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志强

　　叶挺将军在10年脱党期间，经常被误解为离开组织、避居海外、意志消沉。而在出长新四军3年期间，因其既有中共胎记却又非中共党员的身份，不仅遭蒋介石猜忌，而且不被军内主要负责同志信任，感觉自己如同两个轮子中间的砂子，夹在中间受气，乃有2次离部、4次辞呈，似乎给人一种他在新四军无所作为的印象。其实不然，笔者经过认真审视叶挺在新四军建军前后的行止，并查阅相关论述，深感他有许多过人之举尚未被世人了解，对他的一些偏见也没有得到澄清。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又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和新四军成立80周年，重新认识叶挺这位革命家、军事家，是十分必要也是很有意义的。

　　叶挺在脱党10年间从未停止过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在严峻的考验面前，叶挺率领北伐军所部毅然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并受命担任前敌总指挥。后因起义失败，辗转抵达香港。12月10日晚，在广州起义几小时前，叶挺奉命赶到广州，担任军事总指挥。鉴于敌众我寡的不利局面，叶挺提出将起义部队撤到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正确意见，但遭到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指责。起义第三天，主要领导人、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牺牲。为保存革命力量，叶挺和聂荣臻等人当机立断，组织撤退。

　　起义失败后，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到香港主持召开中共广东省委扩大会议，认为叶挺“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参见《关于广州暴动问题决议案》（1928年1月），北京中央档案馆藏]。不久，叶挺经香港、马来亚、日本转赴苏联。在苏联，他受到中共和共产国际的不公正对待，忍受不了“政治动摇”的无端指责，心情十分沉痛，一气之下离开莫斯科，脱离了中共组织。正如周恩来后来所说：“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75页）

　　1928年8月，叶挺应国民党左派、惠阳同乡、保定军官学校同学邓演达之邀到柏林，与宋庆龄、邓演达、黄琪翔会面，讨论国内局势。他们认为蒋介石、汪精卫都先后背叛了孙中山既定的路线，决定把仍然忠于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各方力量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8月正式组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任总干事，一年后因叛徒出卖，被蒋介石下令秘密捕杀。此后由黄琪翔担任“第三党”主要负责人。1932年秋，叶挺偕夫人李秀文和二儿子叶正明，也离开德国回到澳门，继续参与“第三党”反对蒋介石的组织活动。

　　1933年11月上旬，叶挺抵达福州，协助蒋光鼐等人策划反蒋福建事变。11月24日，已宣布脱离国民党的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和十九路军中级以上军官，联合黄琪翔、章伯钧等“第三党”人，成立生产人民党。12月，叶挺由李章达、陈公培介绍，参加了生产人民党。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后，生产人民党转移到香港，不久就自行解体。

　　1935年7月25日，由曾参与福建事变的各党派人士以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成立，李济深担任同盟主席。叶挺积极参加了同盟的筹建并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同盟后，叶挺在夫人李秀文陪同下每月从澳门过海到香港两三次，参加同盟的活动，还两度偕妻子到福州、厦门，试图筹建同盟重返福建建立反蒋抗日活动基地。后因全面抗战爆发，李济深等发表《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同盟正式解散。

　　以上可见，叶挺在脱党10年期间从未停止过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斗争。

　　与此同时，叶挺即使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但并不妨碍他与中共党员的个别联系和交往。在流亡欧洲期间，叶挺先后与廖承志、黄平、周恩来等中共要人会面；1932年底回国后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叶挺先后在上海、广东、港澳等地与刘仲华、毛齐华、梅龚彬、陈希周、宣侠父、丘东平、柯麟、张云逸、潘汉年等中共党员接触。1937年正是在潘汉年的安排下，叶挺与周恩来在上海新雅饭店会面，成为他最终出任新四军军长的缘由。

　　早在1937年4月，叶挺

　　就已被任命为国民政府

　　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宣布，任命叶挺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长期以来，史学界在阐述此事的背景时，基本上众口一词，即：1937年夏天，周恩来与国民党谈判形成僵局，在沪上见到叶挺，考虑到脱离中共10年的叶挺或许是国民党方面能够接受的领导中共南方游击队的合适人选，就同叶挺商量，提出由他来“编游击队”的设想。叶挺对此建议欣然答应，并提议将这支部队的番号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意在继承、光大当年北伐时期铁军第四军的光荣传统。此后，叶挺便开始通过国民党军队中老同学、老上级的关系积极活动以促成此事。在陈诚、张发奎、冯玉祥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举荐下，此事最终得到蒋介石的首肯，于是遂有了9月28日对叶挺的任命。

