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燕

　　（昆明学院人文学院）

　　语言政策的驱动力指的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影响决策者语言规划的主要因素。由于不同国家在制定语言政策时所受到的驱动力不同，语言政策的内容和效果也就具备了特殊性。柬埔寨特殊的发展历程造就了特殊的语言国情，也对柬埔寨的语言政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研究背景

学者对柬埔寨的语言概况早有论述。英国学者D.G.E.霍尔所著的《东南亚史》（1962）有对柬埔寨的语言状况的相关论述。陈显泗所著的《柬埔寨两千年史》（1990）中对柬埔寨的人种及语言状况进行了分析。这些是较早的资料，随着政局的稳定，更多更细致的人口和民族调查也得以开展，柬埔寨的人口、民族分布及语言使用情况更为清晰地展现出来。

　　关于柬埔寨的语言政策的研究则比较晚。登通（Thel Thong）的《柬埔寨的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Policy of Cambodia）》（2002）是较早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的论文。文章对柬埔寨复杂的语言状况、语言规划情况尤其是课程设置进行了论述。但文章发表较早，对语言政策的驱动力研究不足。此外，刘书琳（2015）也对柬埔寨的语言政策进行了简单的梳理。

　　柬埔寨的外语政策的研究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由于柬埔寨殖民时期深受法国的影响，而当前英语又在全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中国也日益注重软实力的发展，所以在外语的选择上，柬埔寨的情况较为复杂。登通的论文对这个问题有过论述，主要讨论的是法语和英语的竞争问题。2002年托马斯·卡勒特专门对法语和英语的竞争问题展开了论述。陈继静和李舜2018年发表了《柬埔寨官方外语的变迁：基于语言政策视角》一文，对柬埔寨外语政策发展的三个阶段，以及外语在柬埔寨的冲突情况进行了介绍。

　　然而，此前的研究都未对柬埔寨语言政策的驱动力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所有语言政策和规划并不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而有其特定的原因。”深入了解一国语言政策制定的驱动力，对深入理解该国的语言政策及语言政策的走向有着重要意义。要了解柬埔寨的语言政策，就必须对其制定语言政策的初衷和影响这一政策制定过程的因素展开研究。

二、柬埔寨语言状况

和其他中南半岛国家一样，柬埔寨也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的国家。柬埔寨全国约有20多个民族，有多个语言族群：孟高棉语族、占语族、泰佬语族和移民。

　　高棉族是最大的族群，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主要生活在平原地区。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卜侬族也属于孟高棉语族。高棉卜侬族主要生活在人口稀少的东北部山区小村落中，所以又叫山地高棉人。他们是柬埔寨的古老民族，讲高棉语方言。山地高棉人（卜侬）支系很多，在越柬边境地区有卜侬、莫依、罗诺卜、诺尔、比耶等部族，在东北高原有斯丁、加莱、瑞德、库依等部族，在豆蔻山一带有比尔、哨支等部族。斯丁人在桔井南部林中，库依人分布在东北高原和北部扁担山区，比尔人在豆蔻山北部，散居于高棉人中，哨支分布于贡不一带，加莱和瑞德人分布于上丁东北的柬老边境。高棉语大致可以分为几个主要方言区：一是北部方言区，分布在与泰国东北部接壤的区域；二是东部方言区，分布在与泰国东南部接壤的区域；三是南部方言区，分布在与越南、柬埔寨交界的湄公河三角洲地区；比重最大的则是中部地区的高棉语言。

　　占人的历史比较复杂，其归属也有一些争议，其语言属于南岛语系。占婆被越南吞并之后，占人被迫流散到周边各地，其中柬埔寨居多。占人分为两个支系，即平原占人和高地占人。平原占人散居于干丹西北部乌栋至磅湛的湄公河沿岸和干丹至贡不的沿海地区，多聚居于磅湛省。占婆被越南人并灭之后，占人大批移居此地，故改名磅占（湛），意即占人的出入津口或占人的村庄。高地占人则分布于各省区人口稀少的高地小村落中。占人有自己的村庄，重要聚居地都有清真寺，有自己的语言和拼音文字。

　　泰佬语族，泰佬语族也分为两种：老族，分布于东北部湄公河谷地，上丁、柏威夏等地与老挝接壤的山林，与老挝老族是同一民族。泰族，大部分居聚西部柬泰边境，主要分布于柬埔寨西部谷地马德望、奥多棉吉、暹粒、戈公一带。他们与泰国泰族是同一民族。

