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安

　　

　　

　　

　　公元1977年的冬天，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中国重新迎来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天，成千上万的人重新拿起书本，投入到求学大军当中。

　　陕西泾阳，一位83岁高龄的老人正颤颤抖抖地在本子上写字，他记了一辈子日记，如今一只眼睛已看不见，但仍然坚持每天摸着写一点，并诵读几句外文。妹妹与他闲聊，说有的学校还没有开英语课。他着急地问：“为什么？”妹妹回答：“因为没有外语老师。”老人马上提高了嗓门：“他们为什么不来请我？我还可以讲课……”

　　1978年1月14日，老人被送到当地驻军513医院。此时，他已经双目失明，生命走到了尽头。他神志昏迷，只是在一片黑暗中不停地低低地呼喊：“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吴宓为一代名师，曾历任东南大学、东北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燕京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为中国培育了无数的英才，钱钟书、季羡林、李健吾、曹禺、吕叔湘、李赋宁等著名学者都是他的学生。这些学生无不认为吴宓是一位学识渊博、真诚率直的好老师。不过，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这位老师有点“奇”。

　　仿佛《红楼梦》中人

　　吴宓，字雨僧，他的学生们习惯尊称他为“雨僧先生”。对于“雨僧”二字，吴宓曾专门写过一幅对联：“一生长畏风雷雨，三宝皈依佛法僧”，他似乎曾有过出家为僧的念头，并为此有过内心的矛盾，但他最终仍旧是一位人世的学者。

　　吴宓非常喜欢《红楼梦》，有人随意点出《红楼梦》中的任一回目，吴宓都能背诵得一字不差，连标点符号也不会有任何差错。他对《红楼梦》的喜爱，还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抗战时期，担任西南联大教授的吴宓见到一家饭馆的名字竟然与《红楼梦》中的“潇湘馆”同名，这令他非常气愤，马上找到饭馆老板，要求对方更名。老板当然不同意，但吴宓百般劝说，纠缠不去，老板不胜其烦，最后只好改了名字。这样的事情，普天之下，恐怕只有吴宓一人能做得出来。他之所以如此痴迷《红楼梦》，与他的家庭以及幼年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

　　1894年8月20日，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吴氏家族又添一个男孩，他就是吴宓。吴宓的生父是吴氏家族的长子，生母姓徐，身体向来虚弱。吴宓出生不到半年，生母便因病去世，吴宓也改由祖母和祖母身边的仆人刘妈抚养。吴氏家族是当地最大的家族，分老支、新支，新支非常富厚，单是其东院吴式义堂，累世为盐商，总号设于扬州，号称“全省首富”，分号遍于汉口至上海沿长江各码头。其西院吴崇厚堂，则在泾阳县有祥义和店，在三原县有全盛益药店、永兴厚布庄，数代积累，其富贵如同《红楼梦》中的贾府。吴宓就出生在吴崇厚堂，虽然他出生后6年便赶上庚子国变，家族的商号一一关闭，财力大减，但整个大家族仍然长尊有序地生活在大宅院内，府中有丫环、佣人，而吴宓的身份地位则极像贾宝玉，其祖母则是这一大家子的“老祖宗”。

　　与贾宝玉不同的是，吴宓有一个更为特殊的身世，就是他有两个父亲，三个母亲。生母去世后，吴宓的父亲吴建寅成为鳏夫，祖母怜爱吴宓，便命令把吴宓过继给自己的次子吴建常，生父虽然极不情愿，但祖母是一家之主，只好听从。这样，除生父外，吴宓的叔父和婶婶成为他的养父、养母。而等吴宓的生父后来又娶了妻子雷孺人后，雷孺人也成为吴宓的继母。吴宓的两父两母以及祖母，都很疼爱吴宓，但疼爱的方式不同，有时甚至因此闹矛盾，这对吴宓的性格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904年的一个夜晚，10岁的吴宓背诵完《左传》中的一篇文章后便睡觉了。他小的时候一直与祖母住在一个屋子，祖母对吴宓十分溺爱，几乎一刻不离地抚养他达14年之久，而且从不打骂。可是，这一天深夜，祖母却突然将吴宓按在炕铺上痛打，不仅如此，祖母还命令仆人将吴宓送到井边，让吴宓投井自尽。事后，吴宓才知道，这件反常的事，其实是由于祖母与继母雷孺人发生矛盾造成的。雷孺人曾带吴宓参加宴席，并亲手给吴宓夹一些菜，而吴宓见到不合自己胃口的菜，便会皱眉、摇头，雷孺人认为吴宓的这些举动很是无礼，是不尊重继母的表现，回家后便告诉吴宓的祖母，祖母也只能点头称是。这些事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小的事情，可是在吴宓的祖母看来，这是儿媳妇在指责她平日过于溺爱吴宓。为此，吴宓的祖母心里窝气，隐忍多日后，突然便在这一个晚上爆发，痛打吴宓甚至逼令吴宓投井，这其实是对儿媳妇的反攻。吴宓深爱祖母，但认为祖母多年寡居持家，自律过严，心情过于紧张，以致于晚年不能自己找乐，对别人也习惯于计较和责难。这种性格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吴宓。

