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指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淪陷后，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纵火、抢劫等血腥暴行，在南京大屠杀中，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南京大屠杀是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条约和人类基本道德准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无数暴行中最突出、最有代表性的罪行之一。战后，中国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其中，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
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给劫后余生的幸存者留下了终身难以抚平的伤痛和苦难记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那段惨痛历史的“活证”。岁月流逝，在世者已经越来越少，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100多人。艾义英老人就是其中一位。
2014年12月13日，是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2017年，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之际，我们选取艾义英老人的口述历史，再现那段腥风血雨的悲惨岁月。勿忘国耻，才能砥砺前行。
一
“为南京大屠杀设立首个国家公祭日，跟我们这些家属的自发行为有区别，这伤痛不是一两家人的，而是几十万人的，是整个国家的，该有一个仪式去纪念这一切。好让后来的人铭记那段历史，这是我们自家的历史。”
对于国家公祭日，艾义英如是说。
我叫艾义英，今年90岁。
我小时候住在南京市麒麟门底下的许巷村（今属南京市江宁区），爸爸、妈妈靠种田过日子，奶奶大概在我5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父亲是小学毕业的，在农村算是很有文化的人。那时候我是老大，我爸爸讲：“你8岁了，给你报名上学，我找个地方给你上学去。”我上的是私人办的村小，老师给我们上课，每家吃一个星期的饭。才上了半年吧，日本人就来到了南京，我的父亲给日本人杀掉了。我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3个人过，哪有钱读书啊？旧社会的农村，女娃是不读书的，所以我不认识几个字。
那时候我们村子大着呢，100多户人家。我家住在村子的西头，1937年底的时候，日本人上我们村子，通常是从村西头出入，我们西边有什么事，东头那边得到消息就跑掉了。所以他们东头那边人死得少，我们那个西头死得人最多，大概有二十几口。有一家死了好几个人——不是一天死的就是了。
我那时候小，个子长得也小。我爸爸、妈妈呆在家里，我在外头玩。一个小伙子路过，日本人一枪就把他打倒了，小伙子便睡在那块地上了，日本人见他倒下却还在动，就又拿刺刀在他身上戳上几刀，戳得血直飚、直淌。
然后我就跑回家了，跟我爸爸讲。我那时候不晓得那是日本人，就说是一个穿黄衣服当兵的，把一个小伙子杀死了。我父亲听了说：“真的啊？瞎讲！”我说：“是真的！”过了好一会儿，我爸爸也不敢出来看，我也不敢出来了。杀过人以后，日本人就走掉了，他们一般3个人一起。
日本人走了以后，我爸爸就出门一看，是真的。我姑奶奶就说，这个村你们不能待了，我们那个地方后头有座大山，你们要是稍微听到一点消息的话，就朝后头山上跑。那时候我妈妈怀孕快生了，在家里头，爸爸就跟我妈说：“你不要跟我们走了，你在家里头，那个日本人要来的话你就躲在床底下。”那时候床蛮高的，有桌子这么高的。他还说：“不要紧，你怀着孕，这么大肚子，不会惊动你。”哪个晓得日本人像畜生，怎么可能不惊动啊？我妈那个时候才29岁，日本人看到了肯定要那个啊！爸爸就让我妈呆在家里。