　　移民，主要指的是华人华侨和越侨越裔。目前华人大约有70万，他们主要居住在柬埔寨金边及城镇地区。越侨越裔人数为100万以上，他们居住在金边以及越南及柬埔寨边境地区。

　　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泰柬边境、柬佬边境的较为偏僻的山区，以及柬越边境。柬埔寨的语言状况与其地缘政治的发展演变有着密切的联系。柬埔寨在历史上自15世纪后长期受到西北面的泰国、北面的老挝和东面的越南的不断挤压和蚕食，柬埔寨被压缩成为一个不足20万平方千米的国家，这就导致柬埔寨表现出了单一语言——高棉语占优势的特殊现象。高棉语属于南亚语系。在13世纪操汉藏语的其他民族进入东南亚之前，高棉族统治着中南半岛除马来半岛外的大部分地区。此后，随着缅族、泰佬族以及越南的崛起及扩张，原来存在于泰国、缅甸和越南境内的高棉人建立的国家最终消失。柬埔寨的领土也被周边的国家不断蚕食，最后由于法国人的入侵而把柬埔寨的领土最终相对确定下来，大量移民的出现尤其是华人移入也和法国殖民统治直接相关。以上情况形成了柬埔寨特有的民族区域构成特点：核心区为高棉族，周边山区为柬埔寨抵御外族入侵的屏障，也成了各个民族混居的地区，高棉族成为跨境民族。这种情况与泰国、老挝、越南和缅甸不同。这些国家的民族分布区域则要复杂得多，表现为民族融合在核心区较为普遍，在北部的山区则有大量的汉藏语系的少数民族存在。

三、民族主义：柬埔寨语言政策制定的重要驱动因素

柬埔寨在西方殖民者到来之前，语言竞争并不激烈。在政治方面，曼陀罗的政治结构下，对语言的统一性几乎没有要求。教育依靠寺院教育完成，传授的主要内容是佛教经典。法国殖民者到来之后，高棉民族主义得以迅速发展，高棉语成为重要表征。

（一）民族主义推动高棉语的标准化

高棉族是柬埔寨的主体民族，柬埔寨从扶南开始也一直是高棉族居于统治地位。高棉文字是在南印度书写系统的影响下形成，但是没有形成统一的书写范式，发音也有较大的区别。

　　在1911年之前，寺院教育中的高棉语教学很不规范。“既没有正规的教学大纲也没有相应的教学方法。即便在同一个省份，不同的寺庙之间在拼写方面也不相同，具体主要取决于寺庙的教学僧侣。”佛教僧侣是高棉语教学的执行者。这些僧侣来自不同的方言区，有的大量使用巴利文和梵语。1863年法国殖民柬埔寨后，首先关注高棉语。他们编写《高棉语—法语字典》，并撰写书籍和论文讨论高棉语语法等问题。1915年佛教僧侣和皇家图书馆馆员开始推动高棉语标准化。

　　1911年柬埔寨王室颁布法令，要求在柬埔寨学校都必须教授高棉语。这是柬埔寨第一次对高棉语教学提出要求。1915年柬埔寨成立了专门的国家委员会，负责编纂高棉语词典。词典原来预定1924年出版，但是由于在编纂过程中在长元音和短元音的拼写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1926年重新指定了一个委员会负责词典编纂。1939年《高棉语词典》出版并进行了几次修订。该词典的出版，标志着高棉语的规范化。此外，在20世纪40年代，高棉语还经历了一次试图“罗马化”的考验。

（二）民族主义推动高棉规范语的推广

教育是解决语言标准化最重要的途径，但是柬埔寨的教育却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高棉语的标准化及规范高棉语的推广。

　　由于柬埔寨教育较为落后，不仅没有统一的教材，而且不同的学校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同。寺院学校的教学媒介主要取决于教学僧侣，僧侣教学和讲经使用的是巴利文；法国人开办的学校使用的是高棉语和法语。1873年，为了维持殖民统治法国在柬埔寨建立了第一个以法语为媒介的公立小学。1911年建立了第一个中学。20世纪30年代，高棉语也进入这些公立学校的课程中。

　　高棉语的推广和柬埔寨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影响柬埔寨语言政策的力量首先就是法国殖民势力。从侵入印度支那南部开始，法国就把教育作为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并立即插手文化教育领域。其首要任务是“教授法语，加紧培养本地的合作者”。随着法国殖民统治的深入，法国推行愚民政策和殖民政策，法国殖民当局把法语定为其官方语言，强迫柬埔寨政府机构用法文办公。为进一步提升法语在柬埔寨社会中的霸权主导地位，法殖民统治者通过实行以法语教育为主的奴化教育政策。这些措施激起了柬埔寨民族主义者的反对。

