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

　　在湘西，能与张家界、凤凰古城齐名的只有芷江县城了。

　　与大多数只写地名的高速收费站不同，大大的红色“V”字挂在了芷江高速收费站的出口处，与下面一排同样红色的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地”相映成辉。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要打造“胜利之城”的地方，无论是离高速出口不远的抗战胜利受降纪念馆，还是飞虎队纪念馆，抑或是芷江机场旧址，都散发着五味杂陈的历史沧桑。

　　芷江受降会场原址保存完好，当年签字的桌子已经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会场内正面墙上悬挂有青天白日旗、孙中山像和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条幅和“天下为公”横批。孙中山像下方是“总理遗嘱”、“党员守则”和“军人读训”。

　　70年前，侵華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的代表就曾来到这座山区小城，向中国军队乞降，芷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受降城。

　　日落芷江

　　对于老一辈的湘西人来说，不到芷江会被引为憾事，因为1945年8月21日，这里是首个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领土。此外，湘西人的父辈，多多少少有避难芷江的经历。据说，抗战初期，芷江小城不足2万人，但在抗战后期，作为“黔滇门户、西楚咽喉”的芷江，由于国民党的军政机关、报社和学校陆续内迁到此地，高峰时人口达到10余万人。

　　更重要的原因是，由于芷江地处偏远的雪峰山区，地处山洼地带，国民政府曾征集湘西10多个县的民工3.5万人，在芷江城东一公里处日夜赶修机场，又两度扩建。芷江机场上至今散落着几个直径2米、长3米的大石碾，每个重三四十吨，修机场时，由七八十人拉动一个，缓慢滚压停机坪和跑道。“人到芷江，九死一伤”，在霍乱、贪腐和卫生条件极其低劣的情形下，民工死亡率很高。1938年7月，霍乱流行，修机场的民夫每天死亡数十人，整个夏季死亡数以千计。

　　更早的时候，这座机场是芷江县城东门外一片丘陵地，良田点缀其间。一般稻田附近或村落旁都有一块打谷场，这里也是一样，田地中央有一块平地，那是周围农民的晒谷场。据《芷江县志》记载，明洪武三年，设沅州卫，驻军4500 人。城东郊的黄土坪成为跑马射箭的场所。 从昔日的晒谷场，逐渐演化为官府的校场，继而扩建为机场。

　　芷江机场是当时中国大陆为数不多的能够起降轰战机轰炸日本本土的机场。在战时，这座机场从未以芷江命名，以“前进机场”等颇具代号的名字代称。在当时的英美盟军作战地图上，有芷江而无长沙。在抗日战争期间，这里是保密的重点，凡是涉及这一机场空军作战及战果的报道，都以“红岩机场”、“湘西基地”、“湘西某地”等代替。作为重要军用物资集散地，芷江机场是日军战机的重点轰炸目标。当地文史资料刊文说，1943年以后，日机每天都要轰炸芷江，最多一天轰炸20多次，死亡近千人。

　　有一种说法，中国抗战始于宛平卢沟桥，终于芷江七里桥。在这两座桥之间，出现了同一个关键人物——今井武夫。

　　在卢沟桥，今井武夫担任陆军少佐、驻北平大使馆陆军助理武官。他在1960年代写就的回忆录，开篇便是回忆七七事变——今井武夫举行驻北平日本报界记者发布会，去北平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家进行交涉，可谓罪恶累累。抗战全面爆发后，参加策划建立汪伪政权和对蒋介石的诱降活动，任中国派遣军第二课课长、报道部部长。后成为冈村宁次的副官，1944年10月初任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为他的芷江之行埋下了伏笔。

　　1945年8月21日，今井武夫一行，奉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之命，由南京飞往芷江进行乞降会谈。他们8月20日从南京出发，依照国民政府的无线电报指示，乘冈村宁次“元力式”MC-97专机前往。当日先在汉口住宿，次日飞向芷江。8月21日，在约定的重庆时间上午10时，飞入常德上空。途中，今井武夫在机舱内发现留有一挺歪把子机关枪，这让他大吃一惊，要是让中国军人发现他们带着机枪前去，真不知会惹出多大的麻烦，连忙让人扔了，据说坠入洞庭湖中。

