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健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太行山上八路军总部，有两个家庭都经历过短暂的甜蜜后生离死别：他们就是刘文华、龚澎夫妇和左权、刘志兰夫妇。刘文华和左权是同时送各自爱妻离开的，龚澎和刘志兰两人一赴重庆，一奔延安，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抗日；刘文华和左权则坚持留在太行山继续战斗，又差不多同时牺牲在前线。烽火关山路漫漫，悲歌恋曲意绵绵。在此，笔者将这两个家庭串起来呈现给读者，以表达深深的缅怀之情。

　　火凤凰连理枝

　　河北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内，苍松翠柏间安葬着200多名革命烈士。一條小路将陵园分为南北两院。笔者在南院东侧北起第二排中间偏西的位置，找到刘文华墓。墓盖上刻着这样的文字：“刘文华同志，北京市人，生于1913年。幼小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及天津北洋工学院，留学德国专学机械工程，在德国前后八年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即启程返国，1938年赴八路军总部任朱彭总副司令之秘书。1941年刘文华同志奉命到晋中工作，因任务艰巨，积劳成疾诊治无效，不幸于1942年6月30日返总部途中病逝，时年30岁。”

　　刘文华何许人也？让我们把时光倒回到70多年前，如同一首歌曲所唱的那样：“红日照遍了东方，自由之神在纵情歌唱。看吧！千山万壑，铁壁铜墙。抗日的烽火燃烧在太行山上！”1938年初冬，太行前线的山西省长治潞城北村，八路军总部差不多同时来了一对男女青年：原籍合肥生于日本横滨的龚澎，原籍河北生于北京的刘文华。

　　龚澎的父亲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光复江苏和安徽的著名人物，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遭袁世凯通缉，不得已携妻徐文（黄兴夫人徐宗汉的堂妹）带着襁褓中的长女龚普生避逃日本。1914年10月10日生下次女，按辈分取名维航，小名庆生。后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就读的龚维航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她敬佩共产党人彭湃，遂改名龚澎。

　　1938年春，年轻美丽的共产党员龚澎通过秘密渠道从上海辗转来到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她先是在成仿吾任校长的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转到张闻天任院长的马列学院。因为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加之才貌过人，龚澎经常被抽调参加翻译工作，包括做毛泽东的英文翻译。这年秋天，热衷于上前线的龚澎被分配到山西敌后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恰好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在参加完中央全会后要由延安回到前方总部去，龚澎便与彭总同行。他们一行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一路上，龚澎的才华博得了彭总的赏识，到了八路军总部，龚澎就被“截留”下来，在总部秘书处工作。

　　1939年2月18日是农历大年三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人员正在一个老乡家里筹备节日活动，龚澎见到了从德国回来不久的刘文华。刘文华原籍河北大兴（今属北京），唐山交通大学水利工程系毕业（墓盖文字有误），后于1932年赴柏林科技大学续修水利工程，1936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因中国抗战大形势的影响，他随杨虎城将军于1938年初经香港回国。不久刘文华由武汉到延安，经过3个月的培训后奔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年底到八路军总部秘书处工作，还兼任也曾留德的朱德总司令的秘书。

　　龚澎和刘文华都有教会学校读书经历，刘文华的弟妹亦是龚澎在燕大的同学。这些巧合，使得同龄相仿的他们很快彼此靠近，更重要的是龚澎很欣赏刘文华的学识和风度，他具有扎实的文学功底，对中国古典诗词、文学名篇甚至外国文学名著中的许多语句都烂熟于心，信口道来，令一向自视清高的龚澎很是崇拜，他们逐渐相爱了。

　　也就是1939年的2月，八路军总部迎来了中央巡视团一行，其中一位叫刘志兰的女团员引起了当时单身的左权的注意。左权，1905年生于湖南醴陵，19岁报考黄埔军校一期，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底赴苏，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曾任军委总参作战局副局长，长征中以红一军团参谋长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担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兼前方总部参谋长，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华北敌后抗战。他是我军少有的“科班出身”的将才。

　　刘志兰原籍河北，生于北京，在七女一男的大家庭中排行老四，父亲去世得早，从小就目睹了靠给北师大学生浆洗缝补维持生计的母亲的艰辛，也早早养成了自立自主的性格。作为一个听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召唤的青年学生，刘志兰对朱德、彭德怀和左权领导八路军粉碎日军对太行山区的一次次扫荡，使抗日根据地在战火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军事指挥艺术钦佩有加。而朱德则“乘机”动员刘志兰和左权谈恋爱，他亲自做月下老人，这件事很快水到渠成，1939年4月16日，年龄隔一属的两条“小龙”，22岁的刘志兰和34岁的左权喜结良缘，朱德、杨尚昆、傅钟、陆定一等都参加了婚礼。那时，爱情价高抗日更重要。婚后第四天，刘志兰便随巡视团到沁水、晋城等地接着检查工作去了。战争环境下的太行山喜事连连。1940年5月27日，刘志兰生下一个女孩。彭德怀说，刘伯承上年出生的女儿叫“太行”，左权你女儿就叫“太北”吧（太行山有个太北区）。

