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斌

　　

　　

　　

　　观察、剖析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周一良算得是典型一例。他一生跌宕起伏，简直像坐过山车，红曾红得登堂入室，黑也黑到国人皆嫌，浮沉都曾达于极致。论其一生，笔者力有不逮，只是中间几年，朝夕相与一室，有见有闻，虽是一隅之得，写了出来，或于研究、理解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知识分子，有一点参考。

　　1966年夏至1969年夏，时值周一良先生53-56岁，这几年的他，多半在“牛棚”里度过。30多年过去之后，他快90岁了，“牛棚”的阴影依旧萦绕心头，挥之难去，以致成为他晚年三大抑郁的心结之一。周先生留下的文字、遗物之中，都有明白的表征。

　　“文革”期间，北大历史系有过一个庞大的“牛鬼蛇神”队伍（北大历史系的“牛鬼蛇神”先后揪出3批，共34人，占全系教职人员总数的33%），周先生在“牛棚”里的境遇，目睹见证者不少。时光荏苒，屈指一数，这些人大部分凋零作古了。我当年30岁出头，如今也近耄耋之年。逝者如斯，说起来都是些前尘往事，一切全在可以宽宥之列。不过，宽宥不等同于忘记，更不等同于可以抹除。周先生晚年的心结，究其所在，我以为，就是今天反思“文革”之时劈头遇到的一个问题：宽宥。本来周先生早已萌生此心，并积存多年，可偏偏遇上一个全不认账的他，您说，这可如何是好？！

　　显现本尊

　　1966年，政治风云诡谲多变。4、5月间，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捆绑到一起，打成一个“反党集团”，霎时之间倒台。这时，斗争还只限于上层，广大工农并不知情，依旧过着日出而作、日没而息的日子。此前，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对校长陆平不满，已非一日。这时的她，以高度灵敏的政治神经，觉察到上层的动向，再同康生一番互动，于5月25日在校园里给陆平贴出了一份大字报。如今只看这份大字报的标题，就知道她真是费了不少心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前有宋硕，后有彭珮云，把陆平的名字嵌在中间，音在弦外，是说陆平与刚刚倒台的彭真定有什么瓜葛——因为宋、彭两位既是彭真手下的得力部属，又是陆平在上级机构中交往密切的人士（宋硕当时是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彭珮云是该部办公室主任兼北大黨委副书记）。拔了萝卜带出泥，政治斗争的学问全在她妙手一用。

　　下属对上级有意见，公然以大字报方式表达，有点异乎寻常，一般也不会被接受。仅仅一天工夫，聂元梓的大字报就被其他大字报糊盖得严严实实，事情好像就此烟消云散，其实风暴刚刚到来。

　　一周之后，即6月1日的晚间，北大校园中被覆盖的那张大字报一步青云，竞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晚问“新闻与报纸摘要联播节目”中全文播出，语调铿锵，重播连连，直至午夜。此时的陆平，跌坐家中沙发之上，默无一语（参见陆洁：《父亲是知识分子》，载《中华读书报》2012年10月21日）。次日，《人民日报》又以头版头条位置全文刊登了这张大字报，同时，另加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千字短文描述“陆平及其一伙”的时候，用语不凡，将“黑帮”、“黑组织”和“黑纪律”这类冠以“黑”字的语词，连续使用了6次。陆平随即被撤销一切职务，北京市委也被明令“改组”。紧急改组地方一级党的机构，白区地下党时期有过，那多半是领导层中出了叛徒，万不得已才采用的一种非常应对。1949年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后，此种情况罕见罕闻。

　　此刻，人们方才悟到眼前的事态果然严重。这时候的北大校园就像一口烧开的热锅，到处冒泡了。未名湖畔的铜钟，几十年来上课、下课都会准时撞响，由此之后即长歇长弃。打钟的老人姓赵，燕大时期，他年纪尚幼，人们称呼他“Dear Zhao”，他一分不差地打钟，几十年如一日。如今纷乱吵嚷的燕园，再不需要他的准确性和责任感了。

　　这时候，历史系的师生大部散在农村参加“四清”，一、二年级的学生和少数教师在京郊昌平县太平庄搞“半工半读”。大家不论身在何处，大字报的全文都是听了又听，生怕漏掉一个字。北大虽然瘫痪，后勤事务好像还有人做主，星散的师生都有校车陆续接回北大。我乘车返回校园刚放下行李，就听见有人在走廊里呼唤历史系的师生到第一体育馆集合。那是6月5日的晚上，说是开会，时间到了却没有人主持。篮球场上的人们围了个圈子，空冷了好一阵，气氛凝重。这时候，人群里忽然有人高声喊话。

