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河南巩县，1924年生于北京。因为抗战逃难，1938年我插班到重庆南开中学，在那儿念初二，1943年毕业时同时考上西南联大、中央大学、同济大学3所大学，最后被保送去了当时位于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物理系。1947年大学毕业，考入新成立的浙江大学物理研究所，做研究生兼助教。
秘密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那时候研究所同学很少，包括我在内，研究生总共只有5个人（还包括一位旁听生）。其中，我跟李文铸（后来曾任浙江大学副校长）两人共一个助教名额，平时带点辅导课和实验课，发了工资我们俩平分。
我的导师是王淦昌教授，他希望我用云雾室做基本粒子研究。因为，我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介子质量测量的，那其实只是一个普通的文献调查，或者说读书报告。当时我们参加学生运动，并不把学问看得很重，而把革命看得最高，认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才是最急迫的任务。于是，1948年念研究生2年级时，我秘密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解放后我才知道，浙大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是物理系的另一位助教许良英，在同一个小组的还有朱兆祥（后来曾任宁波大学首任校长）和过兴先（后来曾任科学院生物学部副主任）。但当时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因为地下工作非常秘密。
作为技术干部“归队”
中国科学院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后，我的组织关系被转到杭州市。这年夏天，受浙江大学军管小组的委派，我和军管会的詹卓同志去金华接收了英士大学，把它并入浙江大学。1950年，我被正式调到杭州市政府。我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时间，后来任杭州市政府办公室秘书科副科长。1952年11月，我作为“技术归队干部”被调到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
所谓技术归队，指的是，以前上过大学（不管念没念完），有科学、专业技术知识的干部，调回科学、工业、教育、卫生等部门去工作。以前，为了革命，他们中有很多人放弃了专业；现在，国家进入了建设阶段，非常缺乏科技人才，急需他们返回技术岗位上去。大概从1952年起，中央组织部开始筹备这件事。那时，大学、工业、科学研究等部门，特别缺乏党员干部。当时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各单位只有1个总支部、3个支部，有的研究所根本就没有党员，所以，党在科学院的力量是非常薄弱的。而我们这样的“技术干部”一归队，就把党的关系带过去了。
我到科学院办公厅人事处报到时，考虑到我的科学背景、工作经历以及地下党员身份，人事处处长张庆林（1927年入党的老干部，后来调到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去了）说：“你别去所里了，就留在这儿吧。”虽然这样的安排与我最初的想法不一致，我原以为是要去物理研究所或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而且我并不了解人事工作有哪些具体内容，只是觉得这类工作更重要，既然党组织作了这样的安排，我也就欣然服从分配。
为中国科学院调入
大量党员干部
1952-1953年时，科学院还只有一个人事处。这个处管的事很多，包括干部、人事、教育、保卫工作等。我被安排到专管调人、分配、调整工作的调配组（组长先后为周超和靳尚谦）。这个组的主要任务是寻找适合到科学院工作的人，不管是自己知道的，还是人家推荐的，只要有信息，就由各所打报告来，让我们跟他们的所在单位商量，希望把他们调到科学院来工作，这叫“商调”。有的则需上报人事部去“请调”。其所在单位一般都支持，而被调的人也普遍服从组织分配。
我到人事处所承担的第一项工作就是1953年初和肖金同志一起出差山东曲阜，到九兵团后方留守处接收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回来、伤愈出院准备转业的有文化的干部。这项工作的开展与陈毅有关。科学院成立时间不长，院领导感觉各个研究所的党员骨干实在太少，就去找陈毅同志要人。陈毅很支持，1952年夏天就谈好，由九兵团给我们支援一些待转业的团营级干部。在十六七位团营级干部到了科学院之后，兵团留守处又表示，还可以给我们一些连排级干部。这些人在政治上都很好，我们要的无非是有点文化的，当然乐意接收。可他们之中还有些不太愿意来，就需要我们做动员。我们去山东1个月，共挑选了30多位连、排、班级转业军人。来院之后，那些团营级干部大都被分到各所做人事干事，党的工作也就由他们带过去了，后来他们大多成了办公室主任，或行政副所长。其中有一位叫奚彬的同志被分到北京植物园，还管过到那里劳动的末代皇帝溥仪。