　　同年8月1日，经过长达20个月“拍拖”和考验的龚澎和刘文华在驻地砖壁村结婚。砖壁村位于太行山腹地，只有一条小路通往村外，素有“砖壁天险”之称。都受过高等教育、都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抗日救国信念的他俩，婚庆方式很特别。他们到村旁的一棵杨树上刻下了两人的姓名和结婚日期，让这棵杨树作为“老槐树”见证这个值得纪念的喜庆日子。仅仅过了20多天，龚澎就接到了调往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并即刻出发的命令。当时，朱德对她说：“中央组织部可能不知道你已经结婚了，我来反映一下，让你暂时留在总部工作。”但龚澎谢绝了朱总司令的好意，表示坚决服从组织决定。毕竟儿女情长，离别前夜，夫妻俩彻夜难眠，互道珍重。他们商定，抗战胜利之时，就是他们团聚之日。

　　1940年8月30日，刘文华和左权站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高坡上目送着龚澎、刘志兰渐行渐远。原来，当时左权正在忙着策划“百团大战”，夜里还要亲自起身为女儿换尿布，不得已，左权同意刘志兰带出生仅3个多月的女儿到后方、到延安。刘志兰比龚澎还小3岁，她们母女和龚澎有一段路程结伴同行，路上也有个照料。随行的挑夫一头挑着睡在小木箱里的左太北，一头挑着吃的穿的用的，扁担上还晒着小太北的尿布。3个小时后，左权和刘文华在总部收到了两份礼物。原来是刘志兰和龚澎路过一个老乡的苹果园，给她们所挂念的夫君捎来了两篮苹果。

　　谁料想此一去竟成了他们的生离死别！

　　两地书诉衷情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分别的日子里，侠骨柔肠的左权在紧张的战斗间隙总要拿出与娇妻爱女临行前在武乡县砖壁村拍的“全家福”仔细端详，他给刘志兰共写了12封信，字里行间展现了这位儒将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他在寄信的同时常常捎上八路军总部院子里的兰花，寓意心中有“兰”。1942年5月，3万日军对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机关进行铁壁合围。5月25日下午，左权在辽县（今左权县）麻田附近指挥部队掩护总部转移时中弹牺牲，是8年抗战期间八路军中牺牲的最高级别将领。

　　左权牺牲后，刘志兰是先惊闻噩耗后收到夫君的最后一封家书的：“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懂得很多事了。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谈着。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一时在地下，一时爬到妈妈怀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个不休，真是快乐。可惜三个人分在三起，假如在一起的话，真痛快极了。重复说，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的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必要时之行动为原则。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5月22日晚。”

　　这是左权于1942年5月22日即殉国前3天写给刘志兰的信。战争，残酷的战争，人为地割断了难以割舍的亲情，左权甚至不止一次地提到要把爱女送人！我们不妨再看两信：“延安的天气，想来一定很冷了。记得太北这小家伙是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不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吃吗？现在怎样？半岁了，较前大了一些，总该好些吧？希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小宝贝，我俩的小宝贝（写于1940年12月23日）。”“这个小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思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哪里会忘记呢？在工作之余总是想着你和她和我在一块，但今天的事实不是这样的，默念之余只得把眼睛盯到挂在我的书桌旁边的那张你抱着她照的相片上去，看了一阵后也就给我很大的安慰了。太北这样活泼可爱的宝贝，不要打她，打亦无济于事，想来你爱她之心与我是一样的，或许打她一顿的话是向我发牢骚的，不是事实。希望这仅是发牢骚，不是事实，那太北就幸福了（写于1941年5月20日）”。

　　笔者在抄录这3封分别写于3年的“两地书”时，忽然想到鲁迅“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的名句，顿时觉得眼睛都湿润了！左权将军在前方拼死拼活，不就是为了千百万个太北那样的孩子不遭罪，能有个幸福的明天吗？

　　刘志兰写给左权的信，这里援引的是1942年7月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为了永恒的记念——写给权》：“在你旁边感到坚实有力没有迟疑的信赖，虽然你不愿以美丽的言词来装饰你的情感，令人深感到一种真挚、朴素、包容一切的爱，在忙迫的工作中，也注意细心地关切我……在有了北北的几个月中，你学会带小孩子，替她穿衣服、包片子，较我更细致。当时也多在紧张的战况中，从没有因为她的哭泣影响你工作休息有一点不耐，你爱她。在痛苦中回忆过去快乐的时光，是更深切的痛苦，然而那逝去的永不再返的日子，怎能不引起我的依恋呢？”

　　声声入耳，句句动容。可惜，“两地书”中这最末的一封，左权已经永远看不到了！

　　病榻上失亲人

　　当初刘文华和龚澎他们分别之后，每10天必相互致对方1封信，而且依次编了号。刘文华甚至还别出心裁地把他们那棵“纪念树”上的名字拓下来寄给龚澎。但关山阻断，有的信他们都没有收到。深得朱德、彭德怀将军赏识的刘文华在龚澎走后的第二年，调任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与司令员秦基伟共事。他的挎包里有一本精致的相册，首页是龚澎在燕京大学时的照片，一张显旧的贺卡里还夹着一缕龚澎的黑发。这个包他是一直不离身的。

