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梅芳

　　我与“沈大”之情缘

　　王梅芳

　　

　　王梅芳

　　1969年12月出生,成长于辽宁盖州一个叫作万福的乡村，少年习画,青年写作，成年后写作兼习画。曾在辽宁大学学习新闻，任职记者（专写美术评论）、广告策划。1987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辽宁省散文学会会员、辽宁美术家协会会员，虽已出版美术随笔集《省识丹青》，幻想最好的作品仍未写就。随鲁迅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研究生导师王义胜教授习画，续圆少年梦。辽宁老年报社编辑。

　　在沈阳大学，我有两个好友。一个是女的，另一个不是女的。

　　女的是雷淑媛教授，清华大学的研究生，雷教授在政法学院任教，她教的课程光听名字，圈外的人都不懂，这门课程叫作“毛邓三”，经过她的解释，我才知道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与时代接轨的课程。雷教授同我一起是辽宁省散文学会的会员，我们经常在一起参加散文学会的活动；男的是王辉教授，我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王辉教授曾经是我的采访对象，20几年前我在报社跑过一阵娱乐阵线，采访歌星、影星，当红的歌剧演员王辉就这样进入了我的视野，那时候他还在辽宁歌剧院唱男高音，后来他被沈阳大学音乐学院以专家的身份引到教学一线栽桃种李去了。我采访并给他写了专访，从此，我们的友谊虽然没有“唇齿相依”，却也“一衣带水”。我经常去沈阳大学，去的时候，他们俩就轮流请我在沈阳大学的食堂吃饭，这里的饭又便宜又好吃。

　　我非常羡慕他们俩，在大学教书，有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也羡慕他们拥有这么大的园子，每天和那么多青春的男生、女生在一起，日子单纯而快乐！在我的童年，我妈妈每年的清明都要摊好多的煎饼，每次都逼我们吃，说：“清明吃煎饼，辈辈出先生。”老妈说的先生是老师，我们姐妹五人吃了老妈许多年的煎饼，却没有一个人做成先生。而我爸爸是高中教师，我就以此为由，嘲笑老妈的烙煎饼手艺不如我奶奶，我奶奶只有一个孩子，靠烙煎饼就给烙成先生了，我妈妈生了五个女儿，一个也没有烙成先生。

　　机缘巧合，乙未年春，我也到先生云集的沈阳大学来上班了。原因是我们的报社与沈阳大学合作办了一所老年大学，我被派来管理财务，于是我从王记者变成了王会计，而不是王先生。连我自己都觉得恍惚，我怎么一下子就到大学来上班了呢？这里离我家比我家离报社要远，好在有一路公交车直达，我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王会计的办公室就在王辉教授的楼下，我以为从此能天天看见王教授，隔三岔五见到雷教授，但是没有。原来他们不坐班，一周来一次，我见到他们的机缘，不比从前多。更觉得他们近在咫尺，有的是机会，就不再刻意去找，自然也见不到了。

　　沈阳大学有两个院子，南北院中间隔了一条河，学校在河下面修了一条地下通道，雷教授曾经领我吃遍南北院。

　　我来沈阳大学的时节，正是暮春之初，也是王羲之与谢安一干人等在会稽山下修禊的时节，千古名篇《兰亭序》也由此诞生。我没有雅集的机会，却正好见证了沈阳大学校园里树发芽、花孕蕾的过程，这种饱满的喜悦让我很激动。相比于过去在报社的办公室，这些景色是绝对罕见的，报社坐落在闹市，放眼窗外，除了如过江之鲫的汽车，别无他物。所以，对于沈阳大学这样的办公环境，我是相当地高兴了。用曹雪芹形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为父奔丧后从苏州回到贾府时的心境，那就是：心眼俱开。这种心境是宝贵的，人是很少能够拥有这样的心境的，内心和目光都是温柔的。

　　我在沈阳大学的办公室在南院，音乐学院的一楼，拥有一面向南的落地窗，我之所以形容窗子用面，而不用扇，是因为那窗子的巨大。每天我坐在窗口，面向窗户，就拥有了院子里那浓密的树，窗下一排排的从春开到秋的小红花，一片片的草坪和翻飞的蝴蝶，一群群青春靓丽的男孩女孩从窗口飘然而过。“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这是《兰亭序》里的句子，王羲之表达的是心境，单单去论书法成就，怕是消解了王羲之精神的层面。

　　生活跟天气是一样的，不可能天天天朗气清，也有风霜雨雪。报社聘来的校长对于我的到来十分敌对，我的工作始终处于一种被孤立的状态，我以为我心里有文学和美术的支撑，能够抵御风霜雨雪，但是，我还是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腰的右侧得了带状疱疹，十分疼痛，医生说是免疫力下降造成的。看来还是走心了，人是脱离不了自己生存的环境的。这个社会，不是你自己做得好，就一切就都好了，你不琢磨别人，别人也在琢磨你，当你的位置阻挡别人的利益时，你就会被人琢磨，甚至想消灭你，而恰恰你还得天天面对。在疱疹严重的日子，我趴在床上，想起苏轼的“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句子，感慨苏轼的格局之大！想想我的生活，远远不能用萧瑟来形容，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很快释然，回到对沈阳大学环境的热爱当中。

