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化公共领域的一个部分，媒体不仅向读者传播时事新闻，并且把当代社会的信息和意识形态编织在其语境中。而作为媒体的一个重要媒介，离散群体的报纸则以此为平台，协商并调和着社会上不同的群体和个人的多种观念，从而为形成和界定社区意识及其离散群体的文化身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加拿大历时最长的华文报纸《大汉公报》在1914—1960年发表的诗歌为例，探讨和分析加拿大华人在20世纪上半叶对“家”和“家国”的观念和认识，考察《大汉公报》是如何来表现华人“家”的观念的发展变化，并由此来考察报纸作为华人社区联络的媒介，它在感导、影响加拿大华人的离散意念和文化价值观念的重要作用。
“家”这一概念，“最直接的意义包含家长秩序，性别的辈分，庇护所，养育和保护的私人的活动范围”。与旅行相对立，通常人们把“家”理解成稳定的、固定的、深深扎根在某一个地区和国家的温馨场所。但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对于家和家乡的观念在移民文学中经历了深刻的变化，无论是在英语文学还是在华文文学和离散理论中，对“家”的描写和阐述已经逐渐历史化、民族化、政治化和多元化。它本身的内涵也早已跨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家了。在以大规模的移民、难民、旅游行为特征的经济、科技、信息、资讯全球化的时代，家的意识已经双重地或多元地在居住地和故乡之间徘徊，原本“归属”的家已经可以离开具体的物质的形态，成为文化精神上形而上的家，用南茜·阿姆思嫱（Nancy Armstrong）的话是“最强有力的家是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能带在脑子里的家”。
在进入主题之前，本文将先简略介绍《大汉公报》的历史文化背景。《大汉公报》是加拿大最早创立、且历史最为悠久的华文报纸之一。它的前身《华英日报》于1906年底在温哥华由华人卫理公会传教士创办，聘请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华侨革命报人崔通约（1864—1937）主持笔政。崔通约就任后在报纸上“鼓吹革命”，“以扫除专制实行民主为职志”。 因崔通约刊发一则报导“粤吏通缉保皇会员”的新闻，当地保皇会向法院控告《华英日报》毁坏名誉。《华英日报》因此而卷入三年讼案，“亏折累万”，虽得到加拿大洪门致公堂的仗义扶助，却无力为继，率由致公堂全盘接收，于1910年改名为《大汉日报》，正式成为致公堂的机关报纸，直至1992年。
洪门是中国的秘密帮会之一，“洪”取自于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年号的“洪”字，始祖洪英带领五个弟子与清廷抗战，洪英殉难后嘱咐五个弟子投奔郑成功，与其共同抗清。洪门的最终目的是反清复明，特别强调会员对组织的效忠，尤以义气为重。洪门主要在福建、广东及长江流域一带活动，随着淘金热，洪门会员逐渐蔓延至南洋及美洲各地。
加拿大的洪门致公堂创建于1863年，该组织在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中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其中包括斥资卖楼，筹集巨款，宣传革命，故孙中山有言，“华侨为革命之母”。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曾说过，“若纪念孙中山，要先纪念洪门”，其原因正在于加拿大和美国的洪门对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的倾囊相助。
作为加拿大洪门的机关报，《大汉公报》始终以洪门的三大信条为旗帜，即“以义气团结，以忠诚救国，以侠义除奸”。建报80多年中，它切切实实地团结华侨，促进华侨团体之间的交流，建立华侨社区团体和学校，弘扬中华文化，为维护华侨自身利益而努力宣传抗争；同时，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年代，始终尽自己的力量来资助祖国，从来没有中断过。1929年开始命名文学专栏为“汉声”，充分显示了《大汉公报》对其汉文化之根的承传性，而在20世纪70年代取消“汉声”则反映了华人对家、家园、文化身份、族裔之间复杂关系认识的渐进变化。在报纸出版后，特别是在20世纪20—40年代末，《大汉公报》在当时加拿大种族歧视的恶劣环境中，宛如历史的见证人，忠实地记录下了加拿大华人在20世纪近前半个世纪风雨飘摇、饱经沧桑的艰难历程，以及20世纪北美和东亚风云诡谲的时代车轮的轨迹。毫无疑问，它在华人社团中的凝聚力和它的经久性使它成为加拿大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华文报纸。