　　然而笔者根据近年来搜集到的最新资料，发现蒋介石之所以任命叶挺出长新四军，除了上述背景之外，还另有更深层次的原因。2010年4月，我在台北“国史馆”查阅蒋介石文献档案时，查到1937年4月17日蒋介石致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的侍秘第5196号手令，乃蒋的亲笔，系用毛笔写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便用笺上，文曰：“军委会徐主任，本会高级参谋如有缺额，请委黄琪翔与叶挺二员补充，此事请与辞修便商之。中正。篠未机。”[参见蒋介石致徐永昌电（1937年4月17日），台北“国史馆”藏]

　　手令中提及的辞修，是陈诚的字。陈诚，浙江青田人，保定军校第八期生，为叶挺的学弟，时任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徐永昌接到蒋介石手令不敢怠慢，即以最快速度与陈诚联系后办理此事。仅隔了一天，他便向蔣介石复呈曰：“篠未机电敬悉。黄琪翔、叶挺二员名义事，已遵与辞修兄商委，拟委为本会中将高级参谋，各月支薪五百元。谨电呈核。”[参见徐永昌复蒋介石电（1937年4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 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于当日将徐永昌此电编入呈阅单，蒋介石即在呈阅单上批示：“如拟”。

　　以此看来，叶挺在全面抗战爆发之前，早在周恩来在上海请他出来“编游击队”之前的1937年4月，就已经得到蒋介石的亲自关照，担任了每月500元高薪的军委会中将高级参谋。

　　按说，叶挺很早就加入中共，又系南昌暴动和广州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曾是国民党通缉的要犯，流亡海外期间又涉足宋庆龄、邓演达、黄琪翔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建党活动，还曾回国参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发起的福建事变，始终没有停止过反对蒋介石的活动。对叶挺这样不折不扣的反蒋宿敌，蒋介石又为何要如此青睐呢？

　　叶挺早年就担任过孙中山的总统府警卫团营长，北伐战争时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长，作为北伐先锋，叶挺率部从广东誓师，经湖南北进，战醴陵、斗平江、大战汀泗桥、攻克贺胜桥，战功累累，打得北洋直系吴佩孚丢盔弃甲，溃不成军。第四军也因此赢得“铁军”称号。昔年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对北伐名将叶挺的军事才能不可能视而不见。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寇铁蹄从关外到关内步步紧逼，全国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西安事变之后，国共两党业已停止内战，正在酝酿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政治呈现一派团结向上的氛围。以全国抗日领袖自居的蒋介石，对彼此之间有着10年血仇的国共矛盾尚且有意缓解，对李济深、黄琪翔、叶挺这些游离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当然更要竭力收买笼络，以图为我所用。以上国内发生且正在变化的形势，正是蒋介石决定起用叶挺的历史背景。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

　　叶挺主动提出赴西安营救

　　在此之前，还有一件事情足以直接引起蒋介石对叶挺的好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将蒋介石扣押在临潼，同时发表对时局宣言，提出改组政府、停止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八项主张。消息传出，震动朝野，举国哗然。南京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极力主张组织讨逆军出兵潼关，欲派飞机轰炸西安，谓非如此强硬不能使张、杨屈服，亦不能解救蒋委员长。

　　当西安事变发生之时，叶挺恰在上海访友，他从国内大局考虑，认为当此外敌入侵、寇亟祸深之际，惟有蒋介石才可能统率三军、号令全国，因此十分关心蒋的命运，极力反对南京方面诉诸武力讨伐张、杨，于是在12月13日叶挺登门拜访北伐时的第四军老长官张发奎。叶、张两人自南昌起义分道扬镳以来已近10年未谋面，张发奎还以为叶挺是受中共派遣来找他的。当时叶挺向他表示愿意捐弃前嫌，亲赴西安尽力斡旋，向各方交涉，努力营救蒋介石回京。对此，张发奎在晚年回忆道：“我相信他一定是奉中共的指示来找我转圜，否则他不会表露出对营救蒋先生出险信心十足。我叫他在上海等候，我坐夜车去南京，一到，我就找军政部长何应钦，向他报告叶挺找我谈话的内容。我问他是否想见叶挺。何说：‘好，让他来南京。我打电话给叶，叫他立即进京。他搭乘当晚的火车。秘密警察一定接到通知，暂勿骚扰他。当我带叶挺去见何应钦时，叶表示他有信心能找出营救蒋先生的法子。何应钦向共产党强硬地表态，说中共休想以劫持蒋先生来左右政局、逼迫政府屈服。他要求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蒋先生。否则，讨逆行动将立即开始。听到何应钦的话，见到他的坚定态度，叶挺不同我告别就悄悄离开南京。”（参见《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7月版，第165页）

