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传玺

　　近日，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胡适许怡荪通信集》，这是根据早年胡适与好友许怡荪通信编定的。细读这些信，可以发现许多有关胡适的“新”史料。所谓新，就是之前胡适年谱、传记和有关回忆中不曾记载、说明和明确的。

　　留美前一晚的醉酒

　　胡适喜欢喝酒，也能喝酒。早年在上海时，“从打牌到喝酒，从喝酒到叫局，从叫局到吃花酒，不到两个月，我都学会了”，竟至在一个雨夜，大醉的胡适在回去的路上同巡捕打了起来，结果被抓进了巡捕房，好在得知他是老师，又交了五块钱罚款才被放出来。留美回来后，由于应酬太多，夫人江冬秀为了节制胡适喝酒，特意打造了一枚刻有“戒”的戒指给胡适戴着，以让胡适在朋友们闹酒时作为抵挡之物。比如他在1931年1月去青岛时，梁实秋和闻一多一帮朋友请他喝酒，“到顺兴楼吃饭。青大诸友多感寂寞，无事可消遣，便多喝酒”，“我的戒酒戒指到了青岛才有大用处，居然可以一点不喝”（见1931年1月27日胡适日记）。为此，晚年在台湾的梁实秋回忆这段历史还记忆犹新。

　　在《胡适许怡荪通信集》中，就有关于胡适留美前一晚醉酒的通信记载。当时，大家为了庆贺他，也是给他饯行，便宴请了他。他不仅喝多了，而且丢了赴美的一些生活费。甚至让胡适到美国后一直怀疑对身体造成了许多伤害。当年10月29日，胡适在给许怡荪的信中说：“弟今春之醉，受病甚深，去国之前一日，又大醉不省人事者一昼夜，中心甚惧秋深必大病，故遇有小病，亦异常留意，天涯客子，自宜尔也”。许怡荪12月7日信中说：“顷得友人书，知弟去国前一日所失之英洋百余元已存在电车公司待领；弟已有信往取，即令交上海舍本家，令其寄舍间以为家用”。

　　为此，许怡荪提出了自己的告诫：“即如尊先大人之行谊，至今父老言之，犹足令人兴起。故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非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致为习俗所靡，而趾美前徽，允为名父之子也。（庚戌冬月十七日）”胡适也听从了朋友的告诫，辛亥二月初七的信中作了决绝的回应，“别后已不复饮酒，此节想能永永守之；近又戒绝纸烟，不食已数日矣，后此永保勿复濡染，此皆足下‘祓除旧习也，故敢以闻三万里外故人，所可明白宣示者，惟有此耿耿之心耳”。

　　首倡并实践标点符号使用

　　胡适应是我国现代标点符号使用推广及规范化建设的首倡者与实践者。留学归国不久，他就在报章公开撰文《论无文字符号之害》，同时推动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组织出版新式标点的中国古代经典白话小说，建立与普及全社会对标点符号的认知与遵循。

　　其实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就开始注意标点符号的规范化建设与使用问题了。1914年7月29日，胡适在札记中说，“我所作日记札记，向无体例，拟自今以后，凡吾作文所用句读符号，须有一定体例”，并列出了一些释例。1915年七八月份，胡适用了三昼夜为《科学》杂志写了一篇约1万字的《论句读及文字符号》。在8月2日的札记中，胡适记道，“吾之有意于句读及符号之学也久矣，此文乃数年来关于此问题之思想结晶而成者，初非一时之兴到之作也”，并表示自己“后此文中当用此制”。胡适于札记中摘出了此文纲要。此文分3大部分：文字符号概论、句读论和文字之符号。胡适分适用横排与竖排两种，拟出了“住”、“豆”、“分”、“冒”、“问”、“诧”、“括”、“引”、“不尽”、“线”10种符号，基本上都是我们现在使用的。