　　严格说来，吴宓的祖母還与一桩人命案有关。这件事发生在祖母六十寿辰时，家中大宴宾客，每个人都在忙碌。吴宓突然大喊口渴，要喝水。厨房的人都很忙，过了很长时间，才有一个14岁的婢女端了一碗开水给吴宓。吴宓接过碗，说开水太热，不能一气喝下。这本来不算什么事情，但祖母认为孙儿受了委屈，一下子变得非常愤怒，夺过水碗便向婢女头上扔去，而且也不管婢女是否受伤，不让婢女吃饭，宴席后又用尽全力地撕、拧婢女，使婢女大声喊痛，备感恐惧，一年后便死去。这件事被吴宓写在《吴宓自编年谱》中，并由此评论祖母：姑且不去讨论“虐待婢女”的事情，就论祖母庆祝寿宴中无故发怒，即可看出她性情反常，之后她也不久于人世了。

　　幼年时所受的刺激往往能强烈地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吴宓虽然一生好学，勤苦善良，待人诚恳，事事为人师表，但他自己也承认，祖母对他的影响太大了，以至于他的一生凡事认真，甚至总是非常较真，常处在自我矛盾当中，感情很容易冲动，也很容易有过激的言行。

　　吴宓的两位父亲都曾在国民政府监察院任职，生父吴建寅向来严厉，养父吴建常却非常可亲。在吴宓的心目中，祖母去世后，养父对他影响最大。养父很是风流，曾是关中大儒刘古愚的学生，后来留学日本，辛亥革命后曾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的秘书长、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职。他博学多文，对吴宓无所不谈，很早就与吴宓谈论过《红楼梦》《西厢记》等古典小说，使吴宓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此外养父对吴宓还像母亲一样照顾，教他如何穿袜子、刷牙、整容，如何待人接物。唯一令吴宓遗憾的是，养父风流成性，很受女性欢迎，但他却没有把女子的心理以及恋爱技巧早点教给吴宓，致使吴宓成人后感情屡屡受挫。

　　读书生涯

　　吴宓的学习成绩向来优秀。他有过目不忘的天赋，7岁时便能背诵《史鉴节要便读》《唐诗别赋》等书，10岁时除读《春秋》《左传》等中国传统经典外，还常阅读养父从上海寄来的《新民丛报》《新小说》《上海白话报》等报刊。12岁上中学后，他的国文、英文及数理化各科成绩都是名列前茅。17岁时，吴宓在全国400多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进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

　　在清华，学习之余，吴宓担任过《益智杂志》的英文部编辑，《清华周刊》编辑，并一度代理《清华周刊》总编辑。他写过章回体小说，还发表过纪实小说、剧本、诗歌，展现出很好的国学和文学才华。1917年，清华选送学生到美国留学，吴宓人弗吉尼亚大学学习文学。选科的时候，他并没有选择文学，当时的中国正屡受列强欺辱，吴宓有着强烈的爱国心，认为文学不是当时中国所急需的，所以打算学习应用化学，后来又想学新闻。然而，当时的清华校长周诒春认为，吴宓的才性更适合文学，所以指定吴宓必须学习文学。

　　对于此事，《吴宓自编年谱》中有记载：“周校长谓：宓无交际及活动之才能，不谙习实际事务与社会人情，决不宜为报馆访员（记者）。统观宓之才性，最适合于文学literature。故派定宓学习‘文学，即欲在杂志、期刊中，以言论指导社会，亦必先在大学中，习‘普通文科liberal Arts。其中包括文学、历史、政治、经济、心理、社会学等课目，而仍以文学为首要，故所议者暂止于此。学校，则拟派宓赴美国弗吉尼亚省立大学。谓：该校虽在美国之南方，以‘保守Conservative著名，然该校之传统、风气及课程、教授，实皆甚好。且清华驻美学生监督黄佐廷先生（名鼎）即由该校毕业者。故该校曾一再表示：盼清华派学生前往肄业。故今选派宓往。实深资倚重。”这件事对吴宓一生影响重大。吴宓当时对校长的态度颇有意见，但晚年却这样评价：