　　鉴于叶挺以往的中共“案底”，在张发奎、何应钦看来，叶挺提出前往西安从中调解，必定受中共中央的指使；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话不投机，何应钦还不致对叶挺贸然下手。其实此时已经脱党10年的叶挺与远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并无电讯联络；而西安捉蒋因事发突然，在没有得到莫斯科共产国际指令前，中共中央在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也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所以说，叶挺冒着生命危险赴南京面见何应钦，绝非是受中共指派，纯属个人行为，完全是不计前嫌的见义勇为之举。

　　当时在西北地区，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已经和中国共产党的工农红军达成停战合作抗日的协议。在执政的中国国民党内，以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低调俱乐部”认贼为父，频频散发“与其抗战而亡，不如求和苟存”的投降言论以蛊惑人心，而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广东余汉谋，河北宋哲元，山西阎锡山，四川刘湘、杨森，山东韩复渠，云南龙云，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新疆盛世才等大小军阀和地方实力派则割据一方，各有所谋。在此外敌入侵、国难当头，神州大地风雨飘摇的关键时期，蒋介石一旦遭遇不测，其结果必然是讨逆军向张、杨两部与红军组成的联军燃起大规模内战烽火，卖国求荣的亲日派很可能乘机上台，全国将陷入各自为政、群龙无首的乱局，而这样的乱局只会对日本侵略者有利。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从叶挺的南京之行，足见其在面临事关国家前途命运突发事件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大局观，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置生死于度外的浩然勇气。

　　最终，蒋夫人宋美龄力排众议，在其弟宋子文和洋顾问端纳陪同下飞赴西安，中共中央亦派出周恩来赶往西安斡旋，迫使蒋介石口头承诺国共合作，停止内战。蒋介石回到南京获悉叶挺此事之后，对叶挺自然会存有极好的印象。这也就不难解释他从西安返回南京4个月即亲自关照委任叶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高级参谋，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共两党谈判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蒋介石欣然接受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

　　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终于受命发表延搁两个多月的《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公开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共合法地位。中共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也为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和新四军的成立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就在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后5天，即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通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正式通报由“委员长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参见《新四军·参考资料（2）》，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38页]。叶挺后来向外国友人汉斯·希伯回憶道：“在上海战斗的危急时刻，我向蒋委员长建议，为了抵抗日本侵略，为了在华中日本占领区内开展游击战争，让我来集合仍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改编这些军队进行抗日。蒋委员长和共产党都同意这个建议，于是，新四军诞生了。我被任命为军长。”（参见《希伯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400页）

　　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向全省各地转发了蒋介石于10月6日致南方有关各省区的“鱼侍参京电”：“（1）鄂边区高俊亭（即高敬亭，高俊亭系蒋介石所误——编者注）部，（2）湘赣边区傅秋涛部，（3）赣粤边区项英部，（4）浙闽边区刘英部，（5）闽西张鼎丞部，以上各节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参见《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8、39页]

　　10月12日这一天，以后也就成为了国共双方公认的新四军诞生的纪念日。

　　叶挺关于新四军

　　战略发展方向的真知灼见

　　1、早在1938年8月，叶挺就提出了东进苏南敌后作战的战略方向。

　　新四军集中改编后，面对新的作战对象、作战环境和作战任务，是迅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还是先健全编制，改善装备，整顿训练，做好准备再出动，当时在新四军领导人和一些指战员中的认识并不一致。当时叶挺的主要任务是代表新四军与第三战区联络。1938年3月中旬，叶挺奉命去见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薛岳。薛岳同意新四军先到皖南岩寺集中整理，并转达蒋介石命令，要新四军出南陵沿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对此，叶挺认为“无甚理由拒绝”。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新四军副军长（政委）项英却持不同看法，他于3月18日向中共中央报告，认为“不应出南陵”，对薛岳的命令“不能接受，显系借刀杀人”，并主张不宜由叶挺出面交涉，“我意由叶办不能具体解决，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棘手，我又不能出面谈判。”[参见《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13页]

