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亚东

　　下农村参加社教运动

　　1964年10月12日上午10时许，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部主任（随后晋升为校党委副书记）赵德芳同志率领下，文学系、政治系、法律系、函授部等声势浩大的近600名师生，前往陕西省长安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 ）。校党委书记、副校长郭影秋同志等校系领导和部分同学亲临车站送行，锣鼓喧天，场面热烈。次日下午1时许列车抵达西安，我们住进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全体人员每人身着一件解放军旧棉上衣（洗的很干净），在住地附近活动，非常耀眼，形成了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我们非常感谢人民大学不知通过什么渠道为我们每人弄来一件军用棉上衣还是免费的，真是天上掉馅饼。那个年代国家物资极度溃乏，军棉衣显得特别珍贵。周围群众看了也很好奇，这是一支什么队伍？慢慢地群众知道了，这是中央派来的社教工作团，是来搞运动的，运动不就是整人吗？心里难免有些忐忑不安，对我们很尊重，于是出现了洗澡不用排队，理发不用排队，修鞋补衣服不用排队……处处提供方便，价格优惠。

　　我们在西安集训了近20天，主要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还有王光美同志蹲点的“桃园经验”。春节前夕，中共中央又发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春节前接到高教部通知，全国参加社教运动的大学生一律不放假，就地过个“革命化”春节。我们到西安过年。春节后的2月7日，中国人民大学的全体同志又开赴陕西省宝鸡市集训，主要是学习《二十三条》。西安集训学习文件，听取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作的报告，学习、讨论、座谈，敞开思想，各抒己见。这些文件都是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的，文件之间有些地方互相矛盾，必须弄清楚。毛泽东亲自领导制定的《二十三条》，确认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亲自领导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十七条》），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互相交叉着。

　　毛泽东的《二十三条》是冲着刘少奇的《十七条》来的，虽然文件的標题一字不差，但很多内容都是针锋相对。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社教问题上心生龃龉，发生了严重分歧，从此，我们社教工作就主要执行毛泽东的《二十三条》。

　　斗争，斗争！ 夺权，夺权！

　　听取了报告，学习了文件，武装了头脑，中央及地方领导均以不同方式指出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基层组织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于是我们雄赳赳气昂昂开展夺权！我带领10位同学（主要是调干生）于1964年10月30日“神兵天降”陕西省长安县王曲公社南堡寨大队；几乎与此同时，陕西省武功县县长周永义率领的16人也“空降”南堡寨大队，让那些“四不清”干部和身上不干净的人心惊胆战。两支队伍合并，成立了南堡寨大队社教工作组，周永义任组长，学校指定我参加领导班子，成立党支部，我是支委。支委分工，我负责大队社教工作组的学习和大队的民兵工作。此后，我与武功县一位中层干部，负责生产队一队的社教工作。我们进寨一举夺了大队、生产队的权，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统统靠边站，我们又抓运动，又抓生产，还要抓农民的生活，群众中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来找工作组，连夫妻吵架都找我们，我们忙的不亦乐乎。

　　我们进寨后，首先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宣读中央文件。大会宣读、小会讨论，让中央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与此同时，我们先后还召开了贫协会、 党员会、团员会、妇联会、民兵会等群众组织会议，进一步发动群众。在访贫问苦，扎根串联中，要善于发现积极分子，在积极分子中进一步发现 “根子”，找“根”、选“根”、培“根”，“根子”是未来领导班子的备选人员。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明确了敌我，有了依靠的力量、打击的对象。待时机成熟，群众发动起来，我们适时地召开斗争大会。首选民愤极大的大队书记杨春贵（化名）开刀，这一刀很重要，它关系到今后运动的成败。大会由贫协主席刘吉信主持，杨春贵是位严重“四不清”干部，腐化堕落，玩弄女性，先后同8位女性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引起了公愤，群众纷纷上台打他，罪有应得。最后由社教工作组组长周永义当众宣布撤销他的大队书记职务，由贫协主席刘吉信临时代替，负责党务工作。

　　群众反应干部蜕化变质，编了顺口溜：穷人的身，富人的嘴，跟着敌人当狗腿。还编了一首：大队干部本事大，吃啥用啥一句话；干部多长一只手，明抢暗偷真自由。群众讽刺干部不参加劳动捞工分：站一站二分六，转一转三分半；走一走九分九，做不做三千六。群众害怕干部打击报复：惹了支书帽子戴，惹了队长重活派，惹了会计账上害，惹了保管领不来。

