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岁上学以前，有一天我三叔拿了一张画让我看：一个人穿了一身子长虫的衣服。我数了数，一共21条。三叔就告诉我，这是21条不平等条约，是日本强加给我们的，孩子你不能忘记。
我父亲是放柞蚕的专家，有我以后年年收蚕都很好，大家就跟他说，你已经攒这么多钱了，买地吧。结果当时没讲好价。1928 年， 张作霖被炸死了，奉票（指1905 年至1931 年间，由东三省官银号发行并广泛流通于中国东北地区的纸币）一下子60元变成1元。家里人埋怨说去年不买地，到现在6000元变成100元。
一
上小学以后，我学习特别好，一直考第一，那时我就知道念书识字。但有三件事情，我始终不忘。
我们家那时候有马车，这匹马和我特别好，我特别爱它。它得了点病，我天天守着它，牵着它出去遛。当时有咱们自卫队在我们那堡子，日本鬼子打他们，在山顶上朝下打，一下子把我的马给打死了。马一死我跪下就哭起来了，后来我爷爷就把我抱起来：“孩子别哭了，回家吧。”
后来日本鬼子搞并村并户，这一个村里头就有4个大门，得修4条大马路，在马路线上的房子一律扒掉，我家的院墙就全扒掉了，房子大体上也就剩一两米可以不扒。我爷爷就上房子了，说你要扒，我就和房子共存亡。结果来了一群日本鬼子，把我爷爷拉下去好一顿打。
自卫队有个高小楼团长，这时候就到咱们村来了，刚好就住在我们家里头。我们几个孩子就和他转来转去特别好，他就说，孩子啊，你们赶快长大吧，长大了好打鬼子。
第二天晚上我家就被汉奸包围起来了。高小楼没跑掉，被抓起来，就游街，挨打。
以后高小楼被送到大石桥日本警备队。日本鬼子对他说，下面这狗圈里有3条狼狗，你要能把狼狗打服就放了你。他的武艺很强，把3条狼狗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日本鬼子一看，一下放下去10来条狼狗，高小楼最后让狼狗咬死了。
这个消息传来，当时我就说，日本鬼子这么坏啊，你把我马打死了，把我爷爷打伤了，你还把高小楼团长给吃掉了。小鬼子，將来这仇我非报不可。
上初中时，历史课是讲“满洲国”的历史，和我们知道的中国历史完全不一样。在学校允许讲中国话，有的中国老师就给我们讲日本鬼子怎么侵略中国。从那开始，谁乐意考第一谁去考，我不争这个名次了。我将来就是要和日本鬼子算这个账，要报仇。
盖平县有很多苹果园子、桃园子，日本老师是副校长，一到休息的时候，就带着我们上苹果园子去，所谓义务劳动。结果他们在那里又喝酒又玩耍儿，我们来干这个活儿！
他让我们给苹果都套上一个纸套，以后摘下来苹果更好吃，最后拿日本去。我和同学们说，咱们有办法，哪个苹果好，咱们就咬两口给它包上。当时没有发现，到了收成的时候，日本鬼子说你们坏啊，你们怎么把苹果都咬了呢。咱们学生谁也不承认，那不是咱们咬的，这地方长虫，虫子咬也怨我们啊？
二
1940 年伪满的新京陆军军官学校来招生，我一看能拿枪啊，好，我去报考！
军官学校在长春，当时叫新京，我们在奉天考试。军校考得很全，日语不好不行。招的都是高中毕业的。我是初中毕业，一下子却考上了。我们这是第二期，学生一共240 名，我考了第187 名，考得不好。但我是初中生啊，所以考上我就挺高兴：这回我要拿枪去，拿枪我就和你小鬼子干了。
我爷爷那天早晨起来送我上学去。我家附近有个碧流河，碧流河发生的一个故事给我的印象特别深。有个邓铁梅（东北民众义勇军第二十八路军司令），曾在碧流河打过日本鬼子一个伏击。日本鬼子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多少辆汽车拉着就跑了，剩了两辆车，已经开不走了，就撂那儿。我还专门跑那儿去看那两辆车，心里高兴啊，邓铁梅了不得，能打鬼子。