　　据周校长对宓之评断，可云：“校长实是宓之知己”。其处理亦未为错误。但在当时，以至1916年之许多年中，宓恒憾周校长（由其人于中国之旧文化、旧学术，所造甚浅）从不了解宓，不赏识宓，认宓为“无用”、“无前途”之人，因而轻视宓，且不悦于宓者——此实宓之大错误。晚年宓始自知误也。

　　到美国后，吴宓先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一年。该校所在的弗吉尼亚州风景优美，人情敦厚，给吴宓留下美好的印象。而大学内道德风气好，文学标准高，课程内容充实，教学方法精细，均使吴宓受益匪浅。其中《英国文学》课由副教授Herman Patriek讲授，他教课时勤细恳挚，而吴宓学习时则如饥似渴，正课外还常于晚间前往老师住处请教，得益最多。吴宓自称，自己的英国文学基础知识，实际就是在这一学年中学到的，而回国后讲授英国文学时，也总是用当时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教科书。

　　1919年春季，吴宓因导师缘故，转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跟随白璧德等教授学习。与胡适的老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杜威侧重教育改革的实验主义哲学不同，吴宓的老师白璧德被视为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的主要代表，他既重视西方古典文化传统和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又对中国的孔子思想极为推崇。他认为儒家的人文传统既是中国文化的精粹，也是谋求东西文化融合，建立世界性新文化的基础。白璧德因此对吴宓等中国留学生寄予厚望，以为中国文化的复兴与否，不仅关系到中国本身，且将影响世界文化的前途。吴宓接受了白璧德的教导并成为其高足，认识到中国文化“有可与日月争光之价值”，并建立了强烈的文化使命感。在导师白璧德等人的指导下，吴宓学习“比较文学”、“近世文学批评”等课程，校课之外，他读完白璧德的全部著作，自认这是留学美国四年中学业最有成绩、学问最有进益的一学年。

　　这段时间，吴宓还与同在哈佛进修的汤用彤、俞大维、陈寅恪、梅光迪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吴宓不喜游乐，只喜读书，对于他人学问的长处总能极力推崇并予以学习。在一个暑假，他曾请俞大维为他单独讲授《中国哲学史大纲》，又请汤用彤为他单独讲《印度哲学及佛教》，所教内容皆简明精要，使吴宓受益很多。

　　1921年8月，吴宓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后本来还可以进修一年，但他提前归国，担任南京东南大学英语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西方文学与世界文学，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河。他所开设的“中西诗之比较”课程，是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个讲座。

　　办《学衡》的艰难与悲欣

　　吴宓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本来受聘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但突然接到南京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的来信，请他到东南大学任教，以便共同创办《学衡》杂志。梅光迪的来信激情洋溢，认为只有把《学衡》办起来，他们才可以很好地弘扬民族文化、沟通中西文明，实现他们在哈佛时就有的理想。梅光迪的话激起了吴宓的豪情，他不计后果，迅速辞掉北京高师的聘请，赶往南京，雷厉风行地与梅光迪、胡先骕、柳诒徵、汤用彤等人共同创办了《学衡》杂志。从此，吴宓成为《学衡》杂志和“学衡派”的核心人物，卷入了一场旷日持久并影响至今的文化论战。

　　这场论战早在吴宓留学美国时就已经开始，一些留美学生以对中西方文化的不同认识，以及对文言文、白话文的意见分歧为主要内容，形成两个争锋相对的派别。一派以胡适为代表，他们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一直沿用的文言文都没有多大用处了，主张全盘西化，全面推行老百姓熟知的白话文；另一派则以梅光迪、胡先骗、吴宓等人为代表，他們反对打倒文言文，认为只有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普遍有效的精华，才能重建我们民族的尊严。两派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但很明显，在1919年前后，当陈独秀、胡适等人掀起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以后，他们便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由于在论战中，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派总是占据上峰，这使得吴宓备感压力，时常闷闷不乐，有时郁结于心，无法宣泄，便在日记中骂胡适等人“豺狼当道”，粗陋不堪。在吴宓的心目中，胡适等人不只是模仿西方的糟粕，而且在毁掉中国的文化。但这样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少有知音，“学衡派”甚至被作为讥笑的对象。

