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初，在参加学界的一个新春联谊会时，我意外地收到周有光老先生的两份礼物：一个制作精美的瓷碗，上面有“长寿”二字和他的签名；一本他的新书《岁岁年年有光——周有光谈话集》。如果说长寿碗寄托了老先生的美好祝愿，那么这本新书以及老先生的其他著述，则展示了这位文化巨擘不同寻常的一生。悲痛的是，2017年1月14日，刚刚跨过112岁生日的第二天，周老先生就在北京家中逝世。这位曾笑称上帝把他遗忘了的老人，最终结束了他漫长而精彩的人生，留给世人无尽的哀思。
一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青果巷的一个破落家庭。老先生在文章中提及家世时说，他的“曾祖父曾经在外地做官，后来回到常州，很有钱，办纱厂、布厂、当铺”。太平军第一次攻打常州时，“城里的经费都是我的曾祖父给的。长毛打不进来，就走了，打下南京成立太平天国，隔了两年又来打常州，就打下来了，我的曾祖父投水而死。太平天国灭亡以后，清朝封他一个官——世袭云骑尉”。正因如此，周有光的祖父一辈子衣食无忧，直到辛亥革命以后这个世袭待遇才被取消。随后，周家只能依靠变卖祖上遗产度日。周有光刚一出生，就遇上家道中落的窘境。为了生计，周有光的父亲当了一名教书先生，但教书所得对于一个大家庭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仍然难以维持。即使如此，周家依然尽力让子弟接受良好教育。
周有光6岁入志育小学接受新式教育，12岁入镇江中学，不久又转入常州中学。这时正值五四运动进入高潮，对青少年时期的周有光来说是一次思想上的洗礼。
1923年，周有光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在入学注册的时候，他领到一张姓名卡片，上面用罗马字拼写法打着他的姓名，这让他“开始看到了字母顺序的科学管理”，并对语言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圣约翰大学创办于1879年，是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大学。校园里的官方语言虽然是英语，但是古文教师钱基博先生（钱钟书之父）却要求学生一定要用毛笔。如果遇上使用钢笔的学生，他就会把作业退回去责令重写，并大声斥责：“中国人不会用中国笔”。在这所学校，周有光学会了查《大英百科全书》，学会了使用打字机，学会了法语，还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托洛茨基的《斯大林伪造历史》……最重要的是，他接受了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以及活到老学到老的教育理念。这种教育底色，决定了他的一生。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圣约翰大学及其附中师生也组织罢课响应，但遭到校方阻挠，为此半数以上师生集体宣布脱离圣约翰大学，另外组成光华大学。该校聘请张寿镛为校长，朱经农为副校长，胡适、徐志摩、张东荪、钱基博、罗隆基、潘光旦、吕思勉、蒋维乔、江问渔、王造时等著名学者紛纷前来任教。周有光也从圣约翰大学退学并加入光华大学，因为家庭困难，他通过考试担任了校长室文员，每月可以得到30元津贴。
二
周有光的妻子张允和，出生于安徽合肥龙门巷的一个世家大族，其父张冀牖因为受新思潮影响离开合肥到达苏州，以“乐观进取、裨益社会”为宗旨创办了乐益女中，不仅惠及别人的孩子，也对自己的孩子大有好处。他膝下10个子女都接受了良好教育，4个女儿更是出类拔萃。当年叶圣陶曾说过这样的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九如巷是张家在苏州的住所，当时叶圣陶正在乐益女子学校任教，和张家女儿都有接触，所以他有资格这样说。
在办学过程中，张冀牖不仅向蔡元培、蒋梦麟等人请教教育理念和校务，还聘请了中共党员侯绍裘担任教务主任。随后，侯又请来张闻天、叶天底等人前来任教，并成立了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张允和回忆，张闻天是这所学校的国文教师，他在“国文课上教的不是中国古代文言文，也不是近代白话文，而是世界名著的白话翻译文”。她还说：“张闻天老师只教了我半年国文，可是给了我以后一辈子做人的长远影响。特别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的谆谆叮嘱，做人要做对人类有益的人，做事要做对世界有益的事，真正的人是‘放眼世界的人”。
1927年周有光从光华大学毕业时，张允和与大妹张兆和一同考入中国公学。当时沈从文正在该校任教，他因为喜欢张兆和，便不断给她写信。但是张兆和却看不上沈先生，于是她跑到校长胡适那里去告状，没想到胡适反而替沈从文说了许多好话，促使张兆和动了心。最后沈从文去苏州提亲，征得对方父母的同意。于是张允和给未来的妹夫发了一份电报，上面只有一个意味深长的“允”字。这个字不仅传达了父母的态度，还隐含了发报人的签名。张允和之聪明才干，由此可见一斑。
三
与沈从文相比，周有光的恋爱比较顺利。
据周有光说：“我与张允和从认识到结婚的八年时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阶段，我在杭州民众教育学院教书，而她本来在上海读书，正好赶上浙江军阀与江苏军阀打仗，苏州到上海的交通瘫痪了，于是她就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他还说：“我们是‘流水式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与这种学者式回忆不同，张允和认为他们的恋爱就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似的，是一个充满浪漫的过程。这是张允和1988年在一篇文章中披露的，文章的标题是：《温柔的防浪石堤》。当时张女士虽然已经年近八旬，但她还是无比深情地写道：
