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平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辛弃疾（1140-1207年），字幼安，号稼轩，济南府历城县（今济南市历城区）人。他的一生对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的关心，以及在文学创作上的杰出成就，800多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赞颂。

　　辛弃疾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是民族矛盾极端激烈并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创作就是在北方金国对中原地区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广阔历史背景下，在南宋王朝的投降与抗战的路线斗争的历史环境中展开的。动荡的南宋使辛弃疾成为一位伟大的抗金志士，曲折的政治生涯，以及对时局的洞察感悟，催生了这位既有思想光芒又有艺术魅力的爱国词人。

　　南宋乾道八年（1172年）春，32岁的辛弃疾，由都城临安（杭州）掌管粮食积储及京官禄米供应等事务机构的重要僚属——司农寺主簿，调任至饱受战争灾祸的淮南前线重镇滁州为知州，到淳熙元年（1174年）春，辛弃疾离开滁州，任江东（南京）安抚司参议官，在滁州任职两年期间，辛弃疾振奋而有作为，做了许多实事，取得了显著成效。他还修建了一座供居民登高游览的奠枕楼，留有《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等词作；在琅琊山上，泼墨题字，命人勒石，遗一方摩崖石刻。

　　一

　　鹧鸪天

　　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觮，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 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这是辛弃疾老年时写的一首追忆青年时期的一段抗金经历的词，“万字平戎策”是指他南渡以后，先后两次向宋孝宗皇帝和宰相虞允文分别进奏的两组抗金复国方略奏议《美芹十论》（又名《御戎十论》）和《九议》。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冬， 金海陵王完颜亮统率金军主力越过淮河，进迫长江。两淮前线宋军溃败，金军如入无人之境。文官中书舍人虞允文时任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被派往采石（今属安徽省马鞍山市）犒师，正值金海陵王大军谋由采石渡江。原来负责督军的主帅李显忠还未赶到，虞允文见形势危急，亲自督师，向当时军心散漫的士兵演说：“若金军成功渡江，你们又能逃往哪里？现在我军控制着大江，若凭借长江天险，为何不能于死里求生？何况朝廷养兵三十年，为什么诸位不能与敌血战以报效国家？”这番演说成功把士兵团结起来，并大大振奋了军心。他随即把散处沿江各处无所统辖的军队迅速统合起来，以1.8万兵力与15万金军决战于采石矶，摧毁金人300多艘战船， 粉碎了金军渡江的企图，完颜亮也被部下杀死在扬州，赢得了著名的“采石大捷”。

　　金军南侵以失败告终，改变了宋金形势。南宋军民抗金呼声高涨，以投降苟安为基本国策的宋高宗赵构，为将处理抗金还是求和的责任推卸，不得不将皇位传给他的过继儿子，退位为太上皇。

　　绍兴三十二年夏，宋孝宗即位之后，颇有抗金复国的宏愿， 罢黜主和派，为岳飞平反昭雪，并起用主战派张浚出来主持军政大事。隆兴元年发动对金的军事攻势， 这是宋室自建炎元年（1127年） 南渡以来，第一次主动出兵北伐。张浚用李显忠和邵宏渊为正、副主帅渡淮北上，在取得一系列胜利后，由于邵宏渊嫉功害能，按兵不动，又自毁长城，导致符离大败。主和派势力随即抬头，在太上皇宋高宗的干预下，奸相秦桧党羽重新上台，加紧进行降金乞和活动，仍受制于太上皇的宋孝宗终于屈服，“联以太上圣意，不敢重违”，于隆兴二年金宋签订《隆兴和议》。

　　在金军统领完颜亮准备进行大举南侵期间，其统治的中原地区，赋役繁重，人民不堪征调，纷纷起义反抗。时年21岁的辛弃疾，毅然“鸠众二千”在家乡起义抗金。不久，加入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独自追杀了叛徒义端和尚。作为义军中的唯一文人任掌书记，掌管义军大印，负责起草檄书文告。

　　绍兴三十一年十一月，海陵王完颜亮采石兵败，金兵败退。作为中原力量最大的耿京起义军决策南下，意为趁金人内外交困之际，接受南宋朝廷任命，更好发挥义军威力，实现驱逐敌人、收复中原的宏图。绍兴三十二年一月，辛弃疾等11名义军代表奉表归宋，被出巡在建康（今南京）的宋高宗召见，一切接洽的事情都顺利完成。于北归途中，闻知叛将张安国密谋杀害了耿京投降金朝。辛弃疾遂率50轻骑，夜袭5万大军的金营，抓获了张安国，摆脱追敌，号召万余人反正，“献俘行在，斩安国于市”。年仅22岁的辛弃疾这一英雄壮举在南宋朝野引起极大的震动，受到社会各阶层的称赞。但是，作为“归正人”的辛弃疾，并没有得到南宋朝廷真正欣赏和信任，仅仅只安排辛弃疾任江阴签判这一协助地方官处理政务的小官员。