1953年3月，处里派我与何文旭到上海办事处，办一个实验员的培训班。那时候科学院很缺人，又要求政治上好，所以进来做实验员的大都是部队的转业军人。他们既缺科学知识，又少基本技能。我们在研究所里请了三四位研究实习员（有阮莲三、翟其慧、刘惠等）给这几十个学员讲课，教他们数学、物理、化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胡永畅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秘书长，我们也请他来做过报告。到5月份，这个班基本结束，学员们被分到上海各所。這是科学院第一次办培训班。班刚办完，正好吴有训副院长带队到上海考察工作，我就并入该队。
在上海工作时，人事处还派我和肖金同志一起到南京办事处去，协助赵卓同志把王仲良、李学勤这两位比较高级的干部调到了上海办事处。王仲良（1899-1974年），原为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在“三反”运动中，因“不同意把‘打老虎扩大化，力求不要伤害同志，被当作运动的‘绊脚石，以‘思想右倾、‘目无领导的罪名被搬掉石头，停职审查，甚至还被怀疑有经济问题，最后解除了他的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的职务，由军级降为师级”[参见丁公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载中国科学院《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5）]。甄别清楚后，王仲良被科学院争取过来（可能也是通过陈毅同志争取到的），到上海办事处任副主任，后在上海分院任党委书记。他的政治水平很高。李学勤（1917—2008年）曾任华东后备兵团参谋长，也被调到上海办事处任副主任，后来到了冶金研究所。
不久，处里又派我到福建去接收技术归队干部。那次调了好几位归队干部到科学院来，武汉水生物所的刘浴沂（后来曾任科学院武汉分院教育处处长）就是那次调过来的。通过这种方式，在1952-1954年，我们商调了上百位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科学院来。再后来，各单位都需要人才，就难以调到了。
195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
人事部门
1953年，科学院给中央写报告，提出把人事处改为人事局。这个报告中有一句话：另增设人事局，加强对科技干部的管理、审查、使用和培养工作。原属于办公厅的人事处撤销。这里有一个改变，就是将培养工作也纳入其中了。1954年，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新设的人事局局长是郁文，副局长是武雨琴，我则担任人事局秘书。局里设干部行政处、干部管理处、教育处、档案处（管保卫工作，因当时科学家对保卫比较忌讳，故用此名），教育处处长是李声簧。
1953年夏，人事处还由办公厅主任秦力生管。他曾派我和黄宗甄一起到天津去接收从日本留学归来的华侨学生。共接收了3位，1位（李芥春）去化学所工作，另2位去行政管理局工作。从1953年起，人事处还负责将每年分配来院的约100名大学生集中起来，进行入院教育。请吴有训、钱三强等科学家来做报告，介绍科学院的情况及各学科的发展情况。学习时间不长，大约3-5天，然后他们就被分到各所去做研究实习员。这项工作我主持了几年。
1954年设立的人事局存在时间不长，1955年又分为干部局和干部培养局（陈泽、李声簧分别为正、副局长，下设3个处、2个教研室，其中研究生处处长叫袁天钧）。我留在了干部局做局务秘书，当时郁文同志任局长。因为局务秘书的身份，我参加过很多局里的会议。现在翻干部局那个时候的档案，里面的很多会议记录、文件草案、公文稿等有我的笔迹。
我在干部局大约做了两年的局务秘书，1956年11月调到干部局新设的组织处做副处长。组织处负责联络各地的分院，等于是分院工作处。那时候在外地的研究所的工作，业务方面由学部管，党的工作由地方管，政治领导、后勤服务由分院管。分院通过我们与院部联系，院部则通过我们管理分院及各所的重大事务。记得当时曾开过一次分院工作会议，一些分散的研究所，如青岛海洋所、贵阳地化所、山西煤化所，因上面没有分院，便直接跟我们联系。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创办
1957年在“反右派”运动中，我受到了一些批判。当时，科学院组织了1000多人下放到河北藁城、元氏、井陉、建屏4个县，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次下放是由干部局组织的，局里派我去石家庄河北省委商谈有关事宜。然后，我就留在建屏县的一个区里任区队长，管我们那个区的下放干部。本来说是劳动一年，结果，1958年8月初就调我和其他一小批人提前回来，说要去筹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来郁文任中国科技大学的党委书记，因为我跟他很熟，他就想调我去。但院干部局一度不放我走，到1958年10月7日，我才去玉泉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报到，那时已开学两星期了。