　　反抗首先在宗教领域内展开。柬埔寨宗教界认为法国殖民者的语言政策的目的是要摧毁柬埔寨宗教和文化。柬埔寨宗教界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宣扬佛教，20世纪30年代佛教机构组织了一个宗教巡讲活动，到柬埔寨重要的寺庙讲经，还带去了大量的图书，这一活动大大促进了高棉语和佛教的传播。同期，一些僧侣把佛教故事翻译成高棉文，同时开始用高棉语传教。1950年，他们用高棉语翻译了《三藏经》。这些活动也大大促进了高棉语的标准化以及高棉语的传播和普及。

　　此外，柬埔寨佛教机构与殖民政府展开系列抗争，争取高棉语在法国殖民政府教育体制下的地位。

　　1921年柬埔寨佛教机构再次对柬埔寨语教育提出要求。并与殖民政府达成了“高棉语作为教学媒介语言”而且“教学大纲的设置必须居于柬埔寨道德、阅读和书写和算术的基础上”的共识。（1954年之后，寺院学校转变为公立的中小学或中学）在这些学校里，除了巴利文和梵文外，高棉语成为重要的媒介之一。这就大大促进了高棉语的进一步推广。

　　1932年，柬埔寨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教材委员会。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小学和寺院学校制定教材。这是柬埔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统一的高棉语教材。

　　1936年一些由僧侣和在法国殖民体系中工作的高棉人创办了一个高棉语的报纸《KasetNokorVat》，该报纸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这是柬埔寨历史上第一次将高棉语用作唤醒民众的工具。该报于1942年被法国殖民政府关闭。

　　可见，在柬埔寨民族处于危亡之际，在文化领域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抗争推动了高棉语的标准化和高棉语的推广。而在柬埔寨处于核心地位的佛教，在宣扬自身的宗教精神的过程中，对高棉语的推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一阶段，民族主义是影响柬埔寨语言政策形成的重要力量。

　　这一阶段，在柬埔寨语言政策制定过程中，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股力量进行了近百年的博弈。在法国殖民强权压制之下，高棉语在柬埔寨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国家认同构建：独立后柬埔寨语言政策的驱动因素

1953年柬埔寨脱离法国获得独立。和大多数新独立的国家一样，柬埔寨也面临着国家构建的问题。要完成国家认同构建，首先要清除殖民势力的影响，其次要建构国家认同。

　　1953年，柬埔寨获得独立后，为尽可能地清除法国殖民文化遗留影响，柬埔寨政府重新确定了高棉语的国语地位。但法语直到民主柬埔寨时期仍然是官方语言。1993年，柬埔寨颁布宪法明确规定了高棉语为柬埔寨官方语言，高棉文字为柬埔寨官方文字。同时，在教学课程的设置上加大高棉语的课时，推广高棉语。

　　柬埔寨直到法国殖民统治之后才逐步建立现代学校。但是，法语从来没有成为柬埔寨大多数学校的中介语言。1921年开始，学校一直教授一定学时的高棉语。

　　柬埔寨的教育、青年与体育部（Ministry of Education，Youth and Sport/MOEYS）规定，小学1—3年级课程开设高棉语（13课时/周）；小学4—6年级课程主要开设高棉语（8—10课时/周），另外根据学校具体条件，5—6年级可开设外语课程；7—9年级课程设置如下：高棉语6课时/周，外语4课时/周；高中（10—12年级）的课程高棉语6课时/周，外语4课时/周；进入大学后在非语文专业，则在大学第一年开设大学柬埔寨语。2011年柬埔寨的小学入学率达到了96%，初中入学率达到了34%，高中入学率达到了21%。目前，柬埔寨入学率大大提高，其中，5岁儿童入学增至68.5%（女学生占比69.7%），公共和私人学校小学入学率为97.8%（女学生占比98.1%）。随着柬埔寨教育入学率的提高，标准柬埔寨语也得到了很好的推广。此外，制定高棉语使用要求，维护高棉语地位，成为柬埔寨政府的重要目标。

　　自1993年柬埔寨把高棉语定为国语之后，高棉语不仅在政府中使用，还成为教学语言。柬埔寨教育法规定：“高棉语应该是用作公共学校一般教育项目的媒介语言。”此外，柬埔寨还对广播、电视、商店招牌、店名等进行规范。比如，华人的商店店名必须标有高棉文，而且必须比中文字号大等等。