　　隆兴元年的北伐，辛弃疾仅仅是位旁观者，他对张浚守淮保江的战略是完全赞同的。次年宋金签订《隆兴和议》，张浚在这年8月病逝。自此，主和派再度得势，朝野上下莫敢言兵。辛弃疾这时调往临安任职，不顾自身的官职低微，挺身而出，越职言事，把当时宋金对立的形势和军事斗争的前途，详尽地作了具体分析，写出10篇论文，名为《美芹十论》，于乾道元年（1165年）奏呈孝宗皇帝。这著名的《美芹十论》充分表现了作者力主收复中原的全部战略思想。论作以爱国主义为主线，以他长期对金人的实地考察和切实感受，在对宋金整个形势的战略分析的基础上，对抗金复国这一事关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对政治、战备、民心、政策和战略战术原则等一系列问题，作了深入论述，对亡国论进行了批判，雄辩地论证了抗金必将胜利的有利条件。全篇为：序引、审势、察情、观衅、自治、守淮、屯田、致勇、防微、久任、详战。在序引中，他首先指出，对金的斗争应争取主动，不要使 “和战之权常出于敌”。尽管张浚的符离之败使南宋遭到很大损失，但与秦桧当政期间内所奉行的屈辱政策相较，攻战虽败，终于还表现出一丝生气；而秦桧的一味媚敌，对士气和民心都是极大的摧抑，其破坏作用和影响更是十分严重的。他旗帜鲜明的指出：“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

　　《十论》的前三篇，分析了宋金的总体形势，论证了金国外强中干的情况，指出金政权统治区域内汉族人民对女真统治者的憎恶、怨恨和仇视情绪，以及金国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猜忌、傾轧和残杀的真相，敌人貌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十论》的后七篇，就南宋方面应如何充实其实力，转被动为主动，抓紧时机进军北伐等提出意见，并作了具体规划。批判“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中原”的亡国论调，建议建都金陵，停止交纳给金朝的岁币，以鼓舞士气，树立破敌信心，造成进攻的气势，中原人民就有了依靠而配合北伐，纷纷起义。

　　《美芹十论》充分反映了年仅25岁的辛弃疾独具的政治家才能和战略家胆识。可惜此时右相史浩有“山东未可用兵，未可北伐”等奏章，极力反对。

　　此后几年中，辛弃疾曾任建康府通判等职，与主战派人物史正志、叶衡、赵彦端、韩元吉等多有来往，纵谈国事，酬唱和答。

　　乾道五年，主战派虞允文被召回，不久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举用了辛弃疾等一批名士。

　　乾道六年宋孝宗在延和殿召见辛弃疾，右丞相虞允文在场。在这次召见中，辛弃疾论对的内容，大致还是坚持《美芹十论》的基本精神，召见之后，他被调进南宋中央政府任司农寺主簿。不久，他向孝宗进奏《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和《议练民兵守淮疏》；又把他的抗金复国方略写成9篇论文，名为《九议》，呈献给虞允文丞相。《九议》是《十论》的姊妹篇，论述的问题除包括了《十论》中的一些重要论点外，论述的内容大意是论用人、论长期作战、论敌我的长短、论攻守、论阴谋、论虚张声势、论富国强兵、论迁都、论团结。

　　在《十论》与《九议》中，辛弃疾提出了自己的智谋韬略，也贯注了充沛的热情和必胜的信念。然而不论是《十论》还是《九议》，在宋孝宗或是虞允文那里，都没有换回辛弃疾所预期的反应。但是，到《十论》和《九议》逐渐传开之后，由于其中的议论“英伟磊落”，终于把一些希望、信心和力量给予了具有民族意识的汉族各阶层人员，唤起并提高了他们的战斗精神。刚满30岁的辛弃疾，“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当时的一些爱国志士以及广大社会民众，也都认识到他是一个积极主张抗金的有志之士，并期待他建立丰功伟业。