　　这次斗争大会的头开得很好，更进一步地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具有示范作用，一发不可收拾，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大大小小不同的批斗会，批斗的对象为大队、生产队的领导，财务人员，物资保管人员，还有地（地主）、富（富农）分子和漏划的地（地主）、富（富农）人员，以及坏分子。某天晚上，我们斗争生产队三队严重“四不清”干部孙旺（化名），斗争结束后我们上炕进入梦乡，突然听见敲门声，从睡梦中惊醒，孙旺的妻子哭上门，丈夫上吊自杀了。

　　我们召开了忆苦思甜大会，斗争地主分子张桂芬（化名）。地主的发家史就是农民的血泪史。批斗后当场宣布立即逮铺，押送长安县人民法院。正如当地一首民歌唱的好：口唱山歌手插秧，汗珠滴尽谷满仓；牛出力来牛吃草，东家吃米我吃糠。

　　我们在西安集训时，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陕西省委的负责同志在作报告时指出，由于西北地区民主革命不彻底，漏划了大批地主、富农分子，这次社教运动要进行补划。我们大队社教工作组根据上级指示，在运动的中后期也开展补划地主、富农的工作。我手上就有一户赵荣贵（化名）要补划，因为工作太忙一直拖着未办，剩下时日并不多了，若再拖下去很有可能要漏掉的。于是，我披星戴月，带上电筒、干粮、冷开水翻山越岭，从这座山翻越那座山，从这个公社跑到那个公社，从这个大队找到那个大队，从这户人家摸到那户人家，内查外调吃尽苦头，有些雨后泥泞的乡间小路实在难走，深一脚浅一脚，胶鞋陷进去拔不出来，连续跑了约半个月，要抢在运动结束之前把这户补划为地主。我连夜把材料整理出来，报给大队社教工作组，由周永义组长决定。大队社教工作组经过认真的研究、讨论，确认材料充分扎实，决定上报长安县委。经县委批准，以长安县人民委员会名义对外发布。1965年5月11日上午，我们召开了全大队积极分子会议，进行了分工，有的全面揭发，有的按问题揭发。下午召开全大队的群众大会，大会由周永义主持，由我宣讲这户人家的罪行，接着大批大斗，斗得这户人家体无完肤，大快人心，会议开的很成功。成功是成功，“帽子”一戴，身在外地的子女都要遭殃，立即受到株连，调整工作岗位。运动结束，我良心发现，深深感到内疚，为这户人家子女的命运嗟叹。

　　农民生活极度贫困

　　南堡寨坐落在一座山上，地势较高，自然风景优美，寨子的两边横着一条河叫滈河，远眺宛如一条白练，不停地飘动着。南边是终南山，从山上往下看，金黄色的稻穗铺满了大地，美不胜收，真是有山有水的好地方。就是这么一个好地方，生产年年下降，征购任务年年完不成，还要吃国家返销粮，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这里的农民生活极度贫困，吃不饱，穿不暖，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很多人家只有在春节才能吃上真正的大米白面，平时瓜菜代，半饥半饱过日子。春荒时节，上级救济一些变味的豆渣，农民趋之若鹜争着要，却还舍不得喂猪，留着做口粮。冰天雪地季节时，竟有中年夫妻还睡在破旧的凉席上，盖着很薄很脏的破被子。这里的人们冬天是不洗澡的，因为地势高，非常缺水。亲眼看见夫妻俩穿一条裤子，丈夫起床丈夫穿，妻子起床妻子穿。11月2日晚开会有的人没有到会，让积极分子查一下，原因很多，其中就有一户人家有人没衣服穿，不能参会。还有不少人家连手纸都买不起，男人到地里排便，捡块石头擦拭，雨水冲刷后还可以再用，石头竟变成天然手纸。

