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莹 王成军

　　萨义德在阐释东方学时曾指出：“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因此，在西方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后殖民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误解、歪曲乃至丑化屡见不鲜，中国被打上了神秘、可怕的烙印，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是典型的“他者”形象。

　　然而，石黑一雄的作品中所描写的中国却强调“必须能够鉴别那些真正为国际读者所关心的问题”，在《上海孤儿》中，他从一个殖民者的角度，以宽阔的眼界和胸怀，正视了历史的本来面貌，用一种人文关怀的方式书写了中国被侵略的历史，审视了复杂时期下多元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塑造了一个相对公正、客观的中国形象，并对其予以了人道主义关怀。

一、中国个体形象

主人公班克斯童年时期曾随父母旅居上海，成年后再次返回上海寻找父母的下落。个人的回忆与民族的回忆交相融合，共同架构起帝国与民族的历史，在这两段时期中他分别以一个孩子和成年人的目光去观察中国。

　　法国学者米丽耶·德特利曾指出：“‘野蛮’‘非人道’‘兽性’，这些形容词通常被19世纪的人们用来总结对中国人的看法。同样，他们在提到中国人时也很少把他作为可与之建立人与人关系的个体（缺少个性也被看作是中国人的另一性格特征）：通常人们说起‘中国人’时，把他当作一个密集的、不可数的、模糊的整体，或是‘中国人群’。”

　　班克斯的童年玩伴哲家的佣人田岭就是这种表述的典型代表。“他看上去非常苍老，一年到头穿着一件深黑色的长衫，就连夏天也不例外。再就是头上总戴着一顶帽子，脑后留着一根辫子。”田岭总是不苟言笑，哲从小就对他有莫名的恐惧心理，为了辩解这种恐惧，哲编造了耸人听闻的传言，他称田岭爱好收集手、爪，他的小屋里藏满了这些恐怖的东西，他还会用一种药水将它们变成蜘蛛，如果孩子们稍不留神，就会被他抓住剁下双手。班克斯听到田岭的这种可怕嗜好之后，虽然并未完全当真，还是产生了恐惧。即使在他们年纪增长之后，意识到了这些想象是多么可笑，依然心照不宣地去维持它。

　　作者借用孩子的想象，戏拟了西方殖民者建构“他者”的过程。殖民者对“他者”抱着畏惧、怀疑、担忧的态度，但他们具有天生的民族优越感，因此按照自己的想象去编造“他者”形象，赋予“他者”以神秘、可怕、惊悚的色彩，以此区别于自身的文明、高尚、理性，这些形容一旦成为“文本再现”后，就成为了殖民者的社会集体想象，妖魔化的他者形象由此诞生。然而正如萨义德所阐释的那样，东方是西方人为建构起来的概念，与实际的东方无关，西方人通过建构这一形象，企图使其纳入西方中心主义的权力结构，实现东方文化和语言的被殖民，达到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目的。

　　班克斯成年后再次返回上海，对中国人的看法发生了改观。他遇到了一位中国年轻司机，他大概不到20岁，彬彬有礼，沉稳自信。当班克斯要求年轻人留下来等他时，掏出了一叠钞票，这时“年轻人的脸因为生气涨得通红，面对我的钱扭头就走，仿佛我拿出来的是什么令人生厌的东西”（225）。班克斯意识到自己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的品性。年轻人没有接受班克斯的酬报，但依然选择等待，随后又不顾生命危险，带着班克斯在战乱地区穿梭。由于道路受阻、战火纷飞，他们迟迟没能找到地方，气急败坏的班克斯对年轻人破口大骂，“为什么你要一味地装模作样？你们中国人就是这副德行……”，“你不懂却要装懂。狂妄自大，不愿承认自己的不足。……你是一个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蠢蛋”（231—232）！年轻人并没有和班克斯发生争执，反而耐心向他解释处境，并向他指出了警察局的位置，画了陈业家的地图。

　　作者在刻画中国个体形象时，能客观公正地发掘他们美好的一面，他们有血有肉，富有人情，始终保持为人的尊严。同时，作者还充分展示了西方人在面对中国人时的傲慢与优越感，他们在别人的土地上颐指气使，对一个身处困境的民族不怀好意，更何况他们对于这种困境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人的不卑不亢、宽厚容忍和勇敢果断与西方殖民者的自以为是、强势无礼形成了鲜明对比。

二、中国群体形象

梅丽指出，石黑一雄对二战的描写契合了塞杜（Michel de Certeau）的当代历史学观点：“历史的焦点已经从‘那些拥有正式头衔和社会地位的演员身上’转移到了‘默默无闻的人们身上和日常的事件上’，以在平凡的生活中寻找一段时期的‘转喻细节’。在石黑一雄对‘二战’的重构中，普通形象人取代了英雄形象。”石黑一雄用一种温和的人文关怀方式，刻画了许多普通的中国人形象，他们的哀鸣代表了危机时代下中国的声音。

　　如英国贸易公司的检察员要求解雇所有来自山东的中国雇员，只因山东的鸦片成瘾者数量众多，即使现在这些人身体健康、卫生习惯良好、本质诚实，将来也会为了他们吸食鸦片的亲人偷窃犯罪。哲的姐姐悦子在得知班克斯和哲偷了田岭的药瓶后大惊失色，因为据她所知，很多中国人做了这种事后会莫名失踪，被弃尸荒野。当林先生听说班克斯在收回房屋后，会寻找他童年时的保姆并赡养她时，十分惊讶和感动，因为租界大多数的保姆常常在孩子长大后被扫地出门。这些侧面描述都烘托了中国底层劳动群体的悲惨命运与不公正的待遇。