过这个河以后，我就上学校了。
我们那时候坐火车去的长春，学校去接站的汽车，把我们拉到拉拉屯那地方，一下汽车，院里头一队一队的，一个队30多人，走正步，走完了唱歌，还有一些日本学生，唱日本歌。
进去一看，唱中国歌的是中国人，唱日本歌的是日本人。
上军校，学费不但不要，一个月还给你八九块钱。发的就是日本的军装，黄颜色的，肩章是军校特用的红色军衔。预科两年没有肩章，到部队实习回来以后就给你搞个中士肩章。
三
进学校不久，认识了辽阳人李殿儒。我俩偷着唠嗑，我问他为什么上这个学校，他说为了拿枪打日本鬼子，我说我也要拿枪打日本鬼子！
到下半年，新京财务职员养成所毕业的一批人进了军校，当中有陈东升、常吉、孟宪昌……他们几个毕业以后不出去挣钱，合计了一下说我们上军校去，拿枪打鬼子。孟宪昌和李殿儒因为有病住院就认识了，孟跟李说了搞个组织的想法，李殿儒说好。回来以后他就问我，你怎么想？我说我干。
入军校半年以后，我们俩就参加了仙洲同盟（成立于1941年7 月），为什么叫仙洲同盟呢？因为宣誓那一天在郭绍文的姨夫家，他姨夫叫徐仙洲，仙洲也是中国大地的意思，当时一共9个人。
宣誓前有争论，有的提出来为弱小民族而奋斗，有的说为解放而奋斗，还有说为中华民族而奋斗。我一听，就同意“为中华民族而奋斗”，其实人家那几个都有共产主义思想。一看我们这么说，那就好吧，我们就为中华民族而奋斗。
这一年年末，我放假回家。这时候日本方面就派人打进组织来了，叛徒的名字我已经忘了，他和咱们一起，也说怎么抗日，但暗地里把这些人名都给记了去。结果叛徒就以共产党的名义在哈尔滨召开会议，凡是有反满抗日要求的都可以派代表来。常吉、孟宪昌去参加会议，这一天要吃饭的时候，日本鬼子就把参加会议的都抓起来了，这就是“一二·三○”事件（据《长春文史资料》文章，有伪满长春高等检察厅勤杂工朱朝英、朱广军作为内线打入恢复会、铁血同盟等抗日组织，由特务王福冒充抗联代表，1941 年12 月30 日由伪满首都警察厅特高课组织并诱捕了参与全东北联络会议的各组织代表）。
等我放假回来，哎呀，完了，我们那个组长陈东升牺牲了，这是军校成立以来第一个牺牲的。他知道日本鬼子抓人的消息以后，坐火车要朝关里跑，结果过了锦州不远，在什么车站，他就撞火车牺牲了（据陈东升之子陈鸿回忆，陈东升是被捕后押返长春途中自撞火车牺牲的）。
把常吉和孟宪昌抓起来审，他们坚决不承认，同学郭吉祥去看他们，常吉、孟宪昌就告诉他，你赶快回去告诉刘凤卓、李殿儒，绝对不能暴露，我们是拜把子兄弟，没有别的，要继续奋斗！
当时还有恢复会（成立于1940 年5 月），第一期里面有好几个，有吕殿元（吕殿元后改名吕天，离休前任吉林市公安局局长），其实他当时就是共产党。去开会那天，吕殿元告诉崔立福（又名崔立夫、崔黎夫），咱们是搞秘密活动的，怎么能公开开会呢？结果崔立福没听，去了就被抓起来了。这时候学校不许学生出门，开始抓人。
军校的校长叫南云亲一郎（1939 年至1943 年期间任伪满军官学校校长），这个人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有一些同学就找他去，说你是校长，咱们学生这么多都是共产党，你信吗？他说对，平常学习都挺用功的，都是共产党我不就完了嘛。他就上关东军去，说不行，我的学生以后不许随便抓，有事的时候通知我，我管。结果把这个事儿压下去了。
侵华日军投降以后，有搞地下工作的就去找日伪档案，看里头记着，军校里被监视的已经有100多名学生和老师，放长线钓大鱼，当时没抓，以后都要抓。这时候才知道，太惊险了！
“一二·三○”事件以后，学生里头当时都传：哎呀，咱这儿还有反满抗日的，我也想反满抗日啊！鬼子这一抓一公开，不但没压住，反而把学生都刺激起来了，所以军校到后期有好多反满抗日的组织。当时同学怕死的少啊，有的说，我父母都叫他们杀了，我怕什么！