本文选择《大汉公报》的文学专栏上发表的诗为例，分析加拿大华人对家和家园观念演变的历史进程。作为人类心灵镜子的诗，是以艺术的形式来展现人类内心深广的精神世界，恰如诺斯罗普·弗莱 （Northrop Frye）所说“诗是表达人类情感和思想的最基本的方式”。华夏民族有着悠久丰厚的诗歌传统，几千年的古典诗词滋润着汉语表达并使其富有民族精神，以写诗赋词来作为诉诸情绪和内心感受的方式早已成为华夏民族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大汉公报》的文学专栏里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报纸每天一版的文学专栏，分别设有“诗界”“歌谣”“粤讴”“吟坛”“浩歌”“诗论”等专题，使诗歌成为《大汉公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有古典和现代诗、民歌、民谣等多种形式，显然作者来自社会的不同职业和阶层，他们的作品吸引着不同教育背景的读者。
与报纸的其它部分不同，比如每天新闻日记记录华人社区的日常生活，为华人了解各地新闻提供一个瞭望平台，“本社论说”以报纸的发言人身份对时事发表评论，引导读者的阅读倾向，诗歌栏目则从各种角度传达华人内心的声音，传达华人对在异乡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情绪化的反应和反思。《大汉公报》所发表的诗歌中，一个反复出现、不断被吟诵的主题便是“思乡怀旧”，而不同的年代，则赋予了思乡怀旧诗歌不同的时代内涵。从现存的最早的《大汉公报》1914—1923年，主导性的诗歌主题是“乡愁/思”。1923—1947年，诗歌的内容则集中在对加拿大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的抗议和声讨上，在这一时期，诗歌对在加华人被歧视和抵抗歧视的现状进行了细致描写。在强调华人对加拿大联邦建立和国家建设的贡献同时，诗歌开始表述华人开始拥有加拿大社会一部分的权利，显然这时华人开始对自己暂时的过客、临时的劳力的身份认识转变成为对永久居民的认同。1947—1960年，《大汉公报》中的诗歌呈现出对生活，对家园和家国的一种崭新的观念和展望。本文将重点讨论1914—1960年间加拿大华人对于家的观念从伤感的乡愁/思逐渐转化到拥抱新的家园的变化发展过程，探讨和寻求决定这些变化的社会和政治的原因，尤其是在极端种族歧视和剥削廉价劳动力的社会环境下，华人如何在加拿大发展和培育他们“家”的观念，如何在离散和多元文化观点之间调解，斡旋他们“家”的观念，辨析这些观念如何从文化的排斥转化到跨国界的多元文化整合的过程。本文将从乡愁/思，忍辱抗争和重新定位三个部分来分析、论述加拿大华人关于家园和家国观念。
一、1914—1923：客居者的乡愁/思
“乡愁/思或怀旧”（nostalgia），这一词汇最早由瑞士学生约翰内斯·霍费尔所创，在写于1688年的医学论文里，他指出乡思/怀旧一词最初指的是一种由乡愁（homesickness）引起的疾病，但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忧伤的心理疾病。这一词汇后来进入了文学，尤其是从18世纪后期浪漫主义时代的诗歌起，浪漫主义和思乡、怀旧被“经常联系在一起，它们几乎成了同义词”。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乡愁怀旧吟诵，则可从18世纪往前追溯上千年，它们本质上也是为浪漫和感伤所统摄。在当代文化中，怀旧在后现代主义的解释中被反讽化了，在当代社会中，怀旧情绪中所渴望的不仅仅是一个地方，而是如琳达· 哈琴（Linda Hutcheon）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无法回归的、被理想化了的、想象出来的过去：“事实上，思乡/怀旧因其感情的冲击和诱惑力，可能恰恰依赖于过去的无可挽回的性质。”因此，思乡/怀旧的对象便从地方/故乡转移到时间：一个不能返回的过去，从而形成“一个从空间向时间的转变”。《大汉公报》里思乡/怀旧诗则呈现出思乡/怀旧的传统和现代意义的结合：渴望回到故乡和失去了的过去。早期的加拿大华人有很强烈的客居心态。华人到加拿大可以追溯到1858年的淘金热时期，他们大多是在19世纪中叶的北美淘金中寻找机会的工人。到了1880年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开始建造之时，加拿大西部的英属哥伦比亚省的华人人口已超过1万人。当横贯全加拿大的铁路线建完后，所有的华工突然变成失业大军，一些人选择回到中国，另外一些人离开加拿大去美国，更多的则流散在加拿大各地自己寻找工作和出路。
由于当时加拿大白人种族歧视的心态和政府排华的政策（包括“人头税”），华人在这一时期的生活极其艰难，所能找到的是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而且是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因此暂时逗留的意念十分强烈。这一时期华人在加拿大的主要目的就是赚钱养活国内的亲人，唯一支撑他们的精神支柱，是在家乡苦苦等待着的老母亲、妻子和幼儿，与家的维系在这段时期也最为强固，留居国加拿大在他们的观念中只是临时的住所，暂时住在这里只是实现目标的手段，一旦目标达到，便要衣锦归乡，叶落归根，并没有打算要落地生根，在加拿大重新建立一个家并融入这个社会。