　　按中方指令，日军乞降代表机尾系有4米长的红布条，以便盟军识别。在接近常德上空时，从云端飞出3架野马式战斗机，围绕专机转了3圈示意领航。这是盟军空军第五大队的战斗机群，3架飞机分别由空军二十七中队长周天民中尉、队员娄茂吟；空军十七分队长林泽光、队员徐志广；美空军上尉葛兰芬、乐威等人驾驶。盟军战机在日机位置之上护航，抵达溆浦后沿沅水西飞，日机误认洪江为芷江，中方战机盘旋一周以示意，继续领航。

　　8月21日11时10分，今井武夫一行抵达芷江上空，先围绕机场低飞3周。今井武夫从机窗往外看去，机场上停着飞虎队战机100多架，蔚为壮观，不由得心生恐惧。

　　11时15分开始降落，先是周天民驾驶飞机着陆，日机继而降落。美国飞虎队员约瑟夫·德拍摄的照片显示，冈村宁次的这架专机已经漆皮斑驳，浅绿色机身满布弹痕。

　　芷江机场早已准备妥当。机场警卫部队派出一个营，并有宪兵一个连增援，担任警戒任务。据当地亲历者回忆，几个当官模样的人过来驱赶人群，在机场周围用石灰划出警戒圈，圈内布满了岗哨，参观的人群被限制在石灰警戒线以外。

　　11时20分，日机按指挥台号令，先围绕机场滑行一周，驶向指定地点。停靠后，寓意投降的机尾红布条被中美官兵撕下，留作纪念品收藏。

　　11时25分，日机开启舱门，新六军政治部副主任陈应庄少将和陆军参谋总部参谋陈昭凯上校负责接待。此后，在约瑟夫·德拍摄的照片和当时的记录视频中：头戴硬壳拿破仑帽、佩戴军刀的今井武夫出现在机舱口，他身穿白衬衣，外套草绿色哔叽翻领军服，蹬着马靴，立正问：“是否可以下机？”陈应庄说：“把军刀交给宪兵，即可下机！”

　　下机后，尽管今井武夫以若无其事掩饰真实心情，但失落情绪显而易见。他向中国国旗敬礼后，陈应庄核对4名降使和3名机组人员的名单，检查了他们所携带的5口皮箱后，日方人员分别坐上4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入城。

　　陈应庄座驾后挂有英文“Follow me（跟我来）”字样。今井武夫乘坐在第二辆车的司机旁座位，参谋前川国雄少佐、桥岛芳雄中佐和翻译木村辰男中佐坐在后排；第三辆车载有航空员小八重正里少佐、飞机驾驶员杜原喜八少佐、随员中川正治和久保善辅准尉。endprint

　　今井武夫一定会看到芷江城里的抗战胜利气氛，“庆五千年未有之胜利，开亿万世永久之和平”、“向抗战将士致敬”、“向盟邦战友致敬”等标语贴在街头醒目处。

　　根据笔者的采访，得出了一些细节：

　　11时25分，日机打开舱门，在中方人员引导下上车。3分钟后，汽车驶向空军总站宿舍。从机场前往会场2公里的路上，挤满了人群，阻挡了车队的前行，汽车开开停停。有的老百姓看无法接近日本人，干脆从地上拣起石块砸向吉普车。今井武夫一行面无表情，也有回忆称其汗流如注、面色惨白。

　　不过，时值盛夏，不仅今井武夫汗流如注，我相信中方人员也会是汗流浃背，所以没必要牵强附会，认为日本降使受到惊吓，害怕得大汗淋漓。

　　今井武夫住进了芷江城东北空军第九总站商店后面的两栋木板平房，板壁上涂着白十字标志，房间里装了临时浴缸和全新的被褥、席子和日用器具。

　　根据回忆，今井武夫享受两个房间的待遇，随员则每人一间。今井武夫睡棕织绷子床，其他人睡木板床，铺着美制新军毯。房间在临窗位置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木制沙发；桌子上有茶杯、笔墨、纸张等用具。今井武夫要求穿木拖鞋，临时提供了两双新布鞋。中方对日本投降使者，实行军事化管理。伙食八人一桌，四菜一汤，饮食标准与中国将士相同，起居饮食按规定的时间进行，以号音为准，既严肃又庄重，不失战胜国风范。