四
这所军校里有中国人、日本人，也有朝鲜人，我们一个区队30多人，有两三个朝鲜人。
这朝鲜同学一开始我们管他们叫二鬼子，说要多注意，朝鲜人这是二鬼子啊！有一天学校下命令，让他们都改成日本名字，我们就更讽刺他们：二鬼子啊，你们这回成大和民族了。
同一个区队和我肩挨睡床板的一个朝鲜同学叫金元起，大个子，比我高一点，排队时我是第三号，他是第一号。他那天下晚自习就哭，把我哭醒了。我说：“哎，你哭什么，你有病了？”“没。”“那你怎么了，坏了？”“没。”“你想家了？”“不是。”问完了哭得更厉害了。我说你到底怎么了，他就和我说了，日本人让我们改成日本名，这是要消灭我们朝鲜民族呐。你们不同情我们，还管我们叫二鬼子，我们受得了吗？
我一听这话，当时眼泪就下来了，俩人就抱起来了。我说：“你们朝鲜同学一个也不高兴吗？”“没有一个高兴的。”我说好，从现在开始，我要告诉中国同学，你告诉朝鲜同学，我们共同努力，反满抗日。结果以后这朝鲜人特别好。
这时候我们都知道了，朝鲜人不是坏人啊。
曾任韩国总统的朴槿惠，她的父亲朴正熙就是我的同学。我们那一期两个连，他在三连，我在四连，互相之间都认识。朴正熙学习好，当时考前三名的，所以校长南云亲一郎对他非常好，以后他就上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以后就不让回满洲军队了，在日本军队里头实习。日本人就以为他是自己人了，其实朝鲜这些同学都是反满抗日的。
每天起床以后集合，头一件事情是要遥拜东方，读一遍天皇诏书。而且你还得很严肃，说笑都不行。这以后在院子里跑跑步。吃饭以后，开始上自习，之后这一天科目就开始了。预科时上午一般是学科，午后上术科，晚上自习，到晚上8点多钟就结束了。
日本老师上课的时候，不许说中国话，都要用日语讲课。有一次讲唯物论、辩证法，老师讲到日本大和民族是“万世一系之皇统”，反对唯物论。当时我对唯物论还不太清楚，可一听，这日本老师怎么是这么个玩意儿，他拿大和民族的“万世一系之皇统”来代替唯物论，这是胡诌八扯。我们有的就笑了，这一笑他急眼了，站起来打我们嘴巴。
游泳训练有时候上大连海边去，用船开进海去，到时候喊一声“跳！”你都得跳下去，不会游泳，你也得跳下去，朝回游。喝水随便让你喝，快不行了才救你。不会游的就自己去刨。人就是这样，你跳到水里以后，自己就想要活，想活你就得朝水面上扑腾，手脚都动弹，把嘴、鼻子都露出来，游几次就会了。那些会水的想互相帮一帮都不行，各游各的，军校管理很严格的。
学校建制方面，一开始日本连是日本连，中国连是中国连，后来就合并了，因为都得说日本话，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大伙心理上都防备得厉害。晚自习不许你动弹，不许离开座位，你都得按时去，有时候来检查你。
赶到晚上有反满抗日思想的区队长、教官值班的时候，我们就都看进步书籍，他在外边给你站岗。轮到日本人值班的时候，那就不敢看了，有时候也就把日本人的书搁顶上，底下我们偷着看。那时厕所里头打扫得特别干净，晚上厕所有灯光我们就跑去看进步书。有时候我们互相开玩笑就说，哎呀，你有功，厕所打扫得好啊！就说明他在那里看书的时间长。那厕所干干净净，日本的区队长和连长老表扬我们。我们就心里想，你越夸越好！
军校每次出操的时候，日本人规定，都得唱日本歌，就是歌颂日本，让你学习日本那一套，忠于他。我本科学的步兵科，《步兵之本领》《炮兵之本领》这些歌有，步、骑、炮、工都有自己的歌。有时候我们把日本人糊弄完了以后，就唱我们自己的歌。
念书念不好不行，你学习要好，为啥？你学习的知识、本领，要为反满抗日所用。所以大家学习的劲头特别足，学不好会让人瞧不起。就这些训练，把同学们更加团结到一起。
五