　　《学衡》杂志社是在1921年10月成立的，第二年1月，《学衡》杂志正式创刊。根据发起人梅光迪的提议，《学衡》杂志应脱尽俗氛，不立社长、总编辑、撰述员等名目，以免有争夺职位之事。然而，杂志的编辑、集稿等几乎所有事务都由吴宓一人担当，这使得吴宓很快成为“学衡派”无可替代的人物。《学衡》第三期出版时，吴宓更是在《学衡杂志简章》的末行，自行印上“本杂志社总编辑兼干事吴宓”。对此，梅光迪、胡先骕曾不以为然地责问吴宓，吴宓也不申辩，但他认为自己先有了功劳，所以当仁不让地要给自己一个总编辑的尊号。

　　此后，胡先骕继续为《学衡》写稿，梅光迪从第十三期起，不再做一篇文章，吴宓评价梅光迪完全缺乏实行工作能力和习惯，一生著作极少，十分可惜。很快，吴宓取代梅光迪，成为《学衡》杂志与“学衡派”最核心的人物，却也因此尝尽了艰难与悲欣。

　　《学衡》杂志的订阅者少、支持者少，一直处于惨淡经营中。吴宓这位总编辑又是写稿，又是组稿，还干杂务，杂志社也办到自己家中，每期自己还要贴补百元费用。由于向外赠寄刊物也需要费用，他不得不向亲友募捐，而在出版社不肯续印的情况下，他又四处奔走，辗转托人周旋。即便这样，从1922年到1933年的11年中，尽管《学衡》曾停刊两次，但吴宓硬是想方设法将其坚持办下去，一共办了79期，创造了民国学术界和出版史上一项奇迹。

　　由于吴宓长期办《学衡》，反对新文化派，当时的学术界都知道他与胡适水火不容。同时，由于吴宓性格率真，有时还特别容易感情冲动，以致于出现过这样一则笑谈。一次，脑袋像炸弹形状的吴宓在酒宴上遇到了提倡白话文的胡适，胡适借用当时北京人流行的“阴谋”一词戏问吴宓：“不知你们学衡派最近有何阴谋？”吴宓盯着胡适，脱口而出：“杀胡适！”

　　事实上，吴宓何曾在酒宴中说过“杀胡适”的话？但由于他的性情广为人知，很多人便认为吴宓真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后来，人们又发现，吴宓在《学衡》中反对白话文，但他非常喜欢白话写的《红楼梦》。有一次，吴宓还做了一首白话诗，不便在《学衡》上刊登，就发表在别的刊物上。这激起学衡派同道对他的激烈批评，而在世人眼中，吴宓则成为一个自身就有很大矛盾的学者。

　　其实深析这种矛盾，在吴宓本人而言并不矛盾。吴宓从来没有完全排斥白话文，他真实的观点是：不必一定提倡废弃文言文，不必全用白话文。吴宓的学生郑朝宗便认为吴宓实际上是调和论者，认为他与他的伙伴们不同，并非坚定的保守派，所以他一方面维护旧学术，另一方面又常在《学衡》上发表评介西方新文化的论文。他坚持用文言写作，但在必要时又采取权宜之计在林语堂办的刊物上用白话发表文章。

　　1933年5月、7月，《学衡》杂志出刊第78、79期。此时，《学衡》在南京的编委提出将刊物交付南京钟山书局出版，吴宓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吴宓正式辞去总编辑职务，改由南京缪凤林继任。只是，《学衡》没有吴宓这样的人张罗，便无法再办下去。自此，《学衡》再未出版。

　　清华园里尊贤爱才

　　吴宓最大的贡献是在教育上，他最令人尊敬的品德，也体现在与师生的相处上。清华园里，作为教育家的吴宓，曾在此实施他的教育理想。冯友兰曾评价：“雨僧一生，一大贡献是负责筹备建立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5年，清华大学设立“研究院筹备委员会”，吴宓被聘为研究院主任，全力进行各项筹备工作。办研究院最关键的要素之一，是能否请到有分量的老师，吴宓为此可谓费尽心思。