　　然而毛泽东的看法正相反，因为新四军只有尽快进入敌后地区，才能够得到发展，才有理由得到发展。他于3月21日回电项英说：“未知南陵一带地势如何，如系山地，开经南陵一带亦未为不可。因敌犯长江上游时，南陵一带据于敌之侧后，正好活动。”[参见《新四军·文献（1）》，第214页]

　　但项英仍在4月29日致中共中央电中认为：第三战区“给予我们的任务”，“显然是将我们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生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加以叶不能为我军据理力争，使我们在极困难条件下进行最困难的任务”[参见项英致毛泽东并告陈绍禹、周恩来、曾山、薛尚实电（1938年4月29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

　　正是在此背景下，毛泽东于5月4日发出致项英的第一个《五四指示》，指出：“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由此可见，迅速开赴敌后，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是贯彻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的基本原则。《五四指示》对新四军挺进敌后的任务和步骤也作了具体规划，即第一步，先按照第三战区命令向苏浙皖边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第二步，“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以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兵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这里，毛泽东关于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思路已基本形成，他从项英的几次报告中敏锐地觉察到其对叶挺的偏激看法，因此在《五四指示》的最后，特地提醒项英：“此外，请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参见《新四军·文献（1）》，第111页]毛泽东在电报中特地称叶挺为“叶同志”，颇有深意，是希望项英将叶挺当作自己的同志。

　　6月2日，毛泽东又致电项英，再次强调：“根据战争的实际经验，凡敌后一切无友军地区，我军均可派队活动，不但太湖以北、吴淞江以西广大地区，即长江以北到将来力能顾及时，亦应派出一小支队”，“敌之总目标在进攻武汉，你们可放手在敌后活动。”[参见《新四军·文献（1）》，第115页]

　　同年7月28日，项英奉命从皖南军部经武汉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8月6日，叶挺從云岭致电延安的毛泽东、武汉的周恩来并项英，提出了他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新四军的对策。叶挺认为：“敌攻武汉，形势吃紧，新四军担负京芜东南广大游击区域，为准备应付将来敌人进攻计，以敌未到武汉之前，为扩大自己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统一游击区武装领导，加强建立各游击支队，了解各地实力，加强支队工作推动和检讨，决定组织野战司令部和政治部，由我与张参谋长率领出动前方，留云逸在南京附近整理部队，拟带一个轻装支队的两营，赴丹阳、武进、江阴、无锡、常熟、苏州、青浦、松江、嘉兴、长兴、宜兴及平湖一带，估计约二月后或汉口失守后可回。留三支队五团及军直属队在南陵与太平间一带工作。你们有无意见，望复。”[参见叶挺报毛泽东、滕代远、周恩来、叶剑英并致项英电（1938年8月6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叶挺上述关于深入苏南敌后统一组织群众武装力量的建议，是对毛泽东《五四指示》的深刻领会和具体部署，是事关新四军能否像华北八路军那样抢占先机、迅速发展的重要决策，也是叶挺作为一军之长必须担当的职责所在。可惜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叶挺组织野战司令部、亲率两个营东进苏南敌后的要求未能如愿。其结果，不仅使叶挺心灰意冷，萌生退意，向驻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提出辞去军长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新四军失去了在华中敌后大发展的最好时机。正如刘少奇在延安整风学习期间结合本人在华中工作的经验所作的报告中说的那样：“在武汉失守以前，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的条件。在上海、南京、汉口、徐州及其他地区，国民党军队退却时丢弃了数十万件武器及大量的军用品，而敌后又是空虚的，一时什么人也管不到。如果我们华中的负责同志此时是有决心的，动员上海、南京、汉口等地大批的干部、党员及非党抗日分子到敌后工作，如果将新四军大胆地分散深入到敌后活动，那我们一定能够在敌后组织大批的武装部队，并建立起很多的根据地。然而，当时华中的负责同志没有这样做……这样，华中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及建立根据地的最好时机，就白白放过了。”（参见《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69页）叶挺的这个战略决策，直到一年以后，才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那里得到落实。1939年5月，陈毅顶住压力，命令第六团团长叶飞率两个营东进苏（州）常（州）太（仓）、虞（常熟）锡（无锡）澄（江阴）。由于此次东进之行，是突破国民党第三战区藩篱和抵制军部命令的大胆行动，为保守机密，叶飞事先向第三战区请了长假，东进时改名叶琛，部队沿用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叶部东进敌后，激战黄土塘，夜袭浒墅关，端据点，炸车站，神出鬼没，纵横驰骋，一直打到上海西郊虹桥机场，战果辉煌，蜚声中外。短短3个月时间，叶部从东进时不到700人，发展到2000多人，战士的武器都换上一色新的三八式、捷克式，而且班有轻机枪，连配重机枪，还支援兄弟部队和军部100多挺轻重机枪（参见《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129页）。而整个“江抗”从东进时1000余人，不到半年的时间就发展到5000余人。

