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室相处
“文革”中，身为北大副校长的周培源先生目睹政治暴发户聂元梓大树特树个人绝对权威，在北大按照“反聂即反动”的逻辑，把持有不同意见的学生和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大批干部和教师打成“牛鬼蛇神”，关进“牛棚”，实施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暴政，出于正义感和老知识分子的良知，周先生公开贴出一张万言大字报，忠言谠论，无所偏颇，对聂元梓提出了善意和中肯的批评，触怒了聂元梓，从此对周先生视若寇仇。
1967年，围绕聂元梓的是非争论持续发酵，北大形成了保聂与批聂两派，保聂派群众组织叫做“新北大公社”，批聂派群众组织叫做“井冈山兵团”。周培源先生声誉素著，众所瞻望，受到批聂各群众组织一致拥戴，出任井冈山兵团第一任核心组组长。随着派性斗争的发展，新北大公社成立专案组，谋划抓捕、揪斗周先生。
新北大公社中一位崇敬周先生的学生，无线电系65级的刘澍民，得知这一消息赶紧冒险报信。井冈山兵团为了保护周先生，把先生从他燕南园56号住宅转移到28斋留学生宿舍，并且派专人陪护、照顾周先生的饮食起居。
先叫一个同学去陪护周先生，他怕事，不愿意去。后来，因为我原籍无锡，与周先生是同乡，又素好书法和国画，井冈山总部叫我去，我二话没说，抱起被子就去了。我和周先生的相遇相交，由此开始。
我和周先生住在28斋三层西南角，对着32斋的一间屋子。先生形貌颀长清隽，仪表非凡，身高一米七多，风度逸群。我为周老做的事主要是打饭打水、拿拿报纸，另外安全上照应一点儿，闲暇陪他聊聊天。打饭是给我钱和粮票，我跑腿，到海淀路路南、社会营业性的“长征食堂”，而不是校内食堂、饭店。那时候，从北大28斋到长征食堂，出来进去的，都是走西南门。西南门正对着海甸镇南北向的军机处胡同，胡同北口往东不足百步，就是长征食堂。周先生饭食简单，就是一菜一饭，装在圆形的饭盒里。周先生吃饭从来不剩，据我所见，周先生只喝白开水，不喝咖啡不喝茶。在家里，他也没有旧时代文人烟酒茶的嗜好。周先生白天上厕所就使用28斋楼里的公厕，夜间用痰盂，早上起床不让我倒痰盂，而是自己去倒。28斋里头没有洗澡间，住在28斋期间，周先生就没有条件洗澡。为了看顾他，周老仅剩在身边没出嫁的四女儿周如苹经常来28斋，周老的夫人王蒂澂老师偶尔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约定一个敲门的暗号。周老在屋里，平时大部分时间坐着，看看报；中午睡一小会午觉。报纸和“文革”材料都由我到井冈山总部拿，有时我陪他聊天，我们从不出去活动，井冈山兵团也没人去那里找周老。周老耳背，要是跟他说什么，他往往带上助听器，注意谛听。
我记得周先生当时将一批字画从家里拿到28斋，放在我们住的房间柜子里。“文革”前，北大25斋、26斋、27斋、28斋四栋楼是留学生宿舍，28斋是最大的一栋楼，屋里配有衣柜。这批字画不多，二三十幅，只是他家藏品中的一部分，其余放在家里的大概后来被新北大公社抄家抄走了。我在周先生手上看过三幅佳作：一幅是书法“四体皆精，国朝第一”邓石如的《四体书》，楠木面子的册页，他很喜欢。还有一幅是“海上巨擘”任伯年的《松鹤图》，再有就是一幅近代大家齐白石的，叫做《贝叶虫草》。齐白石这幅非常好，是齐白石的细活儿，画上虫的纤毛都一根一根，纤毫毕现。贝叶的筋络，也画的细得不得了，这幅画，不知道是不是2014年标价拍卖850万元的《贝叶虫草立轴》。
周先生还给我讲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当然听不懂。记得他还在纸上给我列过方程式。他在美国爱因斯坦讨论班学习过，跟爱因斯坦有一段师生之谊。他给我讲起相对论时，眉飞色舞，很兴奋，很耐心，奈我数理程度太低，不能学术对话，周老“对牛弹琴”了。
在28斋期间，我记得有一次给周先生送的报纸里，有一份报纸登了一篇《打倒周白毛》的大块文章，大标题是黑体字。文章栽赃抹黑，攻击诬害周老。文中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又列了“美国特务、卖国、倒卖古画”等罪名。周先生看后十分气愤，遂给我详细讲了他的身世和经历。