　　不甘心的乞降者

　　受降会场是一片黑色鱼鳞板双层木结构西式平房，每栋长44.1米、宽8.7米，正面坐西朝东，正中会议室即为受降会场，这里是当年中美航空联队的俱乐部。会场并不大，北侧墙的中间悬挂孙中山像和“天下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等横联和条幅。会场布置按上下之间长方桌面对面的会场形式摆设，如法庭般严肃简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宏告诉我，当年会场正前方的空地上，4根旗杆上飘扬着中、美、英、苏四国国旗。

　　下午3时，陈应庄接到国民党陆军总部的电话：“立即把日本代表带来，只准4人，副总参谋长、两个参谋和翻译，不准带枪。”

　　在日方乞降代表到来之前，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事先交代各项应注意事宜，并宣布三点：一、今天在场记者不得发问；二、日方代表进来时，大家应安坐不动；三、中方发言都先译成日文再译英文，日方发言都先译成中文再译英文。

　　15时40分，日本军方代表今井武夫、桥岛芳雄、前川国雄及译员木村辰男走到会场门前时，停步、等候，直到萧毅肃示意允许，他们才进入会场，然后脱帽、立正、鞠躬后，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

　　会场正中已坐着中方的受降代表萧毅肃中将，右方是参谋次长冷欣中将，左方为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准将和翻译官。两旁是嘉宾和新闻界的席位：一边入座的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赫赫名将汤恩伯、张发奎、卢汉、王耀武、杜聿明、吴奇伟、廖耀湘、郑洞国等人；另一边则早已挤满了等候多时的中外记者，一部分没有座位的人士只好站在门外。

　　按照对等原则，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回避了芷江受降仪式，由萧毅肃主持。据说，当时何应钦就在会场的板壁之后。

　　16时，受降典礼正式开始。

　　亲历者、时年23岁的美国新闻处记者张彦回忆说：

　　萧毅肃首先宣布，自己今天是代表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上将接见日本降使，并要求对方出示说明身份的证件。今井武夫说：“本人任务是来联系订立停战协定前准备工作的，没有携带特别身份证明，只有奉命与贵军取得联系的日本军作战命令副本。”随员桥岛芳雄参谋即呈上作战命令副本。今井武夫此处说“停战协定”而不说“投降协定”，是处心积虑的。行前，他与冈村宁次密谈了一个多小时。

　　今井遵照命令交出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战区的战斗序列、兵力位置以及各种指挥系统等表册和文件，并呈上日军兵力分布的彩色概要图。当日军参谋和翻译站到桌前说明彩色概要图内容时，记者们蜂拥而上企图拍照摄像，但是立即被冷欣给制止了，因为这是军用地图，不许拍摄。

　　这场受降仪式，日方代表看似俯首称臣，实质仍很傲慢。首先是任命今井武夫作为投降专使，其地位偏低，授权有限。今井武夫称，自己的任务是为停战来芷江接洽，而不是来签署投降书的，他也没有按中方要求携带投降文件，并以“台湾及法属印度支那地区的日本军不属中国派遣军管辖”为由，拒绝提供详尽材料。这些诡辩和搪塞，都受到中方严正驳斥。中方强调日军是投降，并责令其回南京后迅速与驻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的日军取得联系，速向中国政府投降。

　　萧毅肃在今井武夫交出日军兵力配置及第一线战斗序列的详细表册后，宣读了何应钦致冈村宁次的第一号备忘录，并进行了三种语言的朗读。备忘录主要内容就是列出日本海陆空军在执行投降命令时，应注意的各项任务，以及中国战区各个分区受降地点的详细规定和图表等。然后，日方降使即在《受取证》上用毛笔签字并盖章。

　　大约下午16时50分，受降仪式结束。日本降使随即起立、鞠躬，退出会场。

　　受降仪式结束后，何应钦从旁听房间走出，听取萧的报告，验看一切有关日军投降的地图和文件，同时接受众人祝贺。有记者问：“为什么在受降主官分配表中没有一个共产党的将领，没有给八路军、新四军一个受降区域？”何应钦回应：“你认为中国应该有两个政府、两个领袖吗？”

