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纪念他，本刊特约作者周海滨采访了新中国成立后与李济深相处时间最长的六女儿李筱桐（李筱桐是李济深五女还是六女说法不一。她本人解释说：我是第六个女儿，其中夭折了一个，所以对外总说我是第五个女儿）。在李筱桐的家中，这位老人指着家中一柜子的孙中山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父亲追随孙中山先生一辈子，我们家都是信仰三民主义。”
李济深，这位身份特殊的国民党元老，这位民主党派领导人，从投身辛亥革命到筹建黄埔军校，从反蒋抗日到成立民革，从北上参加新政协到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的统一和民主成为贯穿他生命始终的红线。
“特殊角色”
1948年5月，周恩来列出一份29人名单，准备邀请他们前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排在名单首位的就是李济深（冯玉祥位列第二）。此时的李济深住在香港罗便臣道92号的宅子里，国民党特务对他严密监视，香港当局派遣警察在门口站岗，周边地区遍布便衣侦探。他为什么会受到如此的监视和保护？这些都和他的身份和威望分不开。
“父亲威望的形成有两个阶段：一是在辛亥革命，二是在黄埔军校。”李筱桐解释说。
李济深1885年出生于广西苍梧的一个亦耕亦读的家庭，16岁考入梧州中西学堂。当时胡汉民在这里担任国文教员，“胡汉民的历史课程是他自己编的，我爸爸就是受了胡汉民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后来李济深进入保定军咨府军官学校（后改名陆军大学）学习。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就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在“二次革命”中，李济深被广东北伐军司令姚雨平任作战参谋，并在固镇、宿州和徐州三次大捷中立有重要战功。
“我爸爸作战英勇，尤其是在宿州战斗的时候，爸爸的坐骑中弹倒了，但他非常勇敢镇定，继续徒步指挥战斗，直至战斗大胜。”李筱桐说。
“二次革命”失败后，李济深回到陆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陆军大学控制在北洋军阀手中，李济深感到非常压抑。在一次回乡探母的路上，遇到了邓铿。在邓铿的劝说下，李济深辞去陆军大学的职务，留在粤军第一师工作，不久被调升为粤军第一师参谋长。1922年5月，粤军一师奉孙中山之命参加北伐，连战连捷。1923年，孙中山任命李济深兼任西江善后督办。
“那个时候北伐军的后勤是非常紧张的。在北伐的时候，为了得到一点点钱，廖仲恺学会了抽大烟，跟着富商抽大烟，才能从富商那弄点钱来支持革命。”李筱桐说，“父亲担任西江善后督办期间，他为革命筹集到了很多钱，保证了北伐军的供应”。
李济深还在肇庆开办西江陆军讲武堂，他积极扶植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驱逐云南军阀唐继尧，并于1923年7月，平定了广西。
1925年8月，粤军一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任军长。实力最强的四军下辖四个师一个独立团，叶挺任独立团团长。同年10月，李济深率部东征、南征。
在黄埔军校旧址曾建有四大公园：中山公园、介石公园、仲恺公园、济深公园。孙中山是黄埔军校的创办人，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第一任校长，廖仲恺是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而李济深在黄埔军校创立之初只是出任黃埔军校教练部主任。四大公园李济深何以占据一席呢？
“父亲在黄埔军校最大的功绩，就是在于建军。”李筱桐说。
黄埔军校在筹办过程中，在经费、武器、干部等方面有很多困难，滇、桂、赣、湘军等部，表面接受孙中山的领导，实际上认为黄埔军校是对他们的一种威胁，因而在各个方面均不提供支持。而李济深对筹办黄埔军校非常积极，他以粤军一师师长掌握的实力作后盾来支持军校。为解决急需的军费，李济深从粤军一师提出现款3万余元交军校使用；军校无枪进行训练，他又从一师中提供200支枪……
由于蒋介石不看好黄埔军校，所以他提出辞去黄埔军校筹委会委员长的职务，孙中山只好让廖仲恺代理蒋介石的职务。1924年廖仲恺任命李济深代理入学实验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主持学员考试、录取工作。当时录取委员会贴出的公示是“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旨行之，以其选拔人才，无负重托，拒绝徇私舞弊”，第一批学员录取了近500人。1926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黄埔军校副校长。