　　二

　　声声慢

　　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和李清宇韵。

　　征埃成阵，行客相逢，都道幻出层楼。指点檐牙高处，浪涌云浮。今年太平万里，罢长淮，千骑临秋。凭栏望，有东南佳气，西北神州。

　　千古怀嵩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看取弓刀，陌上车马如流。从今赏心乐事，剩安排，酒令诗筹。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

　　上面的词是辛弃疾作于知州滁州府任上。登楼有感，词人视野高远，胸襟磊薄，抒情赋志，跌宕起伏。开端正面赋楼，楼高入云，气势飞动。楼上远望，念念不能忘却的，仍是北方沦陷于金人的土地，忧国之心时时在心头。着眼现实，展现未来，由忧返喜。

　　乾道八年正月，辛弃疾由司农寺主簿被调派到淮南路滁州府作知州。滁州在两淮之间，为南北必争的军事要冲，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政治、军事重镇。它的两侧是淮西重镇庐州和淮东重镇楚州、扬州。

　　金人南侵，曾多次攻占滁州。《滁州市志》记载：“建炎四年十月，金兵进袭滁州。十一月滁州沦陷。十二月，金兵退出滁州。绍兴三十一年九月，金将萧琦攻滁州，守臣陆廉弃城而逃，滁州被金兵占领后退走。隆兴二年十一月，金兵攻陷滁州后又退走。”辛弃疾在两年前被宋孝宗召见后，曾向孝宗进奏《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和《议练民兵守淮疏》，《美芹十论》中也有《守淮》一篇论述。显然，他对两淮地区的军事形势，是有过深切关注和研究的。他在《論阻江险须藉两淮疏》中指出：“虏骑之来也，常先以精骑由濠梁破滁州，然后淮东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唯滁之兵为最后。由此观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尝不先以精兵断其中也。”因此，他建议“当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为三大镇，择沈鸷有谋，文武兼备之人，假以岁月，宽其绳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节制东西三镇”。在《议练民兵守淮疏》中，建议武装当地居民，建设民兵队伍，实行兵农合一的做法， “且使两淮之民仓促之际不致流离奔窜，转徙沟壑就毙而已也”。

　　滁州濒临淮水前线，既缺乏安全保障，又多次遭受战争的破坏。尤其是乾道四年以来，连续遭到水旱灾荒。滁州的城郭早已成为废墟，居民编茅织苇，生活在残垣断壁的破房子里，刮风下雨时，无不提心吊胆。途经这里的行人也只能露宿街头。市民贫困到连鸡狗猪鸭也养不起，约有十分之六的居民都逃荒出去了。到处是人烟冷落，一片荒凉萧条的景象。辛弃疾由京城调到滁州这样的地方， 有人以为他受了委屈。他自己却认为这正是独当一面， 实施其政治抱负的大好机会。

　　《隆兴和议》虽然是宋金所有和议中屈辱最轻的和议 ，但毕竟是不平等和议，锐意恢复领土的宋孝宗决心通过武力以雪国耻。主张抗金的大臣张浚已于和议前去世，宋孝宗转而依靠指挥采石之战的虞允文。乾道五年将虞允文升任右相兼枢密使。宋孝宗决定采取分别从江淮、四川东西两路攻金的策略，因而乾道八年九月， 虞允文以少保、武安军节度使任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此前一年，宋孝宗还将三衙之一的侍卫马军司（即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移屯建康，以建康作为宋军东路的前进基地。

　　在这样的背景下，辛弃疾来到滁州任上。到任以后，他立即以勇往直前、果断明快的作风，采取积极措施，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减轻老百姓的赋税负担，让人们有吃有穿。百姓历年积欠的租赋共钱5800贯， 他请求朝廷给予全数豁免；还减免了商贩业税额十分之七。第二，招抚流亡，安定民生。对逃荒流亡到滁州的流民，租给土地、贷给钱粮、修建房屋，鼓励他们在滁州安家落户，平时农耕， 农闲之时则编练民兵、练兵习武。很快，滁州的人口逐渐增加，生活恢复正常。第三，恢复城市的商业建设。辛弃疾组织民工烧造砖瓦，砍伐木材，雇用工匠，在乱草丛生的街道上，建筑起商铺、客店、酒馆，以便商旅，恢复了交易市场， 取名“繁雄馆”。第四， 建造了一座寓意深刻的奠枕楼。这一年恰值夏麦丰收， 短短的半年之内， 滁州过去荒陋面貌大为改观。他选择城西一块佳地修建了一座高楼，作为居民登临游览的场所，并取名为“奠枕楼”。

