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华

　　于右任的口碑，在民国政要中，绝对是最隆的。他一生布衣粗食，早年穿的是布衣布鞋，都是夫人亲手缝制。到台后，由一南洋华侨家属供给，直至临终。他做高官，享厚禄，但他是真正的一介布衣：穷。

　　于右任几乎是一辈子闹穷。1930年代，他患伤寒，上海的名中医陈存仁为他治愈，他无钱付诊费，亲书一帖怀素体的《千字文》赠之。于对陈说：“（我）仅拿公务员的薪水，所有的办公费、机密费一概不收。所得的薪水，只够很清苦的家用，到东到西，袋里从不带钱，身上只带一只‘褡裢袋，别人是放银子的，我的褡裢袋只放两颗图章，参加任何文酒之会，或者有人馈赠文物，我别无长物为报，只好当场挥毫，盖上两个印就算了。”某年，已身为监察院长的于右任到上海，想回报一下办报被通缉逃亡岁月济助他的妓女荷花，奈何囊中羞涩，不得不一下火车，就寻访陕西在沪做生意的老乡，以求资助。

　　1948年，国民大会选举，于右任竞选副总统，他只能靠送字、赠照片“拉票”，仅在临选举的前夕，请了几桌客，席间道出了真情：“我家中没有一个钱，所以没有办法和各位欢叙一次，今天的东道，实际上是老友冯自由等20位筹集，我只借酒敬客而已。”抗战岁月，他的长子于望德在德国留学，他期望儿子早日回国为抗战出力，“盼儿归国，但无路费”，想想也罢，让“国家总账上减少几文支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他的所谓官邸（宁夏路二号）非他所购，而是靠乡谊、租赁旧部下冯云亭的宅第。

　　贵为党国元老、五院之一长的于右任，是在哭穷、作秀？非也。他的钱呢？

　　于右任出身寒门，又有浓厚的桑梓情结，他把钱都放在故乡人民的口袋里了。他认为“欲建设新民国，当建设新教育”。他十分注重兴学，除在上海创办“复旦”、与共产党人共办“上海大学”外，更倾心家乡的教育。二三十年代，他就呼吁社会贤达“兴学兴农”、“开发西北”。在陕西，于右任首倡西北农学院（今西北农大），他任国民革命军陕西总司令期间，创办陕西中山军事学校，以及渭北中学。最早于1917年在三原县建民治小学，让穷人孩子上学，减免学杂费，甚而提供助学金。资金全由他募集自筹。他无产业，亦不经商，其困难窘迫可以想象。1940年前后，民治小学校长王麟生写信给于，称学校经济困难难以为继。于右任复信云：“我就是穷得卖字，也要支撑这所学校。”对整个三原县的教育，他一直萦绕心怀。在上海办报期间，他听说三原县小学实行统考，便从上海寄了一批练习本、橡皮、铅笔作为奖品。为弥补全县教育经费的不足，于右任托好友段兆麟（三原人，留美学者）购地482亩，栽速生优质的泡桐树，待树成材后出售，济助全县各小学。

　　国难当头，于右任艰难兴学，深得孙中山赞赏。孙在1919年9月1日致于的信中说：“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新望。”

　　于右任之善举，始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陕北大旱，颗粒无收。陕西学政沈淇泉（沈钧儒之叔）筹办粥厂，委于右任当厂长。“恩师知我信我”，“不由我不动心，不努力啊！”时值1918年，陕西又大旱，为赈灾民，于右任派员四处奔走呼号、募款，先后向关中20个县发放赈款11次。那时他患足疾在沪，又适长子于望德结婚，亲朋故旧、慕名攀贵者都来道贺。于右任把办喜筵的一品香饭庄当成募捐现场，发表演说：“余久抱与家乡父老同生同死的宗旨。今天各位送来的贺礼，权做赈款送回陕西。于某今以薄酒，感谢各位为陕助赈的热情。”是年8月，他抱病回陕视察灾情，捐款购100担小米，开设舍粥场，救济灾民。当时的《西安日报》有长篇报道。三秦大地旱灾频发，他建议三原县兴修水利，先后两次捐款，以工代赈整修河道。