李筱桐说：“我父亲有个特点，他从不培养亲信，反而越是他亲近的人他越是避嫌不重用，所以他在职场身后无人，也没人有意歌颂他。父亲在广州担任行政领导期间，还发生了一件大事——清党。”
对此，李筱桐指着她收集到的资料为父亲抱不平：“清党是由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的，我父亲只是当时候补委员中的倒数第三个，前面还有主席、委员、候补委员29人，地位远远高于他，清党远不是我父亲能决定的。”
清党时黄埔军校代理校长方鼎英回忆说：1927年4月14日，即黄埔军校宣布清党的先一日，午后3时许，我正在广州入伍生部，国民政府后方留守主任李济深自沪返穗，专人邀我到河南士敏土厂留守总部去谈话，时在座者有负后方中央党部责任的朱家骅与广州警备司令钱大钧二人。一见之下，李即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清党电令示阅。我反复阅读，尚未作声，李便很严肃地对我说：“这次清党，关系重大，广州的共产党大本营，就在你黄埔军校。校长要我问你，军校的共产党有好多？谁是共产党？谁是主要负责人？你平日有没有调查过？清党时会不会出乱子？你有没有把握？你能不能负责？”我反问说：“据电台的指示，只是清党，并不是要杀共产党，是吗？”李济深答：“是的。”我因表示意见说：“我是教育长兼代校长职务，这个责任应归我负。不过我要声明的是：去年决定北伐时，我鉴于学校内国共两党师生间的暗潮日大，故曾坚求辞职。虽未获允许，但我已一再说明，我只一心办学。因此，我在学校对任何人皆一视同仁，对中共师生亦未曾有所调查。今既清党，我有三点要求：（一）自宣布清党之日起，请给我三天时间，在这三天之内，凡属学员、学生、入伍生所在范围，不论省城、郊区及黄埔海面，都不要派一兵一船前来；（二）三天之后，成立清党委员会，负责办理；（三）请给我一些款子，以便在宣布清党后，准许师生可以请假自由离校，并可预支3个月薪水作川资，有困难者可预支5个月。这是不清自清之法。唯有熊雄主任，谁都知道他是一个公开的共产党员，他是否为学校共产党的总负责人，不得而知，他是对学校有功绩的。我拟请其远出国门，赴法留学，川资多少，任他需要，不在此限。”李济深点头沉思，而朱家骅、钱大钧两人则对我瞠目而视。我料知他们的内心是极不喟然的，因再表示我的意见说：“能这样，我保证不出问题，否则请另选高明。”李乃说：“就这样吧。”清党办法就是这样作出了决定。
“正如方鼎英回忆的，当时无论是农会还是工会，都造成了很多社会治安的问题。既然造成社会治安的问题，就把他们清走算了，还发给他们路费，给他们工资。我父亲是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他内心是不同意杀共产党的。而且那时蒋介石还派了两个亲信钱大钧和朱家骅监督清党。”
李沛金在《我的父亲李济深》一书中谈及此事时说：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电令清除共产党时，父亲曾写下“蒋介石清党”的纸条给共产党联络人看，并且将行动的时间拖延了3天，让许多共产党人得以转移。另外，他们在虎门，梁漱溟先生放走一批已经被捕的共产党员。但这次屠杀还是不能避免，这令父亲终生感到内疚。
联共抗日反蒋
在国民党中，李济深是位特殊人物，不是因为他功高位重，而是因为他曾三次被蒋介石永久开除国民党党籍。
对于李济深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李筱桐說：“蒋介石对我爸爸是又敬又恨。”蒋介石敬的是李济深刚正不阿的人品，恨的是李济深“处处与蒋作对”。
1928年，李济深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并致力于调停蒋桂矛盾，使蒋介石与李宗仁关系正常化。“桂系原来是地方军，父亲把他们介绍参加了国民党。他们视我父亲为恩人。”可是湘案事件，致使蒋桂矛盾公开化。李济深又不顾个人安危，周旋其间，只身赴南京“鸿门宴”，不想为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将他软禁于南京汤山，剥夺军政大权，并“永远开除党籍”。 根据李济深副官龙飞群的回忆，蒋介石逮捕李济深采取的是欺骗手段：“当天，蒋介石来帖邀请李济深在蒋介石公馆晚宴，时间将到，曾电话三次催请，故李与副官及警卫人员等，前往蒋公馆赴宴。一到现场，顿觉气氛不同，戒备森严……”这时候，外厅突然进来两个军人，叫龙飞群把公事包交给他们，龙说要亲自交给李济深本人，话未说完，两人便强行动手，迅速将龙的手枪与公事包夺去。与此同时，在门外的李济深的随行警卫，也被人缴械用汽车押走。
粤军一师时期，邓演达是李济深的部下，在李济深被软禁之后，邓演达组织军队要“劫狱”。
“邓演达和宋庆龄关系很好，宋曾跟蒋介石说邓演达不能杀，他是一个功臣，蒋介石也承诺了不会杀他。后来邓演达要把我父亲秘密劫走，蒋介石就把他杀了。”
九一八事变后，迫于舆论压力，蒋介石释放李济深，并恢复其国民党党籍。 “我父亲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向蒋介石建议，把东北义勇军调过来，军事委员会都通过了，蒋介石就是不准。蒋介石说我们这个叫诱敌深入，以空间换取时间，使劲撤退不抵抗。”李筱桐说。