　　王国维是海内外推崇的学术大师，但他以清朝遗老自居，不愿意到大学任教。老牌的北京大学曾设法聘请他当教授，结果吃了闭门羹。当时的清华刚刚成为大学，无论从实力还是从名气，根本无法与北大相比。所以，当吴宓提出要聘请王国维的想法时，周围的人纷纷劝他别去碰钉子。吴宓却坚持要去。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吴宓穿上长衫，恭恭敬敬地去拜见王国维。王国维没想到在哈佛留过学的研究院主任竟是这幅打扮，颇有好感，便把吴宓让进屋子。交谈之下，吴宓保存和发扬传统文化的观点很受王国维的重视，吴宓再次恭恭敬敬地向王国维作揖行礼，恳请他担任研究院教授。王国维最终被打动了。

　　在吴宓的诚意邀请下，除了王国维，负有盛名的梁启超、赵元任、李济等学者均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和讲师。推崇真才实学的吴宓，还想办法说服了当时的清华校长曹云祥，将没有任何文凭的陈寅恪聘为研究院导师。吴宓与陈寅恪最早相识于美国。1919年2月，陈寅恪人哈佛大学研习梵文、希腊文等课程，认识了吴宓。吴宓在学问上向来十分自负，但这不能掩盖他的尊贤之心，见到陈寅恪才华横溢，吴宓为之折服，遂与陈寅恪成为至交，不仅如此，他还驰书国内，认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陈寅恪常将诗稿给吴宓等人传阅，然后立即撕成碎片扔弃，不料吴宓有过目不忘之才，回去后便写在日记中，所以，吴宓日记中保存陈寅恪诗词甚多。

　　等吴宓将陈寅恪也聘请为清华导师后，清华国学研究院已是高师满座，他们彼此促进，引领一代学术风气。

　　清华大学工字厅古色古香，吴宓曾在此居住。工字厅后面便是有名的水木清华，朱自清《荷塘月色》所描写的便是这里的景致。吴宓则根据自己的雅兴，给所住居室取名为“藤影荷声之馆”。

　　季羡林就是这个时候成为了吴宓的学生，60多年后，季羡林特地撰文回忆：“我们曾多次应邀到他那在工字厅的住处：藤影荷声之馆去做客，也曾被请在工字厅的教授们用餐的西餐餐厅去吃饭。这在当时教授和学生之间存在一条看不见但感觉到的鸿沟的情况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回忆起来感到温暖。”在吴宓的品行当中，除了尊贤，还有爱才，他对学生也同样充满了诚意。

　　1926年3月，吴宓辞去清华国学研究院主任的职务后，专任西洋文学系教授。其時，外文系刚刚建立，系主任正好休假，校方请吴宓代理系主任职务，负责制定办系方针、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吴宓参考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经验，结合清华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外文系的“办系总则”和课程设置，提出要把学生培养成既了解西洋文明精神、熟读西方名著、熟谙西方思想潮流，又能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的“博雅之士”，吴宓也因此身体力行。这些教学实践，直接影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外文系钱钟书、季羡林、李赋宁、李健吾、许国璋等一代杰出学者的成长。而吴宓本人，无论在清华，还是在东南大学，乃至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每到一处讲学，他独特风趣的教学，都能给学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奇特的师长风采

　　吴宓先生走路直挺挺的，

　　拿根手杖，捧几本书，

　　穿过联大校园，神态自若；

　　一如他讲浪漫诗，柏拉图，

　　讲海伦故事；写他的旧体诗。

　　这首诗是吴宓在西南联大的学生赵瑞蕻所写。西南联大是在抗战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合办的联合大学，聚集了当时中国最多的名师，吴宓是其中之一。在西南联大学生的记忆中，吴宓先生的形象永远生动鲜明、在矛盾中独具奇特的风采。

　　一方面，吴宓教学做事一板一眼，非常认真，近于古板，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他对自己要求极严，每次上课铃声一响，他就走进教室，非常准时；有时，学生还没有到齐，他早已捧着一包书站在教室门口，所拿的教科书里则夹着很多写得密密麻麻、端端正正的纸条，这是他对教科书的修订和补充。无论写日记、写文章乃至上课在黑板上写字，吴宓总是写得端庄中正，一丝不苟。这样的严格要求，他坚持了一辈子。他对周围的人也很严格，有一次，一位老师不知把教科书放哪儿了，到处寻找，吴宓知道了，非常生气，也不管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一顿斥责。到晚上大家都睡觉了，吴宓还到这位老师的门口，询问有没有找到教科书。为了避免“纠缠”，这位老师只好撒谎，说已经找到了。正因为如此，吴宓素以性格严峻著称。