至于为何要办中国科技大学，主要是因为当时分配大学毕业生，国防部门要提前選，高等院校要自己留，最优秀的人才很难分到我们科学院。后来我们就跟大学商量出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拔尖的学生，一三五归谁，二四六归谁。可大家都争好学生，那差一些的学生怎么办？也要搭配一些。这就导致不少科学家觉得分配来的学生用起来不顺手。为解决这个问题，科学院党组便采纳了这些科学家的建议，决定自己办大学培养尖端科技人才。报告报送中共中央书记处，得到了批准。
1958年6月筹备工作开始，而8月份全国统一招生就已经结束了，我们没赶上，院里就派干部到全国各地去招生，招到了1603位学生。9月20日，中国科技大学（以下简称科技大学）正式开学。教师不够，“全院办校、所系结合”；没有校舍，中共中央办公厅决定将原中央党校在玉泉路的二部让给我们；没有学生宿舍，隔壁的解放军政治学院借给我们；家具不够，商业部调给我们。就这样，短短3个月创办了一所大学，假如没有科学院各单位及其他单位的支持，没有党中央的重视和支持，是不可能办成的。
科技大学创办之后，才开始盖楼，这其中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因为重视科学院，中央让北京市把现在盖奥运主会场的地方给了科学院，让科学院到北京的中轴线上去发展，把科学的宫殿盖在那里。科学院让科技大学先盖，因科技大学没有永久校址。科技大学决定先盖配有实验室的物理教研室大楼，并马上请设计院设计好。可很快国家就进入了“困难时期”，工程陷入停滞，几年后才把房子盖好。此时国家已进入“调整”阶段，这栋楼又被调整给科学院综合考察委员会、地理研究所等机构使用，并被取名为917大楼。
创办科技大学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是不赞成的。因为假如没有科技大学，他们有些高年级学生就会到科学院有关研究所来实习或做毕业论文，提高培养质量。有了科技大学，他们学生来的机会就少了。因此，中宣部曾提出要注意科学院与北大的协作问题。
科技大学创办后的第一个学期开始，学生老师都不上课，都在校园内外挖坑，用土法炼钢，或在校办工厂及各系自办的小工厂里劳动，一直到1958年12月才开始上课。我一到科技大学，就被分配到炼钢办公室（后来改称为勤工俭学办公室）当副主任。那时候的学生很简单也很可爱。原子核物理系的四五十位学生，到校长办公室去请愿，说我们要造原子堆、原子弹。力学系一群学生制造小火箭，还闹出了事故——装炸药的那位女生把手指头给炸掉了。这些都是“大跃进”和“教育革命”运动的影响。“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当时国家的教育方针。所以大家都要去劳动，并通过劳动改造思想。
虽然处在这样一种“极左”的大氛围中，科技大学还是有自己的特色。因为科学院办这所学校目的是培养科学家，希望能在尖端科学技术领域赶超西方先进水平。院领导和老科学家们当然知道，不读书，不刻苦钻研，不打好基础，是成不了科学家的。所以，科技大学的课程非常重，务求把基础打扎实。而且，基础课之类全都是著名科学家来讲。例如，大学一年级的普通物理，是由吴有训、严济慈、张文裕、钱临照等人来讲的；数学方面的课程，是由华罗庚、关肇直、吴文俊等人来讲的。阵营之强，无与伦比。这些大家、学部委员讲起课来非常认真，同学们学习起来也极其刻苦，晚上教学楼、图书馆总是灯火通明，一些教室甚至通宵都不熄灯，熬夜的学生还未去睡觉，赶早的学生又过来了。所以很快就形成了一个顺口溜：“穷北大、富清华、不怕死的上科大”。
由于师资力量强大、教学理念突出，而且办的又都是新兴的“理工结合”的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如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技术物理、化学物理、物理热工、生物物理、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地球化学和稀有元素化学等，科技大学很快就赢得了声誉。1959年科技大学参与了全国统一招生，录取线跟清华、北大一个级别，属第一批调档院校。那年我到杭州去招过生。许多中央领导人都把子女送过来，比如谭震林就把女儿送了过来，陈毅也把儿子送了过来。领导干部的子女也都是参加统考进来的，没什么特殊。不过后来因为看到我们的校舍实在太破，他们中有一些就转到哈军工去了。1959年我们招的1400多名学生，个个都是好苗子，非常整齐。我们能招到好学生，能培养好学生，科学院研究实习员的来源就不缺了。同时，也能为其他单位输送大批优秀人才。
過了3年，科技大学有了高年级，为推行“所系结合”，决定干脆到中关村去创办一个分部，并让高年级的同学在学习期间就能到研究所去实习，做毕业论文。我当时做教务处副处长，于1961年4月被派到中关村筹办科技大学一分部，管理教学工作。一分部设了一个教学办公室，主任由我兼任。那时科技大学还没有毕业生，只是把大部分系的高年级学生迁了过去（不是所有的系，如应用数学系等系不需要到研究所做实验，它们的学生就没有过去）。到中关村之后，学生受到了很好的培养，我当时就说，学生还可以受到科学家的熏陶。