　　长江局收到叶挺辞职电后，感到事态严重，王明、周恩来、博古立即于8月28日复电挽留说：“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参见王明、周恩来、博古致叶挺电（1938年8月28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然叶挺去志已决。9月30日，他直接致电在延安参会的项英，催其“恳即从速南归”，并说：“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方情形。”[参见叶挺致项英电（1938年9月30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叶挺当初之所以同意出任新四军军长，为的是领兵抗日，施展抱负，谁知在新四军难有作为。不愿坐冷板凳的叶挺，于1938年10月以“不易行使职权”为由，向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请假，经顾祝同批准“给假一月休养”。顾祝同知叶挺“颇怀去志”，但是考虑到“倘一旦遽令他去，恐继任者不得其人”，于是在10月18日致电蒋介石：“拟恳俯予慰留，俾得渐纳该军于正轨。”[参见顾祝同致蒋介石电（1938年10月18日），台北“国史馆”藏]

　　10月21日，叶挺又直接致电蒋介石，表示在新四军“虽鞠诚戮力，劳怨不辞，亦无从措施。数月以来，忧愤交侵，致精神衰弱，旧疾复发”，“若再尸位，则不独无补，且恐与钧座所属望者相背驰”。在说了一通气话之后，叶挺请求“伏乞准予免去军长一职，以免误公。职俟病愈，仍当踵辕请训，听候驱策”。蒋介石阅后当即批示：“电复慰勉，并询病况，如无大恙，望即来渝一叙。”[参见叶挺致蒋介石电（1938年10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

　　项英接到叶挺的催促电后，不待中央全会闭幕，在10月上旬匆匆离开延安，于10月22日回到皖南军部云岭。23日项英与叶挺交谈后致电延安：“叶之辞职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恩来与蒋解决继承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参见项英致中共中央军委并周恩来电（1938年10月23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对此，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晚年回忆道：“叶挺曾经下过一次决心离开新四军，他亲笔写给我一封信，表示他很多苦恼，看来这种苦恼也不完全是和项英的个人关系。他说，居士不适于当一个大庙子的方丈，就是暗示一个非党员不适于当新四军军长。这封信我给项英看过，项英没有太大的反应。”（参见《李一氓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298页）

　　此后叶挺曾一度回到家乡，应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之邀出任东江游击指挥，领导广东沦陷区敌后游击战争。1938年12月下旬，在西安主持军事会议的蒋介石扬言说：既然叶挺已离开新四军，那就要另派人担任新四军军长。此事引起延安的极大关注，毛泽东于1939年1月10日以中央书记处名义致电周恩来：“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新四军问题以争取叶挺回四军工作为原则，共产党对新四军之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参见《新四军·文献（1）》第107页]

　　后经周恩来、叶剑英做工作，允诺尊重叶挺的地位和职权、将新四军的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最终由周恩来于1939年2月亲自陪同叶挺返回军部。直到2月下旬，在周恩来的主持下，新四军军部才商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但仍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2、叶挺最早提出将新四军的工作重心移到江北。