　　那是从太平庄回来的学生，当时他们疑窦满怀。因为三四个月以前，太平庄的“半工半读”有过一个开学典礼，曾来出席讲话的，有北京市委主管文教的书记邓拓，他是到会祝贺的最高级别的人物。可是没过几天，他的《燕山夜话》就被拿出来批判，说里面有反党的“黑话”，报纸上揭出一条又一条。如今，聂元梓大字报上赫然在列的彭珮云，也曾来太平庄蹲点，一住十天半月乃是常事，学生们总在食堂里碰见她。太平庄是一家“黑店”这个话，虽没人说出口，但在学生心里已是油然而生。有个捻儿就是炮仗，当时校内的形势已经如此。

　　那天的第一体育馆里，先有学生当面质问几位班主任，不得要领；接着有人指名呼喊系总支书记徐华民出来答话。徐有问即答，只是满脸的苦相和委屈。他答“不知道”、“不清楚”，语调无奈而真诚。接着有学生指呼周一良先生答话。周先生好像也刚从农村回来，换穿了一件干净、褪色的中山服。他走人人圈，站定之后，先用两手抻了抻上衣的下摆，又抬起双臂提了提领子，整衣昂首，法相庄严。他的回答跟徐华民一模一样，但字字皆有音节。他们两位是历史系主要的党政负责人，对答如此，学生不满，但也提不出更多的质问，僵持了好一阵，怏怏而散。

　　后来3年，周先生被批被斗多次，算将起来，能够保持师长尊严的，那天大概是唯一的一次。至于其他“牛鬼蛇神”如我辈者流，早已人格辱尽，遑论尊严。1966年6月5日北大第一体育馆里的周先生，我以为，显现出来的正是他的本尊。

　　众跪与独跪

　　周先生在“牛棚”里的遭遇，颇有一番曲折。

　　历史系的“黑帮”，到1966年的8月1日，除系主任翦伯赞之外，还揪出28人。这29人中，除长年卧病者3人、被逼自戕者1人、求死未得躺在医院的1人之外，其余24人，包括周先生，都被编入劳改队伍，每天由学生押到校园的空旷地方拔草，实际上是去示众。整个8月份，校外来人平均每天近10万人次，这个数字与春运期间北京火车站的日客运量几乎相当。我们被围起来，甚至说不上是批斗，只是被随意折磨和辱骂。

　　有一天，在历史系所在的三院二楼阳台栏杆外面的排水槽上，我们被喝令成排跪倒，齐刷刷一片，阵容可观。我们逐个向校外围观人群口报自己的姓名、出身和“罪名”等等，然后回答质问。水槽只有70公分宽，跪下去，膝盖已到了水槽的外缘。这时候，坐跪不许，长跪又会重心前倾，容易栽下去。虽说二层距地面不算很高，真栽下去，也难免有骨折之虞。这时我们只能既保持长跪，又使重心尽量偏后，这个姿势可想该有多难。前后折腾了近一个小时，曲终人散。当看押我们的学生喝令我们出去拔草的时候，向达和杨人楩两位还是跪着不动，原来他们竞站不起来了。这一年，向先生66岁，杨先生63岁。其他人如邓广铭、商鸿逵、周一良等几位长者，都勉强支撑下来。

　　这是我们被斗以来的第一跪。不怕读者见笑，事后我们竟然悟到，多亏有这群体一跪，原来它有“正面”的预热功能。独跪愧？与众跪愧？日：都愧！都不愧！好多年之后，我们才敢说，该愧的应有人在，我们何愧之有！后来向达、杨人楩、周一良和笔者等多人，都获有二跪、三跪的机会，即便是独跪，也能含羞忍辱，度过难关。而西语系的俞大纲教授头一遭就是当众独跪，她忍受不了这份屈辱，不就立刻告别了这个世界吗！

　　周先生的左手无名指上有一枚戒指，我一上大学就看见过。他在课堂上抬起手来，总有一个亮点。那是他与夫人邓懿的婚戒，佩带多年了。现在拔草，阳光之下，常常闪出亮光。当时正破“四旧”，长发、旗袍、蓄须、墨镜、祭祖、拜佛，都在破除之列，戒指能被免除吗？好几天了，周先生怎么还不摘下来呢！一天，果然有个学生前来责问，周先生答：“20多年了，骨节变粗，褪不下来了。这是‘四旧，我一定想办法！一定！”还好，那个红卫兵没多说什么。第二天集合，周先生的手上果然不见了那枚戒指。当晚汇报改造体会的时候，周先生说，昨晚我到海淀一家铁匠铺，请师傅帮助，用锯子锯断，破了这件“四旧”，我感谢这位工人师傅。言下不胜释然。其实，这段往事周先生一直耿耿于心。24年之后，他在《郊叟曝言》中，才把当年的惋惜和无奈，像吐苦水一样倒出来，不过那枚婚戒已经不能重圆了。

