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法理

　　台湾女作家齐邦媛在她的自传性回忆录《巨流河》里谈到武汉大学原校长王星拱时颇有些片面和武断之词。

　　齐邦媛是在谈缪朗山教授时说起王星拱的。她说：“缪教授自抗战中期起到武大任教……骂中国时局，骂政府……1945年2月初，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他去见王校长，请校长保护。校长说无法保证，请他离开以保安全……”

　　齐邦媛教授在这里犯了两个史实性的错误：一是对缪朗山教授的，一是对王星拱的。我是1944年进入武汉大学的，与齐邦媛教授同学，同在外文系，比她低一年。她的叙述严重地低估了王星拱校长的人品，也歪曲了缪朗山教授的形象。

　　缪朗山教授在东欧留学多年，那时刚回国，恰好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最黑暗时期。而他教的是容易惹祸的俄语和俄罗斯文学。在那样的形势之下谁都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不是那样的傻瓜，怎能张牙舞爪地左倾，留下辫子给人揪，甚至被抓进监牢里去呢！事实上，那几年他一直在武汉大学谨慎地正常讲授课程，作着学术报告。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他也随学校复员，回到武昌珞珈山，继续讲授俄罗斯文学，而且以“灵珠”的笔名出版了一些作品。那时笔者就选读过他的俄罗斯文学课。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课很独特，没有讲义，也没有计划。一上课就让学生提问题，然后他才慢慢地擦黑板，同时构思，然后开讲。普希金、契诃夫、莱蒙托夫……直到高尔基，娓娓道来，常常夹杂些俄语，Я的颤音很响亮。这也不奇怪。搞了一辈子俄罗斯文学，讲点入门课，能费多少事呢？而这却巧妙地对付了国民党的审查，不留辫子给人揪。

　　关于“警备司令部要逮捕他”的问题，我所知道的情况是：当地驻军嘉峨师管区（不是警备司令部，小小乐山城装不下那么大的单位）的长官韩文源请王星拱校长去吃饭，在席间，韩文源要求王星拱解聘缪老师。王星拱问韩：“为什么？”韩说：“因为他教俄语，产生赤化影响。”王星拱说：“那么教日语的呢？就产生汉奸影响么？”噎得对方说不出话来，这事也就没有了下文。

　　那时政府对各大学都派有军训教官，这种教官往往文化不高，却武断专横，不受同学们欢迎。有一次，一个教官和学生发生争执，官司打到了王星拱那里，王星拱仔细听完两边的申诉，作出的决定是：“我宁可解聘一个教官。”而那教官很可能就是嘉峨师管区派来的。

　　王星拱不但有魄力秉公处理问题，而且有一定的地位。他是在晚清时期就参加了同盟会的革命元老，一直是国民党中央委员，韩文源在他面前并不算什么。

　　这又令我联想起一则不算很小的故事。

　　1944年深秋的一天早晨，8点钟以前，王星拱来上班了。他到了武汉大学门口，可师管区韩文源的士兵却把守了校门，不让他进去，而且态度蛮横，把他推倒在地——原来那天国民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要来武汉大学演讲，韩文源的士兵在戒严，不准“闲杂人等”进入。韩文源一向作威作福，同学们对他早就意见很大。这回他的士兵竟然对王校长撒野，同学们立即上去跟士兵们争吵起来。倒是王星拱好脾气，劝住了上去理论的同学。预备铃响了，同学们进了学校，上了大礼堂，准备听讲演。

　　同学们坐下不久，韩文源陪同白崇禧进了大礼堂。白崇禧开始讲演了，他讲了些什么，现在已不记得。但是，在他讲演结束，同学们提问时，大家就开始纷纷发难了。

　　“请白总长问问韩长官：他贩卖的鸦片多少钱一两？他做了多少烟土生意？捞了多少外快？他向总长报告没有？认错没有？”

　　“请白总长问问韩长官，他抽大烟不？”

　　“请白总长问问韩长官，他拉了多少壮丁？吃了多少空缺？向白总长报告没有？认错没有？”

　　“请白总长问问韩长官，他那个强迫成婚的小婆子是怎样抢来的？怎样成婚的？那小婆子后来怎么又跑掉了？卷走了他多少票子？多少金银首饰？”

