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玲 谢伦廷

　　《围城》病态社会人人生价值的沦丧
——以方鸿渐为例

　　陈红玲 谢伦廷

　　《围城》作为一部批判病态社会知识分子孽根性的“新儒林外史”，通过对主人公方鸿渐的性格及其命运的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整个现代文明的精神危机和病态社会人的人生困境。本文从方鸿渐先后经历的“买卖式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这四个方面着眼进行探讨，以点带面，揭示人生社会价值如何不可避免地从典型现代人身上逐步失落、变异、抽空、贬值，以至于彻底破灭。

　　《围城》可以说是方鸿渐这一人物的围城，也可以说是整个现代人的围城。钱钟书通过对方鸿渐这一人物性格及其跌宕起伏的命运描写，深刻地揭示了整个现代文明所遭遇的危机以及病态社会人的人生遭遇。方鸿渐作为广大“围城人”的集中代表，以一种病态文明的畸形产儿姿态呈现在人们眼前，体现出其人性构成的某种复杂性。在小说中，作者以一种上帝视角构造出了方鸿渐这种正位于传统文明和西方文明夹缝中艰难生存的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因为他是“新人类”，想自由恋爱，然而家人却嗤之以鼻；他想凭借自己的手段获得事业上的成功，然而复杂的人心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让他望而却步；他憧憬美好而圆满的婚姻，却和妻子隔三差五的吵架、爆发矛盾……方鸿渐作为一个局内人，他的人生冒险生动体现了三四十年代大部分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全书从方鸿渐这一典型现代“精英知识分子”身上丰富展现了人生价值如何不可避免地逐步失落、变异、抽空、贬值，最后彻底沦丧、破灭。在这个复杂矛盾而又非理性的现代社会，方鸿渐这个病态儿和他的病友过着一种没有意义、没有目的、没有价值、没有前途的荒诞人生，他们被迫与现实生活脱轨，最终沦落为“死的样品”，不被人所道起。

　　一

　　“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完美展现了当时的整个社会世相。从教育这方面来说，钱钟书写出了历史转型关键时期我国在文化与价值观方面的无法衔接和断层，敏感的知识分子们感受最为深刻。毋庸置疑，方鸿渐就是其中的一员。初出茅庐的方鸿渐从爱尔兰人骗子手中购来了“克莱登大学”哲学博士的文凭，刚回国的几年靠着这一文凭混得风生水起，人生得意。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令人称好。从这我们可以看出“文凭”的重要性，它简直就是进入上流社会的身份证。怪不得作者在《围城》中说：“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小小一方纸能把一个人的空疏、寡陋、愚笨都掩盖起来。”一个愿买，一个愿卖，正因为这种“买卖式教育”，让方的人生开始变得“精彩”。我们设想一下，如果靠岳父的钱留学而来的方鸿渐并没有买来博士生文凭会发生什么？或许他会得到全船人的冷嘲热讽，或许苏文纨会对这个昔日的同学嗤之以鼻（更不用说爱上他了），或许周家人会对他没有拿到文凭无奈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更不用说以后遇见赵辛楣和他一起共赴三闾大学任教了……当然，没有“如果”，作者的用意就是想把这种“买卖式”教育带来的危害扩放到最大。