关于科技大学的发展，当时内部有两种意见。我们的教务长，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希望科技大学独立出来，而我和几位系里的助理们则坚决支持“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办学方针——一旦离开科学院，科技大学就没有优势了，特别是在建校不久、羽毛未丰的时候。
1963年夏，政治运动又来了——要去搞“四清”。我被安排去北京市南苑公社，到1965年1月才回来。回来后，我仍到一分部，添加了管研究生的工作——都是科学院的研究生，因为科技大学刚刚有自己的毕业生，本身的研究生非常少，不过是个位数。
建立科学院研究生院
科学院最初只接受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为研究实习员，而且数量很少。当时研究室的人员大致是有比例的，我们人事部门提出，高、中、低职称人员的指导比例为1：2：5，即1个科学家带2个助手，下面再配5个研究实习员。虽未实行导师制，但研究室主要的科学家实际即室内研究实习员的导师。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和工作关系有时并不融洽。这主要是因为分配来的研究实习员并不一定适合做研究，能做研究的又未必喜欢某位老师的课题。虽然他们到研究所之后还可以作一些微调——在特殊情况下，可以从一个研究室转到另一个研究室——但学生和导师之间基本上未经相互挑选，有点像包办婚姻。
考虑到研究实习员制度所存在的这些问题，1956年后，科学院开始招考研究生。他们有研究兴趣，报考之前对导师已有所了解，受到的基础训练也比较扎实，从长远看，其发展潜力应当比研究实习员要大。当时研究生分两种，一种是在社会上招考的，还有一种是在职研究生，两种加到一起，数量仍不大，在北京每年也就100多人。因为报考研究生的人很少，科学院一个科学家至多只招收几个学生。我们干部局管报考人员的政治审查，而业务考察则归研究所和导师负责。如果我们觉得考生政治上不合格，就会去说服导师不予录取；若业务考察不太合格，因特殊关系，研究所和导师一定要录取，我们也会提出自己的意见。
1964年秋，科学院的研究生被集中到一分部成立研究生院，由我们负责公共课程的教学和生活管理。业务教学归各研究所负责，我们只管政治—哲学和外语教学以及体育课程，分别设有政治教研室和外语教研室。我们共开了5门外语课，因为除英语外，还有人需要学德语、法语、日语、俄语。这跟我以前在浙江大学所受的研究生教育不一样，那时我们没有外语和政治这两门课程。因为上大学时专业课程用的是英文教材，老师讲课有的也用英文，同时德语被作为第二门必修的外语，所以外语我们在大学时就已经过关了。我们也没有政治课。中学时我们有公民课，大学里有三民主义课（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根本看不起这门课，不怎么听讲，老师也照样给及格），研究生阶段就没有这类课程了。我们要上的只有业务课。
如果说我有点教育思想，那就是实事求是。1965年秋，我对新招的130余名研究生进行了英文测验，根据水平的高低，将他们分成4个班，每班30多人，配备不同的教师，运用不同的教材进行训练。英文好的，3个月之后就可以回到所里去跟其导师做研究，不勉强他们学完一个学期或更长的时间。每个班还配备了一名政治指导员，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分别为徐芳玉、邹彦、孟广滨、蒋淮渭。我经常去找这几位老师研究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迁
我担任一分部领导小组长一直到“文革”时，后来“革命群众”造反，我被当成“走资派”加以批斗。记得当时有一屋子的研究生斗我。研究生还比较讲理，假如遇到中学生那就糟了，大学生可能也让人受不了。我带了一大摞工作笔记，他们问我什么，我都侃侃而谈，于是他们就喊打倒我的口号。不久我就被造反派关了起来，后来又被转到校本部，跟刘达、武汝扬等校领导关在一个专政队里，每月15元生活费，仅够吃饭，自由受限制，除了排着队出去打饭，其他时间都处于被关状态。直到1969年，我才被从专政队里放了出来。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后，科技大学被迫南迁安徽，我也就跟着去了合肥。