1932年5月，李济深被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坐镇蚌埠，他委派黄埔学生刘广、秦湘溥、曾致祖3人为上校参议，并委派他们外出视察工作。蒋介石深为提防，他们3人在武汉时，蒋介石特务组织“蓝衣社”武汉小组将其秘密逮捕并杀害。李济深获悉后，写下长信痛骂蒋介石，并愤然与蒋绝交，然后辞职不干。不久李济深去香港，第二年走上公开反蒋的道路，即福建事变。
“十九路军为了救国也是为了自救，只好采取兵谏的方式，即成立福建人民政府，策动各方面共同反蒋抗日。” 1933年10月，蒋介石再一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 1933年11月20日，以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为领导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亦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李济深被推举为主席。
在福建事变期间，李济深、陈铭枢通过蔡廷锴，派人至闽西前线与红军司令彭德怀商谈合作反蒋抗日的事宜。当时，双方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张云逸为中共驻十九路军代表。但左倾路线执行者王明认为李济深的军队是军阀，“福建人民政府是投机”，因而双方未能精诚合作。蒋介石趁机重兵镇压，福建人民政府在两个月内就失败了。后来，毛泽东评论此事，认为中共是“痛失良机，良机痛失”，如果合作成功，中国革命也可能是另一个前途。
从反蒋抗日到拥蒋抗日
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
“十九路军那拨人里，黄埔军校有100多人，其中好多爱国青年；还有一拨人是纯粹的爱国青年，他们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此前，他们去支持福建人民政府了，人民政府失败了以后他们就自然转向了大同盟。”李筱桐说。
此时，中共中央也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等到香港推动和支持他们的革命活动。“父亲与宣侠父有黄埔军校的师生之谊。当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被污蔑‘赤化而遭解散，宣侠父就南下到父亲的家乡继续开展革命活动，这段时间，父亲还重用宣侠父为秘书。”
“新四军成立后，父亲希望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所联系的地方武装，编入新四军战斗序列，参加抗战。他派李任夫与叶挺军长接洽，叶挺十分欢迎。当即将表册等送军政部转蒋介石核示，结果被拒绝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主张的“逼蒋抗日”。
“父亲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就和冯玉祥上庐山和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地位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委任李济深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1938年8月，李济深等人发表宣言，号召盟员拥护政府，抗战到底。李筱桐说：“虽然蒋介石软禁过他，通缉过他，暗杀过他，但是他不计私怨，处处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他重新制定了大同盟的纲领，反蒋抗日变成了逼蒋抗日。共同抗日的时候，他自动服从蒋介石的命令，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解散了。”同年10月，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宣布解散。
在桂林办公厅暗助越共
1940年，李济深调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桂林办公厅是以白崇禧负责的桂林行营旧班底组成的，下设作战、情报、总务、军法四处，其中第二处舒宗鎏、第三处副处长黎民任是李济深部下）。由于长江以南几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如驻长沙的薛岳、驻韶关的余汉谋、驻柳州的张发奎，全是旧四军出身的，蒋介石要借助李济深这位“老长官”居中加以调处，所以桂林办公厅管辖三、四、七、九战区，指导粤、桂、湘、赣等8个省战事。
蒋介石还认为，桂林办公厅只是一个承转机关，想以此削弱李济深的力量。蒋介石还在李济深身旁安插了不少特务，对他的行动进行监视。
“父亲在桂林虽无实权，但仍是当地的最高长官，加上又是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的元老，所以在不少场合里都没有人敢驳他的面子。基于这样的关系，使他觉得在桂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比在重庆时自由得多。在这段时间里，他督察了三、四、七、九战区的各次会战。”
