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 越

　　弈潜斋集谱初编成书年代之探究

　　董 越

　　弈潜斋集谱为最著名的有“晚清四大丛谱”之一，无论从围棋史，还是古籍版本学上看，都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但目前学术界，对其版本的著录鲜有定论，本文通过对现存善本古籍的考察研究，结合原书出版者邓元鏸的生平重新界定了《弈潜斋集谱初编》的成书时间和点。

一、棋谱的昌盛

从乾隆后期至鸦片战争，50多年间，由于清政府的腐降，棋势如国势一落千丈。尽管如此，植根于华夏文明的围棋艺术和文化，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特别是康熙、乾隆围棋鼎盛时期的国手们，星光璀璨，为后世留下了为数可观的棋谱、棋经。有大量的围棋棋谱和围棋理论书籍编辑出版刊刻，其中，最著名的有“晚清四大丛谱”，分别是邓元鏸编纂的《弈潜斋集谱》，鲍鼎编纂的《蜗簃弈录》，王存善编纂的《寄青霞馆弈选》，黄绍箕、剻光典编纂的《海昌二妙集》，这四部巨制汇集了数以千计的清代高手们的佳谱名局。

　　邓元鏸（1848——1925），字纯丰，号弈潜，清末无锡人，光绪年间先后任四川长宁、开县、眉山、华阳等县知县多年。与鲍鼎、王存善、黄绍萁并列为清末民初四大围棋棋谱编撰家，他不仅工诗文，且好读史，尤酷爱围棋，一生致力于搜求前贤弈谱，并刻印清代名家弈谱，是一位卓有成效的围棋棋谱收藏家、出版家和棋史研究者。

二、善本的发现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弈潜斋集谱初编十七种》（后文简称“初编”），八册，竹纸线装，书高37cm，宽27cm，板框高26cm，宽19.5cm，半页10行，每行字数22，四周单边，白口，无鱼尾，版心上刻每一种的题名，如“施范十局”等，中为页次，下刻“弈潜斋刊本”。“弈潜斋刊本”的棋谱，刻工精美细腻，由邓元鏸、鲍鼎名家勘误，就内容和刊刻特点来看，该书对于研究中国围棋史和围棋棋谱版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不失为珍贵的古籍收藏善本。

三、关于成书时间和地点的疑问

关于《弈潜斋集谱初编》版本的刻成时间目前学术界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该书成书于光绪七年（公元1881年），另一种观点认为成书时间应该是光绪二十四年。古人一般在编撰完一篇书稿后，作者自己或请当地官绅、同乡耆旧、同年师友等写一篇序。此序是邓。通过对全书序跋的对比、识读，我们得到了以下信息：

　　（一）考察该书每种的序跋，不难发现，从第一种“范、施十局”刊刻开始，到最后一种“弈潜斋偶存”结束，17种书陆续刊刻于光绪七年至光绪二十四年之间，即1881年至1898年，共耗时十八年光景，其间邓氏“搜罗旧谱，煞费苦心”，“早昏勘校，无问寒暑”，（见《弈潜斋丛谱》）最终成就了这部巨制。

　　（二）邓氏每次刻一种或两种书的同时，他必为该书作序，并且是单独的，前后并无关联，然后刻书，如他在“范梁七局”的序中写道“兹复取围棋近谱及所载，范梁对子七局，校而刻之，…光绪壬午寒食无锡邓元鏸识”，再如他在“施梁三局”和“梁程五局”的序中道“余去年刊范施十局、梁程十四局，今年刊范梁七局，…集施梁对子三局，施程对子五局复付手民，…光绪壬午谷雨前一日无锡邓元鏸”，由此可知每一种书都刊刻于不同的年代,每一年刊刻最多不会超过两种。十八年间正好出十七种，除了1885年未刊刻外，跨年一种，符合刊刻者的工作习惯。

　　（三）邓氏在多数序中，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作序的地点，但亦有例外，如他在“吕邓对局毛邓三局附”的序中落款“无锡光绪九年十一月无锡邓元鏸识时侨寓成都”：“历朝弈事辑略”序中落款曰“光绪戊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五日无锡邓元鏸识开县署斋”。从这两段文字中，我们发现仅有的两个落款地点均在蜀中，难道这是偶然发生的吗？要考证这个问题，有必要将邓氏文本套书做的十五篇序从头到尾一一考察，仔细阅读。邓氏在全书的第一种“范施十局”的序开场白曰：“余性耽寂静，视世之鹜声利者，雅不同调，侨居多暇，独嗜好弈棋，长日疏廉，秋鐙夜雨，一枰坐对，万虑具清。盖尝极意究求，搜寻旧谱，深惟不敏，竊欲窮古人閫奧焉。”其中“侨居”二字，表达了邓氏已经开始了长达数十载的宦旅生涯，尽管他于1887年才以监生补四川青州长宁县知县，但在其后的各册序中又多次提到“侨寓”的意思，直到最后一种刊刻完成，他仍然表示“政简多暇，…无锡邓元鏸识于开县署斋”。

四、结论

通过考察古籍原著的序跋、正文和版本特征，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结合刊刻者邓元鏸的生平背景研究，本文认为，《初编》十七种不是在具体某一年刊刻完成的，刊刻时间几乎贯穿了邓氏的整个巴蜀宦旅生涯，成书地点就是当时四川的开县官署，就目前掌握的史料和研究结果来看，将《弈潜斋弈谱初编》的版本著录为“清光绪七年至二十四年开县官署”是比较客观的。

　　我国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李致忠先生曾指出“依据古书原有的序跋来鉴定古书版本，在古书版本鉴定中是最常用的办法，大多数情况下也是最可靠的办法，但这里所说的依据序跋鉴定版本，不是泛指写序跋的年份来断年，…”。显然，“施范十局”序的年代，就没有理由代表整套“初编”的成书年代，当然这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见，亦非定论，还望抛砖引玉。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400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