有一天下午，我们到姑奶奶家吃饭，吃过饭爸爸他们就坐在那边聊天。爸爸弟兄3个，还有堂哥和大妈他们一起都坐在那里。这时候一个老头跑来对我们喊：哎呀，别坐着聊啦！日本人马上就要到村了，来不及走了！
我们后头有个破房子，本来是养牛的。没有牛了，我们就躲到空房子里去了。但还有2只公鸡，留着打鸣的，收在房子里头。大概躲到夜里3点多钟吧，那个公鸡叫了，便让日本人听到了。日本兵穿着皮鞋，“砰”的一声把门踢坏了闯进去。男的女的都坐里头呢。日本人要把男的先赶走，我就一边拉着我爸爸一边说；“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不要走！”他正要走，我就哭啊，就拉着他。他和我说：“你不要哭哦，我一会就回来了。”他以为是被拖去当差的，就是日本人想要他帮着拿东西。然后日本人就呵斥我，我爸爸和日本人讲：“你不要吓到孩子！我跟你走就是了。”除了我爸爸以外，我的两个叔叔、一个堂哥也被日本人带走了。
日本人把男人带走以后，我姑奶奶就讲：“外面好多兵马，日本人还没走，你们女的要注意哦，说不定他们再来一趟把你们也带走。” 后来我们想着待在这里不行，说不定还来呢？我有个堂姐，她比我大3岁，个子长得比较高。我们一出来，那个日本人就抓住我堂姐，要强奸她。我婶婶就求日本人：“洋先生啊，她年纪小，你不能这样子，她年纪轻啊。太小了，你不能拖她啊。”跪在那里一边喊着“洋先生”，一边哀求，那个时候我们喊日本人叫“洋先生”。堂姐她便哭，赖着不肯被带走。可日本人才不管你小不小呢，他就拖走强奸。我婶婶就不走了，就想着：“我女儿都不走了，我还怕死啊？”
日本人离开后，我们就躲到山上去。我们走的时候是三四更的样子，大半夜的，我们只能在山上睡觉。可哪里睡得着啊，那时候12月份，天气太冷了，冻得人直抖直抖的。
第二天早上，村里的老人就到山上来找我们了。他们说：“姓艾的人躲到哪里去啦？姓艾的男人死掉了，被杀啦！”“啊？”婶婶一听便哭了，我们也不怕了，就到那个打谷场去看了。
我们到那一看，哎呀，人都“睡”在那边。我堂哥才18岁，“睡”在那边也不能动。他的身上被戳了好几刀，一直喊：“救救我，你们来救救我。”还有一个姑爹，他岁数比较大了，就没法儿喊。我们还看到爸爸、叔叔他们死掉了。堂哥还说：“让我死掉算了，我都疼死了，我身上被戳了好多刀，疼死了……我跟我叔叔、伯伯一样，死了就算了！”我大妈只好说：“哎呀儿子啊，不能啊，不能啊！我就你一个儿子啊！你不能死啊！”他身上是一件血衣，我们也没有多余的衣服，就找两个人把他扶起来。我大妈块头大，便想背着他，可哪儿能背得起来呢。就这样把他拖在地上走，堂哥个子又高，也没有鞋子了，就那样在地上拖，一路拖到山上去了。到山上他身上满是血，衣服染得更红了，这样子哪能活下去了呢。
很快，我嫂子就到我家找到我妈妈说：“大婶啊，我叔叔也死掉了，义勇（她的丈夫）重伤，也不能走。”“真的啊？真死了啊？”我妈妈还不相信呢，怀个大肚子也去看，她说：“我要看看死鬼。”到那儿她就看到我爸了，边看边哭，我爸爸还“睡”在那，我们也弄不走、弄不动他啊，怎么办呢？就“睡”那块儿吧。就这样，我们艾家4口人，2个叔叔，我爸爸一个，还有一个堂哥，这4个人就“睡”那边了。
二
那时候，我们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挖了地洞，本来是用来藏粮食的，听说有日本人来就挖得更深，然后在那里盖上土，还盖上草，就不容易被发现了。
有一天，有个年轻女人也躲到地洞里头，可她带来的小孩在哭。我们就说：“你家那个小孩在那儿哭，日本人听到了，我们一伙人一个活命也不会有，你出去吧，你走吧。”她就走了，而她刚抱着小孩出来，日本人就看见了她，把她强奸了。这个女人被强奸以后，她觉得没脸见人，那个时候水面上那个冰好厚，12月份那个冰厚得很，她就敲了一个洞想投水，结果撞到那个冰窟窿上面，那个小孩就放在冰上。小孩就哭呀。待到她死了好几天，我们白天从那里路过，看到那个小孩“睡”在上面，大人死在冰块底下。这个女人死了，她的男人就把冰敲了埋起来了，也没有棺材，就挖个冰窟窿埋起来了。
