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中国
王 莉
王莉
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大学毕业于80年代初,现供职于政府某机关。业余喜欢读书、剪纸、莳花、养鱼,尤喜张爱玲作品,尽读其书与相关评论。间或散文与随笔创作,于相关报刊发表作品多篇。
“父亲再不好,到底是父亲。”“再不景气的国家,也是一个国。”
这满是忧伤怨恨又满是赤诚挚爱的肺腑之言出自老舍。尽管他出生在充满了灾难与耻辱的旧中国,尽管他个人生活那么坎坷,人们永远称他是“伟大的爱国者”。
“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尽管他出身贫穷,小时候受尽歧视羞辱,但他在成为中国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站在国际最高文学领奖台上时,依然感恩的是祖国。他是莫言。
看来,一个优秀的作家,无论生在何时,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况,内心深处都有对祖国的认同感,而且是无条件的。一位在民国乱世中横空出世的女作家,由绚烂至极,到落寞孤独,飘泊海外40年,直到离世之前都执着于《红楼梦》的研究和翻译,致力于把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呈现给世界,身后留下了《红楼梦魇》。她也曾捶胸顿足过,“最恨红楼未完!”
她,就是张爱玲!
今天,我再次向张爱玲的生活轨迹回眸一望时,看到的虽然还是那一个苍凉的手势,但那手势却变了样式。她手里拎着网袋儿,不紧不慢地走在喧嚣的菜市场街心,东瞧瞧,西望望。她看见了什么?菜市场里的地上摇摇摆摆走着两个小孩子,棉袍的花色相仿,一个像碎切腌菜,一个像酱菜,各人胸前自小而大一片深暗的油渍;有个抱在手里的小孩穿着桃红假哔叽的棉袍,那珍贵的颜色被一个冬月积累的黑腻污秽了本色,她看了有点心痛;一个卖橘子的把担子抱着胳膊闲看街景,扁圆脸上的大眼睛黑白分明,突然绽开大嘴,朝天唱将起来:“一百只洋买两只!一百只洋买两只咧!”她听着嗓子眼儿也随着使劲儿;有个道士沿街化缘,穿一件黄黄的黑布道袍,是一个苦命女人的脸相,挥着一个竹筒,“托——托——”敲着,她的心跳也跟着“托——托——”的节奏,仿佛荒山古庙里的一寸寸斜阳;一家店面无线电里娓娓唱着申曲,调子里是入情入理有来有去的家常是非,她觉得有趣儿。张爱玲就喜欢这样的所见所闻,如鱼得水一样地在那杂乱无章的世俗风景里栩栩游走着。
作家用眼睛看世界时,心已望穿了另一个世界,而描写出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又一个世界。只是这么随便地在菜市场里走一趟,拎回来点青菜,张爱玲便写出了这样的诗:
我的路
走在我自己的国土。
乱纷纷都是自己人;
补了又补,连了又连的,
补钉的彩云的人民。
我的人民,
我的青春,
我真高兴晒着太阳去买回来
沉重累赘的一日三餐。
谯楼初鼓定天下;
安民心,
嘈嘈的烦冤的人声下沉。
沉到底。
中国,到底。
张爱玲,冰雪冷静,走在喧嚣纷乱的人世间,心却有自己的极乐世界。她将这首随心所欲走出来的诗起名叫《中国的日夜》。不言而喻,这首诗是那个时候中国的日日夜夜的生活窘境的素描。但是张爱玲常常苦中取乐,悲中有喜,她说:“我真高兴我是走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快乐的时候,无线电的声音,街上的颜色,仿佛我也都有份。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是中国。”她觉得,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使人高兴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
刘绍铭先生曾经评价过张爱玲,说她向洋读者介绍“吾国吾民”,依书直说,毫不煽情,没有抺黑,也没有美化。如果中国人爱群居,四代同堂,也没什么不对,不用向洋人赔不是。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梅涅特也极为欣赏,他曾这样说张爱玲:“与她不少中国同胞差异之处,在于她从不将中国的事物视为理所当然;正由于她对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国人诠释中国人。”
是啊,张爱玲在《洋人看京剧及其他》一文里隽语玲珑,建树超脱。她连连道来:多数的年轻人爱中国而不知道他们所爱的究竟是一些什么东西。无条件的爱是可钦佩的——唯一的危险就是:迟早理想要撞着了现实,每每使他们倒抽一口凉气,把心渐渐冷了;《秋海棠》里最动人的一句话是京戏的唱词:“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中国人向来喜欢引经据典,但凡有一句适当的成语可用,中国人是不肯直截地说话的;据说全世界唯有中国人骂起人来是有条有理,合逻辑的。英国人不信地狱之存在也还咒人 “下地狱”,中国人却说:你敢骂我?你不认识你爸爸?暗示他与对方母亲有过交情,这便给予他精神上的满足;因为缺少私生活,中国人的个性里有一点粗俗,“事无不可对人言”,说不得的便是为非作歹。中国人老是诧异,外国人喜欢守那么些不必要的秘密;群居生活影响到中国人的心理,中国人之间很少有真正怪癖的,他们从人堆里跳出来,又加入另一个人堆。所以,在文章结尾时张爱玲说:“中国人的原始性没有被根除,想必我们的文化过于随随便便之故。就在这一点上,我们不难找到中国人的永久的青春。”张爱玲的可爱之处,就在于她有对中国深邃的好奇,有对中国民间市井风情敏感的独到的眼光,她天真而自信地认为中国蕴藏着无限的青春活力。
在《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张爱玲讲到中国与欧洲人的不同人生态度,认为像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人,一旦不相信死后的永生了,便大大作乐而且作恶,闹得天翻地覆。而一个一个中国人看见花落水流,于是临风洒泪,对月长吁,感到生命之暂,但是他们就到这里为止,不往前想了。他们并不因此就灰心。她说:“活得好一点是快乐的,所以为了自己的享受,还是守规矩的好。”她打个比方,如中国画上部严厉的空白——不可少的空白,没有它,图画便失去均衡。不论在艺术里还是人生里,最要紧的是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歇手。中国人最引以自傲的就是这种约束的美。
在《论写作》一文里,张爱玲说她最喜欢申曲几句套语:“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这是当朝宰相或是兵部尚书所唱。张爱玲认为,他们具有同一种的宇宙观——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思之令人泪落。”可见,张爱玲的确够“亮烈”,的确怀“柔肠”。如果不是处在乱世,张爱玲何尝不可以成为 “执笔安天下”的文官呢?她潜意识里有强烈的国家概念和民族性,只是因为处在乱世吧。
张爱玲曾经听姑姑讲,德国的马路光可鉴人,宽敞,笔直,齐齐整整,一路种着参天大树,可是她疑心,那种路走多了要发疯的。她听姑姑讲加拿大,天是蓝的,草碧绿,到处是红顶的黄白洋房,干净得像水洗过。可她觉得,那种在多数人的印象里总是毫无兴味的、模糊荒漠的国土,要让她选择,她说:“我就舍不得中国,还没离开家已经想家了。”那时,她心里还是装着“到底是中国”!
丙申秋月于沈水茉园
责任编辑 潘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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