　　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王陆一，同为“三原三才子”，曾是于的得力助手。王积劳成疾于1943年逝世，故乡人想为王立碑，于右任当然更想。但偏适关中大旱，他沉痛地对要求立碑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于右任曾作诗以记：“丰碑为慕文豪，凶岁难安父老；秋风忽起咸阳道，多少高坟蔓草。”诗末，他作了自注：“友人欲为王陆一立碑，予以年荒阻之。”

　　最令人感动的是，1927年间，陕西3年大旱，饥民为了活命，挖坟掘墓，变卖殉葬品度生。抚育于右任成人的伯母房太夫人的坟也未能免幸。乡人报告于右任，于右任悲痛万分。他由此猜度灾情严重，理解那是饥民“万不得已”，自感不该责怪饥民，复电：“不要追究”。后，于右任返故乡扫墓以诗记之：“发冢原情亦可怜，报恩无计慰黄泉。关西赤地人相食，白首孤儿哭墓年。”

　　于右任矢言：“不置私产。”古人云：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子承父业。于右任反其道而行之，他“栽”树，拒绝儿孙享福。这则是“大道为公”中的佳话的佳话了。

　　1931年，于右任目睹家乡人口外流，田园荒芜，他收购省外客户转售土地1000余亩，在斗口村办农业试验场。建造办公室时，于右任亲书办场宗旨石刻一块，镶在墙壁上。文曰：“……我去世后，本场不论有利无利，即行奉归公家，国有、省有临时定之，庶能发展为地方永远利益。以后，于氏子孙，有愿归耕者，每家给以水地六亩，旱田十四亩，不自耕者勿与。”他怕此碑万一不存，同时在楼南院另竖八棱石碑一座，文意与前碑刻字相同。

　　1935年，民治小学拟扩建初中班，一柏姓邻居愿赠送家门前空地基及楼房，于右任坚拒，以市价收购。在办理契约时，经办人意径写在于右任的名下。于再三叮嘱：“不敢，不敢，仅防留下祸根，不要使我的子孙将来去争夺遗产。”契约主名最后归在民治学校名下。

　　于右任多次回乡，一直拒绝地方政府招待，住民治学校。某次，农场、学校经办人张文生（于原秘书）捧出多年来斗口农场、民治学校收支账簿请于过目，内有一些乡邻向他借款的账单。于右任抚账簿良久，叹息：“这些钱本来就属于老百姓的”。让张文生一把火烧掉，“免得将来子孙讨债，他们应该自食其力。”并以自己所著《牧羊儿自述》，勉励子女自力更生。

　　晚年的于右任，仍然闹穷。耄耋之年患牙疾，想装一口假牙，却因付不起8000元新台币而作罢。生病住不起医院，对小方副官闹着要回家（当时于月奉5000元新台币，而一天医药费要1000元）。蒋经国来探视后，才让他住进荣民医院。

　　灯干油尽。于右任逝世后，“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秘书长”螘硕、“立法委员”程沧波等与于的长子于望德一道，寻于的遗嘱，不见。打开他的保险箱后众人呆了：箱内既没有钱财宝物，也没有股票证券，多为生前重要日记、信札；为三公子于中令上半年出國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底稿，还有平时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账单；以及于夫人高仲林早年为他缝制的布鞋袜。

　　铁箱之谜揭开后，人们誉赞：“右老遗产，仅有账单，清廉自苦，元老典范。”《欧洲日报》总编辑陈祖华撰文称颂：“清操厉风雪，典型在夙昔”。台报则说：“三十功名袖两风，一箱珍藏纸几张。”

　　[作者系江苏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著有《书香人和》《走近大家》《青瓷碎片》《曾经风雅》和《百年风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