　　蒋介石垄断日军受降的做法，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反对和抵制。早在8月10日，朱德总司令就向中共所辖部队下达了“各地共产党军队均得向敌伪提出通牒，限时缴械，如有拒降，则坚决予以消灭”的命令。8月13日、16日，朱德、彭德怀两次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要求八路军“原地驻防”的命令，提出“凡被解放区军队包围的敌、伪军队，由解放区的军队受降，而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的敌、伪军，则由国民党军队受降”的公正辦法。

　　当晚，何应钦将洽降情况电告重庆。次日，蒋介石复电如下：“即到，芷江，密。可与日代表在芷江会商各条款，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中正。”就这样，原定在芷江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最后改为南京。endprint

　　受降典礼结束后的当晚就转入实质性会商受降事宜。从21日到23日连续3天，日方先后收到中方1号至4号总共4份“一律视同命令”的《备忘录》，受降的很多具体问题都是在秘密商讨中解决的。

　　即便商讨很紧张，常常开会到深夜，今井一行在芷江的次日和第三日清晨，起床号声刚落，便向警卫人员请求室外活动10分钟。他们排成一列横队，向东方一鞠躬，一起朗声喊：“祝愿天皇健康长寿、国运昌盛！”然后，各自散开做徒手体操。

　　芷江受降历时3天。23日14时35分，今井武夫飞返南京。中美混合大队的3架野马式飞机，护送至常德。

　　萧毅肃将军的儿子萧慧麟和萧民元回忆说：

　　8月20日，我父亲来到芷江。21日他接见了日本的降使……由于近代中国从没有接受别国投降的先例，也没有日本向他国投降的先例可供参考，受降前的晚上，中方特意把德国投降的影像资料放映了很多遍。但看完所有的过程，除了尊重对手私人人格这点可取之外，没有其他可供参考的地方，于是我父亲开始自己设计受降程序。受降当天，我父亲规定说，日本是无条件投降，对日本来的降使代表接待要合理，但要冷淡。21日，日本降使来到芷江，中国政府派一个少校把他们引到了中方受降的地方，然后开始让他们等。日本降使的伙食安排同国民党士兵一样。下午2点30分，我父亲接见了日本降使。按照国际惯例，在受降的过程中，战败方敬礼，受降方可不回礼，所以我父亲他们在今井武夫敬礼后并没有回礼。在向对他敬礼的日本人说过“请坐”之后，中方给今井武夫念了中方第1号备忘录，并在确认没问题后，要求日本降使把在华兵力部署图交出来。

　　如今，在受降原址上建起了侵华日军投降纪念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受降旧址就位于七里桥境内。七里桥虽是一座普通的桥，但作为地名的七里桥，与卢沟桥一样，写进了历史。

　　从芷江保卫战到芷江受降

　　“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这座与屈原诗句产生关联的小城，如今还是落寞了，中国很少有人知道它是侗族县，更少有人知道这些尘封的往事。

　　芷江是通往大西南的必经之地，又是大后方联系抗战前线的枢纽。更重要的是，这里有远东盟军第二大机场，停驻各型号作战飞机400多架，是赫赫有名的中美空军联队和飞虎队的大本营。从芷江机场频繁起飞的战机，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空中及地面单位，甚至直接飞赴富士山和东京湾轰炸，给予日军巨大的心理威慑。据不完全统计，从1944年12月初至1945年3月底的4个月时间里，仅驻芷江基地的飞虎队第五大队就出动P-40式和P-51式战斗机88批784架次，攻击郑州、长沙、衡阳、独山、汉口、南京等地日军，共摧毁日军仓库、住房582栋，炮兵阵地10个，击毁日机25架、卡车320辆、运输船只410艘、火车6列、车厢208节，击毙敌步骑兵3037人、战马745匹。在冈村宁次看来，捣毁芷江盟军空军基地，即可解除空中威胁，并伺机进逼重庆。

　　1945年3月底，日军发起了在中国大陆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行动，集中两个方面军的兵力，以占领中国两大战略机场所在地——湖北老河口和湖南芷江为目标。4月8日，日军占领老河口；次日起，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分3路进攻芷江。

