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3日，是我们敬爱的父亲杨效椿烈士逝世40周年纪念日。父亲的音容笑貌、一言一行没有随着时间消逝，往事又一幕幕浮现在眼前。追忆与父亲共同生活的岁月，缅怀他的革命生涯和历史功绩，追思他的高尚情操和道德风范，以表达我们永久的思念。
投身革命
父亲1911年7月8日出生在山西万荣县汉薛镇薛村沟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身处黄土高原深知农民生活艰辛。1928年考入山西省立第二师范，六年学习奠定扎实基础，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父亲不断探索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党组织和进步教师帮助下，他阅读各种进步书籍，参加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他和同学们不顾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走上街头，高呼口号，散发传单，捣毁贩卖日货与鸦片的“祥瑞奎”、“金太恒”等商号，并将收缴的毒品和日货付之一炬。1934年高师毕业后回到万荣县担任教师和校长，受到学生爱戴和家长拥戴，学生家长们给父亲送了两面红旗，上书“教育有方”、“为国干城”。1936年9月父亲加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带领学生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11月，受周恩来影响，知道抗日不可速胜，决定投笔从戎，学习军事知识，奔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三期学政治，四期学军事，马列理论水平和军事素养有了提高。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由中央分配赴皖抗日。父亲把一生最宝贵年华献给第二故乡安徽，为了安徽的解放和建设，他把热血和汗水抛洒在这块热土上。1976年10月3日，父亲永远的离开了战斗和工作近40年的第二故乡。1978年1月，父亲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父亲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一生；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的一生。他将毕生精力献给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建设事业。战争年代转战江淮敌后，勇往直前、攻坚克难、英勇善战、舍生忘死；和平年代，奔波安徽大地，顾全大局、光明磊落、人民至上、无私奉献。正如原南京军区政委傅奎清的评价：“您以非凡的勇气转战淮南，多次负伤，屡建奇功，堪称虎胆英雄。您以高尚的品德奋斗江淮大地，积劳成疾，奉献不息，誉为模范党员。”战争年代，父亲历任六安抗战自卫军大队长、六（安）霍（邱）寿（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江北游击纵队二营营长、新八团政委、寿县县委书记兼淮西独立团政委、定凤滁全淮合中心县委书记、二师六旅政治部主任、华野十二纵三十四旅政治部主任、淮南支队司令员、江淮四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巢湖地委书记、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人事厅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委常委兼合肥市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兼省委宣传部长等职。但他始终保持本色，严于律己，克己奉公，深受广大干部群众的敬佩。
模范党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少数领导干部因腐化堕落等问题受到严惩。党中央在严肃查处反面典型的同时，要求大力宣扬领导干部中的先进典型。省有关部门对全省时任地委书记以上的领导干部进行排队比较后，报经省委批准，决定宣传父亲的模范事迹。为什么会选父亲？因为他是沙场骁将、廉政楷模。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父亲身经百战，3次负伤，在江淮大地上浴血奋战12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1941年6月，皖南事变之后不久，受新四军二师首长派遣，他率领一个连挺进淮西地区，淮西地处合（肥）、淮（南）、六（安）、滁（州）、蚌（埠）之间，淮南煤矿资源丰富，淮南铁路穿境而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年血与火的殊死战斗，在日伪顽的重重包围之中，建立淮西独立团和淮西民主政权，父亲担任团政委和寿县县委书记，李国厚担任团长。由于战功卓著，受到师部嘉奖。经过4年多大小数百次战斗，成功开辟了淮西抗日根据地，使之成为津浦路西抗日根据地的前哨阵地。父亲成为淮西地区威震敌胆、家喻户晓的抗日骁将。