　　“他强娶民女，该当何罪？他向白总长报告没有？认罪没有？”

　　“请问白总长，韩……”

　　满堂质问之声，此起彼伏，一个比一个尖锐，问得韩文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狼狈不堪。

　　韩文源的兵给他捅了一个大马蜂窝，蜇得他够受的。同学们为王校长，也是为自己，出了这口恶气。

　　我是直接受教于王校长的学生，不但是武汉大学的学生，而且是乐嘉中学的学生，而乐嘉中学事实上是武汉大学附中。这里也值得一说。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大学被迫西迁，来到乐山后，为了让武汉大学教职工的子女能够就近入学，就办起了乐嘉中学。这时王星拱从师资到物资都给了乐嘉中学巨大支持，光是课桌和板凳就给了好几百套。而那些课桌和板凳全是旧的，分明是从武汉千里迢迢溯长江而上用船运来的。在那样拮据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举措，可以看出王星拱对教职工和他们子女的深切关怀。

　　这是就大局而言，从小事来看，王星拱也有不少令人佩服的故事。那时，王星拱的小儿子王焕晰和我是乐嘉中学的同学，他告诉我，每个月一到发薪前，王星拱都要亲自到国民党政府内迁至重庆的教育部去领取全校教职工的薪水，然后立即回校，立即发薪。这显然是对付飞速贬值的法币的特殊措施，事关全校教职工的切身福利。他不愿交给办事员去办——办事员到教育部领款很费周折，必然会耽误时间，贬值会给教职员工造成损失。于是，王星拱决定亲自去提款，回来立即发薪——虽然那是办事员的工作。

　　还有一件事很值得一提。王星拱去重庆公干时，还常去江津看望那时流寓在江津留马岗的陈独秀。陈独秀当时在国民党眼里是共产党，在共产党眼里是托派，两面不是人。可是，在王星拱眼里，陈独秀就是老朋友、老同事，并不畏惧和他交往，给自己惹来麻烦。

　　王星拱生于清光绪十一年（1888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科学技术学院，留学时就参加了孙中山的反清运动，1910年加入了同盟会欧洲支部，这给了他国民党元老的资历。1916年，王星拱获得伦敦大学硕士学位回国。那时蔡元培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立即礼聘他为理科学长（即理学院院长），礼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五四运动时期，王星拱协助陈独秀等人办理《新青年》杂志，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也就是后来很著名的“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Science，科学）”，用以反对专制，反对迷信。

　　王星拱不但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宣传科学，反对迷信，而且陆续出版了《科学概论》《科学与人生观》《什么是科学方法》《哲学方法与科学方法》等著作，旗帜鲜明地宣传科学与民主，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到了披荆斩棘的开路先锋作用。

　　作为科学家，他的思想是唯物主义的，并有自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为哲学家，他却深受第二代实证主义代表人物马赫的影响，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有一定的分歧。他在1920年代的科学对玄学的大论战中，还曾经一马当先，领军辩论，旗帜鲜明地站在科学一面。在辩论里，他不但批判了以吴稚晖为首的玄学派，而且激进地提出了“科学万能”的口号，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把科学引向了辽远的辉煌的未来。

　　1929年王星拱任省立安徽大学校长，后与王世杰、李四光等一起承担了扩建武汉大学的任务。武汉大学建立后，王被任命为化学系主任，1933年又被擢升为校长。王星拱在职12年，把一个地方性的大学办成了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国家级综合性大学。武汉大学的毕业生可以凭学历到英国牛津或剑桥考研，攻读硕士学位。

　　1945年，王星拱因得罪了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被调离武汉大学，去广州任中山大学校长。1949 年在中山大学校长任上，又因抗议驻军逮捕学生，愤然辞职，回安庆老家赋闲，同年病逝于上海，终年61岁。那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给王星拱送了花圈，题词是：“一代完人”，给了王星拱异常崇高的评价。

　　2008年，武汉大学为西迁四川乐山70周年纪念，在樱顶老图书馆旁为王星拱竖立了一尊青铜胸像，隆重纪念，那胸像神色沉稳而轩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