　　在沈阳大学体育场的后面，还有一个人工湖，岸上杨柳依依，湖里养了许多观赏鱼。我经常在中午的时候在湖边坐一会儿，有时候用手机听台湾美学大师蒋勋讲美术史或者红楼梦，有时候啥也不干，在这里望着水面发会呆儿，觉得这是莫大的福气。

　　有时候我在湖边祈祷，让我在这里的日子长些吧。我不敢奢望永远在这里，只是期望能长一点儿，我太喜欢这里了：平和、喜悦、温暖，安静而不喧哗。人到中年，人生的道路明晰了，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我早已了然于心，介于不惑与知天命之间吧。也许是有感应吧，不自觉地祈祷让这样的日子长些。

　　安静的生活环境，让我也平静了下来，这时候，我才理解到了心境的安静也是奢侈的，因为需要人生经历的累积，需要从贪婪地对待物质，慢慢地跳出来，转向自己内心的需求，心中充满了水波里的游鱼、枝头的花朵、拂面的微风——有共鸣，有欣赏，有喜悦，才算是心的安静。这安静，让我看见了校园里松树开花的状态：不张扬，不绚丽，绿色的花柱上花粉悄悄地飞散——

　　这来之不易的平静，化解了我的生活中的一些痛，一些不甘。回头来看，我觉得那些痛和不甘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而曾经，点灯熬油爬格子的我，对别人的关注和赞美有着膨胀的期许和妄想。安静的环境恰当地消解了我的自大、狂傲！一切的对物质、名利的追逐，都变得那么无足轻重，尤其当我在近一年里一直在听蒋勋解读的《红楼梦》，更是对生命有了一份透彻。我的生活状态一直是里一半，外一半。我在报社工作，一直做广告经营，说为赚钱吧，这头还惦记写作、读书，后来又迷上画画，我至今还是里一半，外一半的状态。刚想伤感一会儿，蒋勋的话浮现出来：“人不能太物化，要在有限的生命里，完成自己，做回自己。”立刻就开释了，我小时候为自己的生命埋下了两个线头：写作与绘画，现在我的物质达到衣食无忧的时候，我就重点编织这两条线头，把它们编织到我的生命之中，这是不是也算完成了我自己？我觉得算。

　　7月份到来，我坐在窗口，看毕业的学生在草地上拍毕业照，他们高高地跳起来，把他们的学士帽也高高地抛到天上，定格。我看着他们，壮志豪情，鹰击长空，不禁想起我少年轻狂的青春岁月——无论青春能跳多高，走上社会以后，日子还得脚踏实地地过，生命终究要走到平沙落雁。

　　等草地上没有了这些孩子们青春的弹跳，我也离开了这块我深深热爱着的沈阳大学的校园，我们的学校也不办了。这时候的校园正是生机勃发的时候，蔚然深秀，没有忸怩作态。本是饱满喜悦的时候，我却要离开了。看来，人只能在本分上尽力，成败去留，不完全由我们决定。我想，大概好东西都不会久吧！像美丽的花，大都一年开放一次，我权且当这里的日子是一次开放的花朵，我享受了花的芬芳。聚散之间，构成了我人生中的一朵昙花，香气弥漫在我的生命里。

　　当然，还有些许遗憾。

　　音乐学院的右侧就是美术学院，院长刘明也是我的采访对象，并多次写过他，我到了这里，还萌生过到刘明那里旁听的念头，但是，一直觉得来日方长，还有就是我工作状态不是最佳，也就一直没有行动，一直到我离开沈阳大学，我也没有去拜访刘明，旁听的梦想自然也就没影了。

　　沈阳大学还有两个人，是我想见却一直没有去见的。一个是禹称，他是沈阳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与中国医科大学骨外科的杨军教授交好，杨军教授是留日博士，既是我营口老乡，又是书画家，书法在圈内尤以摹写《兰亭序》著称，画风受日本浮世绘影响，早有自己的面貌，他还是我们经常聚饮的朋友。我尤其佩服他在放下手术刀之后，又拿起毛笔，忙里偷闲完成自己少年时迷醉的书画梦想。杨军跟禹称的交集在晏少翔，禹称是晏老的学生，杨军是晏老的保健医兼学生，所以杨军多次跟我盛赞禹称教授。我一直对禹称教授有好印象。后来禹称在沈阳市文联举办的惠民大讲堂讲课，我去听过，他强调画家创作成功的诀窍是：读书、读书、再读书。就凭这一观点，我对禹称教授的敬慕直线上升。如今到了他的一亩三分地里，我一直想去拜访他。另一位想见的人是孙熙春，他是沈阳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收藏家王鹏先生介绍我认识的，因为孙熙春先生在文学之外还精于篆刻，对收藏也很有研究，当时我在我们报社主持收藏版面，我一直想约孙教授给我们写稿子，当时他在编著一本书，没有时间，就延误了缘分，所以他也是我希望交流的人……

　　虽然近水楼台，我却没有出来看月亮，一直觉得不急，一直觉得来日方长，没想到，我仅仅在沈阳大学待了四个月，就离开了，从而错失了与几位先生近距离交流的机缘，也许我与他们就是这样的缘分吧！

　　又一天，雷教授给我打电话：“你在哪里？我去找你，你没在办公室，我们学校开音乐会，王辉教授正在唱歌呢，你快来听啊！”我走得突然而匆忙，没有跟这俩好友交代，接她的电话时，我已经回到报社办公了。

　　责任编辑 王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