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起来,山尊先生应该是我的祖父辈了,我们一老一小之所以有交往,主要缘于我的前辈老乡、中国第一代电影导演、著名影星阮玲玉的发现者卜万苍。
卜万苍对中国电影有过杰出贡献,但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人全面搜集、整理过他的东西。为了不让他的事迹湮没于时间的尘埃,我这个幼师出身的文艺爱好者便“自作多情”,于1995年开始自费搜集他的图文、影像资料。我先后利用暑假时间,采访了沪、港、台等地不少老电影人与知情者,这其中就有山尊先生。山尊先生虽是话剧导演,但他父亲、中央戏剧学院首任院长欧阳予倩早年与卜万苍有过密切交往,山尊先生本人少年时曾随父亲到卜万苍家作过客,其父的第一部电影《玉洁冰清》也是由卜万苍导演的。
山尊先生住在文化部的一个四合院里,环境清幽古雅。见到他时,这位为中国话剧奋斗了一生的耄耋老人正坐在轮椅上看报,昔日的锋芒与辉煌已沉淀为一派大家风范。山尊先生待人热诚,毫无大师架子。和他交谈时,我常喜欢刨根问底,追问很多历史细节,他总是耐心地一一作答,有时还来信作补充说明。对自己不太了解的史实,他则老老实实地说“我不知道”,不像某些人,喜欢连估带猜地编造,甚至张冠李戴。一次,我将一篇介绍他父亲编剧、卜万苍导演的《木兰从军》稿子寄给他看,问他有无需要补充、修改之处。他回信说:此剧导演不是卜万苍,是侯曜。我一看笑了,老爷子肯定是将侯曜导演的《花木兰从军》误记成《木兰从军》了。也难怪,花木兰的故事多次被人改编成电影,而且我讲的这部《木兰从军》拍摄于抗战时期,老爷子难免记错。于是,我将自己在上海、香港搜集来的《木兰从军》剧照、当年的影片广告等复印件寄给他看,以说明此片导演确实是卜万苍,而不是侯曜。信发出后,我又后悔起来,害怕山尊先生责怪我不懂礼节,居然给他这个九旬老人纠错,太没修养。正惴惴间,他回信了:“是我弄混了,以您的考证为准,如此才实事求是。”其为人、为学之风,由此可窥。
2005年,我搜集整理的《一代名导卜万苍》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至此,我“打捞”卜万苍史料的工作也告一段落,但我和山尊先生的忘年之交却延续了下来。有闲时,我们便会通过电话随意地聊些新闻、旧事,如正在热播的某部片子,他当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情况,他导演的《日出》《白毛女》《关汉卿》等等。
2006年底,我参与市委机关报《今日天长》的创办,基本上每天都是早出晚归,便中断了与山尊先生的联系。2007年4月18日晚,我在《晚间新闻》中看到“纪念中国话剧诞生100周年”活动盛况的报道,在胡锦涛总书记等领导人接见“有突出贡献话剧艺术家”时,我赫然发现接见的第一个艺术家就是山尊先生。令我惊讶的是,一直坐在轮椅上的他这次居然站了起来,所以,当总书记与他握手、嘱咐他“跨过百年”时,我相信他一定能创造出这个奇迹。新闻过后,我想打电话祝贺他几句,又想老爷子此时肯定已休息,便搁下了。翌日上班前,我才去电祝贺他获大奖,夸赞他好精神。他颇开心,问我最近忙什么。我说编报纸,然后约他为我的副刊题写赠语,他欣然应允。数日后便收到了老人家的书法题词:“天長地久,人杰地灵”,笔力遒劲,再次令我相信他一定能“跨过百年”。
3个月后,一天我编完有关天长“七·三龙卷风灾”的特稿回家,收到他的一封信:“报载,天长受龙卷风灾,有人员伤亡,不知你们单位有无损失?天长(我)虽未去过,但通过您信中介绍,系抗战老区,并曾建抗大分校,现遭天灾,心有惦念,谨致慰问。祝顺利平安!”我甚是感动,没想到德高望重、远在京城的山尊先生,竟如此惦念我们一个小地方的人和事,先生待人可谓诚矣!
不久,我被借用到“市抗大分校修复领导小组”,承担新馆、旧址的解说词撰写、老照片搜集等事务。山尊先生得知后,便不时地跟我聊些抗大往事。他先后跟我说过自己及八分校副校长罗炳辉将军等人当年在抗大总校的学习生活,给我提供过上海等地的抗大研究会联系线索、寄赠过抗大回忆文章及数幅抗大题字……一次,他在一幅书法落款中将“二〇〇七”的“七”字漏掉了。我告知于他,他立即回道“我给你重写”,但后来我一直没收到,心下以为他忘掉了,便没去追问。1个多月后,他忽然来了一封信:“承蒙提醒,已重新写了一幅寄上,不知收到否?”我这才知道他早就将书作寄出,但我真的没收到——估计可能被“某位好奇者”拿去收藏了,于是便告知他实情。原以为老爷子会生气,没想到他却回信说:“寄去重写的那幅字不知为何没寄到,不去管了,现再写一幅奉上。”如此不厌其烦,如此豁达认真,令我油然心生钦敬。曾听人说,“山尊先生什么都好,就是有时脾气大——在排戏的时候”。通过此事我倒以为:他不是脾气大,是认真!认真的人才会在工作上发脾气,认真的人才会将一幅给普通小女子的字写了又写。他曾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说:“认真,也许是我的毛病……但现在好像(并)不需要了……”话语间对当今浮躁世风颇多感慨。
一日傍晚,我从单位回来忙着考证、对比抗大的十几组数据,并琢磨在解说词中怎样用一句话来准确概括和评价,山尊先生忽来电,问我在干什么。我如实相告,他说:“像你这样聪明又认真的年轻人现在不多了。”我说:“聪明谈不上,认真是应该的,也是一个人做事的本分,特别是我们天长抗大旧址,将来可能要申请‘国保,所以我想把解说词能写得好些……”他说:“我有个老友的儿子负责‘国保工作,要不要请他帮什么忙?”我顿了一下:“这个市里可能要另外组织一套人马去忙,我不便多这个事……不过,我还是要感谢您的热心。”他哦了一声:“谈不上热心,我只是想帮你一点忙,而且,我对抗大也有感情,全国抗大出自一家嘛!”我说:“我理解,你们的青春岁月和抗大连在一起,肯定会有感情,你没看过我们天长抗大的样子吧?”他答没有。我说:“我寄几张照片给你看看。”后来,便到照相馆洗了几张寄给他,他回电说:“这些旧址能保留到现在不容易……”
后来,我被各种杂事缠住,与他的通信便少了,再加上他听力渐差,电话交谈亦困难起来。老爷子真应该多多静养了!我想,待他静养到百岁,再给他祝寿。没想到,2009年他却静静地走了。网上载医生话说:他虽95岁高龄,但身体没有病,只是器官衰竭了。这是善终啊!是老爷子一生积德行善的结果。放在我的家乡,这是白喜事,但,我的心喜不起来,我多盼望他“跨过百年”啊!
山尊先生走了,他的大家风范,如峨峨高山,将永远屹立在我心里,令我仰视、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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