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畅

　　《一句顶一万句》的说话艺术：作者的“说”与“不说”

　　李 畅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有着独特的叙述技巧，有些叙述缠绕复杂，有些叙述点到为止，可以理解为不同的叙事模式和说话艺术，本文将刘震云的说话艺术划分为“说”与“不说”，企图分析“一句顶一万句”的意旨所在。

　　《一句顶一万句》发表以来，无数研究者从乡村叙事、孤独体验、语言特色等角度切入研究，成果无数。刘震云在叙述过程中运用了自己独特的创作形式：有些叙述缠缠绕绕、纷繁复杂，仿佛作者在不厌其烦地“说”；有些叙述点到为止，要读者自己领悟，这是作者在叙事过程中的“不说”。作者小说创作中的“说”与“不说”将一个个人物、一个个故事联系起来，好像是一棵大树上的枝枝蔓蔓张开又聚合，造就了一本恢宏大气的《一句顶一万句》。

一、作者的“说”

不少研究者在论及《一句顶一万句》的时候都认为这是一部“说话”的小说，刘震云在叙述过程中“说”得仿佛有些唠叨和啰嗦，如文章的开篇：

　　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老杨除了卖豆腐，入夏还卖凉粉。卖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欺负老杨并不是打过老杨或骂过老杨，或在钱财上占过老杨的便宜，而是从心底看不起老杨。看不起一个人可以不与他来往，但老马说起笑话，又离不开老杨。老杨对人说起朋友，第一个说起的是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老马背后说起朋友一次也没提到过杨家庄卖豆腐也卖凉粉的老杨。

　　这段话中“不是A，不是B，或是C……而是X”的句式无非是陈述一个“老杨跟老马过心，老马跟老杨不过心”的事实，刘震云称自己这种叙述方式为“绕”，汪杨最早注意到刘震云这种特殊的叙述方式，曾军将这种叙述方式称为“拧巴式的幽默”。“这些句式，就是刘震云慢慢捋那不捋不甭的世情线团的努力。”老杨和老马的关系是《出延津记》故事发展的重要的一支，老马给老杨出主意让“脑子不好使”的杨百利去上学，这是杨百顺离家出走的导火索，是杨百顺各种工作“百不顺”的起点，刘震云企图回避复杂的人物关系，让“理”在“话”的“绕”里铺陈开去，作为讲述故事的起点和引起作者阅读兴趣的手段。

　　此外，《一句顶一万句》中故事和人物类型的重复现象仿佛是作者在不厌其烦地讲着同种类型的人物相似的故事。许多小人物大多数只存在于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叙述过后再不出现，比如《出延津记》里的铁匠老李、卖葱的老段、剃头的老裴、教书的老汪、县官老胡和小韩、传教士老詹、皮匠老吕、杀猪的老曾、东家老秦、竹业舍的老鲁等等。各个小故事之间互相映衬、重复回环或者一环接一环地推动故事发展，刘震云着重“说”的这些小故事是很有趣味的。如小说中写铁匠老李和他娘的仇：

　　记仇不是记血窟窿的仇，而是他娘砸过血窟窿后，仍有说有笑，随人去县城听戏去了。也不是记听戏的仇，而是老李长大之后，一个是慢性子，一个是急性子，对每件事的看法都不一样。

　　老李和他娘的故事，不仅仅是借老李给她娘做寿解释老杨和老马之间复杂的关系，更是与瘫痪后的老杨和杨百业的故事互相映衬。老李和他娘的关系俨然就是老杨和儿子杨百业的关系，瘫痪的老杨事事要看儿子的眼色，与年轻时在家庭关系中说一不二的老杨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反而有丝让人同情。刘震云仿佛是笔下人物平等知心的朋友，看出了其中的种种世故，向读者轻松地讲述出来，两段故事形成了一种对比形成一个小小的回环，将随着时间变化家庭关系中母子、父子之间的关系变化写得入木三分。

　　“每个事中皆有原委，每个原委之中，又拐着好几道弯。”老秦、老蒋和老史出现在主人公杨百顺人生不同的时间点上，刘震云对这些不同的人物有着不同的说话方式和习惯的介绍呼应了“说话”的主题：老秦讲理自个儿从来不讲，都是让人讲；老蒋不爱说话，却喜欢和猴子交流；县长老史有一个癖好，喜欢和戏子下棋“手谈”。三个人的交流习惯或者癖好是“说话”的三种不同方式，这些人物都在与别人的交流中遭遇了困境，刘震云在关心笔下人物的孤独，顺便将这些人物串起杨百顺的经历，一环一环地推动故事的开展。

