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丽

　　前 言

　　196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的通知》下发，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推迟就是整整11年。

　　1966年到1969年，高等学校停止招生。1970年，北大、清华等学校进行“推荐制”试点；1972年，高校全面恢复招生，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招生原则，给予“具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优秀工农兵”推荐资格，应届高中毕业生则要么进厂务工，要么下乡劳动，失去直接升学的机会。原本在高校招生中最具分量的文化考查被弃置一旁，“出身、家庭成分、劳动表现”成为这一时期高校招生的基本原则，而所谓推荐，并无实际标准，随之而来的是走后门、钻空子、交易推荐上大学名额等乱象 ，“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乱象终难持久，寒尽往往春生。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了全国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专家一致呼吁，邓小平果断拍板，“今年就开始改，不要等了”。恢复高考正式提上日程。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否决了当时高校招生改革方案中的“需要单位推荐”的资格审查要求，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这意味着，“出身”不再成为一个人的原罪，本人的品性与成绩，才是考量你是否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工人、农民、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要满足三个条件：“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具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身体健康”，都能报考。为了最大程度招纳人才，还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具体招生工作，“实行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省、市、自治区批准的办法”。

　　10月21日，《人民日报》刊发头版头条文章《高等学校招生进行重大改革》，宣布恢复高考，如冬日春雷般立即激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人们奔走相告，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新时代到来了。正在逆境中跌跌撞撞的知识青年们好似看到了塌方隧道里的一束亮光，重新点燃了希望。他们拾起了尘封的书本，“漫卷诗书喜欲狂”，一时间，田間地头、学校工厂每每可见学习的身影，处处可闻朗朗的读书声。压抑许久的求学热情和对教育公平的渴望喷薄而出，爆发出巨大的能量，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从这一点来说，1977年的高考远远超出了考试的意义，政治歧视在高考的环境中被取消了，知识重新得到尊重，人的自我价值得以实现，人心向学、人心思治，进而推动整个社会拨乱反正。甚至有人评价说，如果将1978年视为中国的改革元年，那么1977年的恢复高考就是最响亮的改革前奏。

　　1977年12月，关闭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570万考生走进考场，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甚至出现了两代人同赴考场的场面。

　　竞争是残酷的，1977年，全国高等学校最终只录取了27万新生，录取率还不到5%。即便加上1978年录取的新生，也只有40.1万人（这两批考生在同一年入学），约占参加考试人数的1/29。

　　毫无疑问，这些恢复高考以来选拔出的佼佼者们，成为了随后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推动者，他们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新思想、新技术，他们和千万劳动者一起创造了中国的辉煌时代。他们中的多数人，时至今日，仍是各行各业的中坚力量。从这个层面来看，高考不只是改变了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走向。

　　值此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笔者走访了几位当时参加恢复高考的亲历者，倾听他们的高考故事，一起回到那激荡人心的年代……

　　享受特殊政策的老三届

　　邓石如 （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1977年作为老三届的一员，考取安徽劳动大学蚌埠教学点，今安徽财经大学前身）：1966年，作为合肥一中应届高中毕业生，我和同学们正全力以赴地迎接即将举行的当年高考。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在电台广播后，合肥一中平静的校园和其他学校一样，顷刻之间炸开了锅。一时间，校园内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声讨会此起彼伏。是响应号召投身“战斗”还是继续复习迎考？正当我们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之时，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下发通知，决定为使高等学校和高中有足够的时间彻底搞好“文化大革命”，当年的全国高考推迟半年举行。我当时心中窃喜，以为这样安排正好两不耽误。没料到，“文化大革命”会愈演愈烈，从文化教育战线发展到各个领域，波及工矿企业、商店、机关、农村、甚至军队……最后全国停课，在校学生大部分上山下乡插队落户。许多大学和中学连锅端从城市下迁到农村。合肥一中也被下迁到安徽颍上县，一分为三，分别办学。在那样的形势下，再也没人提起高考之事了。