　　1966年9月26日，周先生随同历史系一干“黑帮”，被解送到昌平县太平庄关押劳动。这是一个封闭式的劳改营，距我们最近的一个村庄虽只有二里，那里农民的身影我们远远可以看到，但人家却与我们保持了绝对距离。不久，向达先生生病，因在太平庄不得医治，才准他回校，此时医生已经束手。他遂成为继汪篯之后死于“文革”的历史系第二位教工。转过年来，约在1967年的1月间，包括周先生在内的几位年长“黑帮”，都被准许回到学校劳动，我们几个年纪轻的则继续被扣在太平庄。

　　依我推测，那个时候的历史系“文革委员会”还不像后来。向先生之死，大概让他们受到一点震动，遂发此慈悲。到了1968年，就进入了一个人性完全泯灭的时代，病只怕你不死、打只恐你不伤了。以向先生一死作为代价，才换回周先生等人回到学校，果真会遭遇如此残暴吗？后来每想起这件事，我都觉得再无第二种解释。可这一解果真成立，该是多么残酷的一念！

　　“较好的干部"

　　进入1967年的6月，由聂元梓主持的北大“红色权力”机构势力渐衰，监管我们的学生自行散去，没人来给我们派活监管了，可也没人宣布免除对我们的“管制”。实际上，历史系的“劳改队”，就算是悄没声地“聋子放炮——散了”，用邓广铭先生的话说，就是“松绑”。

　　与此同时，“解放干部”的声浪渐起。《红旗》杂志的评论员文章说，全国干部可以分为4类：好的；较好的；犯了错误和严重错误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叛、特、反——只有第四类该打倒，他们是少数。《红旗》评论员传达的必是上面的声音，这让我们看到了曙光。跟着，不少大字报贴出来，说周一良先生是“二类”即“较好的干部”。眼看他快“解放”了，我们个个心生期盼。只有他能“先行”，我们才出头有望。与此同时，校园里反聂元梓的声浪滚滚，一波高过一波。

　　一天晚上，北大“五四”操场上召开了一个批聂大会，教职员工和学生们一个个争相登台，周先生也上去讲了话。谁知道，这次讲话却改变了周先生的命运，在此后足足两年的时间里，让他和他的全家受尽了各种折磨。

　　一掴一掌血

　　聂元梓的势衰与全国大局紧密相关。1967年春，隐忍多时的一批党军元老一齐发声，指责江青等人以“文革”乱了党、乱了军、乱了社会。江青等人只有招架之功，退到了角落里。这种态势绵延下来，由春而夏，由夏而秋。忽然，毛主席出面发话站在江青一边，老帅、重臣受挫，形势急转直下。江青遂即改守为攻，反讥对手为“老保想翻天”，聂元梓于是也咸鱼翻身，实行秋后算账，在校内大抓“老保翻天”。

　　“松绑”前后约有4个月之久，历史系“文革委员会”一声令下，我们被二次打人“牛棚”。

　　这次重新押回太平庄，一关20个月，其中约有半年可称得上是暗无天日。监管学生不但人数大增，而且手里还添了长矛和用自来水管加工改制的短棍。一天之内，我们要7次列队集合，7次背诵“语录”。其中的晚点名一场，总要喊出一两个人，轻则斥骂，重则动手。

　　周一良先生此前有两顶“帽子”：“走资派”和“反动权威”，这回二次进宫，照例在毛主席像前低头“请罪”，听他自报姓名和“罪名”的时候，另外加了三顶：“反共老手”、“美帝特务”和“老保翻天急先锋”。五顶“帽子”一齐报，他占用的时间最多。其实，最后一顶才是送他“二进宫”的真正缘由，不然的话，一个昨天公认的“二类干部”，转眼间怎么就成了“四类”呢！其实，“反共老手”和“美帝特务”不过是个添加剂，既给自己壮胆、又堵别人嘴巴的小把戏而已。

　　任何一个监管学生，都可以随意打骂、处置任何一个“牛鬼蛇神”，这是“牛棚”里的常规，可实际的状况往往是，某个监管学生会特别“眷顾”某个“牛鬼蛇神”，就像是跟你结了对子，做了冤家，鸡蛋里挑骨头，一天到晚都找你的差错。谁摊上这么一位，谁就受大罪了。不幸的周先生，竟攤上好几个这样的“眷顾”者，其中一个叫聂玉海，是历史系的学生。

　　一天晚点名，先照例集体背诵了几段“语录”，接着，是刹时的岑寂，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呼吸。

　　聂玉海拉着长声喊：“周——一——良！”周先生按照“牛棚”的规矩赶忙答应：“到！”聂玉海又喊：“出列！向前三步——走！”周先生应声跨出队列。聂玉海接着问：“今天是什么日子？”事后我们“牛鬼蛇神”私下互道感受，当天是1968年的6月还都知道，至于多少号，就大半说不上来了。“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那个时候，我们只问星期几，熬到了隔周盼来的星期天，才有半天休整，可以洗衣、理发。至于几月几号，几乎与我们全不相干了。不想，那天周先生还真回答出来是6月×日。聂玉海说：“去年今天，是你在‘五四操场辱骂红卫兵小将的日子！”说着一个嘴巴就随话音抽过去，周先生的嘴角立即流出血来；跟着左右开弓，周先生满脸是血。