　　奠枕楼取天下太平，安居高卧，登楼览胜，与民同乐之意。更深一层，是为激发民众振奋精神，鼓动军民积极抗金的斗志。奠枕楼初建成，有不少名士和朋友作文赋诗， 友人周信道来滁州相会并与崔敦礼各作一篇《滁州奠枕楼记》略记其始末。辛弃疾这首《声声慢·滁州旅次登奠枕楼作》，就是写下了他登楼的兴奋和感慨。滁州发生了巨大变化，物阜民康，证明了辛弃疾初任地方宫的作为，也为实现主战派的战略意图做好了充分准备， 只待具体的实施时间。辛弃疾还有一首《西江月·为范南伯寿》也是写于这一时期。

　　秀骨青松不老， 新词玉佩相磨。灵槎准拟泛银河，剩摘天星几个。

　　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意如何？ 金印明年斗大。

　　范氏访滁州，辛弃疾为他赋词祝寿，词人此时雄心勃勃，充满壮志凌云的豪气，一切准备就绪，只等待北伐具体的行动时间。

　　第二年，即乾道九年初春，忙于公务与备战的辛弃疾以难得的好兴致与来滁的游者一同冒着大雪后的酷寒，踌躇满志、兴致勃勃登上了银装素裹的琅琊山。游览之后，泼墨题字，命人勒石，极其郑重地在无梁殿西清风亭后留下一方长180厘米、高100厘米，有数行楷书字样的摩崖石刻：

　　乾道癸巳正月三日大雪，后二日，辛弃疾、燕世良、陈弛弼、周孚、杨森、慕容辉、度恕、戴居仁、丁俊民、李扬、王恕、李浦来游。

　　辛弃疾这一次踏雪登山留下摩崖石刻，虽不是豪放的词章，内容仅仅记述游山时间及游者的姓名，但此举无疑是反映了词人此时愉悦爽朗的心情， 而什么事能使这位立志要恢复中原、复仇雪耻的民族志士感到心情愉悦、精神爽朗呢？看来只能是南宋朝廷在抗金问题上的行动了。

　　这一年，已年过花甲的虞允文，怀着光复中原的信念，从京城上道抵川，设幕府于汉中，实施着他与孝宗皇帝的约定：虞允文进军陕西，挥师东入河南的计划；宋孝宗则督师北上，预定某日会师河南。

　　两淮战事变幻莫测，前线的战情也瞬息万变。宋孝宗急不可待，整军练武，作出攻金准备，期望早日发动对金反攻。乾道九年 九至十月间，宋孝宗两次以接受金朝书仪式不平等而发难，企图激化矛盾，并以密诏催促虞允文发兵。而虞允文到四川后，虽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备战措施，但由于军需未备，迟迟不能确定出兵的日期，引起宋孝宗的不满。 虞允文也知道宋孝宗的心情，为不负厚望， 更加积极备战，日夜奔忙，“戴星乘马，冰满鬓髯”而不顾， 终于因此得病，于淳熙元年二月辞世，享年65岁， 赠太傅，赐谥忠肃。

　　此时， 在滁州严阵以待， 积极进行防守准备的辛弃疾 ， 密切关注着时局与国事， 从他留下的另一篇词文中可以看出词人随着时局的变化而一览无余的起伏心迹与精神状态。

　　乾道九年中秋前夕， 协助辛弃疾的政事副手范昂任满奉诏返京。辛弃疾作词与范昂作别， 倾吐满腹忧国深情， 抒发心中的忧虑。

　　木兰花慢·滁州送范倅

　　老来情味减， 对别酒，怯流年。况屈指中秋，十分好月，不照人圆。无情水都不管，共西风、只管送归船。秋晚莼鲈江上，夜深儿女灯前。

　　征衫，便好去朝天，玉殿正思贤。想夜半承明，留教视草，却遣筹边。长安故人问我，道愁肠殢酒只依然。目断秋霄落雁，醉来時响空弦。

　　这首词发端数语直抒胸臆。33岁的辛弃疾正在青壮年，为何自居老迈，心情萧索如此，与年初明快盎然心境截然相反，根本所在恐怕只能是担心着孝宗皇帝两路出兵北伐中原的攻金战略落空。