　　我于1968年底去农村插队落户，两年后开始招工。不知是因为我读满了高中三年的课程，还是因为那时城里中学教师奇缺，轮到我招工回城时，我没能像多数知青回城进工厂当工人，而是分到合肥七中当了教师。无论在农村插队还是招工回城到七中，我一直还在做着上大学的梦。但是几年下来，多次推荐都没有我的份，我便死了心，并于1977年春节结婚。谁料想就在这年10月，却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还特别对“文革”前老三届的知识青年网开一面，年龄放宽，婚否不限，有五年以上工龄者还可带薪带职上学。面对这几乎为我量身定做的政策，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高考。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是各省组织命题。由于从确定高考到组织考试时间很短，考虑到绝大部分考生都没有足够的复习时间，所以题目并不难。记得当时考四门课，政治、语文、数学以外，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知识综合，理科加考物理化学知识综合，每门课程都是百分制，总分400分。政治题目还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阶级斗争为纲一类的老生常谈。语文的作文题是二选一，我选择了“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还记得地理有一题是让考生描述11月从南方往北方一路过来所见的自然景观的不同，这对大部分人来说自然是小菜一碟。但一道世界地理填充题却让一位同是老三届的考生犯了难，交卷后直追着我问，澳大利亚的首都是墨尔本还是悉尼？都不对，是堪培拉，我颇为得意地告诉他。但是数学上一道因式分解却花费了我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草稿纸也画了两大张，还是没弄出来。考完后一问，其实特简单，当时脑子不知怎么就犯了昏。endprint

　　考完试后我自我感觉发挥不错，一心就盼着录取通知书。当时七中一位同事被抽去招生办工作，他在阅完卷后说我的分数是327分，在当年算是比较高的。于是大家都认为我必取无疑。学校里已不再安排我下学期的课程。我正在教的那个班学生们凑钱买了一个笔记簿送给我，在扉页上写下了“辛勤的劳动必将会换来丰硕的果实——与邓老师共勉之”的赠言，并一一签名。邻居和朋友们都纷纷来祝贺，毕竟那么多年没举行过高考了。我心里也美滋滋的。不久发榜了，许多考生陆续接到录取通知书，我却左等右等没有来。其实，考虑到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填报的是安徽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志愿并不高。我又托一位爱人在安徽大学工作的同事帮忙打听，得到的消息是安大在肥录取的全部新生名单都查过了，确实没有我。我的心一下凉了。一位同样参加高考没接到通知的老三届同学来找到我，鼓动我和他一起写信给邓小平，争取明年再让我们参加高考。我却没了勇气，看来政策上说的是一回事，真到录取又是另一回事了，谁愿意招收都30岁了的大学生呢？正在我一筹莫展之际，合肥市教育局给七中打来电话，让我去领取通知。赶到教育局我急忙打开通知一看，是一份盖着安徽供销商业学校公章的安徽劳动大学蚌埠教学点录取通知书，通知我被该校政治经济学专业录取。我正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教育局的一位同志告诉我，这就是地处蚌埠市的安徽财贸学院，“文革”期间被降格为中等专科学校，粉碎“四人帮”后，该校正争取恢复高等院校，由于上级尚未批复，故先以劳大教学点名义招收一个本科班。这样的一所学校，这样的专业，又在蚌埠，接获录取通知的喜悦，多少被打了折扣。我至今也没弄明白，既没填报这所学校，又没填报这个专业，怎么就把我划了去。教育局的那位同志看我多少有些失望的样子，好心劝我说，这是正正规规的本科，四年后出来就是五十二块五，和北大清华没什么两样。是啊，现在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几元，按当时的调资状况，猴年马月才能加到五十几啊？就这样，春节过后我就收拾行李，惜别妻女，去蚌埠上了大学。