　　就在这前后，周先生被拉回北大，“单兵教练”了一回。

　　“单兵教练”是监管学生当时的用语，意思是从众多“黑帮”之中拉一个出来送回北大，单独批斗。这样的批斗，不同于以往。以前还真是批判为主，最后才上拳脚。“单兵教练”则是三言两语一带而过，遂即开打，而且用上了种种自制的刑具。历史系的吕遵谔、杨绍明、罗荣渠、周一良都被这样“教练”过一回，我是最后一个。被“教练”过的人，送回太平庄，行动都有不便，我们不好互问，想必是有伤在身；除此之外，精神更要低沉多日。物伤其类，一人消沉下来，我们整个房间也都笼罩在一种“不知明日”的气氛之中。

　　周一良先生被“教练”，则还有插曲。从太平庄出来，要先走过一段河滩，那天押解他的两个人，一名是“姓魏的红卫兵”，一名是“姓宋的红卫兵”。他们喝令周先生边走边弯腰，从河滩里把同等大小的鹅卵石捡拾起来，装满挎包，一路背到北大。当时校内武斗正酣，这些鹅卵石用到自行车内胎做成的强力弹弓上，恰是最有力的子弹。在周先生晚年写的回忆文字里，这件事也有提及。他老人家说，回校的路上，要乘一段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那名“姓魏的红卫兵居然发恻隐之心，叫我把他们视同宝贝的‘子弹卸下来放在地上。此人此事我永生不忘”。（参见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5月第一版62、63页）

　　《乞活考》公案

　　话说回来。1966年6月初，陆平撤职、北大陷于瘫痪，上面派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夤夜人校，维持局面。历史系随后也有从海军和煤炭工业部抽调来的一些干部陆续进驻，组成“历史系工作组”。师生人等俱被安顿在室内，顶着6月的酷暑，整天学习《人民日报》社论。周先生随同大家一起学习。

　　当时历史系所在的三院，墙内墙外，贴满了大字报，多半是从报刊上批判翦伯赞的文章中抄下来的语句，只是在他的名字上多打了一个红叉，人们往来走过并不驻足。一天，忽然有长篇大字报贴出，占满了大门的两侧，平衡对称，让人耳目一震。原来的虎皮墙上因雨水冲刷石块松动的地方，统统被遮盖起来。大字报说，周先生的一篇文章内藏玄机，它“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是一株反动透顶的大毒草”。

　　“大毒草”是指周先生早年写的一篇考据文章《乞活考》。这篇文章讲的是，西晋东晋之间，胡族自北南下，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逃亡江南，流民一批又一批，形成一次人口流动大潮。其中从山西出来、被称为“乞活”的一股，约2万多户，行至黄河流域，停留屯聚下来。有意思的是，他们拥有武装，自成聚落，遥奉晋室正朔，抗拒胡族，这种自存自保的状态，竞从公元306年一直延续到419年，长达113年之久。在这百年之间，他们的自保自卫有力地配合了司马氏政权的北伐活动。史书上有关“乞活”的资料本来点滴片段，散在各处，人们但知“乞活”其名，无法窥其全貌。经过周先生一番穷搜苦检，居然连缀成篇，“乞活”的面目遂被勾画出来。这样的文章，没有点功力，读书不多的，是绝对做不出来的；做出来之后，能识货、能欣赏的人，也只限于狭窄的小圈子，三五同行而已；专攻世界史的不用说了，就是研究中国史的同仁，上搞秦汉、下搞明清的，也只是翻翻罢了。不想，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专攻中国现代史的一位青年教师。他平日兴趣广泛，雅爱涉猎，不知什么时候钻到图书馆旧期刊阅览室，研究了周先生这篇文章。大概因为这篇文章发表在1948年，正是国民党大军仓皇南逃、溃不成军之际，值此时刻，居然有周一良这样一篇文章刊出，大字报说，《乞活考》的用心，是要溃逃的国军效法“乞活”当年的做法，相机止步，凭坚乘险，拥兵自保，以待来日——这不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又能是什么呢？

　　周先生的这篇文章，发表在只刊印几百份的《燕京学报》上，这份学报向来没有多少人看。国民党上层，漫说此刻已是惶惶不可终日，就是好整以暇之际，谁又会有闲心去看这种枯燥的文字呢？再说，真的看了，就能复制出一个现代版的“乞活”吗？这样一件今天听来难以想象的事，在50年前，不特有如奇异的思维，居然还能找到市场、被人接受——与大字报作者一起署名的，就有历史系二年级的几名学生，不过他们使用的是一个小组的名义。