“乡愁/怀乡”可以说是《大汉公报》自创刊以后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但是在1914—1923年，报纸的文学专栏的“诗界”几乎每一期都充斥着怀乡、思乡诗。与亲人们远隔重洋，经年累月不能相见的忧愁和乡情，以及未能在经济上资助养家的沮丧，在“诗界”里触目皆是。这些诗大多以五言、七言古典诗歌的形式，其中包括大量文学历史典故，阅读这些诗歌，需要有一定的文学和历史知识，这也表明作者在国内都受过一定的教育。
例一：“诗界”： 侠娱《感怀》（1914年9月9日《大汉日报》第9版）
风霜弹指又深秋，可惜年华付水流。落魄马周悲入世，思乡王粲苦登楼。
依人自古非长策，似我何时始倦游。回首家山今万里，茫茫身世不胜愁。
例二：“诗界”：林筱唐《客中春咏》（1917年1月12日《大汉公报》第9版）
中原回首路漫漫，羁旅人邦万虑难。日作东归成幻想，更深搀入梦中叹。
例三：“诗界”：刘希楷《客旅书怀》二首（1917年5月19日《大汉公报》第9版）
作客离乡几岁年，点金无术更凄然。落花尽把愁心惹，芳草徒将归思牵。
远望神州云匝地，遥观欧海雾迷天。何方乐土成干净，家园伤怀夜不眠。
上面所举的三首诗都贯穿着两个互相交织的旋律：怀乡之愁和客居的悲伤。很有意思的是它们都用相似的语言表达对太平洋另一边的家乡的顾盼遥望：“远望神州”“中原回首”“回首家山”，用以强化居住国和家乡之间大洋之隔的可望不可即。作者在倾诉思乡情的同时，还抒发了在异国他乡所忍受的艰难生活和流离失所的悲伤。乡愁/思乡情是我国古典诗词反复咏叹的常见主题之一，诗人在旅行，或任职于他乡，或贬职流放时，总是在诗里反复咏叹其伤感的思乡情，诗人在沉溺于怀乡思绪时往往将此情绪浪漫化，以酒相伴或把具有象征意义的自然景色诸如明月、鸿雁、花丛、柳枝、秋色等酝酿成思乡情调。家乡在乡愁的诗词里通常是具体而实际的，它是诗人最终会回归的地方。
早期的加拿大华人的怀旧诗歌秉承了中国诗词传统中的伤感情调，但是传统中的浪漫情怀却被痛苦的绝望感所取代。故乡家园在这些诗歌里被理想化，具有象征意义，但失去了可触摸、可体验的具体性，古典诗词中最终故乡的回归也因此而被虚无缥缈的梦幻所替代。劳工到加拿大，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同时，更为体力和心理上遭受的压力所困扰，故他们诗歌中对承受的苦难的痛诉总是和乡思怀旧连在一起，诸如“不胜愁”（例一）、“万虑难”（例二）、“愁心”（例三），这些“愁”并不只指乡愁，更是为生活艰难、点金无术而悲愁。加拿大的华人用亲人团聚、和睦融融的过去，来对比他们眼前的悲惨生活和未来梦想的幻灭，怀旧成了他们抵御当前种族歧视所造成的一切苦难的手段和武器。正如琳达·哈琴所指出的，“怀旧成为对不幸的现实的抵抗”。
诗人还采用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思乡怀旧情调来指认他们在加拿大的客居身份，诸如“客旅书怀”“客中春咏”“羁旅人”等修辞短语，不仅散布在大多数诗歌中，而且还被用作标题，如上面列举的诗歌所示。华人对于最终返回家园的渴望流露出他们因地理位置上的错位而导致社会地位边缘化和非公民身份的悔恨。《大汉公报》中反复出现的“客旅”主调有着深厚的文化根源，“叶落归根”之典出于佛祖慧能，但已被广泛应用于客居他乡必返故里的愿望中去，恰如飘零的树叶最终都落在树的根部。这种归属感的明指和暗喻揭橥着作者心头萦回梦饶的家园和文化的归宿。在分析华人客居/客旅的心态时，米莉安·俞（Miriam Yu）认为：“与家国而不是以居住国的强烈认同是一种机械性地防御，一种被认为是对种族歧视后退性的反应。”加拿大华人显然倾向于从自己民族文化里寻找抵抗的精神力量，并于心理上扩大与居住国文化的距离。正如法如萨·玖萨瓦拉（Feroza Jussawalla）所说，“当被驱使的时候，我们就向内转向我们自己的本土性，试图以‘故乡’为据地来抗争。”
二、1923—1947：忍辱抗争
抗争种族歧视是这一时期《大汉公报》诗歌的主题之一，它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思乡怀故的诗歌。自从19世纪以来，加拿大华人就已经被强加上一个只针对华人的昂贵的人头税。然而，在1923年加拿大政府出台了一项极端歧视华人的排华法案——《华人移民条例》，颁布禁令共43条，禁止外交官、商人、学生以外的华人携家属入境。华人称之为“四三苛例”，维多利亚中华会馆更是把加拿大的联邦日7月1日定为“侨耻纪念日”。对于华人来说，这是一个身心双重忍辱负重的时期，他们不仅在加拿大饱受屈辱和歧视，而且与在大洋另一边的家庭非人道地被硬性分隔，不能团聚长达23年。排华法案制度化正是在加拿大充分享受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R）建成后带来的巨大经济和政治利益之时。这个横贯大陆的铁路开辟了一条有效的运输路线，对加拿大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并确保了加拿大联邦制的最终实现。但是华人对加拿大的贡献却没有换来感谢和赞赏，反而成为种族歧视的目标，华人基本的人权受到侵犯。加拿大试图消除集体记忆中华人对建设铁路的贡献，几乎成为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一个很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便是加拿大著名诗人E·J·普拉特因为没有听说华工特殊贡献，在他的整部英雄史诗《朝向最后一根道钉》里没有赞颂一个华工，只是在一行诗句中提到“两百个中国人在岸上拉纤拽绳”。