　　1939年8月，为向军政部交涉增加编制军饷等事宜，叶挺再次离开皖南赴重庆。10月初，中共中央南方局致电中央，提及叶挺对新四军问题的看法：“叶挺到渝情绪颇好，政治有进步。他坚决主张在斗争中求发展。”并要求中央将他们的意见答复项英：“发展方针，仍遵照中央原来决定（巩固江南，发展江北，向东行动）；在江北组织队伍和政权，同时须多注意发展方式和方法，勿与廖磊增加磨擦（自然不能因避免磨擦而停止发展）；在江南或在江北，应经常有坚决的自卫的准备，如部队遇到无理压迫，须坚决予以反击，然后交涉。”[参见中共中央南方局致中央电（1939年10月），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在重庆，叶挺就新四军问题与南方局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讨论，尤其对孤悬江南，身处面敌背顽困境的新四军军部寄予深切的关心。同年11月7日，叶挺在重庆与南方局秦邦宪、何凯丰、董必武、叶剑英联名发出致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并转项英电，就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发展方向提出他们的看法：“江南新四军目前是处在极困难环境中，区域缩小和隔绝，行动被约束，部队被分散，编制、经费被限制。严格说来，新四军是在顽固派和敌寇的攻击中挣扎着。只有坚决而秘密地執行以一部坚持江南现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的方针，把工作重心移到江北去，才能保全武装继续发展。”同时向中央提出了5点具体建议：“ （一）立刻调大批政工人员到江北进行政治准备；（二）先将子弹、药物等移到江北适当地点；（三）除酌留部队在江南外，主力分批组织游击支队分头过江；（四）主要地区放到津浦以东；（五）指挥机关秘密到江北去。”[参见《新四军·文献（1）》，第622页]

　　因为叶挺曾于当年4月下旬到江北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8月份才从江北回来，在江北敌后的几个月里，他深入进行过实地考察，对皖中、皖东敌后的地形地貌、日军的布防以及社情民风了如指掌，十分清楚新四军在江北发展的条件远较皖南有利。这个建议比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的以苏北为突破口打开发展华中局面的方案，时间略早几天，可谓英雄所见略同。11月11日，从延安南下华中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在豫皖苏边区根据地新兴集致电中央书记处，首次提出“创造苏北根据地”的建议。延安在收到南方局和中原局的报告后，于11月19日发出对华中工作的重要指示：“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的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去，不到海边，决不应停止。一切有敌人而无国民党军队的区域，均应坚决的尽量的但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去发展，在此广大区域应发展抗日武装（正规的与地方的）5万至10万人枪。”[参见《新四军·文献（1）》，第132页]以上情况充分说明叶挺具有非凡的战略眼光和驾驭大局的观念。他关于新四军战略发展方向的思路，在当时的新四军高级干部中不仅出类拔萃，而且超前。

　　遗憾的是，叶挺和南方局的正确意见仍没有得到采纳。

　　澄清叶挺不会打游击战的偏见

　　有些论者以叶挺在北伐战争的经历，便武断论定他只会打阵地战，不会打游击战，其实并非如此。

　　第一、叶挺具有指挥游击战的战略思考和计划。这可从前述1938年8月6日叶挺从云岭致毛泽东、周恩来并项英电中得到证实。叶挺计划组织野战司令部、政治部，由他与张云逸参谋长率领出动前方，留张云逸在南京附近整理部队，他自己拟带一个轻装支队的两个营，赴丹阳、武进、江阴、无锡、常熟、苏州、青浦、松江、嘉兴、长兴、宜兴及平湖一带。很显然，叶挺此行的目的，决非鲁莽地去攻城拔寨，与敌硬拼，而是敌进我进，深入敌后，通过敌后游击作战，扩大政治影响，组织群众武装，建立各游击支队，统一游击区武装领导，这恰恰是游击作战的应有之义。

　　第二、叶挺具有指挥游击作战的实际能力。这可从1940年10月他率部配合友军成功地粉碎日军皖南大扫荡得到证实。当年9月下旬，日军从其第十五师团、十七师团和一一六师团抽集1万余兵力，于10月2日开始，向第三战区所在皖南地区发动第二次大扫荡。其中主力一部5000多人的步骑炮合成部队，在空军掩护下，由铜陵、繁昌出发，分路向泾县开进。面对此次突如其来的扫荡，项英按照延安“新四军的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挺办理”的指示，决定由叶挺全权指挥这次反扫荡。叶挺自1939年9月第二次离部去重庆，直到1940年8月初才由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接回军部，任职3年，从未指挥打过一仗，他始终引为憾事，现终于可以直接指挥作战，心情特别高兴。他要求地方党配合民运部门组织数千民工挑夫，将军部重要物资从云岭转移至安全地区，亲自主持战前动员大会，还深入前方日军可能到达之处检查指点加修工事，配置火力点并指导掩埋地雷。