　　日军第一一六师团担任主攻，从邵阳出发，沿邵榆公路西进，预定将此线国民党军之主力围歼于洞口、武冈以北，沉江以东地区；然后突进安江，攻占芷江；第四十七师团之主力向新化、辰溪、溆浦方向进攻，从右翼策应；第六十八师团之关根支队汇合第十一军之三十四师团一部，分别攻占新宁、武冈县城和绥宁县交通要道长铺子，然后再沿巫水攻洪江，直取安江，或沿武阳至瓦屋塘，经水口扑洪江，再后协攻安江、芷江，从左翼策应；第六十四师团及六十八师团一部，分别向宁乡、益阳攻击，目的是牵制驻湘北的中国军队南下增援。

　　但是，冈村宁次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在芷江机场，停靠有当时盟军最先进的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B-24、B-25轰炸机和C-43、C-47运输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准将司令陈纳德在军事会议上承诺，将全部美械装备的廖耀湘部新六军3万余人以及轻型坦克、无后坐力大炮等从云南空运至芷江。

　　1945年4月初，驻芷江空军已基本控制了整个湖南的制空权。中美空军的野马式战斗机和B-25轰炸机也轮番向日军投掷炸弹和燃烧弹。丧失制空权的日军死伤十分严重，而且逐渐陷入崇山峻岭之中，后方补给日益困难。5月8日，德国投降，冈村宁次在5月9日向湘西日軍下达终止作战，撤回原驻地的命令，但为时已晚。中国军队正以绝对优势的炮火掩护步兵压缩包围圈。日军纷纷躲入密林和草丛，中美空军就对这些地区大量投掷燃烧弹。到6月初，中日双方军队重新恢复到作战前的阵地态势。至此，55天的湘西会战告终。

　　芷江民众编了一副对联：“寡妇俏，野马猛，鲨鱼凶，短剑利，战鹰狠，虎队机群寒敌胆；空中输，水上沉，山头炸，远方袭，近处轰，湘西日寇树降旗。”对联反应了抗战末期，中方的空中力量已经占有绝对优势。“寡妇俏”指的是美国增援的两架代号为“黑寡妇”的侦察机，其他是野马式战斗机、鲨鱼式攻击机、短剑式驱逐机、战鹰式轰炸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芷江也沉浸在狂欢中。晚8时，国民党航空第九总站无线电台报务员刘道民与另外3名战友刚刚结束在芷江机场的值班任务，就加入到狂欢的队伍。“当我们赶到街上时，地上的爆竹灰至少已有两尺厚了。” 新六军听到日本宣布终战的消息，大家聚在一起喝酒，很多人都醉了。美籍教官把所有库存的东西都拿出来庆祝，载歌载舞。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承认在中国战区的失败，只是宣称“终战”，而不是“投降”。

　　芷江受降亲历者、美国新闻处记者张彦回忆说：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的那一天下午，我正在邻近日军占领区的湘西沅陵县一家旅馆里敲打着英文打字机，急着完成一篇关于日军最新动态的报道。突然，从大街上传来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嘈杂声音，我连忙丢下打字机就往外跑。跨出大门，我傻眼了！满街的人都好像发了疯似的，嘴里高声喊着“日本投降了！”脚底下又是跳，又是跑，简直不知道是什么在指挥他们的大脑。奇怪的是，我自己也随之失去了控制，跟着人的潮流跑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突然间，我发现，这时候，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下子都消失了，谁跟谁都好像亲如一家人。虽然没有像外国人听到胜利到来时那样疯狂地拥抱亲吻，但从来都很拘谨的中国人，这时候一点也不拘谨了。谁也不认识谁的男女老少，就这么手拉着手，跳呀，唱呀，走呀。路旁，摆杂货摊的，卖水果的，都举起双手在那里吆喝：“大家来随便拿！随便吃！”endprint

　　紧接着，我们的任务也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总部命令：我们这个携有发报装备的小组立即开往芷江，去为美国新闻处向全世界发布日本军方代表前来接洽投降事宜的重要新闻。

　　国民政府最初确定的受降地点为浙江玉山，因玉山机场于大雨后跑道损坏，不能使用，遂改为湖南芷江机场。8月18日，芷江成立“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新六军军长廖耀湘为筹备处主任。

　　18日，蒋介石要求日方代表必须于8月21日到达芷江，并规定受降会谈的日方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对飞机的航线、乘坐的机型、飞行的高度、飞行的时间，以及日方代表乘坐日机的识别标志、联络方法等亦有规定。冈村宁次接受投降命令，并派其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前来芷江办理日军投降具体事宜。19日下午6时，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除提出蒋介石定下的地空联络呼号周率、系于飞机的红布位置更改外，其余冈村均表示“依照尊电办理”。