　　这个时候，周先生还没有被“揪出来”，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还“侧身革命群众之中”。稍有政治运动经验的人本该知道，话语权对这个时候的周先生早已无缘无份，可周先生偏偏书生气十足——他也用大字报形式作了答复，表明自己绝对不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其实，历史系教师当中能作考据的本不在少，熟悉考据的就更多了。大家心知肚明，谁会相信“大毒草”的揭发属真？只是写大字报的仁兄，拉来学生作大旗，谁也不好说他什么罢了。而周先生自己站出来辩诬，句句全在理上，本来不说也该明白的事，经此一辩，大家都以为，“乞活”一场闹剧就此可以收场，周先生就捱过去了。

　　然而，此后的事态却正好相反。周先生在他后来写的《毕竟是书生》里说，只要是小会批斗，《乞活考》和他的一首寄内诗，即写给他夫人邓懿信中的一首诗，总是没完没了的题目。“关于《乞活考》的审问就不止一次”。笔者沦为“牛鬼蛇神”、与周先生同棚作囚的时候，曾见大字报的作者和一个叫高海林的历史系学生来到我们中間，一声高吼，喝令周先生随他们进入一个房间，好久才放他出来，可能就是这种“审问”。

　　1989年6月，“文革”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周先生到美国探亲。大概一是闲不住，二是身在异域、脱离尘嚣可以让人静下心来沉思的缘故，他就回忆了“我的前半生”。写这种回忆文章，无需查看太多文献；即便有点空缺，回家补上，也算方便。这就是他写《毕竟是书生》的空间环境。在这本回忆录里，周先生单立了“《乞活考》招来灾难”一题，其中写道：“历史系的一位教师和一个红卫兵，抓住《乞活考》大做文章，硬说此文乃为蒋政权出谋划策的‘大毒草，对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大肆批斗……穿凿附会、歪曲解释的细节还有不少，手边无书，不复省记。”

　　又隔了9年，到了1998年，大概是年初吧，北大百年校庆将至，历史系散在各地的64级学生，已经工作了整30年，每人各就自己的专业写了一篇文章，结集成书，推代表来商请时任系主任的周先生为他们作序。周先生一看文集中有高海林的名字，脱口便对来人说：“这个红卫兵在运动当中对我的迫害，其态度之凶恶、手段之粗暴，我是至今难忘。尤其奇怪的是，直到1968年的下半年，炮兵營营长还带着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的教师，来到劳改大院，一再强迫我承认《乞活考》的反革命意图，说我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我当然坚决予以否认。请你们告诉他，我至今不能谅解。但是不能因为一颗老鼠屎就搅坏了一锅汤，我仍旧要给你们写序，以示鼓励。”（参见周一良：《郊叟曝言》第92页，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9月）

　　时隔30年了，周先生一见高海林的名字就火气如此，可见他受伤害之深。说起这个高海林，何止对周先生一人，他对向达先生、杨人楩先生都很凶狠。我们“牛鬼蛇神”一众，人人对他印象深刻。周先生这里称呼的“炮兵营营长”，就是高海林。

　　到1967年，北大校园里的学生、教师，不论身属哪派，都三五成群，纷纷成立了“战斗队”。所谓“战斗队”，就是观点相同、彼此说得来的人，或三五、或七八组合在一起，共同参与“文革”活动，对校内外大事共同表态的一种组织单元。比起1966年夏天出现的“红卫兵”，它显得更为宽泛和普及，几乎人人可以有份，就是出身不好的学生和“黑帮”子女，也可以游离在其边缘，干点抄写大字报一类打杂的事，只有“牛鬼蛇神”没有份。至于“战斗队”云者，那无非是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战的一种宣示；废除班级而代以“战斗队”，则是革命化的一种标榜和张扬。那么，个个都叫“战斗队”，彼此又如何区分呢？世上原无难事，只需在“战斗队”前加上一个“姓氏”就是了。妙处全在这个“姓氏”上，它多半取自《毛主席诗词》，不仅上口好听，而且极富雅趣，别成一种味道——“漫天雪战斗队”、“不争春战斗队”，贴出大字报的时候，就这样落款。同系同一个年级之内，看到某一“战斗队”的大字报，大家大略可知其中各是谁人等等；如果是外系同学，则最多只能识别其为何系。因此可以说，“战斗队”只是一个半透明的组织；它贴出的大字报，也是半负责半不负责的言论；若论同声同气，群胆群威，那就富富而有余了。像这样的“战斗队”，还有“看今朝”、“慨而慷”、“从头越”、“橘子洲”、“同心干”、“冲霄汉”、“虎踞龙盘”、“浪遏飞舟”、“长缨在手”等等，不一而足。取名的时候各有寓意，但都不乏革命浪漫情调。唯独这个高海林，不知道是旁人不愿同他搭伴，还是他不肯与人为伍，寡人孤家，一个人成立了一个“战斗队”，名字很直白，就叫“炮兵营”。这个“炮兵营”，也确实干了不少隔山打横炮的事。周先生在“牛棚”与高海林“结缘”，以此就有了上面这段直呼“炮兵营营长”的愤愤气话。