南迁是科学院当时的负责人刘西尧来动员的。为什么科技大学最终会在合肥安定下来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它的迁移地较好，搬得比较彻底。当时其他高校的迁移地大多不合适，搬得也不彻底，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被迁到江西鲤鱼洲这个血吸虫疫区，北京农业大学被迁到陕北的山沟沟，根本无法久呆，最后不得不搬回来。而科技大学不是这样。真是机缘巧合，当时北京市修第一条地铁，由于没有构盾机等现代化机械，采用的是挖开回填的方式，所选择的线路经过玉泉路科技大学大门口，而到科技大学“支左”的部队正是修地铁的铁道兵。他们就修了一段铁路支线到我们学校的东门边，并调动大量车皮，把科技大学的仪器设备、图书等在校内装箱，一股脑儿运到了安徽。学校的教员也基本都去了，北京只设一个留守处。去安徽哪里呢？当时曾经考察过宣城，后来看那里不行，又说可以到安庆。安庆表示欢迎，我们在1969年冬搬去了一小部分教职员工，可那儿提供的地方只有一座四层楼，实在太小，而且安庆不生暖气，冬天特别冷，北方人实在不适应，就又迁到了合肥。当时在安徽主政的是李德生同志。他很有魄力，硬是决定把合肥师范学院迁到芜湖，腾出一套完整的校舍给科技大学。该校南边有个火车站（七里站），离学校只有几里路。就这样，通过铁路，我们把设备、图书、人员等都搬了过去。相对于北大、农大等学校，我们受到的磨难较小，可是后来他们能迁回北京，而我们却回不来了。
学校搬到合肥后，只留了少部分人守着校舍，其他大部分人都去了“五七干校”，分布在三四处地方。我去的是安徽寿县堰口的校办农场，那儿约有千亩稻田。我们在那自己盖房子，种稻子。一直到1971年9月，我才被调回合肥，当学校教育革命组副组长。此时科技大学已经恢复了招生——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大概是两年，不会超过3年，因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嘛。从1971年下半年到1976年下半年，工农兵学员共招收了6届。刚开始时还进行过测试，但那只是稍微起一点参考作用，靠的主要是组织和群众推荐。学员们大多只有初中文化水平，我们得先花上一年时间将他们补到高中水平，然后再上大学课程。
“文革”后高等教育
拨乱反正的先锋
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对中国科技大学非常重视，让它充当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先锋。科学院召开两次工作会议，对科技大学的工作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包括恢复校长制、恢复长学制（恢复到5年）、加强基础课（3年打基础），等等。为什么让科技大学打头阵呢？因为教育部本身是重灾区，所属高校一时难以恢复正常秩序，而科技大学是科学院管的，恢复起来相对容易一点。当时别的高校都向科技大学学习。有很多人到这来取经，也有邀请我们去传授经验的，我曾随副校长马西林应邀去过华中工学院。改革措施中还有一条，让我们恢复全国招生。后来我们说不行，一个学校在全国招生很困难，就不带这个头了。后来中央也表示谅解。所以1977年的招生是跟1978年的一起来招的。我们的生源很好，搬到合肥去后仍是兢兢业业办教育，加上政治上比较强，学风也比较好，所以还能维持高水平。
方毅任科学院院长时很爱才，到处发现人才，但也有走眼的时候。有一位青年肉眼能发现新星，叫段元星，送到科技大学（通过北京天文台）；一位青年脑子算得比计算机还快，叫史丰收，送到科技大学；还有一位青年发现南美洲的地图能和非洲地图拼凑到一起，叫李维度，也送到科技大学。我当时管教学，就非常担心：这3个人只有初中或一般高中的文化水平，跟科技大学个个拔尖的学生有很大的差距，怎能一起上课呢？后来他们3位确实令我们教研室的教员伤透了脑筋。他们很会造反、善于告状，说这个老师不行，那个老师不行，不知道是自己的基礎不行。后来教员们找到我，我说也不能把他们除名，只好尽力吧。还有1978年开办的少年班，第一期有位叫宁铂的，13岁上大学，第二期又来个谢彦波，11岁上大学，写黑板都需要站凳子。他们基础还可以，倒是能上。科技大学的少年班培养出了不少人才。有一段时间全国许多高校都办少年班，办了十来个，现在大多不行了，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现在还在招生，这30年总共招了上千人，出了不少人才。
1980年代初的
中国科学院教育局
我在科技大学工作了24年，全是管教育，先后任副处长、处长、副教务长，1982年被调到科学院教育局任局长。教育局下设4个处：研究生处、留学生处、职工教育处和综合处。
研究生处顾名思义，是管与研究生相关的事。为什么科学院要发展研究生教育呢？前文中也提到，最初，因为从别的大学分配来的研究实习员不太合格，我们不得已才办了中国科技大学。到后来，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看法：我们科学院应取消研究实习员，拿研究生代替研究实习员。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只是成绩好一点，并不知道自己终身要做什么，分配他们到科学院来做研究未必合适。所有的相关工作都应该让研究生去做，让博士生、硕士生当研究助手。科技大学现在自己也招研究生，在理科方面仍是全国第一流的。
