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保明

　　从《孔雀东南飞》看中国古代的叙事诗及其他

　　张保明

　　《孔雀东南飞》一诗显现了我国古代叙事诗的特点。叙事诗讲究故事情节、重视人物刻画，诗歌的语言韵味。我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有多方面的原因，有文学理论上的影响，也有诗人们生活境遇的因素。

　　《孔雀东南飞》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代表了汉乐府民歌发展的最高成就。全诗共357句，计1785字，诗歌反映的是一首哀婉动人的爱情悲剧，全诗以刘兰芝和焦仲卿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及刘兰芝被遣后与焦母、刘兄等人的逼娶、逼嫁周旋斗争为线索组织情节，用个性化的对话和人物行动刻画了刘兰芝、焦仲卿、焦母、刘兄等形象，控诉了封建礼教，揭示出焦刘婚姻悲剧的社会意义，热情歌颂了兰芝夫妇对爱情的忠贞和宁死不屈的反抗精神，表达了广大人民争取婚姻自由的美好信念。

　　《孔雀东南飞》全诗显现出了中国古代叙事诗的以下特点：

　　首先，叙事诗是一种用诗的形式来刻画人物、描述故事以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因此，它就必须有一定的故事情节和动人的人物形象。《孔》体现了这一特点。它有完整的故事情节，有兰芝自诉——兰芝被遣——兰芝拒婚——兰芝殉情——合葬化鸟等部分，按照“开端（自诉）——发展（乞母、遣归、泣别）——高潮（死别、殉情）——尾声（化鸟）”的脉络来展开情节，叙述故事。故事层次清楚，曲折婉转，真实动人。《孔雀东南飞》还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刻画了兰芝坚强的女性形象，仲卿的善良形象以及焦母的封建家长形象。

　　兰芝是反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主的坚强女性形象。她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当机立断，临事不慌，永不向压迫者屈服的倔强性格。当她再也忍受不了封建家长的压迫时，她主动向仲卿提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在封建社会里，被遣还家是妇女最不体面的事，而兰芝为了获得自主，不顾这一切接受被遣，可见她有多大的勇气。当兰芝被遣还家，阿兄摆出封建家长的身份逼迫改嫁，在阿母又不肯做主的情况下，她知道娘家也不是久留之处，于是假意允婚，暗中与仲卿密订死约，最后达到了誓死反抗的目的。兰芝性格的另一方面是忠于爱情，在与仲卿第一次别离时，她已看出复还无望，仍然向仲卿赠送礼物，并表示“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在与仲卿第二次见面时，仲卿说出“贺卿得高迁……”的话时，她并无责怪，而是表示“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决定以死殉情。自始至终，兰芝把自己紧紧地与仲卿连接在一起，用生命维护了纯真的爱情。

　　焦仲卿也是诗歌着力刻画的一个主要人物。他与兰芝不同，所受的封建影响较深，又身为官吏，性格比较软弱。开始当他听到兰芝被遣回家时，他对母亲只是乞求；当兰芝登车回家时，它仍然抱有幻想：“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他对封建势力的认识不如兰芝深刻。但是，他是非分明，忠于爱情，始终站在兰芝一边，不为母亲的威逼利诱所动摇，当他与兰芝决定以死殉情之后，不怕担上“不孝”的罪名，终于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由于他与兰芝处境、经历、身份不同，所以在反抗过程中摇摆、徘徊、犹豫是可以理解的。

　　焦母是封建家长制的代表，是婚姻悲剧的制造者。在她的身上表现的是凶悍、冷酷、无情和自私。诗歌中对焦母语言、行动的描写，生动地表现了这个人物的性格。比如，当仲卿向母亲求情时，焦母说：“吾意久怀忿，汝且得自由，”“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这些话把焦母的专横、无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此外，刘兄蛮横无情、趋炎附势、极端自私的市侩习气，刘母无可奈何、没有主张的神态，诗歌都给予了恰如其分的表现，都符合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