　　当我迈进这所大学校园时，热烈的欢迎气氛还是没能冲消我失望的情绪。不大的校园、不像样的操场、小小的图书楼……甚至无法和合肥一中相比。但是开学不久我立即发现学校安排给我们授课的教师都是一流的。教师中不乏早年在国外留学归国的教授以及五六十年代从北京、上海、沈阳、武汉等地抽调来的骨干。不久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恢复安徽财贸学院，这对广大师生更是一个激励。同学们来自四面八方，年龄差异很大，此前经历也各不相同。有工人，有知青，有教师，也有复员军人，还有的担任过公社或大队的书记。一个家在皖北农村的知青，回乡后当了代课教师，结婚较早，第二胎又是双胞胎，结果他来上学时已有三个孩子，其中大的都读小学了。他在我们班无争议地享受最高奖学金，学习特别刻苦。应当说大家学习都很用功，虽说是经过统一考试录取进校的，各人的差距还是很大。特别是英语，个别好的完全可以当我们的小老师。在刚读完大一和大二的时候，我们班就分别有一位女同学和一位男同学直接考上研究生去了杭州和济南深造。

　　从1978年初到1982年初的四年大学生活，正是我们国家发生重大历史变化的时期。我们一入学就赶上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解放思想大讨论。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拨乱反正的重大举措让我们几乎每天都兴奋不已！农村的改革和城市经济改革的试点……高考录取时阴差阳错的专业此时恰成了热门。面对着眼花缭乱的社会变革，同学们都如饥似渴地学习着，思索着，甚至面红耳赤地争论着。四年里，我们下农村，去工厂，进商店，调查研究，实习体验，亲身感受着我们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的深刻变化。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得到了最好的教育和锻炼，成为我们日后工作和前进的无穷动力。至今我仍深深地怀念这来之不易的四年大学生活。

　　从挖煤临时工到北大学子

　　赵国华（ 黄山书社原总编辑，1977、1978年两次参加高考，1978年录取北京大学历史系）：听说恢复考大学的消息时，起初我是不相信的，觉得怎么可能啊？都是要有关系的人才能上大学。我家成分是贫农，但那时候光政治成分干净不行，还要有背景。我家在当地是小姓，势单力薄。我高中毕业后没有升学渠道，除了回乡务农就是去当兵。当时我们大队有4个当兵的名额，只有3个人体检合格，我以为这下肯定能满足我走出去的愿望，恰恰我就当不成兵。外大队有个人走路子把名额占走一个，就连当个民办教师也当不了，推荐上大学的方式更是别指望，好事轮不到我。所以就死心务农，之后是公社干部看到我这种情况动了恻隐之心，觉得这孩子读书不错，可惜了，就介绍我到煤矿当临时工。

　　后来消息确认了，我也没太在意，大家都说试试那就试试吧。于是一些人碰在一起说找点题目做做，碰一碰，结果一大帮人连开平方都不会，基础太差了。我说这样不行，肯定要集中时间复习一段时间，但是煤矿不让请假，我也不管他，就不請假直接回家，不让干就算了。

　　当时我在淮北煤矿是临时工，上不了户口，后来是回界首县（即今界首市）原籍报名的。参加考试在县城。当时县城还办了高考补习班，在那集中学习了两个月。县教育局办的班，很正规，教师力量很强，目的主要是给考生提供点帮助，稍微收点费用。同学大部分是城里人，农村人很少，入班前也稍微测试了一下。一个班有四五十人，两个班加起来近百人，现在不少人都还是朋友。

　　其实我之前上学还是比较认真的，但学到的不多，后来在煤矿干活时也几乎都丢光了，主要还是“文革”影响。我是1962年上小学的，还没毕业就赶上“文革”爆发，等小学念完（正常教学）就彻底停掉了。中间经历了停课又复课的一番折腾，1968年我在界首县大黄（镇）小学原地兴办的戴帽中学（所谓“戴帽中学”，是在小学的基础上增设初中甚至高中，有点类似给人戴了个帽子，所以叫“戴帽中学”，是当时城郊结合部和农村教育特有的现象，目的是为解决农民子女就近读中学的问题）接着上了初中，那时的教学内容除了语文、数学之外，没有物理、化学、生物、地理，而是两门叫做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的课程。教材是一种编印得极为粗糙的小薄册子，内容也很少，从来也没做过实验。音体美就更不用提了。老师还是原来的小学老师，教学水平也不高。初中这么混了两年毕业了，那时初中学制就是两年。1970年又开始办高中了，我就到附近的靳寨中学上高中。当时上高中也搞了下入学测试，也收学杂费，不多。学校的师资力量还可以，学校设在在当时公社合并（小并大）后一个废弃的小公社里。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野地里的两排房子。房子不够，我们是边上学边建校，星期天老师带着学生拉着板车去几十里路外拉砖头，老师背着馒头口袋，给帮忙干活的学生发馒头管饭吃。endprint