在军官学校，讲究下级绝对服从上级，上级看着你的动作不好就打嘴巴子。我们第二期的学生，见到第一期的学生得敬礼，不敬礼也打你嘴巴。
有一回区队长大高中尉让我们出去集合，天老冷了，大家说干脆我们里头都穿上毛衣毛裤。出去以后，前排向后转，互相检查身体。大高拽出来一个，一检查说你怎么穿这个！就让学生开始互相打嘴巴，完了下跪。正好站队那个地方，都是小石头块。大家都跪，都跪出眼泪了。跪了一个小时，他说，起来，回去换衣服。回去以后我们把棉衣服脱了，换上背心、裤衩，外边穿上体操服就出来了。检查服装合格以后，他命令：“跑步！”跑了一个小时，我们跑得浑身是汗。回来以后很多人就感冒了。有人把这情况反映到校方，校方处分了大高，这事兒才算平息过去。
打人更是經常的事儿。有一个叫张万麟的曾打死一个学生。那个同学挺笨的，还有病，他就打嘴巴子，又拿两个竹片打头，结果这个同学被打昏过去，后来就死了。打死人的张万麟还没受处分，我们大家心里说，你这个兔崽子，把我们同学打死了，你怎么是这样一个人呢！这个张万麟，日本投降以后，就给处决了。
每一个区队都由上期派来一个学员当指导生，除了上课，都是他管。管得可严了，有的也好打人，把人打死的那个张万麟就是指导生。有的指导生就非常好，其中一个叫李春（当时叫李宝库），他不但不打人，对每个下级学生都好。后来大家就开玩笑说他不是老大哥，他是老大姐。
有些指导生还会教育你，好好学习本领，干什么用？打鬼子！这是日本人没有想到的。
军校里伪满的军官有好几个，其中包括溥仪的弟弟溥杰。你说点抗日的话他们不在乎，你要说反满不行，他们说，我们就是要恢复“满洲国”，恢复大清王朝。
其中有一个溥仪的侄子叫毓和，这个人非常好，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不打学生。有时候拿那个教鞭啊，往脑袋上象征性抖一下，就算打了。奇怪的是，他认为恢复大清王朝，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对学生好。一到他值班的时候，大家就都高兴了，随便看书。
到我们毕业典礼的时候，关东军司令官和溥仪都站在检阅台上，两个人像哥俩似的。我们心里在骂，他妈的，你还跑这儿来干这个事儿。
我们毕业要演习给他们看。有一次演习，让我当演习的连长，当时演习没有真弹药，子弹都是没有弹头的，打不着人。正好那天刮风，朝检阅台那里刮，到他们前面，我一下命令，所有的烟幕弹都放出去了，把他们呛的不能动弹。我心里想，没别的办法，我就呛呛你。
每年过年啊，什么庆祝节日啊，还有毕业的时候，我们都要到皇宫里头去拜。溥仪出来了，我们行个非常严肃的鞠躬礼——不是一般的鞠躬礼，那一躬腰弯得很深。他一句话不说，看看我们就走了。日本鬼子也在旁边，我们当时就对这个动作非常反感。
军校的伙食都定量，有一菜一饭，到节日的时候，还给点好吃的。但平时我们就吃高粱米饭，日本人吃大米饭，很不公平。你剩了不行，你不吃不行，大家吃饭的时候反满抗日的思想非常激烈。吃饭前，日本人让你先默祷，要说“满洲国”皇帝怎么好，日本怎么好，反正我们默祷，心里想什么，那不能说出来。
溥杰把我们吃的高粱米饭拿过去给溥仪尝，溥仪一尝，还掉眼泪了，哎呀，我的股肱之臣就吃这个啊。
因为伙食问题跟日本学生打架这事也有过，后来大家就都劝，不要打这个架，没有意义。以后食堂就把伙食做得好了一点。打架最厉害的是三期学生，反满抗日情绪非常激烈。
日本学生打不过我们，我们的身体好，他们都小个头，弯弯腿。我们打他，那是上级打下级，他就站着挨打，因为我们至少是上一级的。日本人讲这个，下级要服从上级，学生也不例外。
预科毕业（军校第二期于1942 年4 月预科结业）要到军队实习6个月，一开始没有军衔，一点点提升，实习完了就有了中士军衔。军校毕业以后，我被分到靖安军步兵三十六团，靖安军当时是伪满军里头的主力部队，那时在富锦。见习完了就是少尉，少尉就是排长了。
