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官窑(下)
初国卿
初国卿
1957年生于辽宁北票市。1982年毕业于沈阳师范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曾任《大众生活》《车时代》总编辑,《沈阳日报》专副刊中心主任。现为辽宁省散文学会会长、沈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沈阳文史馆馆员、《沈阳日报》编审,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著有《唐诗赏论》《佛门诸神》《沈阳陶瓷图鉴》《期刊的CIS策划》等;主编 《三李诗鉴赏辞典》《辽海名人辞典》等。出版散文集《不素餐兮》《春风啜茗时》《当时只道是寻常》《浅绛轩序跋集》。作品曾入选大学教材与多种选本,获第三届“辽宁文学奖”。
三
令人庆幸的是,相关考古部门终于用了两年的时间,对冮官屯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从而初步还原了这个“十里窑厂”的历史原貌,确定了它本来的“东京官窑”地位。这个发现的过程是漫长的,足足经过了80年的时间。
从目前史料看,中国人最早记载冮官屯窑的是叶麟趾在1934年出版的《古今中外陶瓷汇编》一书。叶麟趾是著名陶瓷史专家叶喆民的父亲。此书第七章第三十四节曾记载“辽阳窑”说:“在今辽宁省辽阳县冮官屯。”到了40年代,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人对冮官屯窑开始试掘,获得鸡冠壶等辽代瓷器,为此,日本考古学家岛田贞彦写了《鸡冠壶》一文,收入其在1944年出版的《考古随笔·鸡冠壶》一书中。1955年,李文信先生对冮官屯古窑址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写有《辽阳县冮官屯古窑址笔记》,包括“冮官屯窑各种支具装烧法推测复原图”“辽阳冮官屯附近简图”和“冮官屯附近出土的带有‘石城县’刻款的瓦砚拓片”等。通过李文信先生的考察记述和后来的进一步发现证实,“冮官屯窑”始于辽,废于元初,按这个时间算,至少存在了三百多年。但不管是日本人还是李文信先生,都没有注意到冮官屯窑的官窑性质,因为在当时,对辽瓷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辽瓷本身有没有官窑还尚在争论之中。
其实,辽代“五京七窑”大都有官窑性质,或半官半民。民国时期在辽墓出土的瓷器中,曾发现多件带有“官”字款的具有辽地本土特征的白瓷,为此金毓黻先生曾在《略论近期出土的辽国历史文物》一文中说:辽墓出土的“凡有‘官’字的白色瓷器并包括其他白色瓷器在内,都是辽国官窑出品”。后来,著名陶瓷专家陈万里先生在《我对于辽墓出土几件瓷器的意见》一文中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些白瓷不是辽国官窑,而是河北定窑产品。后来,确曾在河北定窑遗址中发现了带有“官”字款的瓷片。金、陈两先生的两种不同意见由于一时出土资料尚少,未能展开进一步讨论。后来李文信先生根据文献记载,在辽宁省博物馆编《辽瓷选集》编后记中为金毓黻先生的观点补充说:“辽代官窑很可能就是缸瓦窑屯烧窑。但在这个窑址里,迄今还未发现划‘官’字款的器片,资料仍嫌不足,暂时还难于最后确定。不过划‘官’字款的盘口瓶、鸡冠壶等器绝非中原产品,一定是在辽‘烧窑官’的监制下烧造的,不能因为湖南长沙和河北曾出过“官”字款器,就否定辽代有官窑。”毫无疑问,李文信先生举例“官”字款的盘口瓶、鸡冠壶等辽地本土特征瓷说明辽国有官窑器是正确的。后来随着考古的深入,终于在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的缸瓦窑发现了带“官”字款的实物,这就是“官”字款的匣钵和“新官”二字款的垫柱,证明“赤峰缸瓦窑村瓷窑址确为辽代有文献可考的官窑遗址”。