　　序言写过之后，周先生的心情反而不能平静。隔了半年，1998年6月，时年85岁、因患帕金斯病而手不能握管的他，烦人代劳，记下了他口述的一篇《还想说的话》。他先把前面我引用过的那段发泄火气的话形诸文字；紧跟着，对高海林的态度却转了180度的大弯，也记录在同一篇文章之内。他这样写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宽容应该是每个人具备的美德”。他接着又说：“‘文革这场灾难开始以后，几乎人人受害，我信了‘神上当受骗；年轻的孩子们也同样信‘神，上当受骗……我与红卫兵的情况只是上当受骗的程度不同，又有什么理由坚持不肯谅解呢？因此，我在这里向原新北大公社炮兵营战斗队的高海林营长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

　　周先生心回意转，看来是要把这个事情放下了。他举轻若重，还幽默了一把，谑称自己是在“阵前喊话”——所有这些，无非都是在营造和谐气氛，给对方铺一段台阶罢了。说起来，老人家的用心也算良苦。

　　不想这个时候，又平添出一段插曲。北大另一位教授、与周先生相熟的吴小如先生，看了周先生的“喊话”，不表赞同，也写了一篇文章——《有感于“一笑泯恩仇”》。吴先生说：“这样的事如果被我摊上，我尽管不与那个整人的红卫兵计较，但序言我是绝对不写的。应该坦率承认，我没有一良先生那样宽容大度。”（参见吴小如：《莎斋笔记》第260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3月）从行文来看，吴先生的这段文字，大概写在1998年的秋天（吴先生的文章开头说：“周一良先生在最近一期的《读书》上更口授一短文……”周先生的短文发表在《读书》1998年8月号，由此推断）。

　　3年之后，即2001年8月，周先生的《郊叟曝言》即将出版，在《前言》里，不想他老人家又旧事重提。他这样写道：“我对红卫兵的喊话，吴小如先生有不同看法，见《莎斋笔记》260条《有感于‘一笑泯恩仇》。现征得吴先生同意，收录此文以供参考。”

　　事情真是曲曲折折。

　　我以时间为序，把《乞活考》一事的前前后后罗列如上，应无遗漏。写到这里，笔者心中早已产生几点疑问：第一，对高海林，周先生真的宽容了吗？第二，周先生对历史系64级前来索序的弟子们说：“请你们告诉他（指高海林），我至今不能谅解。”——这段话，按照通常的人情世故，我们可以揣测，周先生自己何尝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这些弟子出门之后，未必真会有人秉照师命，无误转达。其实，周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不会拐弯的直性子人，他一时火起，说几句气话，火气发完，也就过去了。既然如此——如果笔者的推测无误——那么，周先生到了病痛缠身的晚年，为何还要烦人录下《还想说的话》，把先前做好的棒槌，自己又当真（针）认（纫），再以它充做由头，衍接下来，另做一番宽容的文章呢？第三，吴小如先生有不同看法，乃是仁智各见，不属学术之争。周先生既然谅解在先，那就一切全该了结，又何必回过头来，把吴先生的意见收为“附录”，做这种拖泥带水的事呢？再说，周先生一笑泯恩仇的时候，载有吴先生那篇文章的《莎斋笔记》还只是一部手稿，离正式出版还差10个年头。正因为如此，周先生才不得不有一番饶舌，说他的《郊叟曝言》附录这段文字是“征得吴先生同意”云云，不然，引用已经出版的文字，何需去征求作者的意愿？君不见，周先生的这段引文只是“引自《莎斋笔记》260条”，而没有标出它的页码，这不也与引用的常规写法不合吗？

　　以上几点存疑，放在心里一久，慢慢生出一些觉悟，又感到这些觉悟尚可自圆其说。趁此怀念先生之际，写在这里，请了解先生品格、习性的家人、同事，给予评论和指正。

　　第一，周先生对高海林，确有宽宥之心，这一点不容置疑。先生以受害者之身、长者之尊，主动表示谅解，情真意切，他有这份胸怀。再说，发难《乞活考》的始作俑者并不是高海林。大字报贴出时，高大二刚刚念完，周先生的文章，他恐怕未必读过。说白了，他不过一介跟屁虫而已，跟得久了，升级当了“炮手”。

