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瑛

　　戴乃迭：白首同归我负卿

　　肖 瑛

　　

　　肖瑛

　　大连人。生于60年代末。辽宁大学毕业。23年编辑生涯。目前供职于沈阳日报。生性疏懒，所作不多。主编散文集《味道》《小熊老师》《像赫本那样做淑女》《每个饭局都有一款牛人》《女性的榜样》等文散见于报端杂志。

　　他们是让人仰羡的一对儿，夫妻联袂，将《红楼梦》《离骚》等千古名篇翻译成英文，向西方打开了中国文学经典之门。他们又是让人唏嘘的一对儿，双双身陷囹圄四年，接踵而来的是中年丧子的沉重一击。

　　如果早知命运如此安排，戴乃迭当初还会毅然决然嫁到中国吗？还会为了痴迷的中国传统文化而罔顾作为母亲的撕心裂肺吗？

　　世间情分，离不开一个“缘”字。

　　戴乃迭出身于英国传教士家庭，父亲20世纪初到中国传教，从1919年出生到1926年离开中国，戴乃迭在北京度过了愉快的童年，老北京的胡同、人力车、庙会、花灯等种种传统风俗文化在她身上打下了深深的情感烙印。

　　再续中国缘是在1937年。戴乃迭考入牛津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她结识了中国协会的杨宪益，杨其貌不扬，但聪明幽默，才华横溢，尤其爱字画，好诗酒，洒脱不羁，戴乃迭在他身上重温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味道。当时，日本铁蹄践踏中国，杨宪益主持的牛津中国协会反日活动十分活跃，杨宪益到处发文章、演讲、募捐，戴乃迭积极参与，她也成了坚定的反日战士。

　　共同的志趣和思想价值观使他们越走越近，为此戴乃迭改修中国文学，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位获得中国文学荣誉学位的毕业生，杨宪益也放弃了法国文学专业，改学英国文学。这种互补为他们二人日后在翻译界造就辉煌奠定了基石。

　　然而戴乃迭爱上一个中国留学生并要嫁给他的消息遭到了母亲的极力反对，这位在中国生活数十年的英国女人深知中西文化、家庭婚姻价值观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她为女儿的未来担心：“嫁给一个中国人，你肯定会后悔的，要是有了孩子，他会自杀的。”

　　年轻的戴乃迭却一心一意跟定了杨宪益。1940年，在牛津大学学习6年的杨宪益接到吴宓和沈从文的来信，打算赴西南联大教希腊文学和拉丁文学。正值二战紧张时刻，两人绕道加拿大、美国，经香港抵达重庆。几个月后，他们举办了婚礼。

　　婚后，戴乃迭与杨宪益应贵阳师院之邀去教书。贵阳地处边远，他们住茅屋、点油灯、汲井水，生活十分艰苦，但云集在大后方的文人学者纵论古今，针砭时事，活跃的思想与自由的精神弥补了物质的匮乏与战乱的流离。

　　1942年8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取名杨烨，意为光辉灿烂、明盛美茂。孩子的出生，给小家庭带来了无限的快乐，无奈工资低物价贵，日子过得相当拮据。那两年，他们夫妇为了生计，带着幼小的儿子坐拉货的“黄鱼车”在川滇公路上倒腾了七八次之多，杨宪益还当了一次有惊无险的人质。直至1943年秋到梁实秋主持的北碚国立编译馆工作，生活才有转机。

　　当时的国立编译馆还没有人进行中文外译，西方人对中国文史经典几乎一无所知。梁实秋希望杨宪益夫妇专门从事将中国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工作。杨宪益、戴乃迭联手，历时3年将《资治通鉴》译成英文。虽然由于战争原因，最终《资治通鉴》的英文译稿不幸丢失，没有出版，但这是中国学者主动向西方介绍文化典籍的最初努力，杨戴两人的中文外译事业也从此开始起步。

　　1951年，杨宪益夫妇来到中国外文出版社，当时外文出版社（现中国外文局前身）刚刚创立英文版《中国文学》杂志，这标志着向西方社会系统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的开始。

　　这也是杨宪益和戴乃迭事业的黄金时期，他们俩一个手捧中国古典名著流畅口译，一个打字如飞，大批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如《楚辞》《史记选》《长生殿》《儒林外史》《鲁迅选集》《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红楼梦》等，经他们之手流向世界，为外文出版社后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作为外文局的业务中坚，他们夫妇受到领导和同事的尊重与礼遇，戴乃迭作为外国专家，工资高达同事的五六倍之多，生活可谓优裕。