　　那两年高中生活我过得蛮愉快的，因为在家里吃山芋干子山芋面，学校里国家给政策，可以用家里带来的粮食去粮店售换粮食单子（票据），在学校吃白面馒头。价格各算各的，有一定的额度限制，加上自己从家带的山芋，放在学校的大蒸笼里蒸一下。当时有个同学每次都先去，偷拿别人的，被发现后很难堪，后来转学了。我家人口简单，孩子就我和哥哥兄弟两个，口粮相对来说不那么紧张，就是没有小麦，主要是山芋。我们那个生产队比较落后，一天的工分才值7分钱。有一年午季要分配小麦了，生产队打的粮食除去公粮和留种外，就只剩下一堆扬场后的麦余子，都不值得上称，最后按人头一人分了两捧那玩意儿。村子人不多，还总闹矛盾，周围人说是“八瓣子”赵庄，就是说村里人不团结，捏不拢。所以生产什么都搞不好。

　　我家读书主要受我母亲那边影响，我外祖父行医，在当地小有名气，我母亲随外祖父长大见识多些，对孩子读书比较上心。我哥哥是1959年上的大学，皖南大学数学系。哥哥比我大十几岁，长兄如父，很照顾我，我上高中时他正好也在我们学校当教师。但他是那种书生型，找社会关系托人办事不行，在学习上给了我很多帮助，比如说后来复习的时候，给我找个复习资料什么的。

　　高中学习我还是比较认真的，我们那个学校的校长原来做过教育局长，所以他比较重视教学质量，教师队伍也还整齐，都是大学本科毕业，学校又在那个偏僻的地方，大家想出去也没地方去，所以念书相对比较能集中精力。高中时期教学相对比较正规，临考前的集中复习也起了作用。有一些训练，像时政，自己摸索不容易，像史地那么大量需要记忆的内容就主要靠平时积累了。

　　1977年考试初选后没有公布分，像我这样通过初选、体检但最终没走成的人很少，到最后我也不知道原因，就是说让等入学通知但最终没等到。具体题目记不大清了，只记得考过三大纪律八大注意，唱歌都会唱，记得不大精准。怎么办呢？抬头一看，考场窗子外墙上就刷着有，照着抄呗。好像还考了三大战役。

　　1978年高考就要正规一些了。政治、语文、数学以外，文科加考历史、地理，理科加考物理、化学。每门百分制，总分500分。印象中我历史考得不错，记得有一题考史记的五种体例，好多人一种都不知道，我写出四种。最后分数出来，历史地理都接近90分，语文政治差一点到80分，数学分数记得最清楚，48.8分，反正每科都挂个大零头，五门课加起来将近390分。全国文科状元在北大我们班，其他几门课感觉也和我差不多，就是数学高，差不多满分，总分450多分。

　　填志愿时可以报5个重点大学，因为我从小就喜欢看书嘛，有图书馆专业的两个学校都选了，北大和武大。北大填了两个专业，图书馆和历史，图书馆专业没取，历史专业取了，那我也是情愿的。历史系一个年级3个专业90人，中国史40人，世界史30人，考古人最少只有20人，这20人里只有一个女生，去野外考察住宿不方便，又从世界史动员了一个女生过来。

　　当时北大的住宿、伙食条件都比较差，但是有一点好，男生可以多吃一点，男生的月伙食定量是38斤，比标准高，高的部分是从女生那边挪过来的，同时根据家庭经济条件提供助学金。最高能拿到19块多，反正生活够了。