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淮西独立团击毙、俘获日伪军2000余人，还为新四军输送大批兵源、武器和粮食，自身也发展成为3个营9个连1000多人的主力团，当地群众亲切称父亲为“老杨头”。民众编歌赞道：“独立团，尽英雄，指挥能手杨效椿。战略战术巧变化，出奇制胜歼敌人。强攻杨公庙，活捉王玉清。智取三和集，扫除害人虫。威震淮西二百里，敌闻胆心惊。”1945年8月，国民党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调兵遣将抢占地盘，为避免损失，路西主力部队和党政军机关两次撤退到路东，父亲两次奉命率部在路西前线坚持敌后斗争。淮南根据地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后，华东军区两次派部队前去争夺，损失很大仍未能完成任务。1947年1月，父亲临危受命，率一个营打回敌后淮宝地区，经过3个月战斗，站稳脚跟，打开局面。5月，成立淮南支队，父亲担任司令员，李世农任政委。经过一年多的殊死拼杀，收复了路东根据地5个县的大部分地区，受到华东军区的通电嘉奖。接着父亲又马不停蹄地率部奔赴路西，粉碎敌人百日清剿，恢复了路西根据地。1952年，《皖北日报》《皖南日报》《解放日报》《长江日报》等媒体密集宣传了父亲的事迹，华东局出版的《模范共产党员》一书也收集了父亲的事迹，“模范共产党员”的称号传遍全国。父亲毕生都是严格按照“模范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父亲不愿宣传个人，甚至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记者都是从父亲的战友们那里了解父亲的模范事迹。
实事求是
新中国成立后，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运动中，父亲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坚持独立思考，不唯上、不盲从、不跟风。1957年11月，在反右派运动中，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受到错误批判。父亲坚信李世农不反党，所以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为了让父亲转变态度，先是省委主要负责人单独找父亲谈话，继而是省委常委集体谈话。在巨大的压力之下，父亲面临三种选择：一是唯命是从；二是敷衍了事；三是实事求是。父亲宁可自己蒙冤，也不落井下石。他顶着巨大压力，两次向中央书面反映安徽和自己的问题。就这样，父亲遂于1958年1月被错误地定为李世农反党集团主将，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工资级别，下放到宣城周王农场劳动改造等处罚。此后，我们陪同父亲度过他一生中最坎坷、最艰辛、最沉重的岁月。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党中央决定给受到错误批判的干部进行甄别平反。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钱瑛亲自带队来安徽指导甄别平反。6月16日，中央监委批复：“安徽省委并省委监委：中央同意你们对杨效椿同志的甄别处理意见，取消原定右派分子的结论和开除党籍的处分，恢复党籍，恢复名誉，恢复职务和原级别。” 1962年6月，父亲担任全省甄别平反领导小组副组长，在省委的领导下，负责全省甄别平反工作。父亲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经过4个多月卓有成效的工作，不仅在政治上解放了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同时在经济上给予必要的救助，这些举措对全省的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63年7月，中共安徽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父亲时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以高票当选为省委委员和省委常委。
“文革”期间，父亲甘冒政治风险，竭尽全力关心和保护了一批干部和知识分子。李葆华在城西湖农场监督劳动，患有高血压，父亲买药请人送去；李葆华夫人田映萱单独下放到农村，父亲排除阻力将她安排到省新马桥干校；张恺帆的问题因是毛主席点过名，迟迟不能解放，他多次向省委建议尽快解放并安排工作；淮北市原副市长杨杰蒙冤被捕，面临着被枪毙的危险，父亲建议慎重复查，避免了一起冤假错案；王郁昭“文革”中全家下放利辛县劳动，父亲推荐他担任全椒县革委会主任，勉励他学习农业知识，把农业搞上去，让农民吃饱饭，此后王郁昭走上地方领导岗位，为以后滁县大包干奠定基础；作家陈登科“文革”中被打成特务，身陷牢狱，爱人也被关押，子女到处流浪，父亲排除阻力，安排其子女参加工作；安医肺科专家许学受教授“文革”中遭受迫害，夫妇俩下放到金寨县农村，父亲多方努力，将他们调到合肥铁路医院。很多老干部、老专家多年以后谈起这些往事，仍然潸然泪下。1975年父亲兼任省委宣传部长，“四人帮”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他坚决抵制，是全国为数不多的没有“批邓”的宣传部长。李德生曾多次表扬：“效椿同志是个好老头。”
忘我工作
