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妍妍

　　在理论阐释与感性直观之间演绎传统文化风尚
——评董晔博士专著《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

　　李妍妍

　　作为一个时代文化旨趣的显现，“风尚”是具有相当包容性的范畴，它既可指涉精神层面的审美趣味与思想追求，也可指涉体现在物质文化方面的民风民俗等。可以说，“风尚”是一个时代主流的文化情调。对于这样一种贯穿精神与物质两个层面的文化现象，如何进行全面深入的诠释是个学术难题，因为它看似有形却又无质的存在方式把握起来相当不易，准确展现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需要研究者进行全方位的考察，并且具有驾轻就熟的理论阐释能力。

　　在中国历史上，汉魏晋南北朝是社会思想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各种文化风尚更是处于剧烈变化之中。从两汉中央集权帝国下的富丽堂皇、错采镂金，到魏晋南北朝的天然不饰、清水芙蓉，艺术审美上的变化可见一斑。面对如此巨大的文化风尚变迁，不仅需要准确呈现出不同时期的风尚面貌，还要解释形成这一面貌的原因以及如何由前期向后期转化。董晔博士的《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15年1月版）即是对这一历史时期文化风尚的精彩演绎，与一般思想史或美学史不同，该著并没有采用通行的理论框架式分析，而是通过不同词条来呈现近800年文化风尚的各个侧面，进而形成一幅较为完整的汉魏六朝风尚图，无论是写作体例还是文本内容，都让人耳目一新。

　　该著采用开放式的写作结构，由众多词条汇集而成。这种非线性结构叙述方式对于一部历史性著作来说是具有考验性的。众所周知，历史叙事具有明显的时间性，在逻辑上呈现为线性叙述，作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历史叙事的基本规范，而进入到一种全新的叙事模式。然而，这种叙事模式并非无的放矢，它是“风尚”这一特殊文化现象量身定做的。风尚作为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面对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如果仍然采用线性历史叙事会力有不逮，很容易将其僵化为生硬的理论或变成纯景观式的描绘。因此，采用开放式结构更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当时的文化风尚，进而理解传统文化的不同层面。就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言，并没有侧重时间性的表达，而是在空间事物的呈现中体现出时间性，所以开放式的表述更加符合传统文化形态。

　　1962年，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谷登堡星汉璀璨》一书即采用这种开放式的结构模式，将与谷登堡印刷术出现之后的诸多重大事件如星系般并置起来，共同构成一个理论力场。在具体表述中，麦克卢汉亦采用如马赛克镶嵌画式的方式，采用极具跳跃性的叙述语言将印刷术在西方出现所带来的知识冲撞展现出来。然而，麦克卢汉的这种叙述方式并不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它更多是挑战西方传统中的线形逻辑思维。“麦克卢汉的镶嵌画形式内部充分地表达了这样的教育哲学：它挑战循序渐进的方式积累的形式，并反驳新知识来自于数据和概念的单纯积累的思想。”

　　《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一书的开放式结构与上述两书不尽相同，它既非如麦克卢汉那样刻意对抗逻格斯结构，也非如《世说新语》那样纯属无意而为，而是根据研究对象的特征做出的恰当处理。既然风尚既不是某一特定的媒介技术，也不是表现人物及故事情节的小说，因而在表现这一特殊对象时需要更加全面地展示其整体风貌并且尽可能地阐明生成原因。通过风俗画式的开放结构，该著将八百年的文化风尚精确地安置在不同的调色板中，共同呈现出这一大段历史的丰富多彩。这种独特的研究方式一方面深入到风俗的感性领域，从汉魏晋南北朝时人最基本的生活经验出发，来分析他们的文化风尚；另一方面又将这些看似平常的风气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做出准确的文化定位。