李济深利用他的影响力，巧妙地支持了当地的进步力量和抗日活动，并营救了很多共产党人，其中就包括胡志明。
当时越南独立同盟会在桂林设有办事处，作为一个公开合法组织存在，这得益于李济深的批准。“胡志明化名阮爱国在桂林办事处活动了一年半。胡志明会说广州话，和父亲成为至交。”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胡志明访问中国的时候，却做了一件让李济深十分尴尬的事。
“他到中国访问，我爸爸也参加接见。他做了一件事让我父亲很尴尬，胡志明认识我爸爸啊，又是好朋友，毛泽东站第一，我爸爸在后排，他不理毛泽东，就直接跑到我爸爸那去了，热烈拥抱。”李筱桐笑着说。
在桂林办公厅，李济深还掩护宣传抗日救国的三户图书社，使其免遭查封；对宋庆龄、陈嘉庚等从海外所募集的支持八路军抗日的医药物资，他力排特务的干扰，批示放行；他还出面阻止国民党特务对陶行知育才学校的捣乱活动。李筱桐说：“三联书店被查封，密令要逮捕邹韬奋。我父亲就把密令压下，派内侄黎民任（进任桂林办公厅办公室主任，1949年，他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后装在麻袋里扔到珠江里杀害）赶紧把他送走了。送走之后，他才装模作样地说，这个邹韬奋是不能走的，怎么走了呢！特务就来追查邹韬奋怎么走的，他说我才接到密令啊。他又说，这人老在这捣乱，给他清走得了。”“范长江的被解救是因为我父亲很喜欢书画，就组织了桂林文化名人游漓江，安排范长江在半道上逃走，桂林办公厅早就给他买好飞机票了。”
1941年1月，国民党右派制造皖南事变，逮捕了叶挺，大肆捕杀中共人员。“父亲非常气愤，立即用桂林办公厅所控制的民航班机，秘密将中共党员张友渔、夏衍和民主人士邹韬奋、梁漱溟等送到香港。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遭到强行查封时，父亲应周恩来的要求，组织力量把李克农从特务包围的办事处营救出来，并协助各种迁移工作。当时廖承志被捕，关押在顾祝同处，父亲知道后，立即派人去叮嘱顾祝同在生活上照顾好廖承志。还多次从各方面保护和照顾好叶挺的生活起居。”
李筱桐说，八路军南京、上海、武汉等所有的办事处中，最出名的就是李克农领导的桂林八路军办事处。
“父亲的种种抗日活动，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在1943年底，蒋介石撤销了桂林办公厅，并将他调往重庆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父亲硬是不肯去就职。”
1946年7月，蒋介石三次邀请李济深到庐山，“父亲上山后，批评蒋介石的政策是与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背道而驰的，劝蒋介石为国家民族着想，但蒋介石未置一言”。在庐山，蒋介石只两次会见李济深，最后一次却避而不见，对蒋介石绝望的李济深留下一封长达19页的万言书，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随后悄悄下山。“他以送子李沛金出国之名到了上海，并且秘密会见了宋庆龄和中共领导人董必武，向他们征求了组建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意见。得到二人首肯后，父亲决定到香港组建民革”。
1946年11月底，李济深联合李章达、蔡廷锴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民主促进会，并被推举为主席。积极联络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而努力。
1947年3月9日，李济深秘密离开上海来到香港，并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召国民党内“每一个对国家负有责任感的人”都应勇敢地站出来“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他痛心疾首地说：“我是中国国民党党员，我们国民党执政已20年，将国家弄到这样地步，我们的党当然要负相当责任。照道理说，应该自我检讨，向全国同胞谢罪，真正还政于民。本来中国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孙总理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是根据民主原则所创立起来的救国主义，但自蒋介石在民国十七年执政以后，这一切都被遗忘或被遗弃了。从此我们国民党，便逐渐与人民隔离，逐渐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于是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奴役人民。在党内实在亦无丝毫民主气息，正因为我们国民党被独裁专制势力劫持之下，违背总理遗教，拋弃了三民主义，压迫一般人民与民主分子，对广大人民采取苛酷的剥削政策，引起全国之不满。”