　　北大的求学环境那就好得多了，授课教师里名家不少，像邓广铭，宋史研究全国第一号人物。周一良那时情况特殊，不授课，只是做过几次讲座。刚入学同学们想着拜访拜访名家教授，谁有名啊？周一良有名。我们宿舍几个同学约着一块，兴兴头头地去了。他当时住燕东园，一个小楼的一半。我们向他请教怎么读书之类的。他一开始情绪不好，说你们去请教别的先生吧，我是梁效某教授。当时有人写文章就是这样不点名批判他。过一会儿他问我们读过什么书，我们那时也就读点中国通史之类，他都不以为然，觉得那不算读历史书，所以我们坐了一会就走了。当时我们也只能读些常识性的书，家里也没条件。像邓广铭的女儿也在我们班，那就不一样了，她是从小接受的正统教育。邓广铭除了学问做得好之外，还很关心基础教育，当时他是系主任，有些青年教师是工农兵大学生留校的，他说这些人研究水平不够，不能给本科生讲课。这是很得罪人的，因为他研究过王安石，当时有人就说他也想搞变法，有些非议，但他很坚持。他还请了很多名家来作讲座，他影响大啊，全国乃至境外的名家，像胡绳、王庆成、丁守和、齐世荣、刘子健、牟润孙等等都来过。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也是在他手上建起来的，本科生也能去那听课。所以北大历史系当时的学科建设和教学都搞的不错。哲学系一个江西文科状元都被吸引过来，坚决要求转学到我们专业。同学之间尽管年龄差异比较大，最大的1947年出生，我们都戏称他“老家伙”，最小的1962年出生，但大家的学习精神和学习热情都很高。

　　15歲的应届大学生

　　汪辉林（桐城市教育局信息技术教研员，1978年作为应届考生，考取皖西学院，当时叫安徽师范大学六安教学点）：我出生于安徽桐城县大关区农村，家庭成分是下中农。因为家里劳力少，我8岁开始正式在生产队做工记工分，以补贴家用。但家里年终结算也还是欠钱户，靠一个本家叔祖年年拨款救急，才把粮食称回家。

　　1978年我参加高考后就回到生产队做工。成绩公布之后，还是别人到县城办事，看到县里张榜公布了达到预选线的考生名单，回家告诉我的。得知录取消息后，虽然心里很高兴，但也还没有忘乎所以，生产队的活还是照干，当晚正好轮到我看守水泵，我正常值守到天亮。

　　我读书过程中，不记得什么原因，1973年1月小学升初中是考试选拨的。1975年秋季也说高中要考试才能上，结果还是推荐的。推荐不看成绩，一看家庭成分；二看同学之间投票情况。

　　我于1976年2月起就读于桐城县大关中学。1977年3月的一天，教英语的倪老师把我喊到他房间，指着一张《参考消息》说，邓副总理可能要出来工作，他出来工作，就有可能要恢复高考。搞经济建设没有知识是不行的。不久，果然正式通知取消推荐上大学，恢复高考制度。

　　随着恢复高考，我们也由学工学农学军转到备战高考了。因为是“文革”后第一次组织应届生迎考，所以学校特别重视。从1978年春季开始，学校安排经验丰富的陈希老师为备考辅导班主任，擅长写作的杨善祥老师专门指导作文写作。由于当时电力不足，时常停电，学校为我们每个人都配发了一种高亮度的煤油灯。学校特许我们班晚自习到11点，还有个别勤奋的同学过零点而不睡。endprint

　　提起高考，不得不说的是《数理化自学丛书》，当年复习资料贫乏，抄书是必须的，我曾抄了多本与考试相关的书。有个同学作为省数学竞赛的获奖者，获得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令我们羡慕不已，同时也对他敬佩。后来，我托人走后门在新华书店购得一套，真是如获至宝。

　　我就读大关中学时期学校的师资力量是很强的。当时桐城中学、桐城师范以及县城其他学校老师都作为“臭老九”分散到全县各个区各个公社。大关中学当时有桐城中学下放的化学陈希老师、华东师范大学物理专业毕业的王关余老师，还有被打成右派的临时工兼语文老师章来祜先生等等。