　　可是，另一方面，吴宓又非常可亲可爱，且常有出人意料的舉止。他对学生非常和蔼，只要学生提出合理的要求，他总会真诚而尽全力地去实施去帮忙。尤其对他看重的好苗子，他简直恨不得这样的好苗子马上能超越自己，并将学生写的好文章赶紧推荐给报刊。他的讲课也独具风采，赵瑞蕻回忆：吴宓先生在西南联大讲授欧洲文学史时，除继续采用原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翟孟生编著的教科书外，主要根据他自己多年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把这门功课讲得非常生动有趣，娓娓道来，十分吸引学生，每堂课都济济一堂，挤满了本系和外系的同学。这是当时文学院最“叫座”的课程之一。吴先生风趣幽默，记得当时一起上课的有一个二年级女学生叫金丽珠，很漂亮，吴先生点名时，一点到“金丽珠”，便说：“这名字多美！Verv beautiful，veryromnantie，isnt it？”他笑了，同学们也都笑了。那个女同学很不好意思，脸都红了。这正是吴宓率真、真诚、多情、浪漫的另一种表现。

　　在师生们眼中，吴宓是一位非常简单真诚，又非常复杂矛盾的先生。正如季羡林所写：“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有矛盾的人。”不过，吴宓的奇特与矛盾，并没有丝毫影响学生们对他的敬意。所以季羡林紧接着写道：“我这样说，不但丝毫没有贬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奇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捉摸不透的感情世界

　　吴宓还是一位感情饱满的诗人，这不只是因为他出版过《吴宓诗集》，更重要的是曾几何时，“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传遍了学界内外。

　　往事要回溯到吴宓还在清华学校当学生之时。当时，吴宓有一非常好的同桌叫朱君毅，两人交情莫逆，彼此事事公开。朱君毅有一表妹叫毛彦文，二人青梅竹马，彼此通信达五六年之久。毛彦文的每一封来信，朱君毅读后都给吴宓看。吴宓私下很是羡慕朱君毅有这么一位表妹。吴宓在哈佛留学时，朱君毅也在美国留学。有一天，吴宓便写信给朱君毅，请他写信给毛彦文，由毛彦文代他相亲。原来，吴宓在清华求学时常在《清华月刊》发表文章或诗词，一位同学的姐姐叫陈心一，毕业于省立杭州女子师范本科，常读吴宓的作品，对吴宓十分钦慕。陈心一的弟弟知道这件事后，就把姐姐介绍给吴宓。吴宓见有女子这么钦慕自己，很是欢喜，但自己身在美国，而陈心一却在杭州，无法见面。于是，吴宓便想到了正在浙江读书的毛彦文。

　　毛彦文代吴宓相亲后，在信中对陈心一尽量做了客观的评价，认为陈心一是旧式女子，皮肤稍黑，但不难看，中文精通，西文从未学过，性情似很温柔。如果吴宓想娶一位能治家的贤内助，陈女士很适当；如果想娶善交际、会英语的时髦女子，则应另行选择。吴宓显然非常信任毛彦文，看信后便作出重要选择，与陈心一越洋订婚，回国后立即与陈心一结婚。结婚这年是1920年。

　　陈心一正是毛彦文所说的贤妻良母，吴宓有一些旧文人的习气，有时会发不合理的脾气，陈心一往往逆来顺受，不予计较。婚后的最初几年，二人婚姻生活正常，彼此平静无事。然而，到1928年的时候，吴宓却铁了心要与陈心一离婚。

　　吴宓离婚这件事，不仅他的长辈反对，朋友们也多不赞同，甚至整个学界的矛头都指向吴宓。在大家看来，平时一直提倡传统道德的吴宓一旦离婚，其行为与他的学说背道而驰，不啻于自己向自己捅了一刀，也向学衡派乃至他们所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捅了一刀，所以朋友们都极力劝阻。

　　好友吴芳吉写信劝阻吴宓：“离婚今世常有，并不足怪。只是嫂子并没有做什么失德不道的事情，怎么就有这样的遭遇！《学衡》数十期中所提倡的是何事？！兄长您以至诚之德，大声疾呼，还害怕不容易打动人心。现在你自己却有其言而无其行，言行不一，又怎么能得到世人的信任呢？！”

　　另一位好友，正在美国留学的郭斌和更是写长信力劝吴宓：“吴宓你就是为《学衡》计，为人文主义计，为白璧德恩师计，为我们的理想道德事业计，都应该与心一复合。”