　　胡适写出此文后，立即将之寄给了许怡荪，同时给许的信也开始使用自己主张的标点符号。他怕许误会，在1915年1月25日的信中特意附加了一个说明：“近颇以为‘句读为文字之必要，吾国人士作文不用句读……其弊甚大。夫无句读符号，则文字不易普及：（一）词旨不能必达，（二）又无以见文法之结构关系，（三）故发愿提倡采用文字符号十余种……半年以来，无论作文，作札记，或作书，长至万言，短至一明信片，亦必以符号句读。”1916年3月，许怡荪致信胡适，请他为刚去世的共同好友胡绍庭作传。胡适于传中公开使用了标点符号，“望嘱印者用之”。可以说胡适是现代标点符号规范化建立、使用的首倡者和积极实践者。

　　胡适与黄兴的配合

　　在我们的印象中，胡适似乎与早期国民党人并没有什么交往，回国后与国民党的关系也不太好。陈炯明叛变时，胡适竟然同情陈；二十年代末，在《新月》杂志上，胡适发表《知难行亦不易》《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质疑性文章，对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有关观点进行猛烈批评。

　　但在给许贻荪的信中，胡适却对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给予充分肯定。1913年11月30日，胡适在信中这样说：“孙中山出亡，吾极为不平；此公真有可崇拜处，即有瑕疵，不能掩其大德也。”之后，他甚至有两次与黄兴的配合。1916年4月7日的信中他说：“留日学界对外宣言书，至今尚未能登载，以其冗长，非大加芟荑不能宣布。而此间报界恶习，二十四小时外之消息即不作新闻看，故云贵檄文传来时，黄克强坚嘱适译之，译后亦不能登报，后适自寄与所素识之一家报社（The New-York Evening Post，March 9）（《纽约晚邮报》3月9日），始得登出，可见其难也。”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次年为“洪宪元年”，準备登极，随之，护国运动兴起。蔡锷等人首先树起了护国的大旗。12月25日，云南宣告独立，并发表宣言，表示“义不从贼”，“并檄四方声罪致讨”。27日，云南护国军发表讨袁布告。从这封信看，胡适紧密配合黄兴，按照黄兴要求，对这些布告进行了翻译，并在困难情况下，主动想办法将这些布告在美国主要媒体上进行宣传。黄兴那时在美国为护国军募捐，胡适的作为无疑会对黄兴起到一定的帮助。

　　在4月12日的信中，胡适说：“国事似大有望，今日浙江又反正矣。惟政府近欲以财力吓民党，昨日电传‘有美国Lee and Higginson Co.（Bodton）借二千万巨款已付百万，后适往见克强，为拟一电至波士顿沮之，今晨见报，始知此消息不确，盖政府虚张声势以欺国人，望以此意告民党中人勿受其愚。此间资本家当此纷乱之际决不敢以巨款为儿戏……今袁政府岌岌欲倒，无美国政府之后援，决不敢遽投巨资也。惟防患于未然，亦不可少之事，倘能得孙中山作一宣言书电此邦大报载之，尤可弭患于将来耳”。这里的胡适显得更加主动，当得知美国有资本家借钱资助袁世凯，立即跑去找黄兴，并代拟一个电报加以阻止；当得知这个消息是假的，是袁政府用来吓阻国民党的时候，胡适立即写信给国内，要他们转告国民党人，不要被袁世凯玩的这些把戏所欺骗，同时建议孙中山作一宣言书发美国大报发表，以防止有美国资本家在袁政府的劝诱下真的对袁政府进行资助。这里可以看出，胡适不仅有着一番良苦用心，而且已经完全投入到了护国运动中。要知道，胡适此时正在紧张地进行博士论文的谋划和白话文学观的探讨。

　　胡适的博士考试

　　胡适的博士考试与博士学位是我们今天胡适研究的一大争论焦点，也是关于胡适先生的一大悬案。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大修通过”，至到1919年杜威来中国，看到学生胡适在中国的声望如日中天，才于1927年补授的博士学位；一种是小修，由于胡适没有按规定将博士论文出版并缴呈100本，所以当时才没有立即颁授学位。