周先生之父周文伯有秀才功名，在“紫砂陶都”宜兴蜀山开陶瓷总店，经销瓷器、陶器和紫砂器。我喜欢收藏赏玩紫砂器，积累了一些紫砂的书籍谱牒，看到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徐秀棠著《中国紫砂》记载：“1912年前后，宜兴芳桥开明人士周文伯提倡实业，创办利用陶业公司，聘任宜兴川埠上袁村的前清秀才邵咏常为经理，并在上海、天津等地开设分店，扩大经营业务。1915年该公司的的一批紫砂产品，包括程寿珍的《掇球壶》，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国际赛会上获头等奖。参加该赛会的紫砂壶署有‘潜陶的铭文。”
我手头也收藏了两个有“潜陶”铭文的长方形紫砂彩盘，背面的款印正是“利用公司”。
周先生说，祖父给其父周文伯留下300多亩良田，后来都让周文伯卖光了，钱也没给家里，都拿去和童伯良一起兴办学校、屡创事业，用掉了。童伯良的孙子童傅曾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周、童两家是通家世好。
周先生的父亲解放后被“网开一面”，算作“工商地主”。他老家祖传的房子很大，后来周先生作主捐献为当地开展科普活动的场所，周先生这方面极为开通。
周先生是江苏宜兴县芳桥镇后村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生，幼入蒙馆，10岁随祖父到南京、上海的小学、中学读书，16岁入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1919年，17岁的周先生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中等科三年级，入学一个月后跳级入四年级，1920年中等科毕业。
当时清华学校分中等科、高等科两部分，每科四年。由高等科毕业后，经过严格筛选，品学兼优者，插班进入美国大学二三年级，学成后回国。清华学校实行淘汰制，每年都要招收插班生。
考入清华学校，是一件巧事，周先生在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读书时因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校方开除。回家乡后，周先生住到芳桥的潮音寺里念书。一天他浏览报纸，无意间在“报屁股”看到江苏省教育厅发布的一条清华学校在江苏省招考五名插班生启事。考试在南京举行，先生立即赴宁报名，参加考试，一举得中。周老曾对女儿说：“这条广告只登了一天，而且是非常小的一条消息，居然被我看到。”
周先生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高等科，短期就业，执教于南京某中学当老师，当年秋天又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公费出国名额。
1924年，周先生赴美留学，入读芝加哥大学物理系。1926年春、夏两季分别获得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1928年获加州理工学院理学博士学位。1928年秋，赴德国莱比锡大学，在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海森伯教授指导下从事量子力学的研究。1929年，赴瑞士苏黎世联邦工业大学，在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泡利教授指导下继续从事量子力学研究。同年，周先生受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力邀，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成为最年轻的物理学教授，时年27岁。
1932年，周培源与王蒂澂女士结婚，前后共育有四个女儿。赵元任、任之恭、周培源，这三位清华大学同仁，都是生了四个女儿。朋友调侃他们，说“那些用脑筋工作的人只生女儿，不生儿子，赵元任、任之恭、周培源就是好例子”。
1936年至1937年，周先生短期赴美，在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院从事理论物理的研究，其间参加了爱因斯坦亲自指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1937年，周先生假满回国，8月，侵华日军开进清华园，周先生受清华校长梅贻琦之托，不辞赴难，安排和组织学校师生南迁，先后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