　　杨百顺的人生是一条线，串起了一颗颗珠子的小故事，形成《出延津记》的故事项链。“在杨百顺的大故事中插入了众多有趣的小故事，从而使本来缺乏大起大落式情节的平民故事，也能摇曳生姿，精彩不断。”《一句顶一万句》中每个人物都有特色，没有谁重要谁不重要之说，大多数普通人都陷入平凡和重复的人生轨迹，每个小人物的故事都有存在和叙述的理由，共同“顶”出了杨百顺的故事，“刘震云这里面有着某种叙述哲学，那就是没有什么故事是重要的，一定要在文本占据重要地位，一定要以它为中心来展开叙述。”历史在这里消解了，作者的“说”给整部小说提供了情节动力和“从头说起”、一步一步叙述的情节链。“细节的、局部的、笔法的大量重复，这些都在使小说变得更加稠密的同时也获得了疏朗感形式意味，使小说的叙述了充满了戏剧性的动力与吸引力。”

二、作者的“不说”

《一句顶一万句》的创作过程是节制而自如的，在一些小说人物故事的叙述中，如私塾老师老汪和传

　　教士老詹刘震云往往点到即止，绝不赘述，需要读者心领神会，恍然大悟。叙事者全知全觉他们的命运走向，对他们有着说不清的感情，

　　老汪本在开封读书，中途却被打得鼻青脸肿地回来了，“问谁打了他，为啥打他，他也不说。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后来，老汪受雇于老范任私塾老师，“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别人问起，老汪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女儿灯盏死后，老汪心情苦闷离开延津，走到宝鸡在街上给人吹糖人，“如果哪天老汪喝醉了，还会吹人。一口气下去，能吹出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这女孩十八九岁，瘦身，大胸，但没笑，似低头在哭。”这就是老汪嘴里说的“开封小媳妇”。到此才知当初老汪在开封被打的缘故是有一段情事，作者缄口不言这段感情究竟是怎样的开始和发展。后来，吴摩西“顺着路往城里走，想找一个热闹去处，来解一下自己的烦闷。”经历过太多人生变故的吴摩西，才明白老汪的所思所想，他也陷入了和老汪一样的命运之中。“不说”不仅仅免于旁支的过分赘述，还牵连着主人公甚至现实生活中普通人的心境。“刘震云拒绝对他的作品进行价值判断，尤其拒绝用知识分子的意义系统对他作品中所描述的平民世界的精神状态进行意义阐释。”老汪的精神状态是苦闷无处倾诉的，他对那段情事念念不忘，爱情和亲情无法安慰他，他舒缓压力的方式是出去走走，喝醉了吹“开封小媳妇”。刘震云摒弃了知识分子价值体系里的爱情、亲情的伟大与高尚，单写普通人物在普通生活中压抑时的精神状态。

　　老詹在延津传教传了四十多年，却只发展了八个信徒，他的第九个信徒杨摩西信教的原因只是为了找个事由。身在异国的老詹没有几个朋友，他与开封教会的老雷有矛盾，还被县长赶出了教堂，住在了四面透风的破庙里。老汪的苦闷来于自身的爱情悲剧，而老詹的孤独来源于事业的失意。老汪通过走走来排解苦闷，老詹喜欢听瞎老贾弹的三弦，他死后，吴摩西在他的遗物里找到一幅新画的恢宏大气的教堂图纸，在图纸背面，写着“恶魔的私语”五个字。“老詹这一辈子，不止是无奈，也是痛恨这些人的。正是因为痛恨，他才要建这么宏伟的教堂。老詹的这种感觉，倒和吴摩西心中从没想到的某种感觉，突然有些相通。吴摩西心中也常常痛恨。”老詹传教传了四十多年，其实是将主传给了自己，渴望有一番辉煌的事业却不得志，精神世界痛苦而无处发泄。