随着大规模考古发掘,冮官屯窑址里也出现了许多带“官”字款的瓷片。同时,在辽阳冮官屯窑研究会会长王嘉宁先生收藏的窑址实物中,也有带“官”字款的器物。那一天,王先生邀请林声先生和我们一起到他的藏馆里看实物,在一只相对完整的黑釉鸡腿瓶的肩部,就有一明显的刻划“官”字款。在王先生的收藏中,还有一件半残的鸡腿瓶,足部无釉处有模印“公主梁”三个字,亦证明这是当年官用运酒的鸡腿瓶。这些,都有力地证明了金毓黻先生当年判断的正确。而其他窑址中,虽未发现有典型的“官”字款瓷器实物,但有着很浓的官署管理,为“京”服务的官窑色彩。如南京析津府“龙泉务窑”中的“务”字,就有着鲜明的官署性质。“务”在宋、辽、金时本就是官署名,为掌管贸易和税收的机构。《文献通考·征榷一》:“宋朝……凡州县皆置务,关镇或有焉,大则专置官监临,小则令佐兼领。”《宋史·食货志上二》:“有言汝州地可为稻田者,因用其言,置务掌之,号稻田务。”辽代大部分官名及职掌沿袭唐制,参照宋制,所以“龙泉务”之“务”自然也是“置官监临”,有官窑之性质。
同样,冮官屯窑在辽金时期也曾称“瓷窑务”。辽宁省博物馆藏有一件冮官屯窑址附近出土的“金代正隆五年瓷质明堂之券”,这是一件瓷质购买墓地券,当为冮官屯窑所烧制。此券开头文字:“维大金正隆五年岁次庚辰七月丁丑朔廿七日癸卯,东京辽阳府辽阳县辽阳乡瓷窑务住故王兴公之券,因殁袭吉。”这段说明金时此地是称“瓷窑务”的,金朝正隆五年(1160),相去辽亡才35年,“瓷窑务”应还是延续辽的称呼。另外,王嘉宁先生也藏有一件冮官屯附近出土的 “金代泰和元年瓷质天穴之券”,券文开头云:“维南赡部州大金国泰和元年岁次辛酉四月建癸(巳)十有八日丁酉之辰,祭人京东瓷窑务住人刘瑀为亡考妣,因凶袭吉,于南山之阳约二里。”此处也称冮官屯为“瓷窑务”,由此可见当时的冮官屯同南京析津府的“龙泉务”窑一样,都具有“置官监临”的官窑色彩。
四
时过千年,具有官窑性质的冮官屯窑有着怎样的具体情形?它的地下到底埋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些都要靠考古发掘才能一一呈现给我们。
有关冮官屯窑的烧造技术与方法,李文信先生在 《关于辽阳冮官屯古窑址的笔记与资料》中有详细的绘图说明,其中有垫烧法、支架装烧法和方匣钵装烧法;窑内支垫工具有圆饼形支具、轮形支具和环形支具等。以前,因为缺少实物证明,许多研究辽瓷的专家学者多认为冮官屯窑“烧瓷不用匣钵,而采用各式耐火砖障火入窑法,即在圆形较大窑室中采用各式大小、厚薄、方圆不同的耐火砖障火和支、顶、挤、垫工具装烧,说明窑业技术已很进步,故广大窑场中不见一个匣钵残片”。佟柱臣先生在《中国辽瓷研究》一书中也持这种观点,说冮官屯窑“不用匣钵”。
2010年,冮官屯吴姓农民在村中太子河边建房,在房基地里发现古窑两处,出土大量残瓷,其中有的瓷器还数件叠装在匣钵里。这些出土的匣钵有的完整有的残缺,灰色或红褐色耐火材料制成,一般呈圆直筒形,直径从10-30厘米不等。这说明冮官屯窑并非“不用匣钵”,而是大量使用匣钵的,这都证明了当年李文信先生的推测。
关于冮官屯窑的瓷器胎质,从出土实物看,一般使用未经过淘洗的胎土,致使胎坯厚重,胎质较粗、胎色较深,并含有杂质,颗粒明显,坚硬有光泽,但瓷化程度不高。烧成后胎呈黄色、黄白色、灰白色、淡红色、黄红色、红黑色、浅灰色、灰白色、灰褐色、黄褐色、深灰色等。但冮官屯窑也有少量白细瓷,胎土经过多次淘洗,几近中原地区细瓷的胎质。胎体均厚薄适中,胎质坚致细腻,瓷化程度很高。这也是梁振晶队长所率领的考古队经过大规模发掘之后认为这种精品高温白瓷即为当时官窑的佐证。
考古还进一步发现,冮官屯窑址出土的大量瓷片以白釉为主,不仅有类似赤峰缸瓦窑的白瓷,还有仿定窑的精美白瓷、黑瓷、仿磁州窑的黑花瓷片,另外还有黑釉瓷、大量窑变瓷片,也偶有茶叶末釉、白地黑花瓷和三彩器。在窑址中还发现有青瓷和高丽瓷瓷片,一时难以确定是否为冮官屯窑所烧制。冮官屯窑以粗瓷居多,因胎质的缘故,因此多靠施化妆土来增加白度和掩盖缺陷,从而使得较粗糙的器物坯体表面变得光滑洁白,以增加釉色的莹亮效果和器物美感。施釉多不到底,且釉色干白,温润不足,有的釉因汁水稀释,釉层很薄。黑瓷釉色较黑,但温润不足,有的釉色略偏红,光亮明显。酱釉呈酱红色,光泽明亮,也有的呈酱黑色,釉面缺少光泽。但发现的少量细瓷,制作工艺却很精细考究,应该是采用匣钵单件装烧,一般仅底部着地处无釉。这类细瓷中的白瓷釉色多白中透青或白中闪黄,与邢、定两窑精品极为接近;黑褐釉瓷中部分有兔毫闪烁,窑变瑰奇,几如建窑。这一类细瓷都釉质光洁明亮,莹润如玉,这大概已是到了金代时的制品。