关于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发生在我做教育局局长的后期，主要由李政道（他是我在浙江大学念书时的同班同学）教授提倡和建议的。这个制度在国外已实行很多年了，得到博士学位后，如果工作没做完，还可以继续做；如果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也可以做博士后继续提高。国外高校和研究机构多不留自己培养的博士，以利人才交流、博采众长，所以我们的相关机构也取名叫博士后流动站，按学科来设置。这个名词的采用，以及后来的博士后联谊会都是李政道和我们商定的。对于这个新制度，国家开始不太放心，决定先在科学院理论物理所试验一年，结果很成功。第二年经国务院批准试办报告，就成立了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管理协调委员会，有7位委员，分别来自国家科委、教育部、中科院、北京市科委和有关工业部。主任由国家科委主任兼，办公室设在科技干部局，我担任委员会的秘书长，联系和处理重大事务，直到5年后科技干部局被并入国家人事部为止。
职工教育处主要负责继续教育和在职培训。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在职员工如何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以适应新的环境？这就需要进行继续教育。当时我们在怀柔办了一个管理干部学院，向全国招生，许多在职干部在那儿接受短期培训，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我们还在院部办过文化班、夜校，学生主要为炊事员、司机等。在1983、1984年前后，我们制订了一个《在职科技人员进修条例》，经科学院党组通过后，发到各所试行。其主要措施为，研究员或教授在某个岗位工作满5年后，可以到国内外的另一个研究机构或学校讲学访问1年，科学院带薪支持。这在国外是很常见的，解放前国内有的高校也曾实行过，但1980年代，我们基本没实行成功。我1987年3月份离休后，科学院的这个条例也就无声无息了。我们还参与组织了中国继续工程教育学会，并在科学院办了一个分会。我们积极参加这方面的国际会议，并于1989年在中国举办了第四届继续工程教育国际会议。现在国内的继续教育有很大的发展，比如清华大学就有一个规模非常大的继续教育学院。
选派留学生出国，我们有个专门的处管理。科学院还培养了外国留学生，“文革”之前，我在科大一分部就曾管过10多位越南的留学生，他们在“文革”开始就回去了。
值得总结的中国科学院教育史
回顾起来，科学院在教育方面还是有不少值得书写的地方，如创办中国科技大学、建立研究生制度和博士后制度，等等，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工作。几十年来，我们确实也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些都值得肯定。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这几十年里，我们培养了几位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呢？改革开放前的20多年，从“三反五反”、“镇反”、“肃反”，到反“右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运动”不断，动荡不已。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也就出不了什么大成果，培养不出什么大科学家。可现在改革开放近40年了，为什么还是出不了？这里面有发人深省的地方。
我想，完整的科学院教育史，除了总结经验，还要总结教训；除了研究生教育，还应包括职工教育、留学生教育等。而且，科学院不管什么事业的发展史，都应当从建院初开始。有一个人，叫孙桐（后改名叫安其春），他是中国科学院建院之初最早的党组成员之一，管过人事工作，对1953年之前科学院的事知道较多。
据我了解，那几年科学院没有教育机构。科学家都在学什么呢？一个是学政治，学马列主义——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自然辩证法等。我记得当时曾请艾思奇来做报告。1952年7月，陈伯达还在科学院做过一个报告——《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我们初到院就学那个小册子。第二个是突击速成俄语，大家都是自觉去学的。前3年科学家大概就学这个。我们人事局后来也曾组织相关的报告，那就是科学院教育工作的开端。1954年人事局专门设有教育处，其中有马列主义教研组等。
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历史，我就介绍这么多吧。我建议，要及早去访问那些神智还清楚的、建院初期的当事人、知情人，抓紧抢救建院前几年的历史。
[整理者熊卫民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访问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科学史、教育史研究，著有《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反思科学技术》《中国科学院教育发展史》（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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