我妈那时候还没有临产，过了两天我妈就生了，就生在山上。我们也没有吃的，什么也没有。正好有一个老太太，她儿媳妇也在山上生了小孩。老太太准备了一点红糖啊什么的，她对我妈说：“冲一点给你吃噢，你太可怜了。带着4个孩子，怎么办呢？太可怜了！你吃一点噢，不要管了，也不要急了，死鬼已经死了，你急也急不来了。你不要急噢，自己也要保护身体。”后来有个人告诉我们：“哎，你们要到哪里去啊？是不是那个水泥厂（指江南水泥厂临时难民营）啊，收难民啊！”“哦，真的啊？”我们都高兴坏了，说到那个地方就可以得救，就可以保住性命了。那人还说：“白天还不能走，要到晚上走。”这时候我妈生完小孩还没有3天呢，而我弟弟那个时候才2岁，还带一床被子，走到哪都要带着被子，到山上也要盖被子的，就是睡在草地上也得有个被子盖着的。怎么办呢？他们就对我妈妈说：“乖乖，你还能背小孩啊？”“我不能背也没办法，我不能把小孩（我的弟弟）丢掉了。”后来没辦法，就把那个刚生下来的小孩丢掉了，丢在那个山上活活冻死了。
我有个远房外公，我妈喊他叔叔，这个人在我们那边一直做好事。我们在逃往水泥厂的路上遇到了他，他说：“哎，你现在住什么地方啊？”我妈说住某某村。他就说：“哎，我也住那个地方，我马上回家拿东西给你。”“哦，回家拿东西啊？那请你帮我把这个小孩也带过去。”我妹妹那个时候才5岁。他看看我妹妹，说：“哎哟，你小孩这么大一点，她走得动吗？哎，走不动也不行……好好，那我就带她去了。”这个外公当时七十几岁了，我妹妹就跟着他走了。
我妈带着我，背着我弟弟，往江南水泥厂走。弟弟小时候比较胖，我妈妈还背了一床10多斤重的被子，加起来有20斤。妈妈刚生过小孩才3天啊，就背这么重的东西。而我走在前头、后头都害怕，非要夹在中间走。人家总骂我：“哎呀，你夹在中间走又走不快，影响我们走路啊。”那时候大家都要逃命，也不能怪人家。
到了江南水泥厂一看，什么东西也没有，怎么办呢？我妈妈说，小丫头丢在他外公那边不要紧，我就放心了，小孩的话，日本人也不会管，不会蹂躏她。可长到有十五六岁的小孩就不行了。男娃、女娃都不行。十五六岁的小孩就有一米五六那么高了，日本人看到男娃就要杀，看到女娃就强奸。
那时候，江南水泥厂由德国人担任厂长，工厂前后竖立着德国国旗，成为当时南京最大的难民营。水泥厂周围用铁丝网拦着一圈，日本人就在外面走，不敢进去。我们家没有劳动力，搭不了棚子。那住哪儿呢？有一户姓郝的人家，人还蛮好的，他们那个棚子比较高一点。他们就讲：“怎么办啊，你们孤儿寡母的，怎么办啊？”后来他们说：“你们这样子吧，就挤我们这里吧。你们怕不怕啊？不怕的话就跟我们住一起吧。”那个人心蛮好的，就让我们跟他们住在一起了。一起睡在一个棚子里头。那个棚子才多大啊？只有现在一个房间的三分之一大，桌子那么高，人需要弯腰才能拱进去。那个时候也没有东西用来支撑，只能找些树棍子支一下，再铺些草。
我们喝的水是从一个小池子里舀上来的，那个池子里的水都是黑色的。要喝水或者吃东西的时候，就在外头挖一个小土坑，把小锅放在上面，在外头找点草来烧，烧的半生半熟的就这样吃、这样喝。吃的东西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我们那个村子距离江南水泥厂也有七八十里路，我3个婶婶、我妈，还有一个娘娘（姑妈），晚上天黑了以后，等到日本人不出来的时候，她们5个人就赶回家，跑到家里头拿东西。到家的时候可能要到夜里两三点钟了，她们就赶快搞一点吃的，再赶紧往回跑，跑回到水泥厂弄给我们吃。这一段时间，她们经常要过着这样的生活。她们回家拿的是面粉，那个时候都弄面粉，拿回来炒炒。和面没有热水怎么办呢？热水瓶也没有地方买了，就那样烧一点热水大家凑在一起随便弄弄，做个凉炒面，就给小孩吃，大人饿着。像我妈真是可怜啊，坐月子期间没有一天吃饱肚子的，就是饿肚子。
三
1938年二三月份的时候，大人们就说，我们在这边保命，可这会儿马上就没有吃的了，家里没有粮食了。我妈说，马上要回家种粮食了，家里有一点田哎。我们就回家去了。
那时候日本人就不大出来了，有时候出来也是三个两个的。日本人的住处靠在汤山底下，那时候汤山那儿有个叫作厂的地方，就在作厂附近。我们村子那时候天天就有一个老人朝那个方向看，要是日本人来的话，远远地就能被看到。他说：“要是日本人来的话，我就告诉你们噢，你们就往山上跑。”日本人不来，我们就下田做事。