　　第二，周先生改变态度，确定谅解高海林之后，用什么方式转达这个新信息为好呢？最简便的办法，当然就是再把索序的学生找来，说明原委，前番的气话一笔勾销，这才合乎常情。而周先生呢？他采用的是隔空喊话的办法，“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这样的做法太过张扬，与周先生平日为人做事的风格不甚相符。

　　其实，周先生的喊话另有深意。笔者以为，他这个话，是喊给另外一个人听的。这个人，就是周先生每次说起高海林的名字时，总要一并提到的“历史系的一位教师”、“他的军师——一名历史系教师”，一句话，就是始作俑者——带头贴大字报的那位。作俑者装药，高海林放炮；作俑者是教师，高是学生；作俑者是成人，高是“年轻的孩子”。唯此之故，周先生稍一平静，就立即不同高海林再做计较了。

　　而作俑者呢？说来事有凑巧。周先生在北大校园外面的燕东园住了43年，居室终日不见阳光，直到晚岁迁居，才得走出阴山背后，这本是一件让他高兴的事。可没想到，迁入校园内的朗润园，却与大字报的作俑者相毗为邻，楼前楼后，相距不过几十米。正所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可想窄路相逢之际，那场面该是何其尴尬！

　　第三，“喊话”当中有如下一段，我以为更值得玩味：“文革灾难开始后，他（指陈寅恪）的一位得意弟子奉命在报上公开发表批判陈先生的文章。后来，这位弟子在陈先生面前跪哭请求原谅，陈先生只是说：‘你走吧！”举出这个事例之后，周先生紧跟着明白表示，自己不能与陈先生相比，因此绝不会像陈先生那样做。试想，这段话是说给高海林听的吗？实话实说，高海林与周先生没有这份交情，周先生的文字也犯不着为他这样凭白浪费。先生这段拐弯抹角的话，实在是包含着另外一番苦心。

　　自打迁居，他与当年大字报始作俑者的尴尬窘遇不是一天了。北京的冬天，老人家总要出来晒晒太阳，初一错过了，十五也难免会碰上，回到家来，怎能不心生膈应呢？自己如此，那对方呢？宅心仁厚的周先生为解脱对方，才想出一个法子，隔空喊话，借高海林之耳，把自己的意思喊给这位近邻听。内中传递的重要信息是，给你一张保票：你若是肯来，我必定“相逢一笑”，绝不会让你难堪。

　　周先生的喊话，远在河南的高海林听见了，并且做了回应。1999年4月，周先生曾就早年留学美国一事接受采访，当采访者顺带提及“喊话”一事的时候，周先生对他们说：“那个学生（指高海林）后来给我来了长途电话，他说很感谢，也很后悔当年那样说话。要到北京来找我。”笔者一算，从喊话发出到周先生受访，前后相隔不过7个月。由此可以推断，听到喊话的高海林回应得很快。

　　可近在咫尺的高邻呢？高邻却没听见。不痴不聋，他真真可称得上是一位豁达慷慨之士，路遇“周白毛”（当年，红卫兵称北大有两个“周白毛”，另一个是周培源。他们都有一头白发），如对敬亭山，磕头还碰脸，相看两不厌！否则，对周先生的喊话，又能做出怎样合乎情理的解释呢？老人家的一份好心，全被当成了驴肝肺。

　　写到这里，笔者还要插说一段早年的闲话。

　　1948年，周先生来到清华大学史学系任教。两年之后，又有“海归”一人来到，他就是丁则良。上个世纪30年代，丁则良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历史系，后来留学英国。周、丁二人年纪相若，经历也相仿，只是周先生的研究偏重魏晋，丁先生的研究偏重宋史罢了。1952年，中国高校有过一次结构性大调整，引发了众多的人事流动。周先生从清华改任北大，丁先生则远调关外，到了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这时期他们暌违两地，间有书信相通。不过，两年之后，又一次机缘，使二人重新走到一起，而且成为同行同业，过从更为密切。当时，教育部鼓励各高校尽力开辟亚洲史的研究和教学新园地。周、丁二人都因功底深厚、路数宽广，较之他人更易改换研究方向，而被优先选中。当然，上面首先看中的是他们两位可以割舍旧爱，另起炉灶，接受新任务。大局底定，旋由教育部组织人力，编写亚洲各国史大纲，周先生受命主持其事，并负责古代部分的编写；近代部分的编写，则落在丁先生头上。这个工程搞了几年，从丁先生手里出来的文稿，大受周先生的赞赏。反过来，丁先生又介绍周先生加入民盟，并对他要求参加共产党的意愿，也从旁给予鼓励。两个人不但有共同的业务语言，也有共同的政治语言，友谊更深了一层。