那是秋天，不是春天；那是黄昏，不是清晨；那是个1928年的星期天。
有两个人，不！有两颗心从吴淞中国公学大铁门走出来。一个不算高大的男的和一个纤小的女的……他轻轻用右手抓着她的左手……当她的第一只手被他抓住的时候，她就把心交给了他。从此以后，将是欢欢乐乐地在一起，风风雨雨更要在一起。不管人生道路是崎岖的还是平坦的，他和她总是在一起，就是人不在一起，心也是在一起。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诗一样的语言让人回想起叶圣陶说过的那句话：“九如巷张家的四个才女，谁娶了她们都会幸福一辈子。”此时我还想再加一句：“尤其是二姐张允和！”endprint
张允和在中国公学读一年级的时候，就在作文课上显示出卓越的才华和见识。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受到周有光影响，她在一年后又转入光华大学，并被推举为女同学会会长。学校里举行一年一度的演讲比赛，她以《现在》为题与一位男生相持不下，结果校长张寿镛投下决定性一票，让她获得第一名。在光华大学，她与储安平、赵家璧是同学。她还在赵家璧主编的《中国学生》上当过封面女郎。
1931年，张允和来到杭州之江大学借读。对于这段甜蜜日子，周有光有所回忆。他说：“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风景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张允和也说“这正是我们的恋爱季节”。
经过八年的恋爱长跑，周有光与张允和终于把结婚提上议事日程。不过，两家人对这桩婚事并不看好：周家怕娶个名门闺秀太难侍候，张家则认为周家太穷，甚至连两个妹妹都说：“二姊哭的时候在后头呢！”尽管如此，双方家长还是非常开明，并未进行干预，特别是张冀牖先生，从不干涉儿女自己的选择。
1933年初，两人决定要举行一个新式婚礼，并把一个星期天当作结婚的日子。当他们把喜帖送给张家大姑奶奶之后，老人家翻开黄历一查，居然板起脸来对他们说：“不行啊，小二毛（张允和小名），这个日子不好，是尽头日子（阴历的月末），不吉利的。”这样一来，婚期只好重选，事先印好的200份喜帖也随之报废。
第二次选定的日期虽然不是阴历尽头日，却是阳历的最后一天——4月30日，这一次他们接受教训，先去请示大姑奶奶，然后再印喜帖。老人家不看阳历，这才通过了审核。
没想到张家的保姆还是放心不下，她悄悄拿了二人的生辰八字去找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看了以后，居然毫不客气地说：“这两个人啊，都活不过35岁。”周有光知道这事之后，曾笑着说“旧的尽头正是新的开始”，结果妻子活了93岁，而他自己更是高寿。
婚礼在上海八仙桥的青年会如期举行，证婚人是著名哲学家、新娘的恩师李石岑先生。
随后二人去日本共度蜜月，同时也是为了实现周有光的留学梦。在前往日本途中，张允和呕吐不止，原以为是晕船造成，没想到是妊娠反应。后来儿子周小平正好在他们的结婚纪念日出生，心直口快的张允和对人讲，“我结婚的那天生的孩子”，引来人们的阵阵笑声。
年轻人总是很容易接受新思想，周有光也不例外，他留学日本是因为崇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这次出国的经费，除了所收的彩礼400元之外，主要是张允和父亲给的嫁妆。所以结婚之前，周有光在信中忧虑地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但是张允和却回复了一封长信，中心意思可以归纳为一句话：“幸福是要自己创造的”。
四
周有光去了日本后，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深造。1935年学成回国后，在光华大学任教，同时在江苏银行兼职，生活事业都还不错。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到四川避难，并在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任职。农本局是以促进农业信用流通为宗旨的特殊机构。资本一半来自政府的分期拨款，另一半由各商业银行按比例摊派。抗日战争开始后，为了解决大后方老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蒋介石任命著名经济学家何廉以经济部常务次长的身份兼任农本局总经理，由于周有光工作出色，受到何廉的充分肯定。
抗战胜利以后，周有光进入新华银行任职。该银行1914年成立于北京，原名新华储蓄银行，后来迁往上海，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并称为“南四行”。当时正是该银行的全盛时代，所以周有光被派往纽约开拓业务。
到了纽约以后，周有光在百老汇大街租了办公室。这里是美国文化活动的中心，工作之余，他就去泡图书馆，在那里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为后来的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