在排华法通过前后，《大汉公报》成为加拿大华人抗议和抵抗的前沿和表达华人的权利和感情的平台。文学专栏（1929年命名为“汉声”）频繁地发表情绪激昂的诗歌，倾诉华人的恼怒和忿恨，尤其是在排华法实施之后的头几年。在漫长的24年间，《大汉公报》上的诗歌展示了在极端制度化的歧视下，华人逐渐调整他们的文化身份观、重建他们对家园和家国的概念的过程。
在导向和引领华人社区的情感趋向理性思维的同时，《大汉公报》上的诗歌代表了华人集体的心声，一个社会和历史群体的声音。它们挑战加拿大主流社会关于国家建设的叙述，时时提醒华人读者对加拿大国家建设的参与，用以证明他们已经成为加拿大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华人应该享受在加拿大工作、居住和与家人团聚的权利，应该享受其他居住在加拿大族裔的所有平等权利。显然这些呼声已经开始偏离第一时期的“客居/旅居”的身份意识，以及对家园的认识。
例四：亚孔“七一歌”（1924年6月12日《大汉公报》第11版）
众联七一会，我唱七一歌。七一何取义？纪念加人待我苛。
一九二三年，彼族会议勤。欺我国势弱，诛求乃勃然。
会议到移民，讨论声频频。于时市卒氏，草案呈机陈。
四十三条苛例，专禁中华人。观其纲与目，残酷至绝伦。
领事与交涉，掉舌如抟轮。吾侨力抗争，奔走十余旬。
加人终不卹，视弱胡与秦。三读卒通过，此例成金科。
总监经批准，施行速于梭。呜呼七月一，何来此恶魔？
呜呼吾众侨，奈此耻辱何？愿大众，听我歌。
七月一，痛苦窝。如兔雉，罹于罗。此不念，讲什么？
卧薪尝胆计，同心纪念莫蹉跎。
这首诗发表于华人极其痛恨的加拿大排华法案在议会正式通过的一年后，它以民谣的形式简述了这一只针对华人的歧视法案是如何制度化的，并详细描述了华人所感受的屈辱、羞耻和愤慨。以其耐力而著称的华工本来就承受着经济剥削，现在更进一层被夺去公民的权利，被推向社会的最底层，很自然地，华人奋起反抗，寻找各种方法，包括正式公开的、民间的以及各层路线的抗议，来抵制这一违反人权的法案。这首民谣的语言朴实简单，直截了当，充满活力，虽较少诗意，但内容却十分丰富。
例五：“诗界”“粤讴”：少英“七一纪念”（1924年6月16日《大汉公报》第11版）
七月纪念，讲起就悲啼。
禁绝我哋华人，岂不惨凄。
我哭不成声，就涟涟下涕。
重话商人妻子咯，亦不能同嚟（粤方言来也）。
苛待我哋侨胞，个个好似的奴隶。
想佢绝无人道，重要注册个的东西。
例行四十三条，咁就将我哋来泡制。
唉，真自翳。你话如何打算唎？
只望我同胞大众心齐。
这是一首粤语民歌，它把同一天的两个相对抗的意象并列起来：加拿大人纪念、欢度国庆；与此同时华人却在悲泣所遭受的歧视耻辱。尤其是“家”作为养儿育女的生活住所，已经失去其基本意义，因为丈夫与妻儿被无情分开，不能相聚，这种非人道的对待，使华人不得不感到自己如奴隶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谴责违背人性和边缘化华人是这首民歌的基本主题，最后民歌呼吁华人团结起来，共同为抵抗种族歧视。
例六：“诗界”：周开轼“七一耻念有感”（1924年6月20日《大汉公报》第11版）
客路劳劳岁月更，频来苛例倍心惊。自愧国弱强难敌，目击时艰剑欲鸣。
征我税金成夙恨，怪他注册又施行。男儿勿作温柔度，迨灭夷人气始平。
这首诗继承了第一时期华人对他们身份的认识和当时的家国观念。具有象征意义的“客路”指涉华人在异国他乡的生命旅程，这里作者是把居住国看作是临时居住地，最终总是会返回出生地的故乡。正如米莉安·俞在她的《人权，歧视，和加拿大华人的应对行为》一文中指出，“如果他们得到好的待遇，比如容忍和接受，他们就会积极地指认居住国为他们的新家，因为那里的发展机会比故乡更多更优越。”（米莉安·俞 118）这首诗所描写的虐待性的种族歧视政策和对华人的经济剥削，使华人不仅无法体会到家的感觉，更在心理、精神上产生敌意，因此诗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号召华人坚决反击，不能软弱任受欺负。十年以后，谴责排华法案的诗歌继续出现在《大汉公报》上。
例七：“汉声”：周玉生“七一纪念感作”（1933年6月30日《大汉公报》第7版）
每逢侨耻感难休，七一溯洄泪欲流。碧眼不良时记恨，不知何日报怨仇。