　　沿着方的人生轨迹去考察，从他进入三闾大学始，作者正式展开对教育更深层次的抨击。作者有段形象的描述：“三闾大学的校长是位老科学家。这“老”字的位置非常为难，可以形容科学，也可以形容科学家。不幸的是，科学家跟科学不大相同，科学家像酒，愈老愈可贵，而科学像女人，老了便不值钱。”高松年校长仗着自己年纪大、人脉广，资源多，公开把学校官场化，认为：“学校也是机关，机关当然需要科学管理”这所谓的“科学管理”就是要在自己掌控范围之内，而不能有异端存在。另外李梅亭的系主任位置让给了有政治背景的汪处厚不也正说明这一点吗？ 在三闾大学，“他是善良的‘废物’，眼前的一切龌龊事和阴险的人同时存在于学校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他只能默默地当个受害者，因为他懦弱的性子就决定了他绝对不会是那个具有高度行动力的变革者。 为何会出现教育官场化？这离不开中国几千年官本位制思想的根深蒂固。以前，教育都掌握在少数世俗门阀大家族中，普通寻常人可谓望而不及，所以大部分人都“学而优则仕”，认为能当上官顶得上一切其他职业。以此出现一批不学无术、投机钻营之徒去国外“镀金”，“学成”后，回国不仅能在官场上混得风光无限，靠着官场上的地位也能在学校任职叱咤风云。就好比方鸿渐的冒牌师兄，三闾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学俞教授，一样拿着“克莱登大学”的博士生文凭，在战乱年代，其他的人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他却混得得心应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深思吗？当一个国家的教育一旦被买卖化，被官场化，那么这个民族谈何创新与进步？

　　二

　　如果说揭示个体生存的困境体现了作家的问题意识，那么对全人类、整个现代社会的微小视角的综括则体现了作家的人性思考。钱钟书之所以如此精细地刻画精英知识分子在情场上出现的喜剧性遭遇、焦虑和困境，以及在他们之间所展现出的心理隔阂、难以疏导的情愫，实际上不只是单纯地揭示现代人在灵肉双方取舍的两难窘境，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以此对诸如人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人与人之间可以更好的沟通，理性与宽容可以让彼此更好的生活，以及情欲本身的价值等价值观念提出拷问。

　　留学回来，方鸿渐自认为学得恋爱自由，但是他所谓的中西结合的婚姻观在现实中根本不值一提，屡

　　受重创。更值得一提的是从在巴黎到上海的船上，他和鲍小姐之间发生的“一夜情”式的爱情，下船后二人就分道扬镳，再无瓜葛。与此同时他“生平最恨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这种“文明人唯我独尊的自信心”遇到唐晓芙后果断被抛弃在脑后，即使他和唐晓芙之间发生过几天的爱情，然而最终还是被无情抛弃，这无疑是对方鸿渐的一次更大的打击，之后还遭受了爱他而不肯表白的苏小姐的“暗算”，因为这只是苏文纨的单相思，她知道方鸿渐爱的是她表妹以后，果断地在背后刺了对方一刀，使得方鸿渐与唐晓芙产生误会，导致二人分手。最后在赵辛楣的撺掇下，方鸿渐竟然与孙柔嘉结了婚。即使婚姻双方彼此都怀有真诚的感情且都是有自主权的现代人，但婚后他们不断地爆发出矛盾，产生冲突，原本的“爱情围城”就此陷入了“婚姻围城”。

　　三

　　我们之所以说《围城》经典，就在于它截取了知识分子阶层这个中国社会中最特殊的群体，写出了他们在病态社会的生存之困、无奈、彷徨。就像小说中赵辛楣对方鸿渐说的那样：“我觉得谁都可怜，我也可怜，孙小姐可怜，你也可怜”。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人被困住生存“围城”中的无奈。围城中的方鸿渐仿佛是在游戏人生，他对待生活盲目到不可自拔的地步，随遇而安，到处漂流，因此必然地在落脚的每一个地方都得到失败、压迫和束缚，于是出自本能的“逃跑”。方鸿渐在事业上遇到的种种挫折, 也进一步表现出了知识分子在那个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无奈境遇。他从点金银行，到三闾大学，到上海报馆，然而可笑的是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不善“入流”的人。这种“游荡”式的事业，成功地把方鸿渐打造为一个中国式的“多余人”形象。通过他迂腐不堪的个性以及一筹莫展的人生事业经历，深刻地阐明了“笼内鸟”所蕴含的人生哲理，不禁令人深思。钱钟书总是具有对人性的洞察力，常从细节、人们朴素的生活里，发现人性那些丑陋、病态的东西。