　　其次，叙事诗并不排斥抒情成分，相反，好的叙事诗中叙事与抒情总是水乳交融的。《孔雀东南飞》在叙事的同时，也加入了一些抒情的诗句，深化了诗歌的内容。例如，诗歌的开头，采用起兴的手法，将鸟类的徘徊、顾恋之情与兰芝、仲卿的恩爱之情交织在一起，渲染了诗歌的悲剧色彩。再如，诗歌叙述了兰芝、仲卿第一次分离的经过后，有这样的抒情诗句：“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把两个人坚如磐石的爱情写得真挚感人，同时也表达了作者的同情之心。诗歌的最后一段在描写了兰芝、仲卿坟上的景物之后，又以“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的句子告诫后人，点出了这首诗的写作意图，抒发了作者的思想。

　　第三，叙事诗除了具有叙事性（情节、人物）和抒情性外，还必须具备诗歌的特点。如语言精炼、生动，对话传神、简洁，押韵恰当、准确，读来琅琅上口。《孔雀东南飞》篇幅虽长，但用语简练，如诗歌开头“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仅二十五字就把兰芝婚前的聪明好学，能歌善文概括地描写出来，使读者一目了然。再如，描写兰芝严妆归遣时的一段外貌刻画，用语非常精练生动，“足下蹑丝履”的“蹑”字，“头上玳瑁光”的“光”字，“腰若流纨素”的“流”，“耳著明月珰”的“明月”，都极其准确、传神地描绘出兰芝的动人形象。诗中的人物对话很多，但也写得很简洁、传神。兰芝与仲卿，兰芝与婆母，仲卿与阿母等的对话都符合每个人的身份，而又不啰嗦、繁冗，往往是简短几句就表达了人物的思想。在押韵上，基本上是隔句押韵，但也较自由，换韵也比较频繁，这主要是为了诗歌表达的需要。总之，这首诗虽然字数较多，但由于语言运用得很好，所以读起来很有韵味，琅琅上口。

　　《孔雀东南飞》不仅是汉乐府叙事诗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最长的叙事诗。我国虽是一个诗的王国，并且在唐朝诗歌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却没有出现像欧洲的《伊利亚特》《奥德赛》一样鸿篇巨制的史诗性的叙事诗。

　　而我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国传统的诗歌理论主张诗歌要表达“情”“志”。这势必把中国古代诗歌导向抒情达意，着重内心世界的“情”“志”抒写。《尚书·舜典》的“诗言志”被朱自清称为中国传统诗学的开山纲领，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孔子在《论语》中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

　　汉儒论诗虽不讳“发乎情”却“止乎礼义”，陆机则唯言“绮情”而已，开辟了诗学的新路向，也因发生了情礼的冲突。唐代有“诗者，苗言，根情，华声，实义”之说。宋代诗歌总体来说，虽重礼尚法，以议论为诗，也没有把现实生活当作诗歌内容来咏唱。后来的“四灵派”“江湖诗派”，明代公安三袁的“独抒性灵”——直到清代的“格调派”“肌理派”等等。总而言之，上述诸多史学理论都没有把目光投向现实生活，而是投向心灵，把“情”“志”以及人生体验作为诗歌所要表达的对象，或把精力用在技巧上而忽视诗歌内容。很少把现实生活和现实事件作为诗歌要表达的对象，这显然影响叙事诗的发展。

　　诗人们的生活境遇也影响着创作主体对抒情诗的偏爱。生活得志者，要实现政治抱负，要兼济天下，不愿关注污浊的现实，当然不会写反映现实的叙事诗；生活不如意者，往往借助于诗歌发发牢骚，宣泄自己的不如意和悲愤心情，抒情诗成了他们的首选。

　　总之，我国古代叙事诗不发达有着多种原因。但是我们也不必为了我们的叙事诗短小精悍而叹息。一个民族的文化有着自己的个性和特色，我们的文化铸就了辉煌的史传文学和抒情诗歌，它们同叙事诗一起共同组成了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明。

　　作者单位：南昌工学院 33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