5月，国民党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将李济深第三次“永远开除党籍”，并下令“全国通缉”。
1947年冬，李济深联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在香港召開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开会的这一天是孙中山先生的81周年诞辰。李济深在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在这个日子召开大会，就是象征着中国国民党的再生。
1948年1月1 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了成立宣言。他认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当务之急是，争取国民党内部实力派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来，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倒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各种关系，积极策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反蒋。民革成立后，即发表《告本党同志书》，指出“本党（国民党）不乏忠贞之士”，“蒋氏控制下之本党进步同志，亦深望早日脱离蒋氏，参加本会（民革）……允宜率先起义”。
1月4日，民革成立军事小组专门从事策反。“当时民革成立时在国民党的党政军内部发展了300多名秘密党员”。李筱桐说。
李济深派了不少得力干部回大陆，担任军事特派员，负责策反工作。他还给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如傅作义、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写亲笔信，敦促他们反蒋。他派王葆真为军事特派员到上海，策动国民党中将刘昌义起义。“另外，像长沙的陈明仁、云南的卢汉等都是成功策反的典范。民革策反成绩斐然，1949年6月23日，毛泽东亲自宴请并嘉奖了这些起义人员。”
李筱桐说，1948年9月，父亲曾派人带信给陈仪，让他反蒋。陈仪答应了，但陈仪过于热心地想拉汤恩伯参加。汤恩伯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蒋的嫡系将领。汤恩伯向蒋介石告发了陈仪。后来，陈仪在上海被押往台湾，之后被处决。陈仪与汤恩伯情同父子，汤恩伯曾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陈老，学生愿拜您为恩师，生死与共。”据说，汤原名“克勤”，后来改名“恩伯”，就是为感念陈仪早年的提携之恩。
“从1947年开始，蒋介石就数次组织人暗杀我父亲，列了个名单，是暗杀名单，这是从国民党内部知道的。我亲历的一次暗杀行动是1952年。有特务提着汽油来放火烧房子，我们家的警卫发现了，旁边的公安局警察也来了，就在我们房顶上打仗，公安和警卫也交火起来。遗憾的是，特务没有被抓住，一名公安被警卫误伤牺牲了，我就住在房子顶层。”
李筱桐告诉我们：“我们家在香港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策反是需要很多经费的，我爸爸就把我们家在南京的房子，当时一年的租金是一亿元，相当于港币20万元，拿出来作为策反的活动经费，中共中央知道这件事以后，就派董必武送来700万元作为策反的经费。”
李筱桐说，“从成立之日起，民革就把在国民党内部的策反作为首要工作。我爸爸曾经说过，如果我不在策反方面作出点成绩，何以面对新政协？何以面对新中国？”
北上前的多方争夺
在周恩来邀请北上的民主党派人士和爱国人士中，李济深是排名第一位的。但是第一批北上的人士中只有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
李济深为何不在此列？
此时在香港的李济深是在香港民主党派领导人中威望最高的一位。对他来说，北上不是件简单的事情，他要面对的复杂情况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在那个特殊时期，他的身上集中了太多的目光和关注：蒋介石、宋子文、美国政府、香港当局、李宗仁等都对他积极争取。蒋介石要秘密除掉李济深；美国政府试图利用李济深在国民党之外再组织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蒋介石；香港当局则希望李济深留在香港；李宗仁也希望向李济深寻求帮助保住华南。而李济深自己也有个计划：与中共合作击败蒋介石！