　　时局的发展确如此。淳熙元年春，悲愤无奈的辛弃疾离开滁州再赴建康任职，任江东安抚使参议官。

　　三

　　自起义反正来到南宋已有10余年了，然而政治抱负难以施展。力主恢复中原的辛弃疾，眼见朝中大半是些昏聩无能、苟且偷安者，真叫他一筹莫展，痛恨在心里， 长期积淤在胸中的激情与悲愤，如地壳内岩浆冲涌而出，一情一景，一人一事，都可以成为他借机倾泻的素材。然而又有难言之隐，只能假托自然界事物把它象征地说出来。下面两首也写于淳熙元年的词， 均表达了词人心中这种伤感情怀。

　　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

　　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烟雨却低回，望来终不来。

　　人言头上发，总向愁中白。拍手笑沙鸥，一身都是愁。

　　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

　　一轮秋影转金波，飞镜又重磨。把酒问姮娥，被白发欺人奈何？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

　　前一首词，抒发了辛弃疾对抗金高潮望来终不来的强烈不满。时任建康江东安抚使叶衡是主战的，他积极加强战备，并且抗敌方针已定，但受到朝中一些人的反对。

　　后一首词，辛弃疾用浪漫隐喻的手法，借中秋赏月，表达出他对苟且偏安的深恶痛绝。

　　同一时期，著名的《青玉案·元夕》也是写得幽怨情深，寓意深刻：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词中极力渲染元宵佳节的热闹景象，满城灯火，满街游人，火树银花，通宵歌舞。而词人写景意图，是为了反衬“灯火阑珊处”那个与众不同的人。且不论最后一句是千古绝唱，艺术成就影响词坛，词人自己正是这个不愿随波逐流的艺术形象。当偏安成为基本国策，辛弃疾并没有在这种表面暂时安定的局面下忘记了失土，忘记了西北沦陷区的人民。尽管他得不到重用，受到冷落，仍在词中表达了坚持抗击侵扰恢复中原的主张，决不妥协。

　　还有一首《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也是辛弃疾写于这一时期的词。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读这首词，眼前总会浮现出这位爱国赤子忠愤悲壮的形象。抗金事业屡次受到阻挠，收复中原之宏愿难以实现，国恨与乡愁寄身于这位南归的游子。

　　不能亲临战场，收复失地，却被迫滞留南方做官，受尽压抑、排挤的苦闷。苟安的当权者不让辛弃疾在地方上能有所建树和积极备战，他被频繁地调动，“聚散匆匆不偶然，二年历遍楚山川”的词句，倾诉了他对南宋统治集团的不满。以“莫射南山虎， 直觅富平侯”讽刺朝中文恬武嬉，歌舞升平。批判朝廷的不抵抗主义，表达了自己对朝廷放弃北伐、苟且偷安的不满。

　　淳熙五年，38岁的辛弃疾从京师调往湖北的旅途中， 给两位朋友寄词《满江红·江行和杨济翁韵》：

　　过眼溪山，怪都似、旧时相识。还记得，梦中行遍，江南江北。佳处径须携杖去，能消几緉平生屐。笑尘劳，三十九年非，长为客。

　　吴楚地，东南坼。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尽，了无尘迹。楼观才成人已去，旌旗未卷头先白。叹人间，哀乐转相寻，今犹昔。

　　词中的“楼观才成人已去”一句，正是辛弃疾回忆起自己任滁州知府时，曾建造奠枕楼，进行北伐准备，可是不久就离开了。从那时至今，头发已白了，还未和金兵进行战斗，隐藏在他心中的郁闷，只有在给朋友的词中无可奈何的叹息。第二年春天，职务又更动了，同僚为辛弃疾送行时，他终于心绪难平，万分感慨地写下《摸鱼儿》这首著名的词：

　　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辛弃疾以惜春叹春的题材委婉而又悲愤地将其化入政治、诠释政治，以美人相思典故深刻贴切地寓意国事、抒发忧愤。据南宋文献记载，宋孝宗“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盛德也已”。

　　这一年他还写了《论盗贼札子》上奏宋孝宗，此篇奏章触及了南宋封建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矛盾问题。民族矛盾表面上逐渐缓和，而统治者对南方人民的残酷剥削，使阶级矛盾日益加深，民变迭起。文章以大量的事实说明“致盗之由”是建立在官府的暴征苛敛之上的。作为地方官吏，他深切地关注着人民的灾难，对人民的悲惨境遇表示深深的同情，他密切关注社会的危机，指出官逼民反的严酷事实，对国家的命运表示忧虑。

　　辛弃疾自离开滁州后，从此无缘再回到滁州。然而，他在滁州任知州的两年，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时期。

　　[作者系滁州市政协原调研员、文史资料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