　　1957年5月，丁先生离开长春，公干来京，跟着奉派出国，赴苏联塔什干出席东方国际学术会议。他8月回国，刚到北京，就听到东北人大传來消息，他被划人“三人右派反党集团”，并被要求立即回校接受批判。其实整个“鸣放”期间，即有可能说话的时段，他并不在学校，何来“反党言论”？丁先生闻讯，白天与周先生等一千熟人往来如旧，夜里就自沉于北大未名湖中。他留有遗书说：“我出此下策，是因为实在记不起自己所说过的话……”那个时候，还不时兴火葬。发丧的时候，周先生因公务不能分身，遂提前到停灵处绕棺一周，作为告别。

　　跟着北大民盟支部开会批判“右派分子”丁则良，周先生身为支部负责人，又得坐在席上主持会议。可他开口嗫嚅，只说丁“辜负党的信任与重用”云云，这个话的分量显然不够。以此之故——类此之事，还有另外一件，此处不赘——周先生在整个“反右”运动中，落下“温情”、“立场不坚定”的罪名，因而获批。这时，周先生还只是中共预备党员；等预备期满，一开支部会，他的预备期被延长一年。

　　“文革”结束之后，触发周先生怀念老友的事情时时来袭。最先是东北人民大学为丁则良平反追悼大会的举行，继则是丁先生在台湾的友人为他出书，周先生应约作序；还有丁夫人李淑蓉多次向他谈起乃夫的生前身后，以及抚孤的艰辛，中间大概也说到丁的弟弟时有接济等等（参见周启博《关于父亲周一良及其他》一文，其中有“丁伯伯的弟弟……在以后数十年中每月能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10元接济孤儿寡母”）。

　　繁言简叙，一句话，这里李淑蓉所说时时接济她母子生活的叔弟，就是批判《乞活考》大字报的作者。他与丁则良是兄弟，但长幼悬殊，年龄差有20多岁。

　　可见，在周先生对老友的怀念正值绵绵不断之际，前面说过的那些尴尬糗事，却在相间发生。对周先生来说，一面是让人怀念的老友，一面是可憎的乃弟。周先生心受煎熬，不得摆脱，遂想出一个“喊话”的法子，悠悠此心，正是顾念到老友这层关系的缘故吧！笔者做出这样的推断，应在情理之中。不然，周先生举出陈寅恪的弟子跪哭乞求原谅的例子，同高海林全不搭嘎，又是为什么呢？周先生是从旧式家庭出来的人，忠恕之道是他的遵循。我猜想，他老人家是用自己的伦理、观念忖度他人，自视为长兄，视大字报的作者为幼弟，生怕他有意赔情行礼却心存顾虑，所以先给他打个预防针。他老人家几番思虑此事，付出了不少的情感，后来却杳无回音，多情反被无情恼，心里该是个什么滋味呢！

　　第四，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挚友吴小如先生的文章拿来，周先生的心结又一次被触动。他喊话一通，不在意的，来了，在意的，却不来；原来天天相逢，恩仇却不能泯。到了这个时候，也就怪不得本想宽大为怀的周先生改变初衷，把吴先生的文章拿来收作附录了。多多少少，这可以消除一点他心中的块垒吧？

　　不过，话说回来，道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听说，高海林在河南某大学教书，授业认真，口碑不错。我在出差途中偶遇一位年轻朋友，他刚好在这个学校，说起高老师，十分佩服。他的话证实了我的耳闻。还听说高对当年的自己，也有悔恨，但他只是自悔自恨，迟迟多年没有登门面对的勇气，直到周先生的喊话入耳，他才把包袱放下。“文革”中的整人是个社会问题，整人和被整涉及了一干人众。当年有浓重的整人气氛，才把许多人推上了暴力的平台。如今，也该有个道歉的氛围，把整人者和被整者推上一个道歉和接受道歉的宽容平台，才是正理。

　　刘一皋先生曾经著文，从学理角度论说过世界和谐之事。他举出南非曼德拉被囚20多年，一旦获释，当选总统，蒂芥全无，反与对手一起共事的例子，成就了一段种族和谐的佳话。是的，曼德拉宽容，对手认账，佳话乃成。可世界偏偏是多样的，周先生的海量，说来也不比曼德拉狭小多少，可他成就的不是佳话，却是个“剃头的挑子”！

　　1989年，周先生曾與顾廷龙一起赴美出席《国际中国善本总目录》的顾问委员会。顾是一位书法家。本世纪之初，周先生迁入蓝旗营新居，客厅里挂出他请顾廷龙写的一副宋人方岳的联语。上联是“不如意事常八九”，下联是“可与语人无二三”。下联“可与语人无二三”后来在明清小说里又衍生为“可与人言无二三”，另成一种意思。周先生向顾先生索字，索的不论是原生、衍生，恐怕都是自己晚年心境的一种反映吧！先生把《乞活考》当作“我在文化革命中的三件公案”之一，心里始终有道不出的伤痛。顾廷龙的篆书写得极好，周先生就让这副联语，陪伴自己走过了人生的最后一段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