1947年10月初，广东省政府主席宋子文在香港拜访李济深。据李沛金回忆，“他（宋子文）告诉父亲他担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并不是蒋介石的主意，而是美国政府的授意。美国政府对蒋很不满意，想让宋子文、孙科、张群等取代蒋介石，领导政府与共产党进行和谈。他希望父亲能够说服以前的部下陈诚、张发奎、余汉谋、薛岳、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和桂系共同参与。父亲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这将会延长冲突，造成更大的伤亡。”同时，李济深反向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建议：先在广东省释放政治犯。宋子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并无实力做到。
1948年秋天，美国政府感到蒋介石当局的失败是不可避免了，于是就发出试探，试图利用李济深在国民党军政界的影响组织一个新政府。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的报告中说：李济深作为代替蒋介石的新领导人出现将会在国民党中受到广泛欢迎，“因为李济深被普遍承认是称职的行政官员，他的爱国精神和个人品格也无懈可击”。该报告在美国国会造成很大影响，所以美国寄希望于李济深。“美国派前任招商局主席蔡增基对我爸爸讲述了美国的计划：组织第三势力取代蒋介石。爸爸认为这个计划将造成中国的分裂并将卷入无休止的军事冲突。父亲断然拒绝了美国的建议。”
“但是英国和美国当局都不希望我爸爸去共产党解放区。”李筱桐说。
1948年年底，控制着40多万军队的白崇禧想说服李济深参加桂系与中共的和谈。在此之前，白崇禧曾5次逼迫蒋介石下野。白崇禧让人带大笔钱款和一封私人信件乘专机到香港联络李济深。而此时，李济深已经离开香港。
1949年初，李宗仁担任民国代总统后，他致电李济深、宋庆龄，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张澜、张东荪和另外一些人士，想获得他们的支持。此时，民主党派已与共产党合作。“李宗仁致电父亲时，父亲早已离开香港到达解放区。”
李济深在香港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密切关注。香港特务机构头子王翠微，受派遣日复一日地拜访罗便臣道92号，表面上是为了表示尊重，事实上是监视李的行动。“在我们家的周围，随时都有港英当局的警察，还有国民党的特务在监视，在我家楼对面的一个旧车库里，国民党的特务时时刻刻监视我们。在门口，有香港雇佣的印度籍警察走来走去。”
而且，对于李济深来说，北上则意味着一场生死离别。当时李济深的第二任妻子双秀清已经重病在床。
“我母亲肝癌到晚期，出现了腹水，很重很重了，我父亲北上就是生离死别。我母亲那么病重是不能走的，我们就在等我母亲死，等我母亲去世以后我们才北上。”李筱桐含着泪说。
这时候对于李济深来说，是否北上还有着更加难以抉择的原因，那就是他的三个儿子都在蒋介石手中。
“北上时候，我三个哥哥都在蒋介石的手里，三个男孩：李沛钰、李沛文、李沛琼，一个在航空学校，一个在少年航空学院，一个是华南农学院的院长。因为我爸爸反蒋，就把他们控制起来了，这是血肉连心的。父亲不是赖在香港不肯走！”李筱桐说：“在抗战期间，日本人曾派父亲的一个朋友来找他，说只要能够合作就将中国华南、西南交父亲管辖，被父亲当面拒绝。父亲为了表明抗日的决心，还在1942年和1944年先后送李沛钰、李沛琼到空军学校学习，把孩子送到空军学校不是为了镀金，是为了精忠报国，和美国飞虎队员一样，和日本鬼子在空中战斗的。所以，我爸爸不像某些电影说的，是赖在香港不肯走。”
秘密北上
1948年5月的一天，香港羅便臣道92号李济深寓所，两位客人前来拜访。看到其中的一位来客，李济深赶紧起身相迎。
来人正是何香凝，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的夫人，也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她的儿子廖承志此时任新华社社长。李济深也非常敬重何香凝，所以中共通过何香凝来做李济深的工作。
何香凝向李济深介绍了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她建议李济深早日北上去解放区。
何香凝对李济深说：“任公，你还是早去为好，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为了你自身的安全。”
同时，李济深也深知留在香港对自己非常不利。何香凝还告诉李济深，说周恩来对他在桂林主政时提供的帮助念念不忘。当时八路军桂林办事处负责采购运送各根据地所需的无线电器材、汽油、西药等重要的物资。而这些物资运到桂林之后，需要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的批示，才能够有车辆运往陕北等地。而凡需要李济深批示的，他总是批准。
何香凝的一番话，让李济深下定决心北上。然而，李济深不仅上了蒋介石的黑名单，更是各方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他如何才能避开各路人马的视线，实现金蝉脱壳呢？