1965年10月，父亲调任合肥市委书记。他决心抓住国家经济逐渐恢复的有利时机，精心谋划合肥市未来发展蓝图。谁也没有料到，7个月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父亲首当其冲地成了造反派围攻和揪斗的主要对象。1967年1月23日，造反派在省体育场召开30万人大会，批斗李葆华和父亲等5名省市主要领导。随后，造反派宣布夺取省市党政财文大权，罢免了省、市党政主要领导的官。此后，省市造反派轮番组织批斗大会，每次批斗都大打出手，父亲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父亲仍然关心合肥工农业生产和百姓生活情况。1968年3月，李德生等省军管会领导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宣布父亲为首批解放的省级领导干部。4月份，成立安徽省革命委员会，父亲担任副主任、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成员。父亲在11年中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复出，正是因为他模范共产党员的崇高形象。
父亲复出后，不顾当时政治风云，为稳定全省局势奔波，为恢复工农业生产忙碌，竭尽全力减少“文革”给安徽造成的损失。1968年8月，定远、凤阳、嘉山3县武斗，危及群众生命安全，他带队赶赴3县，严肃处理了一小撮坏头头，迅速稳定了当地局势。血吸虫病曾在我省沿江地区广为流行，“文革”初期各级血防领导机构陷于瘫痪，导致疫情严重回升。父亲分管血防工作后，深入到血吸虫病流行区调研，恢复重建领导机构，召开全省血防工作会议，开展大规模查螺灭螺活动，全省绝大多数血防重点区、乡、镇都留下他的足迹。经过3年努力，全省一批市、县消灭了血吸虫病。1968年至1976年，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省共接收安置90多万名知青（包括上海知青15万名）。初期50多万名知青涌向农村，住无房、睡无床、食无粮的现象相当普遍，影响到全省稳定。父亲分管知青工作，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加强领导、明确政策、总结表彰、抓好教育等措施，经批准后实施，全省知青工作逐步走向正轨。1973年我省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上介绍典型经验。“文革”中，父亲关注我省工业发展，积极支持安庆石化厂、宁国水泥厂、马鞍山钢铁厂、两淮煤矿等工业企业的发展，主张集中力量上化肥厂，同时支持上一批关系民生的轻纺、食品工业。在农业方面，父亲主张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注重农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林业、养殖业。父亲还批评一些地方农村工作中的极左做法，一再呼吁农村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不要过渡到大队核算，保留农民的自留地，允许农民发展家庭副业。“文革”后期，父亲不畏“四人帮”的淫威，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政策，为整顿和恢复安徽的教育事业进行了艰苦的努力。中国科技大学从北京迁到安徽，父亲认为这是加快安徽教育发展的机遇，当时他分管全省教育工作，参与决策，协调解决校址、基建、教学、科研、生活和教职员家属工作等方面的困难。他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大学办分校，扩大招生指标，解决了部分青年上大学的问题。呼吁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办大学，督促各地加强中小学基础教育，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育质量。
廉洁奉公
父亲始终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数十年如一日，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始终不忘按照党员工作标准和人民群众生活标准要求自己，在衣食住行上对自己十分苛刻，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环境，必须保持人民公仆风范和劳动人民本色，树立起模范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赢得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由衷敬佩。
战争年代，按照规定部队团以上干部可以吃中灶，父亲却坚持与战士们一块吃大锅饭。炊事员给他做病号饭，在菜里多放点油，他发现后立即将菜倒在大锅里。行军中他常常把自己的战马让给伤病员骑。一次部队紧急转移，警卫员将他的行李全部丢失，夜里他就和衣钻进草垛里睡觉，谢绝地方领导给他置办一套行李的想法。解放初期，双目失明的爷爷来安徽探亲，按规定可以报销路费，他坚持从自己的津贴和孩子的保育费中解决。他在南京住院期间，组织上寄了300元休养费，他请人把钱带回退还。1963年春，父亲到寿县杨庙公社调研，走访慰问了部分军烈属，一共用了700多元。工作人员考虑到这笔钱与工作有关，建议从公款中报销，他坚持全部从他的工资中扣除。1969年夏，我省发生特大洪涝灾害，他带领工作组和医务人员到安庆地区组织抗洪救灾，连续奋战50多天，炊事员看到他很辛苦，做了一碗清汤面，他婉言谢绝后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1975年春，安徽师范大学阜阳分校成立，他带队前去祝贺，走进餐厅后，看到餐桌上摆着名酒佳肴，他拒绝赴宴。