到了富锦，我就想着朝苏联跑，当时我们反满抗日的苗头被日本人发现了。富锦过去应当是到伯力，就是松花江和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那个地方。结果最后调遣命令取消了，不让我去，日本人是怕我们去了以后投奔苏联。
三十六团以后就调到锦州，准备在长城内外打八路军。在锦州一个多月，我又被调回军校。为什么呢？因为我做学生时表现出的反满抗日的精神就很浓，当时的区队长刘启民就是真勇社的负责人，他很了解我。我们二期前后调回10多人，一期都调回来了。
刘启民就和我谈话，按真勇社的宗旨，我们要掌控伪满军，将来进行反满抗日。所以我当区队长以后，就坚决执行这个任务。伪满军为什么光复的时候都起义了呢？就是因为队伍核心力量都被我们掌握了。
六
“一二·三○”事件以后，仙洲同盟停止活动，当时学校的教授部长王家善成立了真勇社，他的掌控伪满军的思想传到我这儿，我特别高兴。
他的侄子叫王文祥，是第一期学生，到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因为身体不好，又给派了回来，就插到我们二期这个班里，我们俩特别好。以后日本人察觉到真勇社的活动，就把王家善调到热河去了，王文祥就把王家善写给他的信给我看，是用日语写的，像调查报告似的，日本人看了也挑不着毛病。信里说他们在热河打游击，游击队怎么和老百姓关系好，讲得很清楚。由于这封信，我才开始了解共产党、八路军。
后来日本人怕王家善不可靠，把他又调到佳木斯（1942 年王家善调任伪满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让他对付苏联。正好我的部队也在那儿，我就去看王家善。在学校他当少将教授部长时，我们谈话机会少，在佳木斯是我第一次和王家善直接谈话。王家善知道我思想进步，对我特别好，晚上找我谈话，亲自来找我，把我领到江边去。别人就奇怪了，说这个少将参谋长怎么对刘凤卓这么好啊，像对他的孩子似的。
当时大家都管我喊二哥，为什么呢？一个我是二级生，下级生对上级生都是这么喊，一级生是大哥，二级生就是二哥。
我毕业以后又回去当区队长，第一次谈话的时候很严肃。那32个学生第一次来，我问，“你们是哪国人？”学生说：“满洲国人。”“回去！”学生们觉得这区队长真怪啊，怎么这么问？有个叫王烈钧挺聪明，进去我问他是哪一国人，“区队长是哪国人，我就是哪一国人！”我说：“你看我是哪国人？”“我看你像中国人。”我说，搬凳子坐下，你怎么敢这么答。他说：“你这区队长和别人不一样，我们来了这么短的时间，你没有打过我们一个嘴巴子。而且你平常还关心我们，所以我敢说，你是哪国人我就是哪国人，敢说你像中国人。”
这以后他得病了，我说你回家治疗去吧，结果回去以后没治好病就死了。我当时可难受了，要是不回家，还可能把他治好，在军校里医疗条件是相当好的，回家就差了。
跟学生们第二次谈话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我再问你们是哪一国人？“我是中国人。”我问你们上次怎么不说，他们说上次区队长太严肃，我们心里这么寻思，嘴不敢说。我说，这就对了，在敌伪面前就是要做两重人，心里是中国人，外表却要顺从形势，不然的话你怎么能活下去呢！所以你就要学习这个东西，对日本人、对坏人怎么说，对好人怎么说，对下级同学怎么说，都要有区别。我就教给他们这些。
有一个学生说着说着就哭了。他说，我不知道我是中国人，我就以为我是“满洲国”人呢，这小孩后来表现可好了。我这个“二哥”在这个时候就叫得更加普遍了。