　　《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对于世俗社会的感性经验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例如在“俗乐”一条中就详细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各种娱乐节目，“作为一种全社会范围内的娱乐形式，乐舞百戏也是一种综合表演艺术，它包括角抵、飞丸、鱼龙曼延、吞刀吐火等多种项目，以极大的包容性融合了不同民族和地域的多种艺术风格，可谓汉代俗乐舞最具典型性的代表。”从表面上看它们只是世俗娱乐的一种外现，但却与当时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其中的有些项目甚至直接就是官方乐署的内容。在雅乐日趋凋零的时代，俗乐开始兴起并成为国家祭典的内容。由此而言，汉代俗乐就不仅是普通民众的日常娱乐行为，同时也延伸到国家文化建设层面，成为文化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世俗娱乐的这番剖析，既厘清了俗乐的基本感性形式，也将它们的延伸触角都一一展现出来，使俗乐的生命力得到全息呈现。

　　与之相反，“豪饮”“祼裎”“啸鸣”等行为风尚被魏晋士人视作体现自身文化品味的活动，与世俗娱乐有着明显的精神界限，然而在《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并没有因为它们所属的文化阶层而使其神秘化，而是尽可能地还原这些行为的感性形态。例如在介绍阮籍的放达豪饮时，既没有过分夸大他骑驴向东平的潇洒，也没有将其一醉六十日视作纯粹滥饮，而是在复杂的政治背景和人格心态中展现阮籍的放纵与苦闷。同样，刘伶豪饮时的狂态固然是其名士神情的体现，而被妻子苦劝时的戒酒词又充满了普通人的世俗欢乐精神。豪饮固然是魏晋名士风度的体现，也是当时世俗精神中娱乐元素的扩散，竹林七贤之后的饮酒风尚特别是“八达”的滥饮更加体现了这点。与此类似的还有“啸鸣”，名士孙登悠长玄远的啸音令人心旷神怡并折服诸贤，但另一方面，曹丕在王粲葬礼上学驴鸣则在名士旷达的外观下展现出强烈的世俗精神。作者展现这些名士高行的同时，着重从当时的感性直观出发，为我们描绘出魏晋士人的基本文化情态。“‘啸鸣’行为风尚的背后似乎隐藏着名士们的内心独白：我的人生乐趣，本就来自创造和欣赏这些声音。”这样的结论，是在对魏晋士人生活的近距离感性体验中得出的，也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士人精神的概括。

　　一般来说，从事历史性的研究，在充分掌握感性材料的基础上，都需要理论的提升。在《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中，这种理性介入的方式相当自然，在很多时候它是对感性材料的自然延伸，这一点甚至在对当时哲学思潮的阐发中亦不例外。魏晋玄学是那个时代的主流哲学风尚，研究这一时期的风尚史自然绕不开它。董晔博士在分析这一哲学风尚时，从当时最流行的“谈玄”入手，详细介绍了清谈风气的由来，对于清谈的形式也给予了明确的界定。作者认为，魏晋清谈是由汉末清议演化而来，在形式上分为主客问答方式，通过反复诘问使论点层层深入以炫耀论者的才华。在这种氛围中培养起来的清谈活动本身就不仅是哲学的反思，同时也是审美的体验。“枯燥的玄理分析已不能满足士人的需要，那时的清谈开始更多地带有审美和娱乐的成分，魏晋名士更感兴趣的是在清谈中显示出非凡的智慧、敏捷的才思和不俗的谈吐，至于具体谈什么玄理倒是次要的了。”在这里，董晔博士没有过分执着于玄学内容，而是对谈玄活动进行整体观照，既真实地再现了清谈的氛围，又对这种风气作了理性的判断，从而将感性的生活风尚与理性的文化分析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研究风格。

　　综合来看，无论是写作形式还是研究内容上，《中国风尚史·汉魏晋南北朝卷》都展现出独具一格的特色。在对中国传统文化风尚的研究中，该书为我们打开了新的研究视域，同时也带来了方法论上的革新。

　　作者单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 264005

　　李妍妍，烟台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