Lisa Rose Mar在她的《经纪人：华人在加拿大的1885—1945排华时代》一书里指出，在大萧条期间（1929—1939），虽然加拿大华人较之前已经较好地融入了加拿大社会，他们仍然认为这个时期是“大盎格鲁白种人的歧视、华人抵抗的无效、和同化无法实现的时代”。Anthony B.Chan在他的《金山：华人在新大陆》一书中也告诉我们，在1923年时，华人社区已经蔓延到整个加拿大，“到1947年时甚至更多”。然而，尽管华人在地理上已分布在加拿大各地，但是排华法律实质上极大地阻碍了华人融入加拿大社会的过程。
因此这一段时间，对于加拿大华人来说，也是在经济和精神上的大萧条、大沮丧的时期。种族歧视的政策在他们追求更美好的未来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阻碍，使他们的生活毫无快乐幸福可言。正如Wing Chung Ng所指出的，“这些严厉的法例，以及大萧条的毁灭性影响，导致华人从加拿大大批地外流回中国”。《大汉公报》此时刊登的一些诗歌，也忠实地记录了这一“外流”回中国，不少诗歌辛辣地描绘了那些不再感觉到加拿大成为他们第二个家的感觉。尽管如此，与此同时《大汉公报》并没有停止表现不懈的抵抗。周开轼的“七一耻念有感”和周玉生的“七一纪念”便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告诉读者华人没有忘记排华法案给他们带来的耻辱和痛苦，华人不会放弃战斗，哪怕他们的抗争不会有实质性的成果。
自20世纪30年代起日本蚕食并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大汉公报》的诗歌充满了民族主义情绪。诗人们把在加拿大的华人蒙受到的耻辱归结为中国政府的国家实力的软弱，呼吁参与国家的救亡运动。
例八：廖溥吾“侨耻感咏”（1938年7月4日《大汉公报》第9版）
苛例四三十四年，恰逢国难又当前。
吾侨共负兴亡罪，出力出财志愈坚。
在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汉公报》重点转为对战争的跟踪报道，密切关注战事发展的每一步，表现了华侨对国难的深切关注。可能因为战争的原因，这段时间《大汉公报》谴责排华法案的诗歌暂时缺席。充斥其间的是报导华人对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大汉公报》多次以社论形式论述购买公债的重要性和华侨介入反法西斯战争的责任，并全面报导加拿大华人如何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入伍加拿大军队，几乎每天都以非常醒目的大字体和夸张的画面报导加拿大国债券销售活动和为国内抗日战争的现金捐赠，突出华人参与反对纳粹的正义战争。华人不仅出钱，更出力，《大汉公报》还详细报导年轻的加拿大华人士兵在盟军中的消息，报导他们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直接参与的战役。虽然有大约8 000名加拿大华裔青年有资格服役，但只有大约“500名华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加拿大军队服役”，因为种族歧视的政策阻碍了他们服役，一些年轻的华人不得不长途跋涉去人烟稀少的卡尔加里参军。大多数志愿入伍的华裔青年希望通过在军队服役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以及一切公民权利，认为义务跟权利应该并行不悖。而华裔青年在战争中表现出来对加拿大的忠诚极大提高了他们在当地的社会地位。“作为盟友，华人的一个新的积极正面的形象开始在加拿大生根开花，尤其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145）。在全力以赴支持居住国政府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华侨还组织华侨救国劝募公债委员会，倾囊相捐，援助国内的抗日战争，并发起救济中国伤兵难民“一碗饭”筹赈运动。难怪在排华法案被废除的1947年，屈辱、愤慨的情绪没有在《大汉公报》重现，诗人们唯一的关注则是刚刚在中国开始的内战。这种将注意力从“排华法”转移到中国国内政治情形的态度意味深长，解释了加拿大华人对他们的文化身份和家庭观念新的看法和态度。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时期，华侨的公民权利的意识大为增强，他们开始把这块已经抛洒了无数血汗的土地作为自己第二个家，并且不懈地为争取的自己的权利和尊严做持久的努力。1949年以后在《大汉公报》上发表的诗歌为我们提供了加拿大华人对身份和家园问题的新的看法。
