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1年12月26日，星期日。

　　阴霾的天空、零星的雪花、萧条的街道、涂满红色标语的楼房……一掠而过，这就是卡车上被五花大绑的“囚犯”所能看到的一切。车队浩浩荡荡，正在执行“巡回公判”。

　　高音喇叭朗诵一段冗长的“毛主席语录”后，便开始宣读蚌埠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决布告，每读到一个“囚犯”的名字，该人便被抓住头发、令其抬头亮相——清一色年轻而苍白的面孔！接着，按照当年统一的“剧本”、传统的“台词”，依次逐个宣判。我是本案第一个亮相者，因为我是“首犯”，更确切地说，我是B角“首犯”，因为A角王汇元不幸猝死。

　　1971年已是“文革”中期，在我们之前，蚌埠市的公判大会不计其数，尽管此类“政治活报剧”语出惊人，“剧情”跌宕起伏，却总是脱不了狠狠打击的那一套，正如老把戏一样，早被人们看腻，观众自然寥寥。然而，由我主演的这出“政治活报剧”却意外的盛况空前，连日来，在市体育场、市文化宫等地“巡回公演”13场，场场爆满！其原因是大喇叭中宣布的罪名令人耳目一新——“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人们急欲弄清这“俱乐部”与“反革命”本是不相关的两个概念，如此合成在一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二

　　“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往迷雾的远方……”

　　俄罗斯民歌《小路》，那婉转的旋律从一台陈旧的电唱机中发出，大概是由于机子太老，黑色的胶木唱片明显的转速不足，同响彻城市上空的高音喇叭相比，它的音量未免太微弱了。然而，就在这简陋的斗室中，十几名青年却已陶醉在这优美的歌声中，他们时而为之伴唱、时而为之喝彩——我便是这群青年中的一员。我们之间是同学、朋友关系，都是个人成分不好者，这种“贱民”身份注定不能升学，辍学后偏偏又赶上“大跃进”后的大萧条，就业无门，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

　　我们都出生于抗战胜利前夜，即所谓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当年为避讳“失业”二字，被泛称为“社会青年”。毕竟我们接受了几年相对正统的苏式教育，在思想上、认识上、行为上相对活跃，我们酷爱文艺，对“文革”中的种种荒诞现象深恶痛绝，私下也曾有过议论和抨击，但我们更多的时间则用在读小说、听音乐上面，也是我本人当年苦中作乐的“自画像”。然而，上述正常的文娱活动在当年也是遭禁的，就在我们倘佯在“曲曲弯弯”的“小路”之上时，危险正在逼近，“曲曲弯弯”竟然一语成谶，预测出我们的人生之路将会崎岖而坎坷。

　　三

　　1970年4月24日夜，按照当年安徽省革委会统一布置，“蚌埠市群众专政指挥部”倾巢出动，对全市进行“政治大清查”（俗称“政治大扫除”），一夜之间捕人无数。在这次“政治大清查“中，有一位《小路》的听众被抓，此人从事照相行业，这个职业决定了他外向的性格和广交朋友、口无遮拦的作风，在政治风暴中被当作“出头鸟”则不足为怪了。

　　1970年5月28日夜，“政治大清查”已过月余，在葡萄糖厂打临工的我，刚脱下肮脏的工作服准备下班时，突然被驻厂军代表叫住了，宣布“从今天起进学习班，不准回家”，我当时竟出奇的镇定、坦然，脑海里只闪现一个字“咬”——我被人“咬”了！“咬”字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有两种注释：一是“上下牙齿用力对着”；二是“受责难或审讯时牵扯别人”。这第二种“咬”最为狠毒，因为它“咬”在神经中枢，“咬”在意识形态，“咬”在灵魂深处，我所遭遇的不幸显然属于第二种情况。

　　更为可悲的是，在那名曰“学习班”的班房里。在头顶上300瓦灯泡日夜照射下，面对军代表提供的来自“咬”方的检举，我丧失理智，竟然“反咬”起来！“你不仁，我不义”是我当时的第一想法；第二种想法也是最天真的想法——你军代表就算掌握了我听“黄色歌曲”，传“小道消息”，充其量也只能将我划为“落后分子”，没有真凭实据，你总不能定我“反革命”吧。然而，最终发现我错了，不仅定了案，而且成了轰动全市的大案要案！

　　四

　　2个月后，即1970年盛夏，当年《小路》的听众、今天的“囚犯”共15名被集中在市一级的“学习班”，由于公检法已被“砸烂”，这里只有一个笼统的名字——“毛泽东思想对敌斗争学习班”。