　　在与许怡荪的通信中，也有关于博士考试的内容。1917年4月11日胡适在信中说：“博士论文半月内已可脱稿。其已成之诸篇（第二篇孔门之名学，第三篇墨家之名学）已交大学哲学科阅看。全书共四篇。首篇为绪论，颇多修正之处，故已成而未写定。末篇论庄荀法家三派之名学，尚未完全脱稿也”；“博士考试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得失已不关心，因论文已成，心事已了，考试已非所重也。然考试当不甚难，仅有三小时之大考（面试，不用笔述），所问者大略皆无纤细之难题耳”；“试后略有所拼当（无论结果如何），七月初即可离美，七月底可抵上海”。5月23日，考试过后的第二天，胡适给许怡荪写了封快信，“昨日考过博士学位最后考试，留学生涯，至此作一小结束。知关锦注，故先以奉闻。拟六月二十一日放洋，约七月十日可到上海”。

　　从信中，我们可以得知：一、胡适博士论文的主体部分早已送交审阅，如果是“大修”，为什么这些教授们不早把修改意见告诉胡适，非要等考试时再为难学生呢？二、考试无论结果怎样，教授们都会提一些修改意见，但这些都不是胡适所关心的了；三、胡适对考试充满自信，根据有些学者的考证，面试6位教授，只有夏德一位对汉学略懂，既然如此，这些人更不可能去提一些纤细之难题。

　　所以，我赞同余英时先生的观点，应是后者，即由于胡适没有按规定将博士论文出版并缴呈100本，所以当时才没有立即颁授学位。

　　胡适为什么要写

　　《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这篇博士论文

　　对胡适这篇博士论文，也有人认为，在美国攻读哲学博士，不去写西方哲学，反而写中国哲学，这是胡适在投机取巧。信中，我们看出，胡适一度想把论文定在“国际伦理学”，但很快他又改变主意，回到了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上来。

　　胡适为什么要把博士论文定在中国传统哲学方法论上面，应该有这样的渊源：一、这是他还没出国留学就萌生的志愿。在北上预备庚款考试时，“向友人处借得《十三经注疏》读之，始知讲经非从古注入手不可”，“弟此次无论取与不取，南归时必购《十三经注疏》用心读之”，于是他赴美留学时，真的带了大量传统典籍。二、这源于他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西方话语强权面前流失的深沉忧虑。“吾国固有之文明将日就消灭，而入口之货生吞活剥，不合吾民族精神，十年后但存一非驴非马之文明，思之大可惧也”（1913年6月14日）；“先秦哲学之渊富，惟希腊哲学之‘黄金时代可与抗衡”（1916年1月25日）；“若哲学政治则非自著不可，不能用舶来货也（舶来之入口货不能适用，今日非著书不可）”（1914年）。三、是许怡荪的激励。“祖国多艰，正需有心人出而支柱，霖雨舟楫，岂异人任哉？愿益励风规，以图宏济艰难，则不仅故人与有荣施，实中国苍生无穷之福也”（1913年11月3日），应该将中国哲学“绍介于西人”，“尊著《中国周秦儒学之反应》，将以沟通东西民族之思想，以足下学识融贯新旧，自能独具手眼，是固余之所从也”（1916年3月13日）。四、这是他终生的一大期许。“适已决计十年内不入政界。此时政客已多，而学者太少，故自誓以著一良善完全之‘中国哲学史为十年事业。倘能有所成就，则终身竟作学者事业。”（胡适1917年4月11日）

　　胡适何时去江村“相亲”

　　胡适与江冬秀是1904年由双方母亲包办订的婚，然而直到1917年8月份，胡适留学回来才到江村“见”上江冬秀一面。到底是8月份哪一天呢？所有胡适年谱、传记以及有关回忆中均没作精确交待。但胡适与许怡荪信中明确说明了时间，也简约说明了原由与过程。

　　胡适“七月十二日”的信中说：“初七日去岳家看‘夫人的病，婚期暂定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此事已不容再缓。此次亲去岳家，正欲先安大家之心耳。”这个“七月十二日”是农历还是公历呢。上一封信日期标的是“八月六日。六月十九日”。查年历表，1917年的农历六月十九日正是公历8月6日。因此，这个“七月十二日”只能是农历，此信中的“初七日”也就是农历七月初七。此天对应的是公历8月24日。胡适选择了农历的一个好日子，七巧节。

