出对自己以前心怀壮气的感叹，对南唐横在长江中阻拦敌人战船的一道道巨型铁锁链已经沉埋于泥沙中的惋叹。比如这首《浪淘沙·往事只堪哀》：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李煜死讯传出，江南父老有许多人都聚巷痛哭。

　　赵匡胤对李煜及南唐耻笑归耻笑，实际上是极其重视的。平淮南，占金陵，他都紧着把万卷藏书运走。赵宋得金陵藏书数万卷，更得南唐之文雅风气，可谓规规矩矩地学，一板一眼地学。乃至于我们看《韩熙载夜宴图》，都分不清那是南唐还是北宋。可以说明那很便当地成了北宋官宦、名士的追求。我们很多人印象中的宋、明高雅文士，大都是这个味儿，这个范儿。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史实证明，自宋太祖起，抢书抢得急，毁书也真毁得狠。如韩熙载所撰诗文颇多，有《韩熙载集》五卷，《格言》五卷等，但到了宋朝，就很难读到了。南唐著名儒者高越，辞赋文章弛名于当世，但到了马令编纂《南唐书》之时，其文已多散失。南唐中书舍人徐锴，酷爱读书，也积极为朝廷搜罗图书，陆游称：“江南藏书之盛，为天下冠，锴力居多。”而徐锴本人所著《说文通释》《方与记》《古今国典》《赋苑》《岁时广记》等，凡数百卷。陆游所著《南唐书》曰：“江南见讨，比国破，其遗文多散逸者。”南唐国破，徐锴的遗著大都散失了。盛极一时的“文献之地”，若不是赵宋成心去毁，发狠地毁，断不会如此残乘无几。

　　归根结底，赵宋要掩盖的，是南唐在当时人们心目中的中华正朔地位，以及中原皇权的非正朔地位。

　　这巍巍然南唐，太让赵宋感到压得慌了！

　　注：《被磨灭的燕云汉人》已制作成有声书，由“喜马拉雅FM”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