　　这是一大片黄豆地，东北侧有几排荒废多年的灰色平房，随着来自全市各个角落诸多“囚犯”的到来，这里骤然人声鼎沸，热闹异常。

　　我是带着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心理而来的。第二天，一位姓李的班主任发表首次训示，他说：“你们年纪轻轻，不过都是些认识问题，但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坦白从宽，改了就好”。这与我对自己的评价基本一致，也是符合实际的，听后，烦躁的心情骤然平静下来。此外，还有一件事令我感触颇深——“学习班”里有位高某，与我曾有点头之交，此人因有“前科”，作为“死老虎”，早在“政治大清查”之前业已进来，现在他是“学习班”的动力，到处“现身说法”。“彻底坦白是唯一的出路，否则你插翅难逃出这个学习班”；“我已彻底交代，现在完全自由”。这些都是高某的原话。的确，我见到的高某是很自由，对于前途无望的我，所渴求的不就是这种起码的自由权利吗？能回家，继续过我的贱民日子足矣！如此看来，我似乎有了绝处逢生的希望。

　　总体看来，我所在的这个“学习班”除了非法监禁之外，基本上还是按“文斗”的方式进行的，但今天看来，这正是“李班主”的过人之处，在“政策攻心”战术上棋高一着，“软刀子”诱供得心应手，收效远远超过刑讯逼供！这个“学习班”与众不同，每天除了学习《毛泽东选集》里面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及《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之外，其余时间均处于一种松散状态，使“囚犯”们逐渐适应现状，打消抗拒与防范意识。半年下来，在这个名曰“学习班”里，我与“同案”历经了洗脑全过程，于是，为了表现出态度好，大家对各自的“罪行”深挖再深挖，直至江郎“罪”尽，便开始“谄”。因为我对苏联反特工小说看得多了，“谄”得更为离奇，连“企图叛国演习”都“谄”将出来，令人费解的是，如此胡谄滥编不仅未得到制止，反而得到鼓励，我为此还被“解除隔离”，以示表扬。“李班主”当众说“小班子（指‘地下俱乐部案）的态度普遍好”，这样一来，唤起“囚犯”们奋笔疾书，自诬自毁，甚至出现检举者与被检举者有说有笑的奇特现象，纯粹把写“交代”材料当作儿戏！

　　不久，另一个案子的“首犯”姚某因“认罪态度好”被当场释放（实际上出了大门便被正式逮捕），事后，“副班主”开会当众宣布“你们回家过中秋节来不及了，看来你们可以回家过国庆节”（相差16天）这一“特大喜讯”，再次掀起“学习班”的“交代”热潮。由于我们的“集团”缺少名称，为适应“一打三反”的形势需要，大家便顺着“李班主”设置的“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的竿子往上爬……

　　如同今天的传销，如果乙被甲作为“下线”骗进来，那么乙必须想方设法为自己找到下线丙，而丙再去拉自己的下线丁……以此类推，这便是商业传销的操作法，如此看来，我是身陷于“政治传销”了！两种传销都是以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洗脑为手段。所不同的是，商业传销中的人们是想一本万利、发财致富，而“政治传销”里的“囚徒”是想超额坦白、恢复自由。人在被长期囚禁、反复洗脑后，似乎真的会出现走火入魔之态，会造就畸形人格，甚至不可思议的自诬自毁……无论是商业传销还是“政治传销”，最终必然是图穷匕见、骗局一场，待到清醒之日，则悔之晚矣！

　　五

　　人被囚禁，度日如年。

　　“十一”早已过去，“国庆节回家”的许诺迟迟未能兑现。就在这时，“学习班”出了一件大事——“囚徒”平某，因感委屈、前途无望而自缢身亡！这一突发事件给“李班主”造成了压力和急于结案的紧迫感，而日积月累，“李班主”案头上的供词堆积如山，如何将这些无中生有的供词弄假成真，而且要在极短的期限内完成，“李班主”自有“快刀斩乱麻”的绝招——对材料！所谓对材料，正如学生对答卷一样，将与某个问题有关人员召集在一起，由其中一人当众朗读他的交代材料，其余人记录，由于这些朗读的供词多为编造，被提到的“在场证人”当然毫无印象，但既然人家自己都承认“恶毒攻击”，我又为何不能“证实”一下，落个态度好呢？于是便提笔照抄，如此你朗读过来，他抄写过去，一条条“罪行”便很快落实了！

　　六

　　结案之后，便进入听候处理阶段，奇怪的是，冬去春来，处理之日仍遥遥无期。更令人费解的是，“学习班”似乎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地下俱乐部”成员居然能围坐谈天而无人过问！更有甚者，我单位“办案人员”马某单独见我，劝我“翻案”！这话竟然出自我的对立面——办案人员之口，我感动之余，实在大惑不解！多年后，我才知晓上述怪现象的缘由——原来正是那个多事之秋，外面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蚌埠市群众专政指挥部”已被撤销，极左政策已经开始纠正，但军管会尚存（一年后撤销），他们拒不放弃其战果。据1993年出版的《安徽省志·公安志》记载，当年公检法军管会办案原则是“一人供听、二人供定、三人供判”，而我们“对材料”产生的假供词大大超出这个标准，必然在劫难逃。为防夜长梦多，军管会草草结案，硬是赶在年底之前，将我们按“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论处，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游街示众的一幕。