在纽约期间，周有光与老舍、罗常培、杨刚等人多有来往。老舍是应美国国务院邀请前去讲学的，罗常培当时正在耶鲁大学访问。在周有光眼里，身为作家的老舍，总是“谈笑风生，庄谐纷出”，而作为学者的罗常培，则是“温文儒雅，言必有中”。
杨刚原名杨缤，因为崇拜斯大林刚硬性格，改名为杨刚。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大公报》工作。由于才思敏捷，文笔犀利，与彭子冈、浦熙修、戈扬被誉为新闻界“四大名旦”。抗战后期，她以《大公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美国学习，实际上担负着开拓国际统一战线的重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她担任过周恩来办公室秘书、中共中央宣传部国际处处长、《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等职务。
周有光夫妇1949年6月回国抵达上海时，上海战役已经结束，杨刚作为新政权的负责人，亲自到码头迎接他们。
回国以后，周有光在复旦大学担任教授，同时还在银行兼职，并与其他经济学家合办了一份刊物——《经济周报》。1952年院系调整，他被调到上海财经学院担任教授，业余时间经常为报刊撰写文章，其中有不少讨论文字改革的内容。
在此期间，张允和先在光华大学附中任教，后来因为一篇讨论教科书的文章被叶圣陶看中，于1951年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正当张允和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三反五反”运动开始，她莫名其妙地被打成“老虎”，背负了贪污分子的恶名。随后她与周有光的书信在抄家时被发现，因为其中有“W君”、“C君”等人称代号，又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她失去了工作，返回上海在家養病。对于这常人看来是不幸的遭遇，张允和反而认为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好事。她说：“如果我没有及时下岗，如果‘文革时我还在工作，那我必死无疑，不是自杀就是被整死”。
自从“下岗”以后，张允和除了相夫教子，还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昆曲活动中。早在少年时代，她的父亲怕孩子们在假期打牌赌钱，便特意请来昆曲名家教他们学戏。后来她还拜俞平伯为师，担任了北京昆曲研习社联络组长（俞平伯是社长），帮助老师处理日常事务。她说：“昆曲于我，由爱好渐渐转变成了事业。我没有完，结缘昆曲，有了一种新生的感觉”。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张允和在离开京城两三年以后，又不得不再次来到北京。这次来京，与丈夫的工作调动有关。endprint
1955年，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结束后被留在北京，担任了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拼音化研究室主任。“文改会”的前身是1949年成立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1951年12月，该协会改组为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周有光是12位委员之一。1954年，这个机构去掉“研究”二字，更名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并成为国务院的直属机构，这意味着中国的文字改革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文字改革的任务有三：一是制定简化汉字方案，二是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三是推广普通话。周有光到了北京以后，全力以赴地研究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他总结道：“解放初期，政府以扫除文盲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突击识字等方法失败以后，把希望寄托于文字改革。”在他的主持下，经过三年研究终于形成了《汉语拼音方案》。因此有人称他为“汉语拼音之父”。
现在看来，这次调动虽然迫使周有光放弃了自己的专业，但是也让他躲过一劫。否则他很可能像自己的好友、著名经济学家沈志远那样，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他说：“过了几年之后，我才知道，‘反右运动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为重点。上海经济学研究所所长，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自杀了。我的最优秀的一位研究生自杀了。经济学教授不进监牢的是例外。20年后平反，一半死去了，一半衰老了。我由于改了行，不再算我过去的经济学旧賬，逃过了一大劫难。”
对于这次改行，余英时有独到的见解。他说，周有光“一直在追求中国现代化建设。经济最根本，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为专业；语文是现代化的利器，因此成为他的副业。但是1955年他大概已感到经济学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了，退而求其次，他终于接受了以副业为专业的安排。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他的专业虽然改变了，专业背后的原动力则仍然一以贯之，即中国现代化建设……总之，现代化建设是他的终极关怀”。
