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丹年

　　王建堂（1912—1992年），字家林，四川安县（今北川县曲山镇）人。抗战时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集团军（川军）第四十四军中先后担任过排长、副官、连长、司令部参谋、副营长等职，并数次担任敢死队队长。先后参加大小战役数十次，负伤4次，多次立功授勋，因背负“死字旗”英勇抗日而名震天下。

　　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各地抗战情绪高涨，曲山镇也沸腾起来，镇上爱国热情空前高涨，抗战歌曲此起彼伏。镇上的小学生上课前，每天也必须喊着自己的名字，集体列队晨呼：

　　“某某某，你忘记了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东三省吗？”

　　“某某某，你忘记了日本鬼子占领了我国华北吗？”

　　“某某某，你忘记了日本鬼子在屠杀我国同胞吗？”

　　“不敢忘！不敢忘！”

　　父义子忠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偏远山区的黄泥巴脚杆，很多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但现在却充分感受到自己是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一员，全民族一起同呼吸、共命运。

　　镇上有一王姓人家，先前较为殷实，后家道中落。父亲王定自，字者成，人称“者大爷”。其子王建堂，7岁读私塾，15岁时由于家族经济不支，便随在内江经商的舅父到内江中学插班就学。初中尚未毕业，舅父商号倒闭，又到中坝（今江油）省立第二中学高三班插班读书。1931年，彰明县（今属江油市）创办江彰文学院，王建堂又考入该校就读。1933年该校停办，王建堂辍学后在镇上教小学，后在民众教育馆做事。

　　如火如荼的战局和节节败退的战线燃烧着镇上一帮年轻人的心。王建堂按捺不住投笔从戎以身许国的决心，在镇里镇外四处联络，串连组织起100多位具有同样热情的年轻人，大家一致请缨奔赴前线参加抗战，意志坚决，无可动摇。他们一致推举王建堂为首，取名“川西北青年请缨杀敌队”，向安县县长成云章提出请缨杀敌的请求。县长大喜过望，立即将此事上报，又将这100多名热血青年接来安县县城，住在大安游艺场（即绵阳市安州区剧场），并将他们自取的队名改为“安县特征义勇队”，纳入县府的“特征”任务中。

　　当时的四川，这类请缨杀敌、慷慨从戎的事例极多，王建堂的事例也算不得突出，按说用不着大书特书。不过，就在义勇队在安县快要出发时，王建堂的父亲王者成从曲山镇寄来一份包裹，请邮局转交就要出征的儿子。这份包裹首先到了县长成云章的手里，他打开一看，不禁为包裹里的内容感动得热泪盈眶。包裹里是一块大白布做成的旗帜，旗的正中写着一个斗大而苍劲有力的“死”字。

　　这面旗帜用一块长约5尺，宽约3尺的土白布做成。“死”字的左右两侧写着这样的几行小字：

　　右边：

　　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

　　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左边：

　　国难当头，日寇狰狞。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本欲服役，奈过年龄。

　　幸吾有子，自觉请缨。

　　赐旗一面，时刻随身。

　　伤时拭血，死后裹身。

　　永往直前，勿忘本分。

　　收到“死”字旗以后，四川省军管区给王家送来一道光荣匾。匾上题字“父义子忠”，上款：义民王者成送子出征光荣；下款：四川省军管区司令赠。

　　好一曲父义子忠的抗战悲歌！

　　现在，这面大旗早已丧失，在北川县文化馆内仅存有一面根据推测而做成的复制品。眼下，我们很难想象出数十年前这位白发老父是在怎样壮怀激烈的豪气下书写了这面“死”字大旗，也很難想象得出老父那只饱经沧桑的手在握住斗笔时是怎样的抖动，亦或一挥而就的重笔！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老父在写出“死”字和“死时裹尸”的句子时，胸怀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惨痛，又是何等的悲壮！总之，“死”字旗做成了，父亲将儿子送上战场。