　　七

　　9年冤狱，终于等来雨霁云开。在蚌埠市“冤假错案复查办公室”不计其数的申诉书中，“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这个不伦不类的案由引起工作人员的特别关注，促使我们成为全市最早平反的“要案”。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下达的“（79）刑复字第176号”平反文书中写道：

　　原判认定：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王汇元、郑学斌为首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誘年出于对我党的刻骨仇恨，经常纠集周万年、任遵循、杨华清、高森田、沈大求、李林等人，在一起放黄色唱片，偷听敌台广播，策划外逃，在市体育场、津浦大塘、郑学斌家用恶毒的语言，极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苏修侵略我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他们唯恐天下不乱，狂妄叫嚣“只有战争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否则“就等于慢性自杀”，渴望战争“早打大打，打起来以后‘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妄图依赖帝、修、反武力大搞反革命地下俱乐部活动。

　　案经复核：

　　1.关于反革命地下俱乐部活动问题。王汇元、郑学斌、周万年、任遵循、杨华清等人，均系同学、邻居关系，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在一起放“三套车”“冰山上来客”“拉兹之歌”“江姐”等唱片，传阅《说唐》《说岳》《三国演义》《复活》《白痴》等古典小说和外国文学作品，无政治活动。原判定为反革命地下俱乐部显然不当，应予否定。

　　2.关于企图外逃投靠帝、修、反问题。这个问题是郑学斌在学习班为了争做坦白交待的典型，无中生有的假交待，并无事实根据，应予否定。

　　3.关于极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王汇元等人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形式主义极为不满，但由于不了解情况，上错了账，说了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言论，这是错误的，但属教育问题，不能视为恶毒攻击。

　　4.关于偷听敌台广播问题。王汇元、郑学斌、周万年等人，曾在刘承业、周忠华家偷听过敌台广播，事实存在，仍予否定，这是错误的，应批评教育。

　　5.关于仰赖帝、修、反武力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根据几个被告在学习班的交待材料，断章取义，提高分析认定的，并无事实根据。

　　综上所述，所谓王汇元，郑学斌为首的“地下俱乐部反革命集团”一案，没有事实根据，对各个被告判处是错误的，应予平反，现改判如下：

　　1.撤销（71）军管刑字112号对王汇元、郑学斌、周万年、任遵循、杨华清、高森田、李林、沈大求、李其昌、平秀洪、朱金保、宋财宝、刘永业、卓天池、毕大庆的刑事判决；

　　2.对上列被告宣告无罪。

　　该文书的落款日期为1979年6月29日，而我被“学习班”非法监禁的日期是1970年5月28日，历时长达9年，而这9年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阶段！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两个凡是”尚未否定，“复查办”显然是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行事的，譬如最敏感的“恶毒攻击”罪名，便十分棘手，但在“复查办”的努力下，人民法院为我们做出了较为公正的结论：“关于极力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问题。王汇元等人对林彪、‘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大搞形式主义极为不满，但由于不了解情况，上错了帐，说了有损于毛主席光辉形象的言论，这是错误的，但属于教育问题，不能视为恶毒攻击。”

　　这个结论的措词严谨而巧妙，做到既不触犯“两个凡是”，又达到了为“反革命分子”开脱的目的，可谓用心良苦！由此联想起我单位“办案”人员马某冒险劝我“翻案”，我认为这是人类的良知所致，是漫漫寒夜中的人性之光！

　　八

　　岁月如流。平反时我是36岁，此后，我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现在是一名极其普通的退休者。令人欣慰的是，当年“地下俱乐部”成员并没有因这次事件而反目成仇，除4名逝者外，大家仍然是《小路》的忠实听众，所不同的是，当年使用的唱机是老旧的，听众是年轻的；而如今使用的音响是全新的，听歌人却已垂垂老矣！这不仅只是“一曲难忘”，而是对逝去的青春深沉的追忆。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军管会胡判俱乐部”，这是我在平反不久作的一副对联。今天看来，这样认识未免过于浮浅，我们这起假案固然出自始作俑者的好大喜功和乱世无法，但我仍为在“政治传销”中遭洗脑后的失态而自责，“政治传销”囚徒为争取自由而掀起的“坦白交代热潮”，实际上就是对人身自由的渴望与幻想，而这些白纸黑字的“自供状”，恰恰是自掘坟墓。

　　值得庆幸的是，在依法治国方针深得民心的今天，无论“抢救失足者运动”，还是“政治传销学习班”等荒唐事件，绝无“再版”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