为了防止工作人员提前打招呼，父亲每次出发前都不告诉要去的目的地，直到汽车开出省委大门后，他才说要到哪里。每到一处就餐后，他总是再三叮嘱工作人员结清伙食费。父亲对自己十分苛刻，但对人民群众十分关心，每当老区烈军属和乡亲来看望时，父亲都热情接待，安排食宿并游玩，返程时买好车票。每到节假日将一些烈士子女接回家加餐。时间长了，家里钱和粮票都很紧张，我们难免有些埋怨情绪，父亲语重心长的说：“没有老区人民的支持，哪有今天革命的成功；没有烈士的牺牲，哪有今天的幸福生活。”1968年7月，父亲从定远返回合肥，经过肥东八斗镇，车被花张村农民王家祥拦住，原来王的孩子王宏升出生9天后病危，他抱着奄奄一息的儿子步行18里，来到合蚌公路拦车去合肥治病。父亲听说后，连忙将王家父子接上车直奔合肥第一人民医院，到医院后父亲签字，帮助他们住院，经过抢救孩子得救了。这件事我们也是去年才从被救人的亲属处得知，类似事情举不胜举。
追思父亲对我们的关爱，更令人百感交集。他从未利用职权为我们谋取过任何私利，总是反复告诫我们，路要靠自己去闯。力平大学毕业后分到南昌工作，要求调回合肥，他不仅不同意，而且告诉有关部门，不允许任何人插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后，他带头将力国和力仁送到农村插队落户。力勤在部队工作，希望能推荐上大学，他说自己分管这项工作，不能带这个头。父亲的老家在农村，生活十分艰苦，当地领导多次派叔叔到合肥，希望购买一些紧俏商品，他的几个侄子和外甥在农村生活十分困难，要求在合肥安排工作，他从不开后门、搞特权。我们家住在省委小花园里，因机关住房紧张，他主动将楼下两间房子让出来，安排一户机关干部居住。这样一来，家中住房十分拥挤，有时老家来人，不得不打地铺。我们多次提出要收回那两间房子，他却不同意。他病危时反复叮嘱我们，他去世后要搬出省委大院，不要给组织上添麻烦。
无私奉献
父亲把一生无私地献给了党，多次负伤，长期带病坚持战斗和工作。残酷的战斗，艰苦的生活，吞噬了他的健康。1958年，父亲被打为右派后，下放到农村劳动，经历了屈辱，忍受着饥饿，全身浮肿，患上肝炎，这段艰苦岁月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从1964年到1976年，他因病9次住院，患有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等5种疾病。每次住院，病情稍有好转，立即出院参加工作。
1974年1月，淮南市的造反派打着“反潮流”旗号，围攻各级领导干部，冲砸市委、市革委会、市法院、市公安局，煽动停工停产，全市的社会秩序极度混乱，煤炭日产量由2万多吨下降到几十吨，导致华东地区生产生活用煤告急，上海市面临停水停电的威胁。中央领导多次督促省委采取有效措施恢复煤炭生产，省委面临着巨大压力。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十分混乱，处理这样的棘手问题风险很大。他因病住院，听到这个情况后十分焦虑，主动请求带队前往淮南。他与市委负责同志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深入到各个矿区，奔波在百里煤城，揭露坏人破坏生产的阴谋，耐心地对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帮助矿工解决生活困难。由于过度劳累，他连续多日高烧不退，仍一边输液一边坚持工作。孩子们和医生闻讯赶来，劝他回合肥治疗，他不但不走，反而叫孩子们下到800米井下与工人们一块劳动。他说，这时多生产一吨煤，就是给我治病的最好良药。经过两个多月的不懈努力，揭露和严惩了一批首恶分子，扭转了淮南形势，恢复了煤炭生产。他从淮南市返回合肥后被直接送到医院。此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1976年10月3日，父亲因积劳成疾，医治无效，在合肥逝世，年仅65岁。追悼会当天人流如潮，各界人士挤满农学院大礼堂，尤其那些远道来的农民，有的长跪不起，有的嚎啕大哭，所以出现这样的场面，是对父亲的敬重和怀念。
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改组了安徽省委，万里、顾卓新、赵守一等来到安徽工作。广大干部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向省委介绍父亲的革命功绩和模范事迹，给省委领导同志留下了深刻印象。省委书记顾卓新在全省领导干部大会上动情地说：“过去我们几个人从来没有和杨效椿同志在一块工作过，来到安徽后，听到广大干部对杨效椿同志的高度评价，我们为党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干部感到骄傲和自豪。像这样的好干部，为什么不能追认为革命烈士？”父亲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省委领导。安徽省委原书记黄璜为父亲题词“德高万古春”，原省长王郁昭题词“安徽人民心中的一座丰碑”，这是那个时代全省干部群众对父亲的评价。
蜀山有幸埋忠骨，风范世代育后人。2010年冬至，在民政部门的关心下，父亲的骨灰安葬在大蜀山烈士陵园，墓碑上镌刻着李德生的题词：“共产党员的楷模”。这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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