　　10月5日起，各路日军开始对驻皖南的中国军队发起扫荡。进攻泾县的是日军第十五师团主力，其骨干是该师团最为凶悍善战的第五十一联队。日军在黄墓渡经激战后攻破在此阻敌的东北军第一零八师防线，然后西侵峨岭，再沿峨岭一线南下，兵锋所向，剑指云岭。 叶挺和军副参谋长周子昆分头部署新四军第一、三、五团以及教导总队、特务营等部，利用有利山地，运用据险设伏、节节阻击、诱敌深入、乘虚夜袭等手段，有效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战至7日，日军虽在空军掩护下先后占领三里店、汀潭，然已成疲惫之师。当晚日军正想休整喘息，葉挺指挥新四军各部于19时起发动夜袭，经数小时夜战，歼敌1000余名。日军进退维谷，只得于8日凌晨向大岭方向撤到小岭坑，新四军急起直追，分割围歼日军落后溃兵，并相继收复三里店、左坑、汀潭。天亮后，日军发现又有被围歼的危险，遂冲出小岭坑向泾县县城方向突围。此时守卫泾县县城的国军第五十二师，如能配合新四军内外夹击，本可聚歼此敌，但第五十二师为了保存实力，竟然弃守泾县县城，致使日军不放一枪便进据县城。叶挺指挥老一团由西向东追击，新一团由南向北进攻，直扑泾县县城。经过南关激战，至9日晨，日军放火烧了城内大批民房后向东北方向逃跑，泾县县城为新四军收复。日军在撤退途中又遭到中国军队追击，不得不于11日撤回原防。皖南新四军配合第三战区友军取得了为期7天的皖南反扫荡的胜利，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3000余人。

　　为了等待逃跑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回来以便办理城防移交手续，新四军在泾县城内驻了两天后方才撤回云岭。军部副官处叶钦和回忆说：“10日，15架日机向泾县县城狂轰滥炸，城内半数民房被毁。叶挺冒烟灭火指挥部队救护群众，还照相记录了日军的暴行，在墙倒屋塌中险遭不测。”[参见《新四军·回忆史料（1）》，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186页]

　　日本防卫厅关于1940年10月泾县之战的档案有下述记载：“第十五师团主力在荻港周围集结完了，走在其他兵团之前，先对师团作战地区内进行扫荡。10月5日开始前进，7日下午8时占领了泾县一带。接着，8日晨向着……宣城开始前进，但在下午2时30分到达泾县东六公里附近时，前面出现约一万敌军，日军前进受阻，损失也逐渐增加。下午3时，突然在后方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昨夜经日军袭击占领了的附近一带，陆续出现新锐之敌。这些敌人是由泾县西侧山沟根据地来的新四军及重庆第二十五军组成的约一万人的大部队。优势之敌从东西两面逐步压缩包围圈。第十五师团主力在东西只有二三公里的狭窄地带被约两万之大部队包围。激战两天后，利用10日暗夜在泾县北面打开突破口，成功地摆脱敌人，13日到达宣城……其结果却给敌人提供了包围以及消灭日军的宣传材料。”（参见日本防卫厅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7页）

　　以上泾县保卫战的实例，精彩地演绎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的精髓，无可辩驳地证实叶挺具有指挥游击战争的能力。

　　第三、叶挺在皖南事变中并非因为不会打游击而没有及时组织突围。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率皖南部队开始绕道苏南北移。由于错误决断，原计划各路纵队会攻星潭绕道北移的整个部署被打乱，直到8日上午10时方全部撤离丕岭。军部于凌晨两三点钟撤到丕岭以西的里潭仓宿营。

　　8日中午，部队按百户坑会议确定的方案突击高岭，因走错路，遭遇阻击，当晚只好又折回里潭仓。晚八九点钟，项英在里潭仓主持召开军部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连夜出发，回转高坦、茂林方向突围，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长江。孰料9日凌晨，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等人竟瞒着叶挺擅离职守，丢弃部队，企图绕小道出走。

　　叶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在军情如此紧迫的情况下，项、袁等人竟然会不告而别。当他们离队的消息得到证实后，叶挺的心情尤为激愤。他对身边的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发火道：“所谓新四军的创造者都走掉了，政治上我不能解释。我很气愤！”（参见饶漱石在华中局高干会议上的副报告，1941年5月18日，南京军区档案馆藏）此时，饶漱石挺身而出，竭力鼓励军长叶挺出来收拾残局。叶挺当众表态：“现在是每个人献身于革命的重大关头，让我们为革命、为无产阶级流尽最后一滴血。如果我叶挺临阵脱逃，你们可以随时把我枪毙！”（参见《叶挺研究史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615页）