三、1947—1960：落地生根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加拿大政府和人民改变了对华人的态度，首先是因为中国和美国、英国、加拿大在战争中是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抗日战争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同时华裔对加拿大政府不计宿怨地全力支持，包括华裔后代自愿加入加拿大远征军赴太平洋各地战场浴血奋战，华裔居民踊跃购买国库券，从事慈善工作。加之战争让人们对人性进行深刻的反省，使加拿大人对华人好感急剧增加，开始检查自己对华侨的排斥和歧视的态度和法律。加拿大政府中具有民主意识和同情心的议员们也积极促动政府重新考虑华侨对“四三苛例”的申诉和抗议，实施长达24年的排华法案终于在1947年废除。《大汉公报》对此过程作了追踪报导，包括众议院辩论中国移民例的报导，一方面欢迎加拿大政府迈出的这一回归人性、尊重人权的重要一步，另一方面继续要求政府进一步改进对华人的移民政策，将加拿大土生的华裔青年和入籍华裔所享有的一切公民权利扩大到所有旅加华人，让所有在加拿大生活的华侨有在家的感觉。这一时期《大汉公报》上发表的诗歌很多都反映了华人对家园观念的变化和新的立场。例9：“汉声”：颜志炎“漫兴”（1947年5月27日《大汉公报》第7版）
物候撩人旅恨牵，青山绿水绕城边。
春风芳草吟诗地，晨雨疏窗睡觉天。
书剑飘零徒老大，鸡虫得失且随缘。
今生四海为家乐，世事悠悠付逝川。
这首诗的作者颜志炎是《大汉公报》1910—1940年的主要编辑之一，也是该报社论说栏的重要撰稿人之一，同时还担任致公党举办的华人小学大公义学校的校长。毫无疑问，颜志炎的职业性质使他的声音具有很大程度的说服力和代表性。在他的“漫兴”这首诗里，读者可以看到“客居”飘零的伤感主题已被乐观、积极的四海为家的观念所取代，它的内涵体现了现代性的全球公民意识。诗人所描述的乐观积极的新的人生态度，源于诗人超越领土和地理界限、地球村公民的观念。
1947年的最后一天，《大汉公报》文学专栏发表了几首充满喜庆和吉祥祝愿的诗歌。在这些诗歌里，自发的情感和浓烈的家庭气氛流露着诗人对未来的信心和安身定居的安定感。每首诗都细节化地描述了色彩斑斓的宴会，欢乐的音乐表演，饮酒赋诗，辞旧迎新的爆竹，给孩子们的红包作为新年礼物等等。 其中一首诗的结尾是：“灯火辉煌城不禁，家家欢似乐尧天。”诗中引用“尧天”之典，指涉中国神话中上古时代尧帝仁治的黄金时期。很明显，这些诗极大地减少了被种族歧视排斥的情绪，相反，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节日喜庆心情，呈现出华人此时以加拿大为家和安家乐业的新的感觉。
以上所举的诗歌例子是在排华法案被废除的1947年发表的。一年以后，联合国于1948年发布了“世界人权宣言”，加拿大在拟定这一宣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之后加拿大把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法律和国策，加拿大华人拥护这一国策之后一直获益于此。1947年最后一天发表在《大汉公报》上的诗，可以阐释为加拿大华人对的身份和家的概念新的思考和修正。而以下诗歌选自1960年1月，即排华法案取消十三年后，它们则清楚地显示了加拿大华人从“客居”到“定居”再到加拿大“公民”意识的鲜明转变。
例10：“汉声”：马非非“新春我的有抱二咏”（1960年1月4日《大汉公报》第5版）
其二
日暖风和庚子天，一年容易度新年。安乡定国何人杰，把酒题诗有谪仙。
灯火家家欢曷似，霓裳乐乐曲怡然。红花绿灯丛林处，燕啭莺啼胜管弦。
例11：“汉声”：薛子襄“新年咏二首呈南北美洲诸吟友”（1960年1月6日《大汉公报》第5版）
其二
元初挥笔祝平安，天地悠悠改旧观。雨后江山春色好，花前觞咏客情欢。
迢遥乡国楼头望，扰攘尘寰醉里看，漫计年华驹隙逝，重张旗鼓赛诗坛。
上面引用的两首诗歌展示了新年的欢庆主题，弥漫着祥和亲切的气氛，快乐美满的情调贯穿始终。显然诗人已经把加拿大看作是他们的新家和居住国，有着安顿下来的满足感。虽然诗里仍有怀旧的情思，总体基调却是乐观和热情洋溢的。例10诗援引中国唐代宫廷歌舞经典之作《霓裳羽衣曲》之典，据说为唐玄宗创作，其中有明显的西域音乐的影响。举世闻名的唐朝不仅以其国力强大，更以其艺术和文化的黄金时代而闻名，在唐代，中国的诗歌、绘画、雕塑、陶器、青铜以及歌舞都有登峰造极的成就。引用《霓裳羽衣曲》这一优秀的音乐作品，显示了诗人对祖国文明历史的自豪，然而，音乐本身是中国本土和中亚音乐的混合物这一事实说明了诗人对文化遗产交融的开放心态。
例11诗则从另一角度拥抱中国诗歌传统，诗人仿效中国文学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李白的《月下独酌》，作为其赛诗活动的灵感。《月下独酌》开篇始于“花间一壶酒”，这首诗以诗人极富想象力的孤独而著名。李白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旅行和漫游上，他的诗歌充分体现了他独特的个性和不受拘束的浪漫个人主义，有着深厚的道教色彩。然而，在例11的诗中，李白诗中理想化的隐居式孤独被群体化的节日气氛所取代，而旅行者的地理空间的错位则被时间上的最终定居所取代。因此，与李白诗独自一人饮酒取乐，沉醉于与月亮和身影恣肆狂舞不同，这首诗强调地方性和社团性的联系，拥抱新的双重家国观念。
怀旧的灵感仍然挥之不去，例10和例11两首诗都描写了欢庆佳节和繁荣，都注重现在和未来，而不是一个消失了的、想象中的过去。例11诗所述的“改旧观”有着双重含义，旧观念的改变不仅涉及华裔移民对新家和国家的所属观念，而且指涉加拿大政府和社会如何改变他们对华人移民的政策和态度。