　　四

　　面对异己的社会和事业上接二连三的失败之后，婚姻似乎变成了方鸿渐唯一可抓住的东西。如果说鲍小姐的调情、苏小姐的应酬只相当于喜剧，那么他和唐晓芙的爱情是小小的悲剧，和孙柔嘉的婚姻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悲剧。

　　在去三闾大学的途中，方鸿渐“听风声水声，望着海天一片黑暗，想起去年回国船上好多跟今夜仿佛一胎孪生的景色，感慨无穷”。就是在这个时候，孙柔嘉以一种柔弱者的姿态向他走来，与方鸿渐同行的赵辛媚在说话的瞬间就已经看透孙柔嘉内心的“小九九”，“孙柔嘉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云的那条船”。当然，和前面谈到的几位女性相比，孙柔嘉论性感不及鲍小姐，论才学不如苏文纨，论纯情不如唐晓芙，可是孙小姐却装得天真幼稚，懂得以柔弱这一大特点来满足男性征服感，她用呆傻换取“不设防区”的空间，让方鸿渐如在云里，失掉自主。于是乎方鸿渐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求婚。他也曾认真地希望“她干脆嫁了人好，做事找气受，太犯不着”，甚至出于热心打算当媒婆把她介绍给陆子潇，后来受到朋友赵辛楣开玩笑地调侃，仿佛鬼使神差地受了暗示，对孙有了点心灵上的触动——“是不是不爱她呢——有一点点爱她呢！”由于仓促订婚，并且双方确实还陌生得很，就此一点便为日后婚姻感情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婚后他俩有过十多天的欢天喜地：“快乐得不像人在过日子，倒像是日子溜过了他们两人。”但现实总会来临，当面对这个凡俗世界的一些个琐屑与无聊，面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时，夫妻生活的艰难与沉重便逐渐暴露出来，“为了一日三餐的日常的操劳，是终于不能顺利筹钱吃饭、饲油鸡饲阿随这些最琐屑的事实”。此外方家是传统封建家庭，有着荒唐可笑的陈规陋习。这一表面上诗书传礼的大家庭实际上危机四伏，内部充满冲突。婆媳间相互敌视，妯娌间明争暗斗。方鸿渐“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了有多少仇嫉卑鄙，现在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之间甚至父子间真情实相。”孙也是受过高等教育，能自食其力的自由身。他们的婚姻在现代文化与传统道德观念的刀刃上小心翼翼地存活，但两人左右为难，受足了气，只好把气发泄到彼此身上，最终导致了两人感情的破裂，成为现代文化与传统道德观念冲突的牺牲品。

　　五、小结

　　本文中所说的病态社会人，他们算是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现代精英”，都是“文明”的产物。然而，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所谓的精英人士都沦为了生活和感情的“奴隶”，他们对生活感觉到无力，对自己的困境更无法解脱。无论是小说中的方鸿渐，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大多数“方鸿渐”，或许都面临着跟他一样的生活窘境：文凭崇拜、教育官场化带来的各种弊病、失意的爱情、无奈的婚姻……

　　一个人的失败和失落的过程预示着一个社会所有现代人的遭际。“现代文明”不只是带来文明，更带来了许多负面效应：它造成了人生价值的失落。当理性被剥夺，理想失落，人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时，生命对现代人来说就变成了一种生无趣死不易的不死不活的刑罚——活诚然不痛快，死也不容易，黑夜似乎够深了，光明依然看不见。今天重新来看《围城》，可以再次反省中国当代人的人生价值以及学界和知识界的某些情况。但是，“围城”并不是没有出路可言，不过这种出路当由我们新时代的人去探寻。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人生虽然痛苦，但并不悲观。”通过钱钟书，透过《围城》，我们是否也会感觉到自己处在一种尴尬的文化边界；我们是否也会成为一个多余的、无力的、无助的孤苦伶仃的存在。它为我们现代人留下太多的启示，带来的联想足够我们用尽脑力去深思。

　　作者单位：邵阳学院中文系422000

　　陈红玲，邵阳学院中文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