在器型上,冮官屯窑址中出土的可辨器物种类以碗、盘、碟、盆、罐、缸、瓶、盏、壶、钵、杯为主,另外还有鸡腿瓶、兽首埙、围棋子、水盂、砚滴、瓷枕、瓷砚、扑满、油灯、纺轮、小人、小马、小狗、骑士像等玩具类,种类丰富,品种齐全。其中最多的是日用大器,大碗尤多。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在窑址发现的梅瓶,大者器型饱满,浑圆壮硕;小者庄重雅致,玲珑古朴,是辽代梅瓶中的典型代表。另如小玩具中的兽首埙,有牛首、猪首等,做工生动可爱,多为酱色半釉,三孔。此物时人称为“三孔笛”,为游牧民族少年手中能吹响的玩具。还有围棋子,多为无釉素胎,低温烧制。这种围棋子,与辽宁及其他地区辽墓出土文物和墓室绘画相吻合,说明辽时中国北方地区的“藉草围棋”并非传说,围棋的普及在当时已达到很高的程度。
在纹饰上,冮官屯窑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写意性强,寓意丰富。主要以花鸟鱼草为主,如比较随意的菊花、兰草、蜻蜓、游鱼等。一般都技法简单而质朴,如同写意画,洒脱率真,多以褐釉或黑釉绘在白瓷上,尤其在瓶、钵、碗等器物的肩、腹、沿等部位常见,这一点可以见出是受磁州窑的影响。另外,在冮官屯窑的瓷器上也不乏划花、刻花、印花纹饰,有的类似定窑单纯以线条为装饰的痕迹,还有的刻花则与磁州窑风格相同,先在胎体表面施一层化妆土,然后在其上划出纹饰轮廓,再剃去纹饰以外地子上的化妆土,露出深色的胎体,形成以深色的地子衬托白色纹饰的装饰效果。还有的划出之字纹,露出胎体,更显古朴之美。
从冮官屯窑瓷作的多种器型和装饰艺术所透露出的辽代北方特别是辽海地区的艺术融合与审美取向看,其作品不仅有着浓郁的契丹族传统文化和草原生活气息,而且也有着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影响,如器型的粗犷豪放与均衡对称,风格的挺拔刚健与小巧生动,纹饰的泼辣酣畅与稚拙朴素,都折射出了辽海地区民族融合与文化渗透的品格和气质,体现出了冮官屯窑古瓷鲜明的时代风格和美学特征。
在辽到金再到元初的三百年间,冮官屯窑以数量齐全的器型、丰富多彩的釉色、多种多样的窑口、规模巨大的窑场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辽代“五京七窑”之一,成为中国南方与北方,关内与关外的瓷业交汇点和北方陶瓷研制、加工、生产、销售集散地。只所以获得这样的地位,除了冮官屯依托东京辽阳和有着丰富的本地瓷土以外,还有着其他“四京六窑”所不具备的优势。如它紧临太子河,具有水上运输大通道。想当年,以冮官屯为中心,太子河两岸很大范围内窑场遍布,以至今天冮官屯对岸的村镇名还有 “西大窑”“上缸窑”“下缸窑”的称呼。那时候,冮官屯不仅有规模宏大的窑场,还有不小的码头,每天无数船只穿梭往来,各色瓷器从这里装船,通过太子河西出渤海;或是转入辽河、浑河,东进关东腹地。河水之外,冮官屯地处辽东低山丘陵与辽河平原的过渡地带,南边紧靠千山山脉,低山丘陵里的落叶阔叶林和针阔混交林也为窑场提供了大量的窑柴资源。有了取之不尽的山林木柴,才能保证冮官屯的窑火彻夜不熄,毫无疑问这也是冮官屯窑得以延续三百年,并成为“东京官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丙申初夏写于沈水浅绛轩
责任编辑 王英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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