五
尽管周有光在反右运动中没有挨整，但是却不可能躲过“文革”劫难。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有人出了个上联：“伊凡彼得斯大林”，周有光随口对出下联：“秦皇汉武毛泽东”，之后他便被打成了反革命。随后被抄家，珍藏多年的古董和照片都毁于一旦。对于如此巨大的损失，周有光看得很淡，他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张允和亦是如此。还有一次，两个北大的学生来他家调查张寿镛的儿子、著名历史学家张芝联。面对来势汹汹、吆五喝六的年轻人，张允和居然动了恻隐之心，心想：“他跟女孩子谈恋爱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温柔、非常温柔的美男子！”她还想：“这个小伙子要是我家里的人该多好……如果我的儿子和孙子跟我‘斗猴，我生气不生气呢？”结果自然是“不生气，才不生气呢！只要孩子们觉得有趣，我就没有什么不愿意的”。这种豁达开朗的心态，是他们长寿的一个原因。
不久，周有光被强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张允和因为没有工作单位，侥幸留在了北京，但无论身处何境，他们都能达观看待。有一次，65岁的周有光和71岁的文字学家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两人躺在地上讨论起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们从“揠苗助长”为什么不如“拔苗助长”开始，讨论到“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由此可见，拥有深厚的学养，并且能够苦中取乐，是其长寿的第二个原因。
周有光81岁时开始对自己的年龄从头算起，到了92岁时，一位小朋友在送给他的贺年片上写着：“祝贺12岁的老爷爷新春快乐！”心态年轻是他长寿的第三个原因。
为了让生活更加有趣，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上面。他自称老来读书，才体会到温故而知新、学而后知不足、老而后觉无知的快乐。1988年，有人送给他一台中英文打字机，这台机子虽然很老旧，但是因为处理中文和英文特别方便，从此他开始用机器写作。多少年来，他用机器写了数不清的文章，出了几十本著作。这简直是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迹！可见不断读书、思考、写作，保持头脑活力，是他长寿的第四个原因。
老伴张允和本来对电脑不感兴趣，但是在他的影响下，居然在86岁时学会使用电脑。此外，每当张允和参加昆曲演出时，他虽然是个门外汉，却总是陪夫人一同到场。这种情景被朋友戏称为“妇唱夫随”。为此，丁聪还为他们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先生蹬着三轮，夫人手持曲笛坐在车上，极为传神。这说明，伉俪情深是其长寿的第五个原因。
周有光奉行“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这就使他的生活非常简单，当为他长寿的第六个原因。
除此之外，还可以列举许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是到了晚年，他仍然能够身居陋室，心怀天下。
六
对于周有光先生，我过去知之甚少。直到2008年“漂”到北京以后，才在好友丁东的带领下拜访了他。当时我们乘地铁五号线从王府井附近的东四站上来，七拐八拐地转了好几个弯，才到了后拐棒胡同周老的住处。这是一座老旧的居民楼，进去一看，房屋之狭小、陈设之简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寒暄之后，我看到老人笑容可掬、红光满面，说话时手里拿着一块白毛巾手帕，不时地掩口大笑。常言道：笑一笑，十年少。当时我就觉得，乐观开朗是老人长寿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我发现在十来平米的客厅里，只有一只破旧的沙发和一张小书桌，书桌上放着那台中英文打字机。
周有光虽然是专业性很强的学者，但是他在公共领域内也有深邃的思考，他说，人愈老，愈要追求真理。在谈到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时，他说他最佩服的是王国维和胡适，认为他们是有创造的知识分子。所以拙著《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于2010年再版的时候，他给出了很高的评价，让我感到诚惶诚恐，不敢领受。与此同时，也让我体会到老人鼓励后辈的良苦用心。
我始终认为，生命是既有长度又有宽度的：长度是指人的年龄或曰寿数，宽度是指生活质量及其贡献。周有光先生虽然身居陋室，却仍能心怀天下，忧国忧民，这就把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都发挥到了极致……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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