我那个时候太小也不能做事，就在家带弟弟、妹妹，能烧个饭就不错的了。人家都说我：“哎呀，还不错噢，还会烧饭噢。”村子上，我那个被强奸的堂姐住着一间房，我家住在东边；还有我那个堂嫂子，她年纪轻，她也和我们住一排。3间房子一家一间，我们几家人住在这边。日本人要来的话，总是在中午11点多左右。那个负责望风的老人就跑到村子里通知，其他老人也跑来通知，我们就找地方躲。
那个时候天气渐渐热了，我们跑过去看看我爸爸的尸体——趁着天刚亮，天还黑乎乎的时候去看看。一看，我妈就说，“死鬼呀，你要我怎么办呢？我也弄不动你，我对不起你啊！我也弄不动你，怎么办呢？”后来她找到我爸爸的一个姨爹，也是一个老头。我妈妈就讲，“姨爹啊，人也‘睡在那块很久了，怎么办呢？马上天热要化掉了，怎么办呢？”姨爹说：“哦，你不要烦噢，我去找年纪大的。”还不能找年轻的，年轻的男人被日本人看到就要没命了。他说：“我去找两个年纪大的，跟我一起把他弄到山上，挖一个坑，用席子裹裹，埋在山上。”给爸爸入土了，我妈妈就放心了。
那个时候，我们村子前前后后都有死人。我天天走那过，心里非常害怕。我妈就和我说：“这些个死鬼你不要怕，要怕活鬼。”日本人我们就称呼他们是“活鬼”。村子里的“死鬼”都是活人走这里路过，被日本人打死的，有些还不晓得是什么地方的人呢，也没有人来收尸。到后来村里人被他们杀得差不多了。我从那儿走的时候就朝我妈身边躲，我妈说：“你不要怕不要怕，这是死鬼，不怕，它也不惹人；怕活鬼，现在不怕死鬼怕活鬼。”
那个时候日本人住在汤山作厂养着马，日本人就叫老百姓割草送过去喂马，一下送几百斤。那个时候我妈一个妇女哪能弄得动啊，我们才10来岁，根本就弄不动，送不过去就要罚款。没得东西送的时候，日本当兵的就催促伪保长：“不送就不行了嘛！这个不行，这个一定要送！”再到后来传口令，不送草要罚钱，我们也没有钱罚。万般无奈之下，可怜我妈受苦了，天天去割草。我妈挑着送过去，前后送了几百斤。
后来村子里渐渐平静下来，我在家烧饭带小孩，带我弟弟、妹妹2个人。家里没有猪，田地有七八亩，肥料不够，粮食收上来大概一亩20斤都不到，别人的能收30斤。那个时候，到了春天粮食就会不够吃，新的一季粮食还没成熟。妈妈既要种地，还要去宝华山上砍柴。每天到宝华山上砍一篮子柴，忙活一大早，柴挑到中华门，卖过了以后买苞谷面背回家，就给我们一家姐弟3个人，算上我妈4个人吃。粮食不够就去农场打工，打工挣来一些钱去中华门买粗麦子，粗麦子黑黑的比较脏，但是比较便宜。
我妈妈在的时候常常讲南京大屠杀的事情。她说：“你看看，我们讲日本鬼子哎，日本鬼子到我们南京来，你看我们多受罪啊，那个时候，你们的命都是拾来的哦。要不是我的话，你们还能活命啊？没得活命了。那时候也没得人管你，那时候自己管自己还管不了呢。”我说：“妈妈你是我们恩人，我们一定要对你好。”
四
1941年，我14岁的时候就勉勉强强的开始打工，我出去打工以后就换成10岁的妹妹在家里做饭带弟弟。农场让我在田地里薅草，一天大概几毛钱。那年过生日的时候，我的姨妈、舅舅们就买了些礼物来看我，买点面条和猪肉，中午吃面条，晚上就搞点好菜，这算是很优厚的生活待遇了。
同年，我订了亲，媒人上门来问问双方的情况。我妈看过了觉得不错，就订个婚。婆婆家就送了些米糕过来，我们家就拿红布包着一点茶叶，一条米糕分成4块，外头插一朵绸布做的花，送给邻居和亲戚，表示自家女儿订了婚。
1945年前后，我18岁了，就该出嫁了。婆婆家租了一顶花轿来接我，抬花轿的来了8个人，去婆婆家有20里路，要换着抬。那个花轿是红色的，还有绣花的罩子在外头，花轿4个角上分别挂着一只红灯笼。我出嫁的时候家里很穷，没有什么可以陪嫁的，只有一个装了些自己做的鞋子和衣服的箱子。我的首饰是婆家给的，银的戒指，出嫁那天穿的是婆家头一天给送过来的衣服，长长的棉袍子，外头一个褂子，底下的花鞋是我们自己家做的。结婚一个多月就过年了，那时候婆婆家一大家子，2个姑子，5个男娃，公公婆婆，还有一个伯伯，一共10多个人一起吃团圆饭。腌点咸鱼、咸肉，灌点香肠就算三样菜了，再买点其他什么东西，马马虎虎的就算过年了。