　　除了底层劳动人民之外，作者还塑造了一批进步的中国人形象。班克斯找到了自己儿时的家，那里现在住着一户姓林的中国家庭。“……八九个人围桌而坐。全是华人，其中最年轻的两个——二十来岁的模样——穿着西装，其余皆身着中国传统长衫。一位老夫人坐在桌子的一端，正由仆人侍候着吃饭。一位长者——在东方人中个子显得异常高大——想必是这户人家的一家之主。”（189）在这个殷实的家庭中，家庭成员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热情好客，善解人意，丝毫没有传统西方文学中中国人唯唯诺诺、身材瘦弱的模样。他们明知班克斯的到来，意味着他们即将从这栋生活了十几年的房子里搬离出去，但依然温和有礼地对待班克斯，这并非出于对西方人的恐惧和所谓的“奴性”，而是因为他们理解班克斯对于父母的怀念、对儿时的追忆。在对待祖国被入侵的现状时，林先生不乏深深的忧虑，但依然怀着希望，绝不悲观，表现出五四之后开明进步的中国人形象，他们有学识文化，关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寻求民族解放的出路。

　　19世纪下半叶，西方人深信中国人的野蛮与麻木，他们将中国的一夫多妻制归结为其恶劣好色的天性。虽然林先生也不免俗地娶了几房太太，但他始终真爱自己的结发妻子，与其结伴终老，对西方人对中国家庭关系的思维定势予以了有力的回击，中国人并非如传统的西方观念中那样暴戾与野蛮，他们与西方人一样，也有朴实而纯粹的感情，也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中国社会形象

作者同样借孩子之口，戏拟了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社会形象的建构。大人们告诉他们外国租界之外的中国国土“瘟疫肆虐，遍地污秽，坏人横行”。哲声称自己曾多次偷偷溜到外面，看到“没有一座像样的楼房，全是破旧的棚屋，密密麻麻紧挨在一起。……到处是死人，苍蝇在他们身上嗡嗡直飞，也没人去管一管”（56）。坐在轿子里的军阀随意指向一个人，那人就会立刻被砍了脑袋。这些猎奇的描述充分展示了西方殖民者对东方“他者”的想象。

　　作者还真实地描述了20世纪初的上海，它并不像班克斯童年时期生活过的外国租界那样安定和平，中国人如蝼蚁一般蜗居在破旧而拥挤的小隔间内，苏州河臭气熏天，随处可见因吸食鸦片而瘦骨嶙峋的人，甚至班克斯童年记忆中那位威风凛凛的大侦探孔督查，也不幸染上毒瘾，受尽耻笑。与此同时，外国租界内依然歌舞升平，他们对中国人遭受的苦难充耳不闻。目睹了这种巨大反差之后，班克斯深感震惊：“在这个有可能吞噬整个文明世界的大漩涡中心，存在着一种可悲的暗中串通好的断然否认，否认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这使它与外界隔绝开来，不断衰落……这些所谓的上海精英们，竟对河对岸处在枪林弹雨中的华人邻居们如此不屑一顾。”（166）

　　除了普通的中国百姓之外，作者也没有遗漏当时中国社会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军阀阶级腐朽败坏，管理湘北的军阀顾汪与鸦片贸易公司沆瀣一气，毒害同胞，还强行霸占了班克斯的母亲。同时，作者也看到了这个民族的希望之光，以周中尉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军官，在充分认清国民政府的腐朽与无能之后，决心与共产党积极合作，拯救国家，这预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趋势已经开始向人民力量转移。在小说的结尾，班克斯得知新中国已经驱逐了所有的外国人，过去的贫苦现象，尤其是鸦片泛滥的现象，在共产党的管理下已经得到极大的改善，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完成了他母亲那样的热心人士几十年都没能改善的事业，流露出对共产党以及社会主义中国的欣赏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石黑一雄笔下的上海乃至中国始终呈现出一种模糊的面貌，王友贵认为：“熟悉上海的人，读出来的与其说是清晰，毋宁说是一片模糊；与其说是具体的、血肉的上海，毋宁说是一个符号，一个虚拟。”这与作家本人的文化背景与创作目的是密不可分的。石黑一雄特殊的文化身份，使他没有受到西方偏见或东方主观的影响，而是能够站在一个局外人的立场，客观公正地看待东西方发生的一切。因此，“他小说的背景虽未被客观的描述，却带有普遍性，以至于人物与故事情节可以归类于任何国家和民族之中。”可以说，在《上海孤儿》中所呈现的中国社会形象，是所有困苦殖民地国家的形象，是所有受到战争侵害的国家与地区的形象。石黑一雄通过叙写中国与中国人民在二战中受到的摧残与伤害，书写了饱受创伤的人类的共同生命体验，这正是他所主张国际化创作的目的所在。

　　在《上海孤儿》中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既有落后、腐败、悲惨的一面，也有进步、宽容、充满希望与信念的一面。石黑一雄通过戏仿“他者”身份的建构过程，打破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普遍偏见，粉碎了东西方错误的文明/野蛮、高贵/低下二元对立思想，对东方主义进行了质疑与颠覆，进而解构了欧洲中心主义。在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还持续停留在裹小脚、吊梢眼、文化大革命等的情况下，石黑一雄客观而公允地肯定了新中国，批判了帝国殖民的历史，这使他在描述中国“他者”的西方作家中显得独树一帜，充分表现了他作为一位国际主义作家对历史的关注，显示出浓厚的人文关怀。

　　注解【Notes】

　　① 本文为2017年度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一带一路国家文学叙事中的中国形象研究》（项目编号：KYCX17_1645）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0世纪西方自传理论的话语模式研究》（编号：13BZW01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② [英]石黑一雄：《上海孤儿》，陈小慰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