歧视华人的排华法案被废除后，加拿大人的华人开始享有与其他民族一样的各项权利，逐渐受到平等对待。 因为很多华人的家庭成员和新移民在1947—1960年从中国来到加拿大，极度不平衡的华人性别比率得到显著的改善。不少在加拿大出生的中国下一代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很快融入主流社会。
结 语
《大汉公报》见证了加拿大华人从临时的客居者逐渐转变为永居者，进而成为加拿大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华人的家国观念在《大汉公报》的诗歌中的表达，有着历史的发展痕迹，在加拿大排华法案实施之前，怀旧的情感形成流行的主题，常常如Rosemary Marangoly George在她关于家园政治论的讨论中所展示的“心理的景观”和“现实地理”之间摇摆。基于华人丰富的文化历史根源，诗人运用思乡怀旧模式来定义他们加拿大的暂时逗留者的身份。对家庭的渴望和对地理错位的悔恨透露了他们被边缘化为非公民阶层的悲哀。落地生根的诗歌呈现了华人从暂时的逗留者转变为加拿大华人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用拉威（Smadar Lavie）和斯威登布格（Ted Swedenburg）的话来说，加拿大华裔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双重关系或双重忠诚”，“双重忠诚”表现在“他们与目前所居留地的紧密关系和他们持续不断地卷入‘家乡’的事务”。从此，家园不再局限于中国/加拿大的二元对立，而是面向多元文化主义和跨国界跨文化的地球村。这一观念的变化，与爱德华·萨伊德（Edward Said）在The Nation的《125周年纪念的专号：爱国主义》中表达的理念十分相似，“我还没有感觉到绝对地只属于一个国家。……充满深情地想着老家是所有我能做到的”。《大汉公报》所展现的“错位的和拔根而起的个人是如何地把他们所随身携带的文化和信仰移植到他们的新的家”，为理论界对于离散理论的深化，更为群体越来越大的华人移民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注解【Notes】① 本文中所有英语引文均为本文作者的翻译。② 《大汉公报》的创刊时间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BC）亚洲研究图书馆制作的微型胶卷首页的介绍写道：“《华英日报》于1907年在大不列颠省温哥华正式出版，该报由传教士资助编辑出版，目的在于宣传基督教并在华人社区传播现代知识。1910年夏天因为财政原因该报重新改组，更名为《大汉日报》。1915年11月改为现在的标题：《大汉公报》。”然而，其他历史资料与这个信息相矛盾。《华英日报》首任主编崔通约在他的回忆录里说报纸是在1906年年底出版的。见《崔通约与孙中山断绝关系之原因》（载《大汉公报》1915年7月29日第2版）。报纸改组后的首任总编辑冯自由（1910—1911）的回忆与崔通约完全一致：“丙午年（清光绪三十二年）温高华埠基督教徒周天霖等发刊《华英日报》延崔通约为记者”，见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卷），第328页。Jiwu Wang在他的"His Dominion" and the "Yellow Peril": Protestant Missions to Chinese Immigrants in Canada,1859-1967（《“他的统治”和“黄祸”：新教对加拿大华人移民的传教，1859—1967年》）一书里也指出报纸首发时间是1906年（第88页）。Edgar Wickberg（埃德加·威奇伯格）在书中列出的加拿大华人报纸名单表里也将《华英日报》的首刊日期列为“约1906年”（参见《从中国到加拿大：加拿大华裔社会的历史》第278页）。黎全恩（David Chuenyan Lai）在他的《洪门及加拿大洪门史》中也认同1906年的首刊时间。很有意思的是，报纸自己对创刊时间的叙述也是不同的，报纸名为《大汉日报》时期，首页注明创刊时间1906。在20世纪30年代早已更名为《大汉公报》发表的“本报乔迁纪念特刊”（1939年9月16日）一文中仍然称创刊时间为1906年。但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报纸的文学专栏“汉声”版上开始注明报纸首创时间为1907年。而李东海的《加拿大华侨史》一书则认为《大汉公报》（前身《大汉日报》）“成立于民国前三年。其时云高华洪门致公党大佬陈文锡等感於革命潮流澎湃，发起组织大汉日报於云埠”（第349页）。李东海是唯一一位把《华英日报》与《大汉公报》分开的加拿大华侨史家，从办报的宗旨来看，两报确实不同，况且办报人也不同，前者是基督教传教士，后者是洪门致公党。两者唯一的维系是崔通约，他既首任《华英日报》创刊主编，后又任过《大汉日报》主编。③ 崔通约：《沧海生平》，上海沧海出版社1935年版，第82—83页。