　　在8月6日的信中，胡适说：“适不久将往江村一行，先图与聘妻一见，此亦是开风气之一种。”看来往江村见江冬秀，应是胡适的主动。但结合“七月十二日”的信，虽然江冬秀和江家人非常想见胡适，想要胡适去江村一趟，胡适也主动，但在当时的风气下，要去江村，要见“聘妻”一面，恐怕还得找一个在社会上说得过去的理由，那就是江冬秀身体不适，胡适前去看望。

　　原来曾说，胡适去的那天，江冬秀躲在闺房中不出来，还把床帐放下，仅让胡适进去朦胧照了一面。据说胡适很生气，因为那时天毕竟还很热，从上庄到江村还得走过崎岖的山道，翻过还有些高的杨桃岭——如果说是“病”，去有理由，躲在房中不出来也算说得过去。但胡适毕竟知道底细，生气也是应该的了。

　　胡适痛批马君武的学问态度

　　1914年2月1日夜，胡适用了4个小时译了拜伦《哀希腊歌》。胡适认为：“托为希腊诗人吊古伤今之辞，以激励希人爱国之心。”显然，胡适翻译它也是有伤当时国内情形，同时也是有伤当时有人对它的糟糕翻译，这有人就是马君武和苏曼殊，“见马君武苏曼殊二本皆多舛误，尤不能达意，故为新译一本，以骚体为之”。胡适翻译后，“颇自喜，欲刊一单行本”，同时，也想以“全稿售于书肆為养家之费”。他当即写信给许怡荪表达这个愿望，“足下能代向上海一询否？此本共十六章，每章有英文原文，（一）吾之译本，（二）评注，（三）马苏二氏译本附焉，（四）此外尚有一序及裴伦一传”。

　　胡适一开始希望能在章士钊主办的《甲寅》上刊登，并想请章士钊写序。许怡荪找到了章士钊。“前寄裴伦诗稿，过沪曾呈秋桐一阅，备极赞许，并允为作一序以弁其端，惟云我国英文仅有普通程度，此等高深文学刊印单本，难望行销（许1915年12月27日）。”胡适寄希望于《甲寅》和章士钊来刊行他的译诗至此破灭。

　　但胡适的译诗还是在上海文化界产生了影响，并引起了开始创办《青年杂志》的陈独秀的注意。“近屡得孟邹来涵，乞将此稿借与《青年杂志》（陈仲甫号独秀所办，皖人也）一登，属向足下言之。顷已函孟邹，请其将原稿寄还（前交秋桐阅后，复为陈君借去，遂未收回）。允为函达足下。如经首肯，另缮副本寄与登载”（许1916年3月13日）。这也是胡适通过许、汪等人与陈独秀交往的开始。接到了许信后，胡适回信表示赞同，“裴伦诗译稿如何处置之法，悉听足下为之，既孟邹欲之，即以与之，亦无不可。足下事忙，不必录副本，乞将注中攻击马译之处略删改一二，使不致得罪人太甚，则感激不尽矣（4月7日）”，“陈独秀君欲刊裴伦诗译稿，不知如何刊法？能如适所写之法刊印否？倘不能如此印法，千万须与注同刊，译稿无注，不如不刊也。刊后乞嘱陈君寄十几份来”（4月19日）。5月11日夜，胡适替自己的译诗作了序，序中对拜伦及其诗作了简单介绍，对马君武和苏曼殊的译诗作了批评。“颇嫌君武失之讹，而曼殊失之晦。讹则失真，晦则不达，均非善译者也。”7月17日，胡适又致信许怡荪，对译注的问题再作交待，“前次书中曾嘱足下删改适所写裴伦诗注中关于马君武先生译本之处，此事如未为之，亦望勿为，姑仍其旧可也。盖君武作文著书，全为金钱，又不为读者设想，其书无一有价值者，十余年来，故态依然，亦当有以惩警之，使不致永永如此粗心大意，自欺以误人也”。