这些人来上军校，目的不一样，有的为了反满抗日，有的因为家穷，沒有费用去上大学，到这儿来不收学费，能选的科目还挺多。所以日本人有来学的，满族贵族想恢复大清王朝的也来学，还有朝鲜的学生。
那时候不怕告密，我管这几十个学生，都有履历表什么，我看得清清楚楚，谁家在哪住，家有什么人，我都记住了，一个一个考核。
七
后来苏联进攻东北，我们是军官啊，就有一些消息了。这时候我干了几件事儿。
挖阵地，我挖圆的（环形）工事，这是要对付日本鬼子的。日本军官来了就问，你怎么挖成这个阵地呢？我说不挖这个，现在苏联空军到处扔炸弹，往哪边扔炸弹你知道吗？你不挖圆的行吗！他没办法，也就认了。
还有一件，我们那儿有一个印刷厂（当时是伪满洲国的造币厂，又称满洲帝国印刷厂），实际里头是印伪满币的。我和王文祥去了，外边挂的是印刷厂的牌子，这库里头都是钱啊！我说这钱要让苏军得去了或让老百姓抢光了，不就完了吗？我俩得处理这个事儿，结果就把钱都拿出来浇上汽油，烧了三昼夜。多少钱不知道，我们俩连一张都没拿，当时就想这钱要流出去以后会扰乱金融流通，不是国家受损失吗？这个是别人都不知道的事儿。
那时候日本人跟日本学生都发了枪支弹药，结果我们光有枪，没有弹药。我晚上就领了我这个区队的人到了武器库，把库房砸开，把弹药都拿出来了。这件事被日本人发现了，质问我们：谁让你们拿弹药的？当时咱们都有弹药了，枪都端上来了，我就上去说：“苏军现在打进来了，你不发弹药，你要投降吗？”结果我们同学一起说，“你要投降吗？”结果这小子吓跑了。这是我干的第三件事儿。
紧接着还有一件事儿，刘启民捎来信了，说现在日伪军押了一批政治犯（押解队伍是伪满新京监狱刑警队），正朝吉林押送，你要想办法营救。我琢磨怎么营救呢，这要说派部队去吧，日本人当时还在，队伍拉不出去。我想只能智取。
我就选一个张大石，他有作战经验，我带他上马，骑着两匹马就追去了。过了南关一看，都是捆绑着，一大群啊，衣服不像衣服，鞋子不像鞋子。看得我心里头难过啊。100多米长一个队伍，当时也看不清是多少人，有百八十人吧。公路上日本鬼子的坦克、车辆来来往往，我们俩就越过这个队伍朝前去了。正好朝军校方向去的路，旁边有苞米地，特别隐秘，我说就在这个地方营救。我们俩勘察完地形，又跑回来了，跟在他们的队伍后面。
快到地方了，日本的军车也没有了，我就上去了。我一看，队伍后头有个警察的头头，警佐还是警尉看不清。我说：“你认识我吗？”我们军官学校的都有领章。“啊，认识认识，你是军官学校的啊。”我说军官学校在哪儿？他说：“就在前面拉拉屯。”
我就问他：“你押的是什么人？”他说都是政治犯什么的。我说我告诉你，这些人都是我们人民的英雄，反满抗日的英雄，你要放了。他就说不行啊，前面有日本人。我说：“这时候你还怕日本人啊？好了，我枪毙这个日本人。枪响为令，你要立即把这些英雄都给我放了！”他说一定照办！
我上前边去了，我也是军官啊，那日本人也知道，到那儿把他的枪给下了，我用日本话说走，朝那苞米地里走，手举起来。他又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朝鲜人……这帮被他押解的人，说这个人罪大恶极，快枪毙。这时候我们就到苞米地里了，“啪啪啪”三枪，把他打死了。回来以后，这些人都上来了，哭啊，我说别哭，赶快都解开。完了我就把警察集合起来，我说日本人马上就要完蛋了，你们要把这些英雄保护到农村去，将来立功赎罪。这些警察一个个说“照办！照办！”
我救完了人就回来。同学们觉得简直了不得，就说，刘二哥，你们两个人就干了这么大事儿！
这就是我干的四件事。
[本文口述者刘凤卓系本溪北台钢铁厂原副厂长，整理者张新系中国传媒大学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资深记者]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