为了麻痹监视他行动的密探，李济深巧妙地安排在动身北上前一天即12月25日圣诞节，由他发出请帖邀请王翠微夫妇到他家里吃饭，时间定在12月27日。他们没有想到李济深会在26日离开香港。
而在李济深府邸外，国民党特务早已安排了监视哨，有一个小杂货铺正好能看到李济深的衣帽间，只要李济深挂在那里的外衣被拿走了，就说明李济深外出了。当李济深临走之前要去拿这个衣服时，一双手挡住了他。
这个人就是中共统一战线和秘密战线的翘楚人物、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潘汉年。在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潘汉年负责把上海的民主人士转运到香港；珍珠港事变日军进占香港时，潘汉年又负责把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转运到内地。解放战争后期，香港的民主人士安全北上重任又落在了潘汉年的肩上。他告诉李济深，何香凝邀约赴宴。
夜深了，看到李济深的外套还在，对面的特务以为李济深还在。小杂货铺的灯光仍然亮着，而李济深已经消失在夜色里。27日傍晚，王翠微携夫人带了一些罐头食品作为礼物来赴宴。李济深的3个密友舒宗鎏、叶少华、吕方子受邀出席宴会。然而，李济深早已不在家。在李济深的寓所里，王翠微被告知李济深去看牙医了。到晚上6点钟，李济深还没有出现，叶少华和舒宗鎏说李济深可能还有别的事要做，我们开始就餐吧。到晚上8点钟，王翠微满是疑惑焦虑地离开了。后来，王翠微因此被撤职。
李沛金在《我的父亲李济深》一书中回忆说：在父亲离开香港前，国民党特务机关想暗杀父亲，但由于找不到机会失败了，最后，特务机关头目毛人凤找到了一位合适的杀手张序（化名何友芳）。张序是民革成员，因此能够接近李济深。但是，在他们实施计划之前，父亲已离开香港。1949年，他们又想派遣张序去北平实施这一计划。张序开价5万美元。毛人凤认为张序要价太高，另外，一旦张序到了北平，他就跑出了毛人凤的手掌不再受控制。如果暗杀失败，将很难向蒋介石解释，所以，这个计划被放弃。
1948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的这一天，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从李维汉送来的电报中接到了这个最好的生日礼物。
当晚，李济深一行的车队直奔维多利亚港。他们不紧不慢地上了早就等候在此的几条游艇，还随身带了很多酒菜。游艇在海面上飘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调头驶向东南，靠近了早已停泊在此的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李济深一登上“阿尔丹”号就发现很多熟人老朋友，有彭泽民、柳亚子、朱蕴山、茅盾、洪深等人，他们都是乔装打扮了一番：有的西装革履、有的长袍马褂、有的扮作商人，但他们都是两手空空，以免引人注意。
在“阿尔丹”号上，他们迎来了1949年的1月1日。为了庆祝新年，也为了他们的新生活，所有民主人士都非常兴奋，一起共话未来。同船的茅盾还准备了一个大册子，请大家题字，李濟深提笔写下了：“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同舟共济，恭喜恭喜，一心一意，来做一件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
1949年1月7日，一艘货轮驶进苏联控制的旅顺军港，苏联战舰鸣笛致敬，这艘货轮正是 “阿尔丹”号！
为什么货轮要舍近求远，不停靠大连港而停靠旅顺军港呢？原来，周恩来认为，大连港虽已解放，但是国民党特务仍然有可能在李济深上岸时趁机暗杀，所以改走旅顺军港登岸。
双秀清去世之后，李济深的家人也都动身北上，1949年9月抵达塘沽。
“我们坐的是丹麦的货船，从香港到塘沽，很危险。因为我最小，小孩们又嘴馋，大孩子们就把最小的我推到丹麦船员室唱英文歌，跟他们要吃的，要点巧克力什么的。到了以后，我们还不能进塘沽，因为是外籍轮，父亲打通了好多关系才能上岸。上岸的时候父亲就看见我们都带着黑纱，人群里我最小，当时我看起来就像三四岁的孩子，其实我已经6岁了。父亲特别心疼，他抱起了我，老泪纵横，我从来也没看见过父亲眼睛充满泪水，他就想我这么小的孩子就没妈了……”李筱桐哽咽着说。
“我们家在香港的生活非常困难，把香港的房子出租。阳台上都是人，我和我妈妈睡，三个孩子挤在一个房间里睡上下铺，就为了把最大的房间留给我爸，要留一个靠海的最好的房间作为客厅。有一次，在这房间里，父亲接受美国《时代周刊》的采访，我父亲上身穿的挺不错的，可是脚上穿的鞋，大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时代周刊》的镜头特别好，就把露着大脚趾头的照片登出来了，这张相片美国人民看到了。我在美国的哥哥也看到了。”
“因为经济问题，我母亲在生我之前，流产了一对双胞胎，所以身体很亏了，就不能再打了，又怀了我，我就算留下来了，我就先天非常不足。”