　　缺损的银元

　　大约1940年，王建堂在担任排长（由于王建堂带领100多人从军，所以他从参军之日起便是见习排长）时，奉命带领本排人趁黑夜摸入湖南茶陵县城，向驻守县城的日军一个中队夜袭成功。尔后日军援军反攻夺城，于是团部增派一连人由王建堂指挥。双方激战一昼夜，日军伤亡过百，以失败告终，而王建堂属下仅负伤两人。

　　由于此次战斗王建堂机智勇猛、指挥有方，长官部特授予他甲级勋章一枚。后来他在晚辈面前讲起此事时倍感荣光，并自豪地说：“我当年当排长时就指挥过十二个班，比连长还关火！”

　　王建堂在当连副时，分管连里100多人的后勤军需。一次连里发军饷，有一枚银元因有缺损而未发出，看着这枚缺损的银元无任何用处，又舍不得丢弃，于是王建堂便将它放在上衣口袋里，闲暇时拿在手里消遣把玩。

　　这天战斗又打响了，王建堂所在部队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日军阵地冲去。战友们成片地中弹倒下，活着的已杀红了眼，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顾一个劲儿地往前冲。突然，王建堂猛地一下感到小腹右侧一阵巨痛，他第一反应便是自己中弹了，但他憋着还未倒下的一口气，继续向前冲去……

　　王建堂带领军队终于夺下了敌军阵地，取得了战斗胜利。这时他觉得刚才负伤的部位没有当初那样痛了，低头一看，上衣右下口袋有一个弹孔，右手伸进口袋一摸，棉衣及内衣全被打穿，一块硬邦邦的东西陷在肉里，周围有些粘糊，伴随着一阵阵剧痛。他急忙喊来卫生员，解开衣服，一枚银元已被子弹打凹变形，陷在右腹表层肉里。

　　若不是那枚带缺的银元挡住了子弹，王建堂不是死也是重伤。

　　英勇抗敌

　　大约1943年秋天，已经是连长的王建堂，随部队驻扎在洞庭湖岸边。因为日军暂时缺乏先进的渡湖工具，因此不敢贸然强渡洞庭湖，双方在湖两岸相持下来。王建堂利用这段时间指挥军队构筑了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而日军也在这段时间调来了先进的渡水工具——钢艇。

　　这日黄昏，约一个中队的日军分别乘坐多艘钢艇，向王建堂所在连队的防御阵地方向快速驶来。王建堂指挥全连战士向敌军猛烈开火。由于钢艇十分坚固，且在湖中航行速度非常快，因此日军在湖中并未受到多大损伤。但当日军登陆后，开阔的滩涂地使之毫无隐蔽之处，完全暴露在国民党军强大的火力之下。喊声、杀声、枪炮声响成一片，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日军的枪炮声渐渐稀疏下来，直到最后完全停止。随着曙光升起，滩涂上到处横七竖八地摆着一大片日军尸体。

　　此次战斗，王建堂率领所在连队取得重大胜利，共歼敌100多人，缴获钢艇3艘，而国民党军伤亡甚小。为此，战区长官部再次授予王建堂甲级勋章一枚。

　　王建堂任连长时的一个酷热夏天。一日，据可靠情报，一股日军向国民党军防区进犯。团部命令王建堂及所在连队为先头部队先前阻击，阻击阵地在日军必经的一个马鞍形的山脊上，据王建堂营地20多华里。据情报分析，日军距马鞍山脊的距离远于国民党军距马鞍山脊的距离，且都是上山小路，因此国民党军有很充裕的时间提前到达目的地。

　　于是王建堂带领部队向马鞍山脊进发了。由于敌军距离较远，加之烈日当头，他在行军和部署上有些轻敌。首先，他未派尖兵在前面搜索前进；再者，他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并脱掉上衣、裸露上身，将手枪单跨在右肩，左手挽着衣服，未做好随时战斗的准备。