　　19日晚，蒋介石召见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授权何应钦为中方谈判的全权代表。随后，何应钦除急电驻守芷江一线的第四军王耀武、新六军廖耀湘外，还连夜确定以陆军总部、军委会、行政院顾问团、各大战区长官以及美军驻中国作战司令部的高级军事人员，组成庞大的阵容，并决定由昆明、重庆、贵阳各大报社派出记者随同前往。

　　8月20日，新六军廖耀湘乘坐吉普车抵达芷江，张发奎、卢汉、余汉谋、王耀武、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等数十人乘飞机抵达。

　　8月20日下午，重庆的4架运输机飞抵芷江，何应钦、萧毅肃等及新闻记者50余人走下飞机。当晚，何应钦、卢汉、汤恩伯、张发奎、王耀武与湖南省主席吴奇伟、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会商，认为接待日本侵略军投降专使人员的生活，应全部军事化，起居饮食不但要规定时间，且应以号音为准。同时，所有标语都应印上“V”字样。

　　今井武夫请求，要求佩戴日本军刀参加受降签字仪式。何应钦参照当时德军投降的先例和国际惯例，最终经请示蒋介石同意，特别批准了今井武夫可以佩刀参加受降签字仪式。在以后的受降过程中，日军有一定级别的日本军官都是佩刀参加受降。

　　晚年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感叹：降使一行内心充满了绝望孤寂和不安的心情。

　　夭折的芷江省

　　走进七里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矗立着一座高达8.5米的受降纪念坊，通过四柱三拱门组成了“血”字型，象征着四万万同胞浴血战场。这是中国的“凯旋门”，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第一血”。

　　坊上有这样的碑文：“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纪念坊下，埋了一把武士刀。

　　这是一栋1980年代才重建的高仿建筑。1947年，在芷江机场附近的七里桥，建成一座“血”字形的受降纪念坊。新中国成立后，受降坊等建筑在“文革”中被毁。1985年，受降城的重建计划出炉，根据陈香梅等人提供的老照片，湖南省人民政府在原址重建、复原了受降坊和受降堂。

　　坊上有蒋介石、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等国民党军政要人题的楹联。

　　蒋介石的题词是：

　　克敌受降威加万里

　　名城览胜地重千秋

　　李宗仁的题词是：

　　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解甲

　　受降行大典千秋战史记名城

　　何应钦的题词是：

　　名城首受降实可知扶桑试剑富士扬鞭还输一着

　　胜地倍生色应推倒铜柱记功燕然勒石独有千秋

　　白崇禧的题词是：

　　我武自维扬沧海依然归禹贡

　　受降昭盛典神州从此靖烟尘

　　石坊右侧是1995年8月建成的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门口的一块大石头上刻下了毛泽东的书法作品“人民的胜利”。

　　与当年国民政府的宏伟建设计划相比，如今的建筑显得捉襟见肘。笔者在当地采访时得知：抗日战争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计划建立和平省亦或芷江省，拟将湘黔边境之龙山、永顺等湘西31个县划为和平省行政区，定省会于芷江。1946年，芷江县参议会议长、副议长及584名县民联合提议国民大会，请划湘西边境的怀化、芷江、黔阳、麻阳等25县新建芷江省，以永久纪念中国抗战胜利。正如当时的《湖南省政府公报》所言：“一个在八年苦战中争得最后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只要它炫耀于一时，而不加以规划建设，永留纪念，那就未免太辜负它的存在了。”

　　1946年冬，当时的湖南省主席王东原去芷江时，对县政府人员反复强调，原接洽受降地点的房屋、签字用桌椅等用具，均应保留原状，留示后人。随后，王东原又在省府会议上决定将芷江修建为受降城。当时各界人士均欢呼赞同。

　　1947年6月，湖南省政府派建设规划设计委员陈誉膺和芷江县县长杨化育拟定了《芷江受降城设计草案》。这份草案一直完整地保存在芷江县档案馆，虽然经过了几十年风风雨雨，纸色发黄，但字迹却清晰如昨。这份受降城设计草案，把芷江城建设分为城市建设与公共事业建设两大部分，规模宏大，整个城区扩大为17.5平方公里，城市居民拟增至10万至15万人左右。预计总共需经费286.02亿元（法币）。