　　危机却早在潜伏之中。杨宪益和戴乃迭都是散淡洒脱的文人体性，政治上极不敏感。“文革”前夕，林彪委托江青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整理成“纪要”。1966年4月，中共中央将“纪要”批发全党。戴乃迭受命翻译，刊在英文版的《中国文学》上。戴乃迭译完后又用英文写了一段“批语”，交给了领导。批语大意为：“这篇‘纪要’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可以掘自己的祖坟，可是在中国的对外刊物上掘外国人的祖坟，这样的做法在对外宣传中是非常愚蠢的。”可想而知，如此“幼稚”的言行简直是自己往刀口上送。几个月后，杨宪益因4首“反诗”和“反动言行”，成为外文局“第一罪人”和“牛鬼蛇神”，被挂牌、游街，被迫站在用三张饭桌叠起来的高处接受批斗。

　　1968年4月27日夜，杨宪益被捕，10分钟后戴乃迭被捕，开始了整整4年的铁窗生涯。

　　狱中第一年的冬天，奇冷。没有暖气，窗户也是破的，以至戴乃迭的耳朵上长满了冻疮。她是独囚，没有人同她讲话，她便开始自言自语。她背诗，看《资本论》，写下厚厚的读书笔记，她用牙刷刷墙，以此活动筋骨打发时光。狱中的她仍保持着尊严，礼貌待人，对送饭的人都要说声“谢谢”。

　　戴乃迭生前从未与人谈及狱中生活。这段记录是她去世后杨宪益在清理遗物时发现的一份英文讲稿，写于1992年他俩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据杨宪益回忆，戴乃迭后来没有发表演讲。

　　这个当初在杨宪益眼中本该吃草莓、吃糖、喝牛奶、过幸福生活的姑娘，这个为了她热爱的中国传统文化而远嫁的西方女子，这个为中国文学经典走向世界立下汗马功劳的译界权威，吃着那个年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都没挺过来的苦，却不愿多说她的愤怒或者委屈。

　　是良好的教养和骨子里宠辱不惊的贵族气质，让她选择了沉默？还是严酷的现实“教育”了她？或者，戴乃迭是在捍卫她的选择，不想当年母亲对这门婚事的质疑得到验证？

　　戴乃迭像爱自己的祖国一样爱着中国。黄宗江评价她“比中国人还中国人”。她学会了中文，会写一笔正楷小字，还能仿《唐人说荟》，用文言写小故事，文字娟秀。照片上，和高鼻凹目一样引人注目的，是她身上的对襟袄。在自传中她说，来中国是“出于我对杨宪益的爱、我儿时在北京的美好记忆以及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仰慕之情”，拳拳之心令人动容。

　　还是大姑子杨敏如为戴乃迭写的悼文一语催泪：“我要替我的祖国说一句‘对不起，谢谢！’”

　　悲剧还没完。

　　1972年，杨宪益、戴乃迭被释放。70年代末那几年，他们把主要精力用在挽回失去的亲情上，先后将3个孩子调回北京，又费尽心血为两个女儿操办婚事，让她们出国留学，希望以此来弥补孩子们被耽误的青春。但事与愿违，两个女儿后来都离了婚，最让他俩万念俱灰的是儿子杨烨，因为精神疾病不断加重，在英国浇汽油自焚。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生中最大的打击。从此，名利如浮云，再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们感兴趣了。收藏的诸多明清字画，全都无偿捐献给故宫等处，书架上几乎找不到他们翻译出版的书，几十年间出版的百十种著作，他们自己手头也没有几种，更别说凑上半套一套。

　　儿子的悲剧在戴乃迭面前成了谈话禁区。她和杨宪益本来不时小酌怡情，现在却不分时间场合，杯不离手——中年丧子的痛，远甚于她自己平白遭受的牢狱之灾。母亲的预言应验了，经历了中国的战乱、革命、破坏、建设，经历了入狱、丧子，经历了大起大落、悲欢离合之后，她后悔吗？

　　答案是不：“母亲的预言有的变成了悲惨现实。但我从不后悔嫁给了一个中国人，也不后悔在中国度过一生。”这就是戴乃迭，她一定有过疑惑，这样一个温文有礼讲究君子之道的民族，怎么会发生那样愚钝暴虐的悲剧闹剧？幸好有杨宪益，有中国传统文化，构成她生活中的浓墨重彩，她最大的快乐。

　　1999年1月17日，戴乃迭这位为中英文化交流做出不可磨灭贡献的 “译界泰斗”，在“我的两个祖国”之一的中国的土地上，走完了她的人生之旅，终年79岁。

　　从她身体垮下来，患上老年痴呆症，到去世的几年间，杨宪益仿佛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对他来说，没有戴乃迭在身边，酒和烟也都失去了过去的滋味和意义。他沉浸在对戴乃迭的回忆中：“早期比翼赴幽冥，不料中途失健翎。结发糟糠贫贱惯，陷身囹圄死生轻。青春做伴多成鬼，白首同归我负卿。天若有情天亦老，从来银汉隔双星。”几年里，他哪里也不愿意去，什么活动也不参加，孤独而又惆怅。

　　十年生死两茫茫。2009年11月，杨宪益去世。

　　责任编辑 刘宏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