1949年2月25日，李济深和其他民主人士到达北平，参与到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相关事宜中来。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首次开会。李济深在会上致辞：“我们可以顺利地建立一个符合人民愿望的新中国了，这是何等高兴的事！”
在家背“为了什么什么，
干杯！”
来到北京的李筱桐，跟随家人搬进了北京西总布胡同5号的李公馆，这是一栋由四合院改建的三层楼房。“原来是三套院的平房，因为家人多住不下了，周总理在1954年就亲手为我家量身定做，改为了三层楼房”。
李公馆共有大小房间40余间，楼里有一个大客厅，一间大餐厅，一间办公室兼书房，两间会议室，一间台球室，一个储藏室和许多浴室（每两个卧室合用一间）。李筱桐和兄弟姐妹就住在三层。“我们一家那时候在北京共有23人，包括父亲的妻子周月卿、三夫人梁秀莲、5个儿子、8个女儿、4个孙子辈孩子和一个阿姨”。据李沛金回忆，“国家给父亲配备了1个行政助理，3个助手（负责文件、安全和一般事务），1位医生，2辆轿车及司机、厨师和佣人。楼里驻扎着一个班的警卫人员，每当父亲外出时，警卫人员就随同护送。”
李济深在忙于各项国务活动的同时，又常在家中召集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举行日常会议。
在李筱桐的印象中，父亲李济深特别喜欢孩子，穿着很随便，“就穿一个大褂，戴个瓜皮帽。他经常要参加宴会，在家里吃一点点再去，整天就在那背祝酒词，背为了什么什么……干杯！他是负责宗教民族问题的政府副主席，有很多宴请，比如侨胞代表团。”
参加完活动，“回来以后就穿上这身衣服，跟孩子玩。” 李筱桐回忆说。
由于李筱桐看上去瘦弱，来家中议事的客人也对她给予了更多的关心。“张伯驹伯伯送给我一只小狗，我给它取名叫家虎。父亲给我喝的牛奶，我总会偷偷分一半儿给家虎。”
童年的李筱桐戴着八角帽，她给我们展示了一张戴着八角帽的照片说：“这是在解放区买的衣服，别看我戴着小八角帽，穿着小列宁装，看起来干净精神，可是在我书包里，总是藏着没吃完的馒头夹鸡蛋。”
虽然李济深每月的薪水是500元，“听说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正式薪水还高”。但李家是一个大家庭。“虽然父亲很节俭，没有什么奢侈的爱好，他不喝酒，偶尔才抽烟，在家中常穿旧的中式长袍，但这份薪水还是不够的。”
李济深派秘书周泽甫去南京卖了他在钟鼓楼头条巷2号的房子，得款3.5万元。周恩来听说李济深经济困难后，要拨款给李济深，被谢绝。
“1948年，因为在香港筹办《文汇报》，他卖掉了桂林大屋。抗美援朝时，他为国家买飞机，个人捐款占民革捐款的一半。在他的影响下，我们家在父亲去世后就把北京的李公馆退给了国家，而他所收藏的数百件珍品也无私捐出。”李筱桐回忆说：“父亲偶尔也在报上发表诗作获得一些额外的稿费。每当父亲从出版社收到稿费，他就带全家到饭店吃一顿。只有在这时，全家才能享受到一顿好菜。”
李筱桐说：“毛主席和周总理对我父亲说的话都非常重视。比如保护国画、围棋、佛教，都非常重视。”
“有一批左派，想把我爸爸打成右派。后来，毛主席说：民革里我只认识李济深。”
在反右中，“我父亲开会动员大家畅所欲言、提建议，可是这些人都是跟我父亲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却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这使我父亲非常郁闷。由于长期的心情不愉快，才导致了身体的不适。”
1957年10月9日，李济深因病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留下了“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的诗句。
父亲在病危的那几天里，周恩来总理天天来探望他。周总理还问道：“李济深的家属安排好了吗？ 孩子们的问题党和国家要负责。”
“总理对我们后代的事都是有交代的，在父亲逝世后还是念念不忘。说‘你们都是黨的人，是国家的人。这些都是总理说的。”李筱桐说，我们都很怀念周总理。
但是，李济深在生前经常对孩子们说：“一切都要靠自己的真本事，你们不要坐在我的肩膀上。”
“我父亲不希望后代从政，他希望我们学技术，投身到祖国建设的第一线中去。他认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就让李沛文去学农业；他看到国家布料短缺，就让我去学纺织。抗美援朝开始后，他让最小的儿子、我的九哥李沛钤参军上战场。我们家还有学林业、水利的，学成后被派往全国各地，你看我们家孩子所选择的行业，也能看出我父亲心中想的是国家经济建设的大事。”
在采访结束，李筱桐告诉我：“父亲终生为之奋斗的就是追求孙中山的振兴中华的目标。父亲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留给我们最大的遗产就是爱国。”
[周海滨系知名口述历史学人，文化旅行学者。著有历史传记《家国光影：开国元勋后人讲述往事与现实》《失落的巅峰：六位中共前主要负责人亲属口述历史》《我的父亲韩复榘》，文化旅行系列《别处，是归客》《风从西边来》等]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