1943年至1946年，周先生再次短期赴美，先在加州理工学院从事“湍流理论”研究，随后参加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试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这一段时间，先生全家五口都在美国。1946年7月周先生离职去欧洲参加牛顿诞生300周年纪念会和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10月，由欧洲重返美国。1947年2月，周先生携家人离美返乡，4月回到北平，继续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并相继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文理两科调入北大，北京大学的工科调入清华大学。从此，清华大学成为单一的工科大学——“工程师的摇篮”。北京大学成为文理科综合大学——“中国知识分子的橱窗”。周先生奉调，从清华大学调入北京大学任数学力学系教授兼校教务长，住在北大的“园中之园”燕南园56号。
解放前后，周先生各去美国三次，这样，一共去了美国六次。按照当时的《国立大学职员任用及薪俸规程》第十三条：“凡校长、学长、正教授，每连续任职五年以上，得赴外国考察一次，以一年为限，除仍支原薪外，并酌支往返川资。”周先生1936年、1943年从清华大学出国，都是享用这个规程条款。所以，诬指他为“美国特务”罪名是不成立的。
前面提及《打倒周白毛》的文章另列有一项罪名，说周先生“倒卖古画”。关于这件事，周先生也详细地跟我说了。
当时广东博物馆要举办一个历代广东籍画家的书画展。明朝中期有个画家叫林良，广东南海人。他在花鸟画方面，是个承上启下的非常重要的人物。“画品翎毛贵，鸡场爪距骄”。林良开“花鸟写意画”之先河，他的花鸟画很有意思，但是林良存世画很少。所以广东博物馆到处打听，找到北京“荣宝斋”。“荣宝斋”说周先生买过一幅林良《雪景双鹰图》，他们慕名找到周先生。周先生二话没说，既然国家需要，那就借给你。展览期满以后，广东博物馆不肯归还原物，提出来想要收藏他这幅画，拿别的东西交换。周老当时在印度开会，联系不上。无可奈何，周夫人王蒂澂老师勉强收下对方给的1500块钱。中间经事、了解来龙去脉的，有北京“宝古斋”的江世杰、广东省博物馆画家苏庚春等人。
构陷周老的那份报纸还举有一项罪名，说周先生“卖国”。针对此事，周先生跟我说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他在美国研究湍流理论时，曾参加美国国防委员会战时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海军军工实验站，从事鱼雷空投入水的战事科学研究，美国海军叫周老计算鱼雷从空中入水的紊流阻力。第二件事是美国人拿一幅中国地图请周老看，他一看，说：“这个地图有问题，青岛东边标的是陆地，应该是海洋”。周先生说：“我在美国时，美国跟中国是盟国，都是反法西斯阵线的，跟日本人打仗。怎么叫卖国呢？应该是支持反法西斯嘛，根本不是什么卖国。”
周先生在28斋，讲了好多由《打倒周白毛》而说起的他家里的事。比如，新北大公社叫他“周白毛”，先生说自己头发白得早，60岁以后几乎全白，跟用脑不用脑没多大关系，恐怕是遗传。
周先生住在28斋期间，1967年12月21日夜间，聂元梓指使数以百计新北大公社的工人和学生，冲进燕南园56号周家，企图绑架周先生，并对周家实施了打、砸、抄家，殴打、关押周先生妻子、女儿。半夜12点，校“文革”广播台发布《打倒大特务周培源》声明。
我和周先生同住一室，大概50多天以后，突然接到北京市革委会一个通知，说市革委会领导要接见周先生。井冈山兵团总部跟校办联系，校办派了一部旧吉普车，我和另一个不认识的同学陪着周先生去。走到门口，警卫员只让周先生进去，把我们两人拦在了门外。我们两个人就在那个台阶上坐着等待，一个多小时，周先生出来了。他很气愤，我们问他怎么回事，他说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和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两个人见了他。主要是传达周恩来总理两点指示：第一点，聂元梓的事不要公开，有意见可以内部提。第二点，不要参加群众组织。他们讲完以后，周老很生气，就跟丁国钰、李钟奇说：“我现在人身安全没有保障，聂元梓抄了我的家，还要抓我、揪斗我，把我家字画东西都弄走了。过去我到美国去，坐在飞机上，到了太平洋上空，飞机螺旋桨坏了一个。飞机侧着飞，从太平洋上飞过去，如果掉下去，就喂王八了，我都没有害怕。现在我有点害怕、后怕了。这个聂元梓，她这么整我、整我家人，污蔑谩骂、抄我的家。”后来丁国钰、李钟奇给周先生说，一定保护他，并且应周先生的询问，说要他退出群众组织，就是对他个人而言，并不涉及井冈山兵团群众组织的性质。