　　就连吴宓最知心的好友陈寅恪也多次规劝、告诫他，无论如何对正式之妻不能脱离背弃或有丝毫蔑视，应严持道德，悬崖勒马，勿存他想。吴宓向来听从陈寅恪的意见，但这一次决心已下，无论如何要离婚，并且认为：“我之所以这么做，是本于真道德真感情，真符合人文主义。”陈寅恪最终尊重了吴宓的个人决定。

　　吴宓离婚的事，引起了很大的风波。而吴宓苦追毛彦文的故事，直到现在仍广为人知。

　　毛彦文本来于1917年与朱君毅正式订婚，但在1924年，朱君毅移情别恋，向毛彦文提出解除婚约的要求，吴宓曾一度从中调解，但最终失败。而过了一段时间后，吴宓早已潜藏着的对毛彦文的爱恋之情，便越来越强烈了，也许，这正是导致吴宓离婚的最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已婚的吴宓曾强烈压制自己对毛彦文的感情，但最终无法控制。等他离婚后，更是大张旗鼓地追求毛彦文。毛彦文起初根本不同意，因为她最不愿意听到与朱君毅有关的事情，而吴宓几乎每次写信，都要叙述从某年起，从朱君毅处读到毛彦文的信便渐萌幻想，这使得毛彦文无法忍受，断然拒绝吴宓的追求。可是吴宓丝毫不受影响，旷日持久地痴心追求毛彦文，甚至让天下人都要知道。“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正是吴宓自己写的诗句。他很真诚地将自己的感情公诸于世。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等毛彦文最终松口时，吴宓却又止步了，这件事令毛彦文很受打击。1935年，已经33岁的毛彦文与66岁的熊希龄在上海结婚。吴宓得知消息，深为伤感，好多天都不露面。

　　对于吴宓复杂而矛盾的感情世界，世人始终充满好奇，却又捉摸不透。

　　也许，毛彦文最能解开其中谜团。1970年代，居住台湾的毛彦文在《往事》一书中这样说：“吴脑中似乎有一幻想的女子，这个女子要像他一样中英文俱佳，又要有很深的文学造诣，能与他唱和诗词，还要善于词令，能在他的朋友、同事间周旋，能在他们当中谈古论今，这些都不是陈女士所专长，所以他们的婚姻终于破裂。”又说：“上文曾提及吴心目中有一不可捉摸的理想女子，不幸他离婚后将这种理想错放在海伦（毛彦文英文名海伦）身上，想系他往时看过太多海伦少时与朱君毅的信，以致发生憧憬。其实吴并不了解海伦，他们二人性格完全不同。海伦平凡而有个性，对于中英文一无根基，且尝过失恋苦果，对于男人失去信心，纵令吴与海伦勉强结合，也许不会幸福，说不定再闹仳离。”

　　后来，吴宓在1953年与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邹兰芳结婚，没想到邹兰芳重病缠身，结婚三年后就去世了，她的一家子都由吴宓长期供养。而吴宓虽然早与第一位妻子陈心一离婚，但离婚后吴宓每发工资，第一件事就是把工资的大部分拿到陈心一处，见了陈心一也不说话，把钱一给，头一扭，就走了。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他晚年。

　　最强烈的信仰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吴宓婉拒了赴美国讲学的机会，辞去了台湾方面对他的聘请，也放弃了到香港东亚书院任教的机会，最终选择留在重庆，此后长期在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先后任外语系、历史系、中文系教授。无论形势如何变化，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信心，并坚守自己的文化观。

　　1952年，西南师范学院开展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吴宓则在《改造思想，站稳立场，勉为人民教师》的长文中曲折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是好的，古今政治是坏的。我们的责任，是在任何阶级统治、任何情况之下，去努力保存并发展中国文化之好的部分，好的方面……中国即使亡于日本或任何国家，都不足忧，二三百年后中华民族一定可以恢复独立，驱除异族的统治，但若中国文化灭亡或损失了，那真是万劫不复，不管这灭亡或损失是外国人或中国人所造成的。”

　　1956年，吴宓将珍藏多年的数百册中外文珍贵图书从北京运到重庆，全部捐赠给西南师范学院图书馆。当全国高校进行工资普调与教授定级时，吴宓被评定为一级教师，但吴宓坚辞，只要三级，最后学院将他定为二级教授。从1950年代起到1964年，吴宓结合教学，先后编写过《外国文学讲义》《外国文学名著选读》《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国汉字字形、字音沿革（发展变化）简表》《世界通史》《简明英文文法》《法文文法》《拉丁文文法》等多种讲义、教材，但均在“文革”中散佚。