我的丈夫比我大4岁，18岁就在南京打工，在南京城里资本家的修理厂当学徒。结婚4年多，那时候我还没有生孩子。我的丈夫家里大儿子、二儿子、2个小姑子陆续成家，他们成家以后，家里人口越来越少，我们就另起炉灶。我的丈夫在城里上班，我就到市区去住了。搬到城里的时候，恰好是解放军刚来，那个时候国民政府还在造谣，说是敌人来了，你们烫头发的会给你烧了，穿旗袍的也会被赶走。那时候我在家就是穿旗袍。我的丈夫他爸爸就讲了，你们赶快逃走吧！后来我们就真的逃走了，逃到什么地方去呢？就是现在的中山门那个地方，是国民党的兵工处，这个房子全是楼房。那儿本应该住的是国民党的头儿，可他们都逃到台湾去了，逃掉了那些房子就是空的了。人家逃跑都是往山上去，我们往城里跑。我的婆婆有个妹妹住中华门那块地方，就和我们说，中华门那里有好多空房子，我们一家就一起搬过去了，我们就住那幢楼房的楼上。我们头天晚上去的，第二天早上就看见那些解放军穿着乱七八糟的衣裳，没有统一的服装。那些解放军也很苦，有的是黄衣裳，有的是黑衣裳，鞋子都是布鞋子，甚至还有草鞋。我们就在那里看，有的小孩儿在外头玩儿，解放军也不惊动小孩子。有的人家买菜的，老头老太慢慢地走，他们也不惊动。我一开始有点害怕又很好奇，就站在窗户里面看，这些兵到底是什么人啊？有的人就喊“号外！号外！”很快报纸登出来了，解放军进城了。我的丈夫看过报纸说，哎呀，这是好人，救了我们的命哦。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有个飞机场，后来又有坏人造谣，说马上要来炸飞机场了，你们住这块儿一起要炸光光。那怎么办呢？我的丈夫那时候在外头摆摊子，卖点旧货，比如钳子啦、扳手啦这些东西。我们就搬个铺盖、搬个被子，东西也不要了，就搬到新街口去了。他有个同事住在新街口，他房子大，我们就住到那里去了。结果哪里有人来炸，这不是造谣吗？后来没得事干了，我和丈夫又回到乡下。
回到郊区大概一年多，1950年公交公司要收人，我的丈夫就又去工作了。我在城里沒事干，1953年生了我家大儿子。我的丈夫是初中毕业文化水平，考高中的时候要做校服，钱都交掉了，可日本人也来了，后来就不读书了。
五
很多年以来，没人知道我的过去。有一次居委会发东西，我去拿东西，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说你签个字，我说：“哎呀，我签不好啊，写得歪歪斜斜的。”他说只要签一下就行了。他还问我：“你没读过书啊？”我说：“没读过书哎！”“为什么不读书啊？”讲着讲着就讲到南京大屠杀这个事情了，我说：“我阿爸那个时候被日本人杀掉了，我妈那个时候哪有本事给我读书啊？要花钱的。”“啊？你爸爸是被日本人杀掉的啊？哎哟，那你还是幸存者和见证人呢！”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正在寻找幸存者，我就主动去找馆长。
我是头一天去的，第二天几个人就到我家来采访了。后来，我们家领了个证，就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明。
2014年的时候，日本的一个民间组织邀请我们这些幸存者到日本去，讲当时所经历的南京大屠杀的过程。日本民间一些人还是很理性的。可是，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日本人那么狠，我们这一辈人曾经受过的那种罪，我们能不记得吗？这个历史我们还是要记得的！2017年是纪念南京大屠杀80周年，这个80年前的屈辱历史我们是要记得的，况且怎么能不记得呢？那个纪念墙（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面那些死难者的名字，我父亲名字就在上面。姓艾的按照英文字母顺序排在前面，那个墙上面第一个到第十几个全都是姓艾的，就是在江宁许巷村那边被屠杀的老百姓。
我还带日本记者去看过村子。我跟他们讲，我就住在许巷村。他们说：“哦，在哪里？”我说：“去麒麟门。”反正他开车子，过了麒麟门，一问许巷村在哪块，人家就告诉我们了。后来，有一次我回去，他们年轻的喊着我：“大娘，他们说你是幸存者啊！日本人到我们村里来了解过，看来的确有这个事。”我说：“没有这个事我还会瞎讲吗？这个事不能瞎讲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段历史。”
[本文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南京大学口述历史协会采集整理，整理者为邓雅欣、秋香、马思千、武黎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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