　　“三同”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对我们这些来自首都大城市关在象牙塔里的人，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农村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并非易事，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在农民家搭伙吃派饭（每人每天给农民4角钱，1斤粮票），第一顿饭就给我们一个下马威。吃的是米饼，一口咬下去，感觉满嘴都是沙子，怎么回事？原来是稻子碾成粉，稻壳未取出，稻壳和糙米一块碾成粉，增加分量，做成了米饼。大家面面相觑，刷的一下看着我，我毫不犹豫地把头向后一甩，意思是吃！不吃太饿，吃了拉不出来，真痛苦啊！吃派饭，吃红薯要连皮吃，因为农民连皮吃，我们就不能剥皮吃，剥了皮农民会心疼的。刚端起稀饭喝了一口，啪的一声，掉下一块小泥巴，不偏不斜地正好掉进碗里，只好用嘴把上面漂浮的吹掉还得吃啊，沉在碗底下的不能吃了。类似的这些事情还是很多的。我们是自带行李分散住在农民家，睡的土炕，自己上山打柴，有时太忙不能上山，柴草供应不上，只能睡在冷炕上，半夜冻醒是常有的事。农民要我们烧炕，我们宁愿挨冻也不忍心烧农民的柴草。劳动，真正参加劳动，不是做样子。再忙，我们都要腾出时间参加劳动，农民干的农活，我们没有不会干的。我大冬天经常内衣湿透了，毛衣湿透了，甚至连肩部的棉衣也湿透了（挑担子压的）。湿成这个样子也无法洗澡。3个月没有洗澡，长了一身虱子。我们生产队工作组开会，会议前夕，男男女女不约而同地都把衬衣脱下来集体捉虱子，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还风趣地美其名曰“虱子是革命虫”。

　　伤害逐渐显现出来

　　由于我们进寨夺权，大批大斗，狂轰滥炸，今天“油炸”你，明天“火烧”他，打击面过大，人心惶惶，伤害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运动的后期恶果显现出来了。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及其管理人员，大部分还是要留任的。當我们找其谈话时大多不愿意再干了，斗怕了。有的干部经过我们做工作后表示考虑考虑再说吧，可其家人坚决反对，吃点安稳饭算了，不受这个罪了。就连我们精心培养的“根子”、积极分子中也有不愿意干的。群龙无首，这可怎么办？以周永义为首的武功县干部，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师生等，总有一天要撤出这个地方，不可能留下来当干部的。更不可能从外地“空降”干部来这里任职的。调整领导班子，选好接班人，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现在只能把贫协、妇联、民兵、党团员等党群组织都发动起来，大家来做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说服教育工作。领导班子不建立起来，我们不能撤出这个寨子的。

　　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除了“镇反”、“三反”、“五反”外，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化，全国的社教运动也未能幸免。据《重大决策幕后（珍藏本）》披露：“长安社教总团几乎每天都接到‘四不清干部自杀的报告。不到3个月，自杀人数竟超过了500人。”

　　春荒开始了，农民生活更加困难，汤汤水水瓜菜代都很难代起来了，拿什么给我们吃呢。农民过意不去，不是不给吃，实在是拿不出来啊！我们整天也是半饥半饱，饥肠辘辘，也出现浮肿现象。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陕西省委第一书记胡耀邦同志得知这种情况后，特批：社教工作组吃粮问题，一律按西安市干部标准供应。我们这下可好了，自己开伙，可农民有意见了，工作组的人天天过年，吃大米、白面。

　　遍布全国声势浩大的农村社教运动，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重点也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脉相承，斗争对象都是当权派。这样就把重点指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领导人。社教运动为“文革”做了舆论上的准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教运动为“文革”运动鸣锣开道，拉开了“文革”序幕，有些地方社教运动尚未结束，“文革”已迫不及待地粉墨登场。当然，“文革”运动持续的时间，涉及的人数，规模、残酷性、造成的危害等，同社教运动不可同日而语。在那个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极左思潮一浪高过一浪，必然要爆发一场声势更大的“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极左思潮登峰造极。

　　我们回北京路过西安，感谢胡耀邦同志热情款待，宴请我们吃饭，近600人一顿饭吃了约5个小时，这到底是一餐什么样的饭呢？吃的是陕西特产知名度很高的美食——泡馍。为了确保质量，调来西安最好的厨师，支起三口小锅，一碗一碗的精心制作，一个小时只能制作120碗。泡馍品种很多，任意选择，边吃边等，边等边吃，所以一顿饭吃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们是1964年10月12日离开北京，赴西北参加农村社教运动；1965年5月16日经上级验收合格，宣布社教工作结束，全部撤出南堡寨，历时7个月零4天。

　　[作者系江苏省文联原《影剧之声报》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