　　如果说开始胡适仅是有感马苏二人翻译有问题的话，后来在刊发此译诗时，胡适先是怕得罪人，欲删掉有关批评，后则态度决绝地要求刊登，并直接痛批马君武的翻译“态度”了。

　　接着，胡适在信中就马君武的学问态度给予了痛责：“君武此次归国，道出纽约，即居适所，聚谈之时甚多，觉其十年以来学问眼光毫无进步可言。吾向来期望之心甚大，故失望之意益深。士君子负当世重望如君武者，若真有本领，正大可有为；若徒负虚名，无有真实学问，则虚名益重，误事必益甚，此适所以大失望也。吾不独为君武个人惜，为社会国家惜耳。名誉不可苟得也；得之如食人之禄，受人之托，宜黾勉自励，图所以副此名望之方，斯可耳。若以虚名自满，若将终身焉，又不思所以称此虚名者，其人对于社会为不负责任，谓为社会罪人可也。吾此言亦不徒为君武而发（君武或不致如此之下流，吾以失望故，或言之过当耳……），为大多数‘伟人发也。”

　　诚如胡适所说，对马的批评或许不尽适当，但胡适此话，放到当下学术界，仍值得我们深思。

　　胡适两封控告李懋延的电报

　　李懋延，安徽合肥人，为人贪酷成性，虽胸无点墨，不学无术，然工于逢迎巴结，终于攀附上了安徽当时的实权人物之一凤阳关监督倪道烺（字炳文），与其称兄道弟。而倪道烺则为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胞侄。有了这一层靠山，1917年10月安徽绩溪县知事方以南去职后，李懋延多方运动谋得此缺。李懋延刚一到职，便无恶不作。为了遏制李懋延的虐政，1918年上半年，当省议会换届选举筹备时，胡适鼓励许怡荪竞选，“如兄决意肯干，适当即作书与绩南北绅士，与商此事”（1918年5月4日）。许怡荪受胡适的感召与激励，同意竞选，但在李懋延的威胁利诱下，乡民们都不敢投许的票。结果，许不仅落败，而且受到李的威吓。

　　对此，胡适除了“为之一叹”外，也相应作了抗争，“选举事竟至如此，诚非所料。‘十八子事我已想过几次法子，均没有什么功效。前天请一涵（高一涵，六安人）与关芸农谈及此事，关说‘此事别无法子，只有多打电报与倪，或竟直接与倪道烺，因倪道烺是李的把兄弟也”。听了关的话，胡适真的打了两个电报给二倪。这两个电报是：

　　蚌埠倪督军鉴：

　　绩溪县知事李懋延，不识字，纵役虐民，枉法营私，罪状昭著。自恃与令侄炳文有交，引为护符，招摇无忌。伏乞撤办，以塞民怨。

　　绩溪旅京同乡胡适等

　　蚌埠转凤阳关倪监督鉴：

　　绩溪知事李懋延，枉法虐民，民怨沸腾。自恃与公为把兄弟，招摇无忌，实足损公名誉。除电禀督军外，不敢不告。

　　绩溪旅京同乡胡适等

　　1918年9月中旬，县城依向例举行庙会，连日演戏酬神。因看台布置不周，李懋延竟令卫队将地保舒炳耀打死。得到消息，胡适又“作一详函与老倪”，得知警务厅长到京，胡适又作一详函给他，“想不致完全无效”，一面又请乡亲们“搜集证据，预备查办员来时控告之用”。胡适在11月4日信中恨恨地说：“此次若不推倒老李，真可谓暗无天日了。”事实是真的暗无天日。舒案发生后不久，李懋延即赴省城活动，打通关节，于1919年1月调任安徽无为县知事。

　　但胡適等人的积极作为也起到了一定作用。面对新任绩溪县知事张承鋆也试图加征田赋，为抵抗并警戒张，绩溪事公民团开展了反对前任知事李懋延的虐政斗争，印发《民贼李懋延之罪状》书，并在县城南门竖立“李懋延虐政石”，将其恶名昭告天下。

　　[作者系中共安徽省委统战部副巡视员、政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