我记得当时周老说，周恩来总理指定了《重要科学家保护名单》，名单中包括郭沫若、李四光、周培源等人。正是因为如此，北京市革委会要把他们保护起来。
回校后，周老跟井冈山兵团总部沟通这件事，井冈山总部几个头头都主张听从周恩来总理安排，退出群众组织为好，先生颔首。第二天，周老在大饭厅贴张豆腐干大的字条儿，钢笔写的，声明退出井冈山兵团。周夫人告诉我此事，我专门去看了这张字条。周老就这样退出了井冈山兵团。
就这样，自1967年12月份周老住进28斋，到周先生离开，我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将近两个月。周先生回家后不久北大就发生武斗了。
另据牛辉林《我和周培源校长》一文记述：牛辉林在1968年3月25日晚间，秘密护送周老到傅作义别墅（海淀镇西南某个村庄里）暂住，北大武斗当天，把安然无恙的周老交接给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保护。
捐献古代书画
1988年周先生和夫人王蒂澂向无锡博物馆捐赠了自己毕生珍藏的145幅古代书画文物。
1991年10月15日，无锡市政府在南京博物院隆重举办周老和夫人所收藏书画捐赠仪式暨展览开幕式。周先生在捐赠仪式上即度演说，我们躬逢其盛，听得明，记得清，倍感亲切。
这些古代书画是哪里来的？不是祖传的，而是用周先生自己的薪酬买的。解放初期，囯家对干部实行供给制，那时他每月670斤小米。1955年改成工资制，他月薪350元，身为学部委员，每月还有100元“车马费”。夫人王蒂澂在清华附中教英语课，月薪100多元。
那时候350元钱不得了呀。刚解放，中国一穷二白，经济困难，文物市场冷清。加上各种运动不断，那些旧家大户、有藏品的人，惮于政治运动，纷纷把古代书画贱卖处理。“荣宝斋”、“宝古斋”生意不好做，货物堆积，真赝混杂，正巧周先生夫妇搞收藏。他们真正搞收藏，也就是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中期这段时间。 主要是因为周夫人喜好这个，周老受到陶染，随着夫人培养起这个兴趣。
第一幅，欣于所遇，在“荣宝斋”买的是列身“清四王”的王鉴《青绿山水》真迹，非同凡品，买价才15元。王鉴的曾祖父是明朝万历年间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诗人、文学理论家、“后七子”之一。
“荣宝斋”和“宝古斋”知道周老他们热心收藏，又有实力，就主动每个礼拜给他们送一批古代书画。
周先生他们每个礼拜天邀请衷心服膺的至交张奚若先生和美学家邓以蛰先生一起鉴赏、品评，邓以蛰是清代大书法家、篆刻家邓石如的后人，文物字画方面学养深厚，非同一般。作为休息天的一个活动，看中的就付钱留下来，看不中的退回去。这样，收藏了一大批珍贵的古代书画。他们自己也到琉璃厂等文玩店肆去看、去淘，时涉元明清三朝，元朝的有一幅无款的《万山飞雪图轴》。元代以前画家，多不落款，或匿之石隙，恐书不精，有伤画局。至倪云林字法遒逸，或诗尾用跋，或跋后系诗。沈石田笔法洒落，徐文长诗歌奇横，每侵画位，翻多奇趣。
其余藏品都是明清两朝的东西，而且是按照系列、流派来收藏的。
1991年在南京博物院展出的周先生夫妇藏品，其中有一幅明末“大明孤臣”黄道周的家书一封。有历史价值。明朝徐有贞是“吴门画派”祝枝山的外公和书画老师，周家对于他公孙两人的作品也有收藏。
为什么要捐献给无锡博物馆？周先生说，其一，无锡是他的故乡，无锡博物馆为捐献的这批古代书画设立专门展馆对外展出，又有非常良好的保管条件，这批古代书画由无锡博物馆收藏他十分放心；其二，这些古代书画是我国几百年文化的结晶，因此这些书画理应属于人民。放在家里只有自己和三五朋辈欣赏交流，虽然不是秘不示人，毕竟所见者稀。捐献给国家，可以组织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研究，考精探微，进一步发掘其历史及艺术价值。而且博物馆的展出，让大众来参观熏陶，有目咸睹，发挥它们的文物作用，弘扬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
周老的讲话思路清晰，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对于国家和人民的至诚，毕生鉴藏视为国家人民所有，不密闭为一己之私，表露无遗，巨大、无私的贡献，其精神或可追踵“天下第一藏”张伯驹先生了。