　　1978年高考除了政治、语文、数学以及文科的历史地理，理科的物理化学外，还加考了英语，但英语成绩不计入总分，仅供录取时参考。记得陈希老师在班级考前分析会上算了一笔账：按全省大学招生数，桐城教育水平高，大约可以10个考上1个，我们班可以5个考一个。

　　高考指导都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上大学就用知识为国家作贡献，考不上就回家务农或者到社办工厂去劳动。我没有过多地考虑考上大学与考不上大学有什么区别。那时也没有家长送考一说，一切统一由学校安排或是自己办理手续。

　　1978年高考是7月份，高温酷暑，全县考生都集中到县城参加考试，宾馆又少，县革委会要求全县各机关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开放所有食堂和公共场所，保证考生有饭吃有地方住，我们大关中学的考生被安排住在文教局，早餐有油条，中午有西瓜。我的考场是在桐城中学百年银杏树边上的两层小楼一楼西边，现在楼房是受保护的历史文物，我每每去桐城中学还要去看看，考场前后还放置了大型冰块。我因为有一个熟人在水电局上班，就单独住在水电局，吃饭在县政府食堂（即桐城文庙）。

　　1978年高等学校招生，安徽省文科录取分数线是300分、理科是320分，新生当年秋季入学。桐城县当年2000多人参加高考，应届生1000多人，全县达线人数大约350人，录取了近340人，其中本科274人。

　　考试结果，大关中学的录取率为全县第一，其中，崔生根同学化学满分，全校化学平均分80多分。我们班80个同学，当年录取大专以上14人，高中专2人。考前指导时，老师说，只要每门课分数及格，肯定能上大学。所以，每堂考试都要把分数算得准确才交卷。我当时计算物理应该是考了78分，结果交卷前改错了一小题，只有76分。化学比较准90分，我考前因为和数学老师闹了点小过节，数学复习的不好，只有42分，语文55分。

　　其他考上的同学，各门课程分数从高到低基本依次是：化学、物理、数学、政治、语文。化学基本90分以上。为什么语文成绩最低呢？那时资料贫乏，信息来得慢。我们一直到4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搞好复习，迎接一九七八年高考”的短评，才知道要考语文知识，之前大家一直按照去年的经验，全力备战作文。结果1978年高考的语文试题似乎和大家开了一个玩笑，1978年高考不仅考了语文知识，而且作文只是缩写，许多当年的语文老师参加考试也没有得到高分。

　　第一个到我家报录取信息的是公社文教干事，之前是学校打电话到公社的。文教干事到我家时，天色已晚，我正走在生产队收工的路上。公社离我家大约有5里路，公社文教干事一路走一路宣传，不几天，全公社都知道了我被录取，虽然只是专科，但也是全公社当年惟一考上大学的。得知被录取，全家高兴劲是没有语言能形容的。为了上学，家人还特地挑100斤稻去粮站換了全省通用粮票和油票。

　　我怕惊动别人，一直没有对外透露上学的日期。上学那天，因为我一个人没有出过远门，还要带被子和衣服，行李较多，老爸送我。这时，生产队的人才知道我去上学。

　　因为当年三月才有77级学生入学，许多学校都面临师资和校舍不足的问题。所以，我接到皖西学院（当时叫安徽师范大学六安教学点，77级是本科，78级以后是专科）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已经是国庆节之后，记忆中开学报到时间是10月23-24日，25日正式上课。所用的教材基本和77级本科的教材一致，许多课程也是和本科一起合班上的。我们开始住的是大教室改的宿舍，30多人住一间，后来，学校用一种当地植物的茎杆编成相连的块状，两边再用泥巴一糊，就成了墙，房顶用茅草盖，一拳打在墙上，整栋房子都动。

　　当时，我们班上有42人，老三届、上山下乡（回乡知青）、应届毕业生各约占三分之一，老三届的考分基本都370分以上。班里还有两个同学是高一就参加高考的。年龄最大的已过35周岁，我是班上三个年龄最小者之一，最年长者与最年幼者相差近20岁，还有两个同学之前是师生。所以，大同学基本上是带着我们小同学做事，处处关心，时时照顾着我们。像实习照像，一人可以用四张底片，我的老乡就让我把他的也用了，多练手呀。女生很少，我们物理班只有两个女同学。