　　老汪和老詹的痛苦，前文有伏笔，后文有照应，不须言透。这种无法诉说的痛苦就是现实痛苦的一种艺术处理，这种痛苦不是落后的、堕落的，而是普遍的、深刻的，与主人公的心境相通，作者通过“不说”让读者自己领会，进而产生共鸣，这是痛苦而孤独的大多数人所拥有的人生。“《一句顶一万句》采用的是民间视角，关注的多为故乡的‘俗人’、‘俗事’。由于作者没有试图对‘我故乡的人们’进行启蒙，相反是以一种‘找心’的渴望回到‘延津’的，因此平民琐碎而卑微的生活经验由此得以敞开，并构成了小说鲜活的尘世风貌。”

三、结论：“一句顶一万句”的意旨

《一句顶一万句是》是关于“说话”的小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刘震云归纳为“说得着”和“说不着”，“说话”影响着情感和人生。杨百顺改了三次名，他不愿意种地，先后做过许多事由，几乎没有一件工作做得长久，皆是他和几位主顾说不来。牛爱国的妻子庞丽娜出轨，赵欣婷对牛爱国哭诉她在小蒋和庞丽娜偷情的宾馆外听到的话：“睡了睡了，一个人说‘咱再说些别的’，另一个说‘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他们一夜说的话，比跟我一年说的话都多。”后来牛爱国和章楚红偷情时牛爱国觉得自己就是小蒋，章楚红就是庞丽娜，“咱再说点儿别的”“说点儿别的就说点别的。”爱情的意义早就超越了性欲和世俗的价值观，而成为“说得着”的终极追求。曹青娥和养母吵了半辈子，老曹死后，曹青娥又和老曹老婆说得着了，“两人说得着，就有说不完的话。正因为过去说不着，现在更说得着。”巧玲和吴摩西的关系甚至超越了亲生母子关系，正是因为两人说得着。牛爱国和杜青海之间本来没人比他俩说得着，后来两人说不着时牛爱国本来已走到杜青海的村子里，却还是掉头就走，杨百利和牛国兴的关系是成也“喷空”，败也“喷空”。亲情、友情的保鲜和延续，完全依赖着人物之间的交流。可是，人与人之间“说得着”、“说不着”却也是不断变化的。

　　《一句顶一万句》中总有“一句话”在盘旋，这一句话仿佛可以解释“说得着”、“说不着”的原因。吴摩西在找巧玲的路上碰到了流浪落魄的吴香香和老高相互依偎、相互取暖，“一个女人与人通奸，通奸之前，总有一句话打动了她。这句话到底是什么，吴摩西一辈子没有想出来。”牛爱国和章楚红偷情时，章楚红对他说：“你要敢带我走，我就有一句话要给你说。”牛爱国和曾志远打电话，曾志远对他说“你到乐陵来，我有话跟你说。”“这句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未解之谜，这其实也是作者对人们之间为何说得着、又为何说不着无力解释的证据，更何况“说得着”并不意味着可以摆脱孤独，“凶险的知心话”更可怕。

　　西方人“有忏悔的话、痛苦的话、忧愁的话想说的时候，你随时可以告诉神。但是在一个人人社会里，你如果有忏悔、痛苦、忧愁的话，你得在人中找到一个知心的朋友，才能告诉他。神是随时随地都在的，但是在人中找一个朋友是非常难的。所以中国有一句古话：‘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而这种知己是“不会背叛你的永远的知己”，“当朋友发生变化的时候，你告诉他的知心话如刀子扎到你的心脏里，所以在人人社会里面，朋友是危险的，知心话是凶险的。这就是中国的生活及文化生态所带来的孤独。孤独在这个人人社会是无处倾诉的。这种孤独和西方的不同，更原始、更弥漫。”

　　“‘一句话’是令人神往，但恰恰又是无法实现，至少是难以言说的；‘一万句话’无处不在，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一句话’是我们的梦想，而‘一万句话’则我们的现实。”这句话的无法实现说明人与人之间会“说得着”、“说不着”是无法解释的，说话就是一切，“‘说话’，那是人存在的全部合法性，说话就成为人的存在的最高法则，因此‘一句顶一万句’。”对于“顶一万句”的那“一句话”的探讨早就不是在历史中的寻找，而是摒弃了历史、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范畴，一句话可以成事，一句话可以坏事，在任何时代都是如此，不断变化，无法解释，这才是“一句顶一万句”的意旨所在。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文学院 215123

　　李畅（1991—），女，河北沧州人，苏州大学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