　　“文革”中，吴宓被打成“牛鬼蛇神”，大量日记、文稿、藏书被洗劫一空，自己也被关进“牛棚”批斗。但即便如此，吴宓仍然坚持写日记，并且在1967年的日记中写下“叫中学生造反，等于拿小刀给孩子玩，没有不伤手的”以及“姚文元在江青的卵翼之下”等文字，这些文字自然给吴宓惹来祸害。

　　吴宓一生，从少年时就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写日记。早在1951年，关心他的朋友便多次劝他焚烧以前的日记，以免招祸。吴宓深感朋友们的好意，但他不仅没有焚烧，而且继续坚持写日记，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此日记既难割爱焚毁，且仍须续写。理由有三：（1）日记所载，皆宓内心之感想，皆宓自言自语、自为问答之词。日记只供宓自读自阅，从未示人，更无意刊布。而宓所以必作此日记者，以宓为内向之人，处境孤独，愁苦烦郁至深且重，非书写出之，以代倾诉，以资宣泄，则我实不能自聊，无以自慰也。（2）宓只有感想而无行动。日记所述皆宓之真实见解及感触，然却无任何行事之计划及作用。日记之性质，无殊历史与小说而已。夫宓苟有实际作为之意，则当早往美国，至迟1949年秋冬间应飞往台湾或香港。而宓乃拒绝昀、穆之招，甘愿留渝，且不赴京、沪、粤等地，足证宓已死心塌地、甘为人民政府之顺民，早同吴梅村之心情，而异顾亭林之志业矣。又似苏格拉底之愿死于雅典，而不效但丁之终身出亡、沦落异域者矣。是则宓可称为顽固落后，而非反动与特务，其事昭昭甚明。且特务行事务为诡秘，岂有若宓之大书特书，将一己之所思所言所行所遇，不惮详悉，明白写出，以供定谳之材料，又靳靳保留为搜查之罪证书哉！……”显然，吴宓并不是不知道日记在政治运动中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危害，所以他故意在日记中写下这些文字，以备日后保护自己，这显然是他的一厢情愿，造反派找“罪证”时怎么可能看这些文字。

　　吴宓坚持留下并继续写日记的深层原因，还是他深入骨髓的文化信仰。正如他在1951年4月15日的日记中所写：“宓乃一极悲观之人，然宓自有其信仰，如儒教、佛教、希腊哲学人文主义，以及耶教之本旨是。又宓宝爱西洋及中国古来之学术文物礼俗德教，此不容讳，似亦非罪恶。”1961年，吴宓长途跋涉去广州探望好友陈寅恪，然后在日记中留下这样的文字：“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道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教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殆，但屹立不动，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吴宓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最强烈的信仰，即便遭受任何苦痛仍不能使他动摇。1969年，吴宓被造反派批斗，推倒在地，左腿受重伤，胯关节、膝关节脱臼，多日尿血，全身疼痛，几乎丧命时，仍在交待中表明：“我的罪行的实质，是认为中国文化是极有价值，应当保存，且发扬光大——在任何政治统治与社会制度之下，都能尽量多地保存。”而在1974年，吴宓又成为当时全国公开反对“批孔”的三教授之一，他坚持认为：“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

　　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吴宓，有人甚至觉得吴宓在那场著名的文化浩劫中被批斗，是他自己争来的。他的学生季羡林就说：“在10年浩劫中，他當然不会幸免。我对此丝毫也不感到奇怪。以他那种奇特的特立独行的性格，他决不会投机说谎，决不会媚俗取巧，受到折磨，倒是合乎规律的。”可是，也正因此，他给世人留下了无可替代的人格魅力。

　　1977年1月，吴宓被胞妹吴须曼由重庆接回陕西泾阳原籍照顾。1978年1月17日凌晨3时，吴宓病逝，终年83岁。

　　当年12月，在全国“外国文学研究规划会议”召开期间，冯至、朱光潜、梁宗岱、杨宪益、李赋宁等30位专家教授联名上书中共中央统战部，要求为吴宓彻底平反昭雪。次年7月18日，西南师范学院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公开宣布《中共西南师范学院委员会关于为吴宓教授平反的决定》，称：“文化大革命中，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影响下，把吴宓教授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现行反革命分子，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林彪、‘四人帮强加给吴宓教授的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统统推倒，吴宓教授的政治名誉，应予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