周先生夫妇这次捐赠的145幅古代书画，时代分布包括元、明、清三代，尤以明清时期的法书名画为主，几乎包括了明清时期所有主要的书法绘画流派及其代表作家的真迹。如“浙派”、“吴门画派”、“清四高僧”、“清四王”的作品，在藏品中都各见其善。有的书画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也有不少是传世极少的名家名作，十分珍贵。明朝“江南四大才子”之一徐文长的字、明末清初“八大山人”朱耷的画、“苦瓜和尚”石涛的画，都有。现在任意一幅，都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其中最珍贵的是元末避乱于宜兴蜀山的徐贲所绘《峰下醉吟图》，属于“国家特级”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周夫人王蒂澂老师为了收藏古代书画，平时生活很节俭，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她竟得了浮肿病。教授夫人里，得浮肿的只有她一个人。
周老的四女儿周如苹说，她父母的捐献行为，受到了社会各界纷纷赞扬，他们自己对待荣誉却看得很平淡。周夫人素来认为，收藏书画是高雅之事，如同过眼烟云，过而不留。如果贪婪，甚至产生觊觎之心，就变雅为俗了。无锡市市长代表全市人民到医院向周夫人表示谢意时，重病卧床的周夫人，非常平淡地说，“这本来是属于人民的，还给人民理所应当”，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深深感动。周如苹还说，周培源夫妇对祖国和民族的感情，是一贯的。1987年周培源先生把自己的故居、科学奖金，捐献给了故乡宜兴市科学技术协会。1990年又把无锡市人民政府因为他们捐献古代书画而授予的奖金，分别捐赠给他们曾经工作、学习和生活过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附中、宜兴市芳桥乡后村小学、上海市实验小学、扶余市实验小学等地。周如苹也谈到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被新北大公社抄走的一批字画，基本上都完好发还回来，他家里人很开心。
返回头想，周先生这个人确实非常不简单，特别是生前对于自家财产的处理、遗产问题的处理，及时、周到，没留任何后遗症。
平易近人 顾念旧情
周先生的平易近人、关心后辈，给我留下了一生难忘的记忆。像我们籍籍无名的后生小辈，离开北大很多年以后，要去看看他，他特意地接待，在他患难的时候，我们有这么一段相处的经历，他一家人都没忘记。
1970年毕业离校前，我去燕南园56号看望周先生。一进客厅，看到周老先生四肢着地爬行，他三女儿的小儿子跨骑在他背上，“骑牛远远过前村”，周则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祖孙二人玩得不亦乐乎。
1970年我从北大毕业后，分配在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小金县插队务农。其间与周先生通过两封信，我如今还珍藏着。周先生对我在少数民族地区十分关心，勉励我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要注意安全，注意健康，并叮嘱我一定要搞好群众关系，搞好同领导的关系。同时还用“时代语言”勖勉我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努力活学活用主席著作，彻底改造世界观，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周先生对我的工作也十分关心。我记得他跟我说过，他知道我在阿坝，他主动地想解决我的工作问题。他跟我说，他找过四川大学的温建平校长。温校长答复周老，工作能安排，但是户口进城很困难，不好解决，此事就此搁置了。我从没有想仰承提携，但是周先生还是一直关心我的。
1973年10月我从小金县调入位于重庆长寿县的四川维尼纶厂工作。1974年11月我到北京东郊大郊亭的北京有机化工厂实习，我想利用在京的机会去拜望周先生，就给他写封信。表示分别多年，很想念他，如果先生有暇，我们去看望他和王老师。很快，周先生给我回了信，让我11月底去他那儿，可以参观北大教育革命展览会，了解北大教改的概况。我与周老电话联系后，正好一起实习的女同事傅凡英有空，我就邀请她陪我一起去拜候周先生。大约11点左右，到了燕南园周先生家，他夫人王蒂澂老师在家等我们，一见面，马上给周先生打电话，说“培源，客人来了”，周先生正在学校开会，很快就回家来了。回来以后，他们家保姆事先都准备好的，弄了一大桌子菜，请我们吃饭，很丰富，我们都不好意思。周先生老两口子很恩爱的，吃饭时候，王蒂澂老师在饭桌上说：“培源，这个肥的，你不能吃哦。”她给周老搛菜，这个能吃、那个不能吃的，对周先生生活关照得细致入微。