　　芷江受降城的建设计划，雖经湖南省政府建设厅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多次研究修订，并转送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批准，但时因蒋介石忙于内战，军费消耗巨大，南京国民政府仅仅拨下法币285万元，加上层层克扣，真正到芷江县政府手里还不到应拨的千分之一。县长杨化育接到款项后呆若木鸡，这点钱莫说是设省建城，修一个像样的凯旋门还差一半。但作为一个在长年经月血战中争取最后胜利的受降城市，如果不搞些永久性的纪念设施，那将愧对抗战中长眠九泉的英灵和子孙后代。据说，杨代育曾召集县政府官员开会，发誓即使扒城挖砖也要建一座凯旋门。后来，杨化育真的指挥芷江百姓扒了城东的城墙，在城东七里桥举行洽降会谈的地方修了一座凯旋门（即受降坊）。据说牌坊建成后，不知何因其根基终年渗出殷水，芷江百姓都说这是抗日英灵的血水。endprint

　　从芷江省（和平省）、受降城，缩版为受降坊，这显然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在芷江七里桥，吴建宏馆长几经努力，找回了存封将近70年，日军代表在芷江向中国人民无条件投降的原始视频。这段视频时长达20多分钟，画面清晰。

　　吴建宏向笔者讲述了找回原始视频的历程：1990年，吴建宏在整理文献资料时，发现了纪录片《芷江受降——降使今井》的两张海报，但国内多番搜集无果。2005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国家档案馆等相继解密了二战时期的相关文件资料，他觉得视频资料可能在美国。2006年10月，吴建宏去美国查找，仍无功而返。后来，他联系上旅居美国，籍贯芷江，美国油画原创协会会长钱德湘夫妇，委托他们寻找这份珍贵的资料，也一直没找到。

　　在一张历史照片里，吴建宏找到了其中答案——芷江英文名称是“ZhiKang”。按图索骥，2013年5月，钱德湘夫妇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回了这份原始视频。

　　2014年9月1日，受降纪念馆首次对外公布了该段视频，引起轰动。在纪念馆里，这段黑白视频被经常播放：桥岛芳雄是日方3名代表之一，他频频擦汗。显然，这是甲午战争以来，日军代表首次坐在战败席上听候中方的命令。

　　芷江是前方之后方，后方之前方，在这里让日本人体会到日落芷江的滋味是大有意义的。正如1945年《时代精神》第四、五、六期合刊署名时集锦的《芷江受降记》所言：“芷江定为受降地点，具有双层意义：一、芷江为敌丧师折众进攻未逞之重镇，今春湘西会战，为我转胜起点，中国八载抗战卒告胜利；二、芷江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广大机场银鹰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片朝气，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势力，有所戒惧。”

　　芷江机场没有再启用，卵石铺就的跑道上，野草丛生，七里桥也不再为人所熟悉，人们更熟悉的是舞水河上的龙津桥，湘西的风雨桥很多，这曾是最长的一座。

　　抗战期间，龙津桥的桥廊、桥亭、桥檐一度被拆卸，以方便运输军用物资的卡车通过。因为龙津桥成为国民政府军用物资运输的必经之处，日本人最多一次曾派出27架飞机来轰炸，但从未被炸毁。我搜集日军空袭龙津桥的照片发现，说龙津桥没被炸断可能是民间的美好愿望罢了，我看到的老照片里桥面一片狼藉。没有长时间中断交通，或许因为当时在桥面铺设的是木板，可以快速抢修。

　　在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芷江时，龙津桥是重要的庆祝地，在大桥的两端搭起了青松翠柏牌楼，两边写有“正义大道”、“和平桥梁”大字，同样，两边的桥梁上装饰上“V”字，气氛強烈。

　　湘西山水相连，自然要架桥飞渡，这些桥惊险、雄伟、古朴，各具秉性，不过，我更想提的是七里桥，它刻下了浓墨重彩的历史烙印。

　　[作者系知名口述历史学人，文化学者。著有历史传记《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我的父亲韩复榘》，文化旅行系列《别处，是归客》《风从西边来》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