　　1942年那次反扫荡，时任八路军晋中情报处处长（对外称交通站站长）的刘文华斑疹伤寒初愈便随军作战，行军路上因盲肠炎突发，迅速转为腹膜炎，囿于医疗条件，无法救治，于6月30日英年早逝。在疼痛引发的剧烈抽搐中，刘文华颤颤巍巍口授遗书：“我现受着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的痛苦。倘若我是普通的人，我宁愿自杀；但对共产主义者，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觉，就是在与民族敌人苦斗面前，我一定会苦斗到最后一息。就是死，我也不愿违背共产主义者美德……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她不脱离革命，她就永远对得起我的……”

　　历史如此的巧合，冥冥之中刘志兰、龚澎曾一同道别的夫君，竞差不多同时告别人世！

　　而在山城重庆，来此已近两年的龚澎事业上可谓蒸蒸日上，她由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到《新华日报》记者，再到周恩来英文翻译兼秘书，并出任中共南方局外事发言人，在揭露皖南事变真相和向海内外媒体宣传共产党抗日、争取国际舆论支持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但生活中的灾难却接踵而至。1942年春天她得了痢疾，《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艾特金森把她送到海军医生那里诊治。因注射针头感染造成并发症，龚澎住进医院治了半年。病床上的她尤为思念亲人，她想父亲，想刘文华。

　　袁世凯死后，父亲龚镇洲才带他们全家返回国内。姐妹俩从小就是父亲的掌上明珠，有那么几年家里夏典冬赎也要供孩子们上学。龚澎在上海有名的圣玛利亚女中就读时，常因看书而废寝忘食，担心女儿饿了的爸爸便每周给她送一桶饼干。她去延安，也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之后父亲以衰老之躯奔走抗日，路过重庆时来看望女儿，周恩来还曾请他吃饭。也不知他老人家眼下身体怎样了。

　　1942年三八妇女节，龚澎曾收到一张别致的明信片，刘文华在信中兴奋地讲述着在敌后的战斗与生活。他深情地告诉妻子，在敌后战斗的日子里，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她，希望很快打败法西斯，他们见到胜利曙光的时候，就是相见的时候。然而其后就再没有他的音讯，龚湃有种预感但又希望什么也没发生。当初，周恩来获悉龚澎新婚29天就别夫启程来渝时，曾很抱歉地说：“真對不起，把你们夫妻拆开了。”他一直向华北方面提议调刘文华来重庆，但这件事一时还没有办成。龚湃也不好催请组织，她哪知道组织上暂时对病中的龚澎隐瞒了刘文华已牺牲的消息，如果不是关山阻隔刘文华已经调来了。

　　7月29日，“有德有年，功在民国”的前安徽铁血军参谋长龚镇洲病故于敌机轰炸传染病流行的桂林。8月3日噩耗传来，周恩来等红岩全体同人集体致函龚澎哀告讣讯，并说：“希望你更加健康，能够很快回到家里来。”一个“家”字，体现了红岩村是亲如家人的战斗集体。周恩来随后又派邓颖超代表他去医院看望慰问龚澎。在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徐冰张晓梅夫妇等20多人一一具名的信函中这样写道：“我们热切地希望你宽心些，我们将以无比情谊和诚挚来补偿您已失去的父爱。这话也许是夸口的，然而我们相信这是出自我们的真诚，您是会接受的。小超同志要走了，我们来不及多写，只有把我们许多颗赤热的心带给您。伸出手来握您。”

　　同年11月13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给桂林龚镇洲追悼会筹备处发去唁电：“镇洲先生有德有年，功在民国。陪都接席，瞻仰怠殷。遽闻凋谢，实深悲悼。道远不及躬奠，特电致吊。”此时周恩来已拟稍后告诉龚澎刘文华已故的消息。11月26日，出院后的龚澎从一位叫吴青的女友函告丈夫何云[刘文华经常在他任社长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发稿]在太行山区牺牲的来信中似乎揣摩到什么（信中有“革命是长期的，一点点牺牲算什么呢”语），她急切地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询问。眉宇紧锁的周恩来沉痛地告诉她：“龚澎同志，刘文华同志已经于5个月前在前方不幸病故了。我收到电报迟了些，你在病中又遭父丧，到目前为止身体尚未完全恢复，我不忍心加深你心中已有的创痛，所以一直瞒着你……”坚强的龚澎尽管又陷入撕肝裂胆的悲痛中，但她还是抹干眼泪表示：“我将抬起头来，决心把文华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一则以纪念他，一则以实践我的信仰！”

　　龚澎和刘文华，婚后在一起的时间不到一个月，别离22个月；刘志兰和左权，婚后时分时合的日子16个月，别离21个月。“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他们于70多年前演绎的两首烽火关山路上的恋曲悲歌，不，是交织在一起的交响的恋曲悲歌，将永远在我们心头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