　　在这一阶段，柬埔寨的语言政策围绕国家认同构建展开。通过语言政策对高棉语的强调以及承载于高棉课程中的国家观念来夯实国家认同。总体上这一举措是成功的，柬埔寨基本上完成了国家认同的构建。

五、国际环境：影响语言政策的永恒因素

柬埔寨在获得独立之后，国内政局一直动荡不定，直到1993年之后才走上正常发展的道路。随着冷战的结束，多元民族主义的兴起，柬埔寨在语言政策制定上受国际多元民族主义的影响，表现出了开放包容的特点。

　　柬埔寨是一个推行多元教育政策的国家。在对待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方面较为宽容。在柬埔寨的基础教育中，地方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被广泛使用。柬埔寨的双语教学则是受到法律保护，柬埔寨教育法规定：“来自于少数民族的柬埔寨学习者有得到用他们的母语及高棉语在公共学校接受至少最初两个年级（1年级和2年级）教育的权利。”柬埔寨政府还批准了东部高地的五种少数民族语言以高棉语为基础的写作系统项目。这些都表明柬埔寨在民族语言和方言上的开放、宽容的政策。

六、语言的工具价值：柬埔寨语言政策的现实驱动力

对柬埔寨语言政策产生影响的民族主义、国家认同构建以及国际环境等因素体现了语言的政治价值，那么当前在柬埔寨国家认同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语言政策的最大推动力就来自语言的工具价值。外语的政策制定更大程度地体现了工具价值的作用。柬埔寨的外语政策也表现出较为开放的特点。这里主要介绍法语、英语和汉语的情况。

（一）法语

由于法国曾为柬埔寨的宗主国，法语在柬埔寨的地位较为特殊。1863年柬埔寨沦为法国殖民地后，法语逐渐成为柬埔寨官方和教学语言。直到1975年红色高棉执政后，法语才遭遇挫折。但是，随着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法语又重新得以发展。特别是1993年之后，法语中心成立，法语的推广力度增强。法语作为柬埔寨的第一外语，仍旧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只是法语的影响力越来越受到英语的挑战。1993—1995年期间，柬埔寨大学生因强烈不满法语作为柬大学教学媒介语发起大规模抗议活动。全世界使用法语教学大学联合会（AUPECU）却以撤资威胁抗议活动，最后双方达成共决：大学仍使用法语教学，但校方要向学生每周提供四个半小时的英语课程。就目前而言，法语的使用逐渐趋于萎缩，政府部门法语的使用已不再普及，大学内除了医学专业外其他专业不再要求学习法语。

（二）英语

随着英语国际地位的提高，使用范围的迅速扩展，再加上柬埔寨政府推行经济开发、文化多元政策后与国际间交流日渐频繁，柬政府深感英语学习的重要性与实用性。英语在柬埔寨的地位与日俱增，尤其是在旅游行业，英语的作用和地位尤为突出。因此英语逐渐取代法语成为柬埔寨最重要的外语。政府也积极倡导、鼓励人民学习英语。在柬埔寨的一些中小学政府允许开设英语课以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

（三）汉语

法国殖民者进入柬埔寨后，大量引入了华人。华文教育在柬埔寨有着悠久的历史。19世纪末叶华人在柬埔寨陆续开办了华文学校，教授华人子弟汉语。华文学校除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短暂被迫停办外一直存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华校迎来了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尤其是新世纪后，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柬两国睦邻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汉语在柬埔寨的影响力也不断扩大。华文教育重获新生，大量华校的重建为中华文化在柬埔寨的传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政府也非常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播，在柬埔寨开设孔子学院（学堂），促进了汉语教育的发展。

　　此外，在柬埔寨政府也同样允许越南侨民创办的学校存在。

结语

柬埔寨由于语言国情的特殊性，语言政策的驱动过程也体现出了自身的特点。从最早的民族主义促使高棉语的发展，到独立后为构建国家认同大力推进高棉语，再到当前在语言的工具价值的驱使下形成的开放、宽容的外语政策，以及在多元主义大环境下形成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其语言政策制定的驱动力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和语言政策制定者的目的密切相关。当前，作为国语的高棉语为绝大多数的柬埔寨人认同；对少数民族语言和高棉语方言采用多元民族主义政策，允许在教学中作为双语使用；外语政策则走实用主义路线，强调外语的工具价值。基于以上论述，无论是华文学校的发展或是孔子学院（学堂）的成功，都必须立足在汉语的工具性上，只有掌握汉语后的收入预期处于优势地位时，才能吸引更多的柬埔寨人学习汉语，并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播，及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