那次在周先生家吃饭后，周先生亲自陪同我和傅凡英两个人去参观北大教育革命展览。
1989年10月我从仪征到北京来开会，也是给周老写信，想去见他。因为那时他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不住在北大燕南园了，他马上回信告诉我新的电话号码。我与他电话联系后，周老告诉了我新住址，新街口外大街甲4号。这里都是一栋一栋别墅。北大“文革”前的校长陆平，在“文革”后任全国政协常委，在这里住到辞世。“文革”前的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文革”后也在这里住过。周老家里没有警卫员，院子里设有警卫岗哨。
这一回，我与一起来北京开会的同事，天津大学毕业的杨润，到周先生家里去看望他。一敲门出来一个胖老太太，是他家的保姆，让我们在客厅坐下。她说，周先生在家等着你们呐。她又说，周先生最近身体不好，刚出院，医生关照不能多说话，不能接待客人。我们感觉到她在给我们打招呼。我心里觉得有点不安，适值周老在家里养病，扰他的休息。又想，既然来了，看望问候一下也好。她进房间告诉了周先生，周先生出来，在客厅与我们握手后坐下，看来精神有些疲倦。周先生问了我们仪征化纤公司的情况和我的工作。我们问候周先生，祈望他安心养病，早日康复。大约半小吋，我们就告辞了。他家那个保姆送客，说周先生出院后，任何人都不见，你们来，他破例地叫你们来坐坐。
跟周先生北大时期的过从，我还记得几件事。因为熟了嘛，熟不拘礼，往来频数，常时闲步到他家里去。他夫人很热情的，去了以后就马上泡一壶茶，一聊就一两个小时。都是讲讲“文革”的事呀、学校的事呀、聂元梓的事呀，讲这个讲那个的。她其实很关心北大“文革”的事情。另外呢，他家有电视机，那个时候电视机很少，免不了有学生去看电视，周夫人都给安排凳子，让大家坐下来看。夫人总是言笑晏晏、一团和气，不厌其烦的，让人感受到他家待人的平易和顺。
我到他们北大燕南园家玩的时候，王蒂澂老师还谈到帮助周老协调、处理一些老教授之间的矛盾。教授之间也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周夫人实际上帮助调和协理一些事情。王蒂澂老师不愧为贤内助，不仅在生活上关心周老，在工作中也是个好帮手。
我主要从这几件事说明，周先生这个人的人品实在是非常好的，贫贱之交不可忘，他就是这个样子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关心后生。我们在一起50多天的共同生活，只是帮他打打水、买买饭、拿拿报纸，这些都是小事，但是他还是很当回事的，一直记在心上。
跟周先生最后一次见面，就是1991年南京那次捐赠仪式。周老奄然而逝，我在仪征化纤公司，噩耗是听北大校友黄桂庚说的。当时周先生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身份悬隔，我们去北京絮酒吊祭不便，又怕给他们家里添麻烦，周夫人身体不好，卧病在床。我和黄桂庚联名致电，表达吊唁震悼之忱。
周夫人王蒂澂老师在一年冬天，因院子结冰，不小心滑倒，摔成脊椎骨裂，一直住在积水潭医院。2009年6月22日，因久病多脏器衰竭，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9岁。
我虽然握管写写画画几十年，退休之前成为某某美术家协会理事、某某美术家协会主席，拿起笔来写老师，还是头一回。天地君亲师，历数小学、中学、大学的老师，于我都有师恩。在北大，并没有师从周培源先生受教过什么理论力学、流体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四大力学之类，但是“文革”中的过从，先生的行事，让我认知了先生，他谦虚朴实、平易近人、识见高远、追求真理、坚持原则、无私奉献、卓荦坦荡的为人，懿范长存。一炷心香，谨以此文轸怀和讴歌仰之弥高的一代宗师周培源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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