④ 华采：《谈洪门》，载《大汉公报》1941年5月6日，第1版。
⑤ 颜志炎：《党史：驻加拿大洪门史略》，载《大汉公报》1947年3月31日，第2版。⑥Dissertatio medica de nostalgia,Universitat Basel,1688.该论文被翻译成英文后发表在巴尔的摩1934年第二期的《医学史》学报上。⑦ Anthony B.Chan.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Vancouver: New Star Books,1983,p.68.⑧ 柯京清心在《对满地可埠致公堂与国民党打架之献议》一文中写道：“回思吾人出门之初，用尽巨资，割开亲爱家庭，远涉重洋，遍尝辛苦。税关苛验，忍受种种耻辱，而意旨何在？曰：谋生计也。为工为商各擅所长，本其来时之初意而行。三年两载，积钱回家，上慰高堂，下慰妻子。家庭团叙，其乐何如？”见《大汉公报》1934年2月15日，第1版。⑨ 见Miriam Yu."Human Rights,Discrimination,and Coping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in Canada",Canadian Ethnic Studies,1987,19: 3,p.118.以下只在文中注明页码，不再一一做注。j "The Chinese are the only ethnic group ever assessed a head tax for entering Canada".Anthony B.Chan.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Ltd.,1983,p.12.k Kay J.Anderson.Vancouver's Chinatown: Racial Discourse in Canada,1875-1980.Montreal＆Kingston: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1,p.141.李东海：《加拿大华侨史》，加拿大自由出版社1967年版，第361—364页。l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要求当时的联邦政府承诺10年内建成连接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和加拿大的铁路系统，作为参加加拿大联邦的条件。见British Columbia Terms of Union,para.11。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PR）公司1880年初从中国雇佣的15 000合同工是铺建加拿大西部地理位置最艰险的一段铁路的关键劳工。见Royal Commission,1885: V.m Susanne Hilf.Writing the Hyphen: The Articulation of Intercultural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Canadian Literature.Frankfurt: Peter Lang,2000,p.69.n Anthony B.Chan.Gold Mountain: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Vancouver: New Star Books Ltd.,1983,p.147.o 见《域埠胜利公债华人支会宣言》，载《大汉公报》1941年6月3日，第1版；洪公：《为推销胜利公债演讲》，载《大汉公报》1941年6月20日，第1版。
p 见《华裔青年会昨致会馆函》，载《大汉公报》1944年8月24日，第1版；简建平：《华裔军人会的任务》，载《大汉公报》1946年7月5日，第2版。
q 详情见《驻云高华加拿大华侨劝募救国公债总分会卖物筹款救济祖国伤兵难民举行一碗饭大运动会》，载《大汉公报》1939年9月6日，第8版。
r 洪公：《社论：七一回忆感言》，载《大汉公报》1947年6月30日，第1版。
s 颜志炎：《我来到温哥华以后》，载《大汉公报》1947年5月8日，第2版；23日第2版。颜志炎先于1910年代从旧金山来到温哥华，后来又于1945年重返温哥华直至1947年。在温哥华期间，他担任过大公义学校校长，《大汉公报》编辑，加拿大致公党秘书长。t 自1950年后，每年移民到加拿大的华人平均为2 000人。1961年华人男性人数为36 075，女性为22 122.见 Edgar Wickberg.From China to Canada: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in Canada.Toronto: McClelland and Stewart,1988,p.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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