　　由于“文革”影响，我们78级的应届生可以说底子比较薄弱，自主学习能力也比不上那些经过风雨的大哥哥大姐姐。不过，有他们做榜样，我们这些小不点，惟有努力学习。“陈世美”也是那时特定的一个词。我们班没有，但其他班有这样的人。结婚不久没有孩子，或者才订婚没有结婚，男方考上大学了，然后要求离婚或是解除婚约，但总的看，这种情况不多。我们班的同学绝大多数从事的是教育工作，少数人后来从政。

　　反思40年来教育和高考，“知识改变命运”是永恒的。40年前的恢复高考，改变了多少普通人的人生。受益于改革开放，受益于恢复高考制度，有这相同感受的决不仅仅是我个人，而是整整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当前，农村孩子还是只有高考这一条路是和城里人平等的，随着自主招生的实行，大多数的农村孩子只能苦读书，才能争取与城里孩子进同一所学校。

　　难以忘怀的阅卷

　　夏传寿（当涂一中退休教师，教学之余勤于笔耕，在《人民日报》《新民晚报》《中国教师》等各类报刊发表多篇文章。曾以1977年高考阅卷教师身份受邀参加北京电视台专题节目）：1977年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后，因为时间紧迫，考试没有全国统一进行，而由各省、市单独组织安排命题、考试和阅卷等一系列工作。endprint

　　高考结束后，安徽省集中在江城芜湖的一座农业学校的校园统一封闭式阅卷。我当时在皖南山区广德县誓节渡中学任高中语文教师，有幸被抽调参加这一神圣的工作。当时我虽教书已近十年，可参加高考阅卷还是大姑娘出嫁——头一回。当时所在的学校也是第一次有幸派员参加这一神圣而又神秘的工作。所以，自己和学校的领导、同事的自豪感和高兴劲溢于言表。

　　妻子替我精心准备了行装，还奢侈地花了半个多月的工资特意买了条当时流行的毛料裤子给我换上。临走的那天，她挈女将子，送了又送，叮嘱了又叮嘱，惹得同事们笑话我，笑得我和妻子都面红耳赤。学校的老师还特意用全校唯一的一台“海鸥牌”120相机给我们拍下了两张全家福。

　　到了芜湖，我们就被“关了禁闭”，吃喝拉撒睡和阅卷工作都在一个地方。那年头普通老百姓不要说手机，连固定电话也不多见。好在有来自大江南北、淮河两岸的数以百计的男女同事们朝夕相处，倒也不觉得寂寞和孤单。

　　阅卷前动员大会上，省教育厅领导给我们讲了许多思想重视、注意保密等“大道理”，有关专家和负责人又讲了许多需要注意的“小细节”。在阅卷场所，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又结识了不少新朋友。我们上班时间紧张地阅卷，茶余饭后便轻松地交谈阅卷中遇到的奇闻趣事。

　　我被分工批改作文，当年百分制的语文试卷作文分量非常重，占70分，此外是一小段10分值的文言文翻译和20分值的现代文内容。

　　因为是“文革”十年后第一年高考，全国各省市命题专家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30个省市光作文题就有五六十道（有的省市拟了两道甚至三道）。我们安徽省那年的语文试卷上的作文题是两道（考生任选一道）：分别是“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谈起”（语出叶剑英《攻关诗》 ，可能与1977年7月刚开过全国科技大会有关）和“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

　　1977年全国各地的高考作文题虽多，但大同小异，政治色彩比较浓，大多是紧跟形势，大唱高调的。口碑较好的是浙江的题目《路》。

　　当年参加高考的人几乎都是在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仓促上阵的。考生的答卷水平和他们的年龄、身份一样都参差不齐。一天，理化组的阅卷老师告诉我们，他们今天改到一份卷子，上面一道题也没答出来。不过这位考生倒也颇有自知之明，自己已在卷子上画好了一个大鸭蛋，而且画得阴阳面分明，立体感很强。更有趣的是鸭蛋旁还题了两行字：阅卷老师辛苦了，送个鸭蛋来慰劳！还有一天，我们语文组的老师在一份卷子上发现了一首题为《答卷有感》的打油诗： 小子本无才，老子逼我来，考试干瞪眼，鸭蛋滚滚来。 此诗一经传出，迅速传开。有的教师还欣然命笔，和诗凑趣：小子尚有才，无才写不来，回去好好学，明年重新来。