　　他一边哼着川剧，一边带领部队向山脊爬去。说也凑巧，他前脚一步刚踏上山脊，突然眼前山脊的另一边冒出3个头戴钢盔的日军来，日军大喊一声：“呀——噗嗤！”3只上着刺刀的枪向王建堂同时刺来。他此时根本反应不及，下意识地喊道：“哎呀，糟了！”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在王建堂身后紧跟着的是一名轻机枪手，此人姓范，山东大个头，会武术。小范虽然双手端着机枪，但枪口前面是自己的连长，不敢射击。于是他急中生智，在敌人刺刀捅向连长的同时，左脚一个扫堂腿朝王建堂下盘扫去，王建堂立即顺着左边山坡倒下。王建堂往左边一倒，右边两个日军的刺刀便刺空了，左边一个日军的刺刀偏离心脏，刺进了王建堂的右肋。王建堂往左边一倒，使3个日军完全暴露在小范的机枪口下，日军在收回刺刀的同时，小范的机枪扫射了，3个日军顿时被消灭。

　　王建堂身负重伤，被紧急包扎后送往战地医院抢救。其部队迅速在马鞍山脊展开，构筑简易阵地工事。但奇怪的是，除了先前被消灭的3个日军外，守了一天一夜，却未见到敌人的影子。

　　事后部队总结分析认为，原来那3个日军是敌人的尖兵，尖兵距大部队间尚有一段距离。3个敌方尖兵与王建堂分别从山脊的两边几乎同步登上山脊，与王建堂是零距离相遇，来不及做出射击的各种战术动作，因此就势端起带刺刀的步枪刺向王建堂。而后面的日军部队，听见山脊上的一阵机枪声，则知道必经之路的马鞍山脊已被对方占领，取胜无望，于是便撤回去了。

　　为人低调

　　王建堂从不在外面摆谈战场上的事，偶尔在家人面前提到，也只是很平淡地说说。他说他一生有5件值得炫耀的事：第一是父亲王者成给他寄来“死”字旗；第二是抗战期间，战区司令长官陈诚给他授过两次立功勋章；第三是在他当排长时，因团长指挥失误，他打了团长一记耳光，团长当时要枪毙他，后来师长、军长亲自出马说情，说他杀敌英勇，不能杀，他才死里逃生；第四是他在疗伤期间，到中国文学院学习时，和著名作家张恨水同住一房，在文学上受益匪浅；第五是他到天津参加接受日本人投降的工作。

　　至于王建堂后半生的生活，说起来令人心酸。如同他在已是垂暮之年时的一封呈《有关负责同志钧鉴》信函中所说：

　　1949年解放军尚未到成都时，我随本军（国民党四十四军）在成都起义，负责成都城防，临时番号叫“治总”。解放军入城后，本军奉命在犀浦整顿。我于1950年自动请求返家生产，意在娶妻成家。回家后一直受到歧视，由于是起义人员，未戴帽子，但列为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每到运动便被批斗，无权获得工作，只是在批斗之余打零工、做苦工、打杂工，乃至包埋死人以糊口，娶妻成家顿成泡影。这样的生活直至粉碎“四人帮”后，于1980年9月始被列为社会救济的孤老，每月给生活费15元。1981年我被选为北川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委员，因此由政协出面向民政局提出，又承增加了5元，共20元。到去年民政救济稍有调整，又给我加了3元。那么，我现年每月生活费只有23元。目前，百物飞涨，23元实不能维持我一个孤老的生命。县有等级，民政救济亦有规定，须（虽）本县政协及文史委员会，时时看顾，亦不过口头慰藉、叹息而已，他们一再表示无能为力。故我一再考虑，不顾羞愧，写成此信，唐突上呈贵部，希有关同志，根据党的政策，多方考虑、了解，给我一个能维持孤老一人的最低生活的出路，则泣感无陈。 呈此藉叩。

　　可惜的是，王建堂还没有等到这封信的回答，即在悲苦中辞世。

　　王建堂無嗣，从军前有过一次婚姻，因为从军也就离散了。这封信和一些有关他的资料都是王建堂的侄子王烈军提供的。王建堂晚年生活十分凄苦，因为是“残渣余孽”，世人多避之不及。

　　[作者系文史学者，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副研究馆员。著有《陶门弟子教育家孙铭勋》《中美合作所与太平洋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