　　当时，国民党军第一四四师指挥所已进驻茂林杨山桥，并派出大批增援部队向高坦进攻。防守高坦的新四军二纵第三团据险顽强阻击，战斗非常激烈。叶挺立即調教导总队增援第三团。这时军部电台也已架设起来，叶挺、饶漱石遂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报告当时的情况：“今（9）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子昆、一氓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上呈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参见《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04页]

　　严格地说，叶挺是在项英等人出走后，才于1月9日白天起正式承担军部的指挥职责。而他在当天发给中央的电报中，即明确告知“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可见叶挺有着强烈的突围意图，而且也是按此计划行动的。他根据实际情况重新整理军部机构，调整作战部署，准确及时地下达各种命令。叶挺还亲自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经过9日一天的激战，终将一四四师击退回茂林。

　　9日黄昏，叶挺决定甩开当面第一四四师之敌，率部向东北方向突围，准备沿东流山麓经石井坑、大康王，于泾县、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然后再由铜陵、繁昌地区渡江北上。然全军冻饿交迫，从6日到9日经连续4昼夜的行军作战，来回折腾，已疲劳不堪，而且建制混杂，官兵失联，沿途遭到敌人不断袭击，根本无法实施当晚分批突围的既定计划。队伍与敌混战一夜，仅行20余里，于10日晨进入石井坑。到达石井坑的部队，只有第五团伤亡较少，尚有1000多人，其余部队建制都不完整。根据这种情况，叶挺下达了3条命令：一、第五团占领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山地，构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休整；二、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进行整顿，恢复体力；三、政治部协同后勤部门与地方取得联系，务必使部队吃一次热饭，改善一下生活。

　　10日下午，项英等人因突围不成，也到达石井坑与军部会合。项英自觉惭愧，痛哭不止，先以个人名义电告中央，承认“临时动摇”，表示“此次行动甚坏，以候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参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1月版，第131页] 。再与叶挺联名致电中央：“请以党中央及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参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2页]

　　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发出致刘少奇、叶挺等人电：“希夷（叶挺字）、小姚（指饶漱石）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参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3页]

　　11日午后，叶挺、项英、饶漱石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一、顽敌四十、一四四、七十九、五十二、一零八各师，已于今日合围，预计明晨会总攻。二、顾并已下生擒我等之命令。三、我们方针：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钳制多数，控制1个团以上强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给以大打击后，再做第二步，能突破当更好。四、现士气尚佳，惟粮弹不齐，不能久持。”[参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4页]

　　从此电可见，在被强敌包围的情势下，到11日午后，在接到延安“用游击方式保存骨干”的指示后，叶挺立即计划再次组织兵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力争突破包围圈。

　　12日凌晨，毛泽东起草电文，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名义请刘少奇、陈毅“即转”叶挺、饶漱石：“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因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并盼将情况电告。”“军中一切由希夷作主，小姚辅之，全军应服从希夷命令。重庆方面，正在交涉，但你们不要靠望，一切靠你们自己。”[参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第136页]

　　12日，东流山制高点失守，叶挺当晚在狮形山临时军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按照中共中央12日电示精神，以石井坑为中心，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江北无为，一个是苏南。叶挺强调指出：党中央指示我们分批突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为了保存革命的种子，凡是愿意当突围司令的，就当突围司令。党中央要求我们保存骨干，我们幸存的人，就是一个饲养员、炊事员，都是革命骨干，都要好好保护，突围出去，只要能突出去，就是胜利！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参见《皖南事变回忆录》，安徽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2月版，第57页；《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版，第83页）当晚12时子夜时分，新、老三团十几个号兵以吹开饭号为突围信号，将所有的机枪在前面集中开火，发出了分散突围的命令。

　　叶挺在12日接到中共中央分批突围的指示后，当晚即组织实施，行动不可谓不迅速。最终，有700多名指战员突围到达江北无为。而叶挺、饶漱石等人在冲出石井坑后，连夜翻过火云尖，于13日拂晓抵达西坑后又遭包围。14日，饶漱石根据中央“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的指示精神，以党的名义说服叶挺下山谈判，结果被扣押。身陷囹圄的叶挺以不惜将牢底坐穿的决心，继续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宁死不屈的斗争。正如周恩来1944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作报告时对叶挺作出的高度评价：“皖南事变时他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定，而且迄今还未向国民党低头。”（参见《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5页）

　　[作者系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