　　10多天的阅卷生活是紧张的，也是愉悦的。令人遗憾的是和谐的乐章中也有不和谐的音调。阅卷开始几天后的一天，阅卷场所突然引起一阵骚动。只见有些老师从阅卷教室出出进进，空手出去的老师回来时都背着个草绿色军用布包，里面装得饱鼓鼓的。其他老师好奇地一看，原来是酒和茶叶。听说这是他们县有关领导专门看望阅卷老师而带来的礼物。他们县的阅卷老师人手一份。

　　好家伙，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样一来，其他市县的老师吵吵嚷嚷起来，羡慕、赞叹人家之余，都纷纷要求自家的带队人员向家里领导反映，也来慰劳慰劳自家的老师。后来果然来了好几拨慰问使者。

　　原以为这是尊师重教的好事，谁知道那个县的慰问团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来搞鬼的。后来听说，那年那个县有某某领导的孩子参加高考，他是特意前来面授机宜，示意和安排阅卷老师作弊来的。听说涉及这次作弊的人员达17人之多。这些人胆大包天，简直是骇人听闻。

　　好在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后来听说参与作弊的所有人员，根据其作弊情节轻重，分别受到党纪国法的的应有处罚。有个中学校长，被罚当了学校打铃的临时工，真不值得哦。

　　高考，尽管也许还存在着许多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不过，我以为总的说来，还是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况且有关部门和人员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改革和完善。目前看来，仍然不失为选拔人才的一个很好的形式。

　　后 记

　　今年，恰是中国恢复高考40周年，按照国人的习惯，逢五、逢十周年这样的大日子终归是有所不同，要予以纪念的。古语云“四十不惑”，于不惑之年回望当年的恢复高考，更添沉郁厚重之感。

　　因此，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绝不仅是耽溺于对过往岁月的回忆与缅怀，更应以史为鉴，从中有所启发与收获。那么，恢复高考最应该让我们记住的是什么？作为曾经的高考考生，现在的一名文史工作者，在筹划本篇访谈的时候，笔者也多次反问自己。而答案，就在访谈结束后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那就是——公平的回归。

　　在选取访谈对象时，为了在有限的篇幅中能呈现尽可能多的内容，同时让访谈的受众面更具代表性。笔者选取了一位参加过1977年高考的考生，一位既参加1977年高考又参加过1978年高考的考生，这两位都是社会考生，也是老三届。一位参加过1978年高考的应届考生（因为安徽的中学在1977年以前都是春季入学，在1977年则改为秋季入学。所以，1977年冬季高考当年没有应届考生），以及一位参加过1977年高考阅卷的教师。尽管他们各自经历不同，阅历不一，但对恢复高考，都同样满怀敬意与感恩。他们说，高考选拔的公平性使得人们重新相信知识能够改变命运，相信个人价值能够通过个人努力去实现。考分面前，人人平等，起点公平的回归，使得人才选拔走出“推荐模式”，表明一个可以用个人努力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来临。公平，从此成为一种普遍信念，向整个教育生态系统蔓延，进而辐射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而这正是高考制度延续至今的意义，也是今天的我们最应该铭记的。

　　本期《江淮文史》出版时，2017年的高考早已落下帷幕，大部分高等院校都將迎来新一级的学子。时至今日，无论是高考自身（包括具体的命题，形式，分值，考试科目，阅卷，录取流程等等）还是高考所代表的社会意义，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无论高考制度怎样发生变革，高考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核心功能与价值不能变，人们对社会公平的期望和尊重才不会变。希望今天的孩子，仍然能像40年前的考生一样，充满对知识的渴求和向往。因为，未来中国的希望凝聚在他们身上。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